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天津上合組織峰會期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印度總理莫迪會晤。許多評論人士認為，此次會晤預示中印關係可能「重啟」。他們同時認為，此次會晤意味着雙邊戰略關係可能得到鞏固和深化。
雖然會晤為雙邊關係的戰術性重啟提供了關鍵契機，但並未對中印關係走向正常化做出實質性調整。雙方建立了一個基礎，但這個基礎十分脆弱。
峰會一周後，巴西召開了金磚國家領導人特別峰會。莫迪派出經驗豐富的外交官蘇傑生作為代表。巴西和印度藉此機會批評某些地緣政治行為體將貿易和金融武器化，從而「增加了貿易壁壘，使交易變得更加複雜」。但是，兩國都避免公開譴責美國。
過去兩個月，莫迪曾致電為特朗普慶生，委託蘇傑生在聯合國大會期間會見美國國務卿魯比奧，並在10月初肯定了兩國貿易談判取得的「良好進展」。特朗普反覆無常的言辭和姿態明顯損害了兩國關係，而且印度公眾普遍認為，莫迪的反對者也部分認為，這體現了他內心對印度的漠視。但是，印度仍然不願脫離美印之間長期存在的經濟關係，以及尚處於萌芽階段的軍事安全夥伴關係。
中印關係重啟的巨大風險
對中印兩國領導人而言，設定底線有非常明顯的戰術意義。對此，近期的討論出現了兩種主要解釋。
第一種觀點認為，特朗普在貿易政策中對印度的武斷對待、在烏克蘭戰爭和印俄夥伴關係問題上的雙標，以及在四方安全對話等小型多邊組織問題上的搪塞，助長了德里內部長期存在的、擔心美國對該地區戰略承諾的聲音。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士，包括國家安全顧問阿吉特・多瓦爾和外交部長維克拉姆・米斯里，都主張對華採取更務實的態度，這對推動轉變發揮了關鍵作用。首先，多瓦爾牽頭與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進行了多輪會談，最終在8月就邊界問題達成十點共識。
第二種觀點暗指中印兩國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日益增長，東盟（夾在中印之間）、拉丁美洲、非洲、中亞和西亞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地緣政治地位不斷上升，以及，中印兩個大國在合作推進這些地區的全球治理方面存在共同利益。雖然中國官方言論熱衷於支持這種觀點，但中國俗語「同床異夢」體現了它的局限性，表明它無法作為兩國真正結盟的基礎。兩國政治領導人正在激烈爭奪對崛起的全球南方的影響力。中國靠的是製造業產品和基礎設施發展，印度則憑藉其新興市場、人口和人才紅利以及服務業優勢。
雖然中美關係仍然是中國世界觀和戰略力量的重要支柱，但對中央政治局委員來說，中國在全球南方國家和全球治理結構中的地位也日益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這種側重點的轉變，體現於中國領導層近年推出的四項全球倡議。這些倡議的地域範圍更加分散，主題更加廣泛。它們對鞏固中國政府彰顯合法性的努力至關重要，它不僅面向國內，也旨在爭取全球南方，中國渴望獲得它們的認可。
同樣，印度領導層對美國與巴基斯坦關係升溫極為警惕。兩國關係之所以升溫，是因為特朗普和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阿西姆・穆尼爾的私人「友誼」，以及他們對加密幣的共同興趣。或許最能體現這一點的，是巴基斯坦總理謝巴茲・謝里夫在加沙和平會議上熱情稱讚特朗普是「和平者」。
事實上，印度次大陸很可能正在經歷近年來最顯著的格局變化，巴基斯坦在地緣軍事問題（例如針對阿富汗塔利班）和經濟結盟（減少與中國的接觸）方面與美國走得更近。但這是否使中印深入合作更加緊迫，並為其創造空間，還有待觀察。
持續存在的障礙
然而，我們不應錯誤地認為中印關係改善很容易。兩國都擔心被對方「包圍」或「遏制」。印度評論員和專家一再將中國與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尼泊爾和馬爾代夫等鄰國的夥伴關係和交往稱為「包圍圈」的主要標誌，少數人甚至提倡「反包圍政策」。擴建印度海軍基地、與中國的外交政策競爭對手建立更持久關係，將成為應對戰略的重要內容，其目的是阻止中國在印度洋獲得更多戰略資源。
貿易和投資壁壘依然堅固。在印度，根深蒂固的保護主義情緒意味着進口限制、許可要求和檢驗程序仍然是中國企業進入印度市場的阻礙。認證和審批仍然是官僚主義不確定性帶來的關鍵障礙。另一方面，儘管中國承諾進一步「開放」，但由於在調整工作條件和對商業運作方式的期望上存在挑戰，中國很多市場對印度投資者和出口商來說仍無法進入。雙方在技術上的相互限制，尤其是印度對中國電信行業設置的壁壘，仍將是爭論的焦點，尤其是在中國企業尋求實現供應鏈多元化，脫離高度內卷的國內市場的背景下。
撇開領土爭端、經濟競爭和技術安全化不談，最根本的問題是兩國缺乏相互了解。能夠經常往來，或在對方國家居住的印度和中國公民數量低得驚人。截至2023年，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印度人約為5.6萬，而生活在印度的中國人數量目前尚無可靠統計數字。如果兩國人民不去對方國家見面、交流和生活，又如何能夠真正地了解彼此呢？
易取得的成果？
目前的障礙沒有快速解決方案。然而，如果希望中印關係真正長期蓬勃發展，我們必須從一些易取得的成果入手。
首先，應大幅提升學生和學術交流的數量、頻率、深度和質量。儘管簽證發放仍將是遊客和普通出行的障礙，但兩國教育部應着眼於大幅簡化流程，並推廣相關渠道，以便兩國學生和高等教育群體能前往對方主要教育目的地，例如中國的北京、上海、南京和廣州，以及印度的德里、孟買和班加羅爾。從降低簽證門檻到開通甚至優先開通部分直航，可以做更多事情，從而鼓勵由民間人士（主要是研究人員、教授以及與他們共事的年輕人）開展城市間交流。
第二，深化橫向接觸（邦／省層面）和縱向接觸（以技術官僚部委／官僚機構為中心，例如財政官員和學者、律師和法官，甚至建築師和土木工程師）。通過分享共同點和最佳實踐，重新構建雙邊關係，使之去政治化，並提供可論證的證據，證明中印之間建立共同利益並非僅僅是假設。
事實上，香港作為中國領土上唯一實行普通法並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特別行政區，完全有能力成為中印之間真正的橋樑。特區政府應該遊說印度外交部，重新向香港護照持有人簽發已暫停的電子簽證，並將實現互免簽證待遇作為中期目標。
這些易獲得的成果看似微不足道，然而，如果沒有點滴改變，偉大的轉折就無法實現。橋樑建設者必須一步一步前進，不被噪音或可能的反彈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