深圳獲得國家指定為明年APE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峰會主辦城市，相信香港上下都會眼饞，為什麼不是香港？這個問題先不討論，值得討論的是中央政府的扶持，收益可以是這麼的多、這麼的巨大。
香港在對外推廣或者介紹本身時，特別強調香港的獨特地位，諸如單獨關稅區、自行發行貨幣、立法與司法地位、實行普通法等。這些都沒有不對，但少說、或者避說是中國的一員。現在國際格局已經變化，獨特地位仍然存在並且有用，唯強調的順序要改一下：先說、多說香港是中國的一員，也可以自詡為重要的一員，這對獲得外國的重視，是更重要的作用。
港能辦大型會議 但對格局認知不足
深圳能夠成為APEC 峰會這樣的國際盛事主辦城市地位，重要性有目共睹，甚至有評論認為，這將重新界定粵港澳大灣區龍頭角色。是否如此，引起關注而有待觀之。香港若然能夠有如此隆重的待遇，好處毋須贅言，關鍵是令國際社會另眼相看，看重香港在國家結構的重要性，以及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期許地位。
中央政府也並非不想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香港曾獲中央支持在2014 年主辦APEC財長會議，只是因為不爭氣，發生佔中事件而無疾而終。香港亦有主辦大型會議的能力，在會場設施、保安能力、接待安排等都可以，唯主要是對格局的自我認知不足。
香港出席APEC峰會，以中國、中國香港的角度，觀察時局變化，以及各國代表之間的互動，如何對地緣政治產生影響。面對來自亞太地區的領導人，講的是政治──是這個地區的地緣政治。
以特別城市身份代表國家
香港能夠成為APEC成員，全國其他省都沒有這份殊榮；而且按照傳統，特首坐在國家主席旁邊。香港於1997年之後能夠繼續成為APEC成員，是一國兩制的特殊安排。特首坐在國家主席身旁，原意有待稽查，但對外的觀感是：香港是中國的一員，也是重要一員，所以，香港是以一個特別城市的身份代表國家。阿聯酋、新加坡等國領導人會見香港特首，也是着眼於如何透過香港，跟中國打好關係。
關稅地位、貨幣發行、法律與司法權限，統統都是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十分特別。但這些特別條件，是可以成就一些特殊地位的條件，這些條件本身並不可以為香港帶來什麼；只有國家可以為香港帶來效益。
以香港與韓國商品貿易為例：2024年香港與韓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是3559億港元，其中出口韓國總值688.16億港元。香港的貿易繁盛、國際貿易中心地位不斷加強，主要因素是什麼？香港去年出口韓國的貨值，有約10億港元是香港本地產品，主要是珠寶、金飾等，當中究竟有多少是內地加工的，還不知道；但其餘678.64億港元貨值的產品是轉口貿易，主要是電機、家電、通訊器材與零件等產品，這些商品絕大多數是從內地經香港轉口韓國。
在提及香港與韓國貿易，只講香港的獨特地位，而不說或者避開不說國家的因素，是不對的。緣何不說或者避說，不好妄自猜測，唯有些可能是認知的問題，香港根本不完全知道國家、中央政府的地位與作用是什麼。
一個最簡單的例子：金鐘政府總部大門的牌子，中文是「政府總部」，不提特區政府，或者是從簡略角度考慮，無可厚非，不過英文是「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Central Offices」可以解作總部不錯，但「Central Government」是否也會令人誤會，是「中央政府」的意思？香港的對外身份，應該以代表國家為先，雖然現在所有文件都是「中國香港」，唯意識上還是有待提高。
重新排列香港在國際交往中的定位，是重要的。不是不提香港的獨特作用與地位，參與其中的國際政治與商界人物，都會知道。如果第一次接觸，比如出席明年APEC深圳峰會，參與者無論經香港到深圳，或者在香港出席分會場會議，都會親身感受到，來往香港與深圳，要通過兩個出入境關口，而且可能接受兩地海關檢查。是否感到麻煩不說，但肯定知道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特殊安排。
港對外交往 國家因素起關鍵作用
香港在這種情況之下，更加要將代表國家突出放在第一位。這個轉變，部分原因是國際地緣政治造成的──美國要全方位打擊中國，在制訂打擊措施時，將香港納入其中，唯兩國之間的談判，美國要放寬對中國的關稅稅額，同時也要包含香港，並沒有因為關稅區或者貨幣制度而改變。其他國家要跟香港貿易或者開展其他交往，首先考慮的是中國這個因素。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中國這個因素都會起關鍵作用。
香港特區政府不同部門，可以單獨到外國推廣香港及本港金融產品。提出獨特地位與安排，固然需要，但首先說是代表中國，雖然有「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對方也會心照不宣，唯將給不給面子說成是「給不給中國面子」，談判地位與籌碼都截然不同。
香港對外交往代表中國，是政治問題、也有實際好處，不過歸根結柢，是對格局的認知問題。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