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關稅戰風起雲湧，美國總統特朗普初逢挫折，卻意外地開創一個新時代，世人可能正在見證美國的異化甚至墮落。這過程中普世價值的崩潰、人們失去終極價值的危機，也令一群人開始出現精神或信仰危機。不過只要我們將目光放遠一點，不難發現這是歷史的一種趨勢，並且已不止一次發生──我們目前面對着與18世紀如出一轍的困境，在18世紀末這個最深刻的政治危機被稱為「啟蒙時代的終結」（the end of enlightenment）。
與筆者有類似想法的，是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現代史教授Richard Whatmore，其最新著作即為《啟蒙時代的終結：帝國、商業、危機》（The End of Enlightenment: Empire, Commerce, Crisis）。
從1945年二戰後延續至今的「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在不少方面以至人們心態，也跟17至18世紀初的啟蒙時代非常相似──到了18世紀初，自由主義價值觀正不斷擴展，革命取代了暴政，民主、人權和憲政初露端倪，這一趨勢逐漸蔓延到歐洲、北美乃至地球各個角落。另一方面，《威斯特伐利亞條約》（1648年）、《比利牛斯條約》（1659年）和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復辟（1660年），均因建立了足以防止宗教戰爭再次爆發的宗教寬容形式和國家邊界協議，而廣受稱讚，令人們盼望當時法國這樣的君主專制國家和英國這樣的自由國家能夠共存，同樣尊重公民自由。
又一次「啟蒙時代的終結」
這幅18世紀的願景，早已在受過教育的人心中根深柢固，以致幾乎所有學者在研究該時期時都接受了上述框架。亦正因這樣，當這一切面臨崩潰時，幾乎每一名啟蒙理論家都認為，他們正在經歷一個前所未有的動盪和危機時期，若不慎跌落，文明將會終結、自由將會喪失、貧窮將會泛濫，新形式的奴隸制將隨之出現。這固然可作為一種反思與警示，但很大程度亦反映今天人們普遍希望的幻滅，不願承認一個新時代與歷史趨勢的形成。
儘管如此，Whatmore教授的觀察卻是深刻和警世的，令人驚嘆歷史的相似性與重複性。作為第一個全球化時代，於18世紀，發展商業成為各國首要戰略，為擴大市場、增加利潤，重商主義盛行。當各國開始為貿易控制權而互相競爭時，國際關繫的規則已被顛覆了，歷史上即將首次為貿易和帝國而掀起全球戰爭。
以下是18世紀常見的斷言，卻與今天特朗普時代的情况無比相似：對於除全球超級大國（如英國或法國）之外的每個國家來說，主權已不復存在；一種新的帝國形式正在流行，它透過政治控制而不是直接所有權的獲取或軍事入侵，來對領土實行經濟開發──羅馬變得不那麼重要了，現代迦太基找到了致富和建立帝國的新途徑。
在國內，新形式的排外主義發展起來，外國人和敵對國家被指摘為危害本國經濟健康的罪魁禍首。在由選舉產生政府的自由國家中，倘能夠說服人們將衰退的責任歸咎於外國人而不是本國政治人物，那麼選舉就能輕鬆獲勝。貿易戰為社會的特定群體帶來巨額利潤，最明顯的一類人被稱為金錢利益集團，他們的財富來自對政府債券的投資，或者他們能夠利用帝國的商業依賴因素來獲得巨大個人利益。
以下幾句更毋寧說是全球民粹時代的寫照：「凱撒式人物的崛起、帝國的壯大、對公共資訊和選民的操縱、對危險的『他者』（the dangerous other）的執着，以及導向暴力和革命的各種國內動盪──所有這些都是可以解釋的，也是完全可以預料到的，它們都歸咎於啟蒙時代的終結。」這對於啟蒙運動的捍衛者來說，毋疑是個前所未有的危機。不過我們也不要忘記，在啟蒙時代終結後，世界迎來了大國鬥爭與帝國主義的最蓬勃時代。
美國要取勝 唯有自己打破規則
《外交事務》期刊一篇題為〈中國已經重塑國際系統〉（China Has Already Remad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的文章，作者Michael B. G. Froman指出在美國長年的對華接觸策略下，不但沒有將中國納入全球規則體系（rules-based system）或將中國「變得更像美國」，反而今天美國的行徑更像中國。該作者將這些發展，歸因於美國最初「錯誤地」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無獨有偶，在另一篇回顧「歷史的終結」的文章中，其作者也指出自從中國加入世貿以來，美國變得愈來愈像中國，這恰恰是「歷史的終結」的相反。
由此可見，讓中國加入世貿，在後世可能會被視作美國的「千古遺恨」。不過筆者認為更關鍵的原因是，作為一種歷史的慣性，統治者始終敵不過中央集權甚至一人專政的誘惑。而特朗普及其黨人亦親眼目睹中國在政治集中制下，如何取得飛躍發展，相反美國政府卻債台高築，有步向衰落的危險。既然他們認為中國的成功是由於長期「系統性地」違反世貿組織基本規則，他們也了解到，事到如今的唯一辦法就是自己打破規則；而民眾排外主義盛行，對制衡及自由民主的運轉機制的耐心急劇下降，也助長獨裁統治蔓延。
另一方面，特朗普以關稅戰作為其最主要的「戰爭」手段，實際上也是向中國的「超限戰」取經與過渡，也變相令美國的行徑變得更像中國。儘管初戰失利，唯本質上關稅戰是一種攻、守、和、戰、經濟、外交俱備，一體多面的「戰爭」模式和手段，對盟友和伙伴也具一定作用，也可作為持久戰之用。最重要的是，關稅戰能夠「不戰而屈人之兵」，毋須以軍事戰爭便可取得優勢或勝利。筆者相信這也是特朗普認為即使關稅戰會對美國造成可觀的損害，也堅持使用的重要原因之一。毋須打仗便能夠達至勝利，讓國家承受的風險降低，其實已構成最充分理由。
羅馬vs.迦太基2.0
上面有關啟蒙時代之終結的討論，亦帶出了我們今天看中美關繫，不應只關注修昔底德陷阱，反而可從羅馬與迦太基的爭霸中得到更多啟示。上文已提到，「羅馬變得不那麼重要了，現代迦太基找到了致富和建立帝國的新途徑」──是迦太基（中國）的新型經濟霸權及漢尼拔的嶄新戰法，令羅馬（美國）吃足苦頭。
這與今天中美之爭可謂如出一轍。但更重要的是，在這場爭霸中，羅馬共和國出現了異化和變質──打敗了迦太基的大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戰後雖無建立獨裁，但其作風已為共和國後期那些權力完全不受約束的軍閥開了先河，最後發展成凱撒的獨裁及羅馬共和之結束。羅馬的歷史，或有一天會在美國重演。
《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的作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於2022年3月表示，其「終極噩夢」是中國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俄羅斯支持中國大陸入侵台灣。福山說，若這種情況真的發生，並且成功了，「那麼你將真正生活在一個被這些非民主國家主宰的世界。如果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都無法阻止這種情况發生，那麼『歷史的終結』就真的結束了」。
這也是今天自由民主國家面對的最重要問題：選擇自己塑造歷史，抑或讓別人為他們塑造歷史？特朗普明顯選擇了前者。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