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由一個議政時代迅速轉軌到訓政的時代和社會──在追求確定性的同時，亦帶來了更多的不知之不知，未來禍福難料。
在特朗普主義下，全球治理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二戰後由西方尤其是美國主宰的全球格局，正逐漸崩解。早前舉行的上合組織峰會與閱兵儀式，正好反映中國向重塑全球治理體系全面邁進。
商業IP、串流平台、視影動畫席捲全港──香港無緣問津現時的新經濟熱潮，與背後的舊思維舊經濟桎梏有關。在各地都積極轉型新經濟的環境下，香港各行各業的改革已是刻不容緩，可是從近來種種跡象來看，社會改革的呼聲與決心已不復存在。而近來關於人口政策的爭論，實質上更反映一種倒退，在改革問題上大開倒車。
梁振英嚴守港人優先的立場，強調特區政府首要服務對象是本港居民。他批評香港社會高才通及購房資金通等政策損害港人利益。但可悲的是，今天夠膽出來批評政府政策的，看來就只剩下梁振英一人。
內地巨企大規模攻港，重塑香港零售餐飲格局，導致本地營商環境更趨蕭條，甚至令倒閉潮惡化。目前香港的情況極之被動，本地商戶營商環境困難，自身難保，無力推動轉型，也沒有條件創造出新商業模式。
陳國基因「世紀暴雨」的預測，提早宣布停課。今次決策背後所反映出的，是一種粗放式、避險性的決策和思維，結果不但令人無所適從，而且長遠也會令市民擔心一些習以為常的機制和做法，會一夜之間遭推翻或棄用。
特朗普決定參戰，也許是一向主張"MAGA"（讓美國再次強大）、拒絕美國被捲入國際事務的他，使美國重投國際事務的重要契機。
疫情之後香港與深圳兩地在交通、經濟、文化等方面迅速融合，逐漸邁向同城化，形成一個更緊密的城市群體。同時，港深的主客之勢亦開始逆轉。
香港物價高昂，兩餸飯興起，反映市民消費降級。此現象衝擊餐飲生態，扼殺飲食文化，更體現社會無力轉型，未來堪憂。缺乏向上流動，港人被迫節衣縮食，只能卑微地追求目標。
在這種大環境之下，可以令很多好事變成壞事。無論是擴大一簽多行、「盛事之都」、「搶人才」或「內聯外通」，在目前當局的心態與做法下，最終只會掩蓋了真正的問題，麻痹了自己，永遠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
對於除全球超級大國（如英國或法國）之外的國家來說，主權已不復存在；一種新的帝國形式正在流行，它透過政治控制而不是直接獲取所有權或軍事入侵，經濟開發領土。
這次特朗普的政策，終於令美國在金融市場上一直提出的美國例外論受到質疑，已動搖投資者對美國作為避風港的信心。美元終有一天會像以往西班牙披索般被取代，令美元特殊地位面臨終結。
無論長和採取哪一個選項，同樣會面對嚴重後果，基本上不存在一個「正確」選項──這或許就是今天香港的縮影。
香港經濟陷困，百物騰貴。長遠規劃不足，產業創新乏力，社會瀰漫得過且過心態，泡沫破裂，前景堪憂。
儘管特朗普經常胡來及語不驚人死不休，美國確實也到了一個必須改變其一貫二戰後角色的時候。與此同時，二戰後或冷戰後的世界秩序亦面臨重大變遷，我們可能將迎來一個「後單極霸權時代」。
本港房屋政策很大程度是自相矛盾及自我挫敗的；而且由於房策與社會和其他政策範疇環環相扣，一旦如目前般暴露出重大破綻，社會便會陷入結構性的矛盾。假如政府又一次能夠扭轉財赤或經濟僥倖復甦，真正問題與矛盾仍無解決的話，香港還是早晚會重蹈覆轍。
特朗普開啟常識革命，全面改造美國社會意識形態，有意重現麥金利時期的經濟快速增長。特朗普2.0中鼓勵競爭、重效率的傾向，更是法家思想核心觀念。
以前一國兩制是為了成就香港，現在卻是香港在成就一國兩制，助它踏上國際舞台與新台階。依筆者所見，隨着國際形勢與經濟環境日趨嚴峻，內地需要吸引更多外來投資，可能繞過大灣區直接與國際接軌。
在不能看淡國家和香港長遠前景的前提下，即使特區政府連年出現巨額赤字，也只能夠在一個失效的模式之上繼續加碼。
港府財赤連年破千億，恐陷結構性入不敷出。中央加強控制的同時，港府管治水平下降，經濟疲弱，財政惡化，步入「國家政權內捲化」。政府宜重管理效益而非控制權威，善用香港傳統優勢，方能解困。
一旦市場秩序被替代或破壞，不但經濟狀况無法改善，而且高度集權的政經體系的自身秩序，將會進一步啟動中國歷史上的制度慣性，並與之合流。
面對這個兵家必爭的旅遊零和遊戲，香港一方面繼續以「盛事之都」迎戰，另一方面卻仍停留在郵輪抵港後不夠的士這種水平，實在與自動棄賽沒有多大分別。
既然中國期望特朗普願意做交易，那麼北京和香港還是不要把話說得太死或太盡，需保持一定的靈活性與開放性，否則只會是緣木求魚。
我們對機構文化的重視，卻遠遠不及Netflix這些企業，令香港出現了嚴重的「文化/管理赤字」。政府一方面可以對整體改革隻字不提，另一方面卻突然宣布劏房合法化這種重大政策決定，其行為準則令人瞠目。
先師預先列出了10多個未來常規戰爭的假設場景，當中自然不乏中俄軸心對美國、中國對美國等例子，現已不幸一一成為事實，背後充分展示出「格雷流」戰略體系的優勢與價值。
香港大格局面臨的近因之一固然是內地經濟環境惡化，但更根本的原因恐怕是今後內地難以再一次為香港提供如過往的機遇。
回想當年政府仍有管治威信，香港多少也處於順境，要解決的問題不過是要改善貧富懸殊、令社會公平一點，而不是像今天般需要大刀闊斧改革，以達至經濟轉型、為香港另覓出路。
從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大戰略，總不能跟它的原本設計偏離得太遠，否則將難以持續。美國自從冷戰勝利後，便把咸美頓主義拋諸腦後，大搞政權更迭和「意識形態十字軍」，令其霸權盛極而衰、國家債台高築。
整頓吏治及官場風氣已成為改革香港的核心與關鍵。對於香港特區日趨「中國化」的官場來說，解決辦法自然也須是中國式的。而中國歷史上整頓吏治和搞改革最有辦法的人，可能是雍正。
中國邁向海權強國之路，大體遵從馬漢的邏輯，以商業、政治、軍事這三大要素為基礎。誠然，中國尚未能達至三者的有機整合，亦傾向慣性地以陸權思維來看待海權概念。但只要能重新審視海權理論，定能實現其大戰略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