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國務院宣布，任命周霽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免去鄭雁雄的中聯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職務。
既然本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附屬法例已經訂立，現在免去鄭雁雄的職務，由明顯較具治理能力和經驗，曾任湖北省委常委、河南省委常委的周霽接任，實在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周霽的任命，很大程度亦顯示中央認為中聯辦主任換人，比起特首換人將會更見成效，有助香港全力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儘管周霽重申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但新上任的周霽6月1日便即落區調研，盡顯其風格，據說事前沒有知會特區政府，反映出中央與港澳辦有意更深入參與香港的地方治理，同時希望深入了解香港實際情況和市民生活。
港深主客之勢逆轉
周霽接掌中聯辦，不少建制人物認為，反映中央希望加大力量，更好落實北京對港政策，包括加強港深合作、推進河套創科和前海的發展。也有消息指，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計劃本月訪港；如果包括這次訪港，將會是夏寶龍連續三年來港考察。但假如我們留意到夏寶龍在去年11月亦曾南下深圳，主持香港工商界座談會；今年2月，夏寶龍又在深圳前海與河套考察，其間會見政務司長陳國基等多名香港特區政府官員。事實上夏寶龍更經常訪問深圳，對深港合作和香港融入大灣區顯得更為重視，不斷在考慮兩地的合作和協同。
相反香港這邊，仍停留在關注港人北上熱潮、如何讓市民留港消費、內地旅客等問題，看不見隨着港深正在火速邁向同城化，整個格局亦隨之改變。
回顧過去，至少在林鄭月娥時代，港深合作是以兩地不會發生同城化為前提的。但時移世易，疫情之後香港與深圳兩地在交通、經濟、文化等方面迅速融合，逐漸邁向同城化，形成一個更緊密的城市群體。
同時間，港深的主客之勢亦開始逆轉：除了港人大舉北上之外，現在只要有內地人參與的會議，大部分也會選擇在深圳而不是香港開會──誰叫內地各地來往深圳的班機又多又便宜？夏寶龍主任經常南下深圳召開座談會，其實也是同一道理。此外，深圳市常住人口至2024年末已直逼1800萬人，每天在深圳生活的人口超過2300萬；而香港只有753萬人口，日後兩地的合作與融合，幾可肯定深圳才是主體。這個主客之勢，未來將更為明顯。
嚴格來說，目前的港深同城化，很大程度並非政策推動或頂層設計的結果。深圳與香港由於交通往來日趨便利，市民在兩地之間的活動日益頻繁；加上消費文化接近，而逐漸邁向同城化，基本上是市場化驅動之下實現的高效流通與融合，不受城市的資源配置或行政管理體制的制約。這與官方那種講求深化合作、優勢互補、規則銜接及機制對接，建設河套合作區、前海合作區等，完全是兩回事。前者可謂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後者則需要大量的政策支持，以推動各方面的協同發展，步伐不會太快。
面對這兩種不一樣的深港融合或同城化，特區政府對於官方那種融入大灣區、深化港深合作，只有跟隨的份，沒有絲毫主導權，卻須不斷投入資源。而特區政府對於民間主導的港深同城化，基本上是束手無策，只能消極地應對；任何讓市民留港消費的措施，在物價差距及內地所給予的優惠面前，只會瞬間被擊得粉碎。以前人們還會想像香港面對深圳是一種怎樣的競爭格局，唯現在無論是那一種同城化情景也好，特區政府都是無能為力，恍如呈半放棄狀態。
兩制一體在深圳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前副院長盛力教授以前在討論「橫琴方案」的時候，提出了「兩制一體」的概念：「過去我們一直說一國兩制在港澳，現在進入了一個比較高級的階段，就是『兩制一體』，兩種完全不同的制度融合在一起進行試驗。如果成功的話，將為進一步提升一國兩制、為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提供幫助。」
儘管對中央而言，兩制一體或許尚未實現或成功，但筆者認為當今深圳已很大程度體現出兩制一體──它在立足「一國」、充分吸收「兩制」的優點之下，創造出一套新的經驗與模式，展示出強大的政策能力與競爭力。
相反，香港特區及一國兩制說穿了只是社會主義國家之下的一個資本主義城市，一直只是因循沿襲地固守着同一種資本主義制度，仍然停留在「50年不變」的思維與模式，從未把「兩種完全不同的制度融合在一起進行試驗」，因而無法進入一個比較高級的階段。所以，一國兩制在港澳，兩制一體在深圳，才足以解釋今天實行社會主義的深圳最具競爭力，實行資本主義的香港反而缺乏競爭力這種矛盾現象。
同城化改寫地理概念
特區政府完全低估了港深同城化背後的意義，仍然把問題定性為港人北上消費熱。不過即使是這樣，也會同樣認識到今天香港任何一個地方，只要距離市區或消閒區稍遠，不少人都會二話不說直接上深圳（當然新界區早已成常態）。這樣對香港未來發展任何新地區都相當不利，只要稍遠一點，便可能吸引力頓失。
今天港深同城化的程度，亦可能令「橋頭經濟」及相關概念變得過時──以現在兩地交通的便利程度與直達性，所謂「橋頭」，只是物理上存在（因為仍有大橋），但理論上很可能已經不成立；未來因同城化關係，該效應將更為明顯。這對於正在密鑼緊鼓發展的北部都會區而言，可構成一個可以令整個概念失效的存在危機。當局或有需要重新評估成效與風險，不能單憑想當然耳。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