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紀中葉以來，香港一直是思想、資本和人才流動的通道和樞紐──既從中國流向世界，也從國際社會進入中國。這座城市歷經地緣政治動蕩的起伏，不僅堅持下來，而且蓬勃發展。從冷戰到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重大金融危機，它一次次在逆境中變得更加強大。
的確，在世界上人口最多、政府主導的社會主義經濟體中，存在一個低稅收、零關稅、資本主義且本質國際化的城市，這似乎令人難以置信。但香港的獨特性具有根本意義──不僅對其750萬居民，也對全國的14億人而言。
香港普通法的獨特性
對於中國國內質疑香港享有過多例外和特殊待遇的民族主義否定者，中國國家主席在2022年7月1日的講話道出了香港維持不同於內地的法律、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現實依據：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他承諾一國兩制將長期不變，並兩次強調香港普通法的獨特性──這座城市持續向世界展示司法獨立和自治的能力，對緩解外資企業在華經營的擔憂至關重要。出於務實探索的需要，中國需要香港保持差異，以促進其資本交易、經濟參與和新興軟實力的培育。
若失去國際認可的法治，香港的多數價值將不復存在。北京高層也認為模糊兩地法律界限並無實質利益。相反，香港司法體系可以且應當成為內地改革的範例。
然而，香港的發展軌跡面臨明顯障礙。在本地，官僚邏輯導致部分官員傾向於過度執行他們理解的上級指示。有時，被視為政治安全的行為會在複雜指揮鏈中被放大，而可能帶來經濟、象徵等效益但不夠安全的行動則會被擱置。
特朗普斷言香港已死
在國際層面，美國政界日益傾向於將香港視為其對華政策的組成部分。特朗普在首個任期內取消了香港自1984年享有的對美特殊貿易地位，通過制裁官員，將其與美國的經濟相互依存武器化，加速了政治疏離和信任破裂。北京視這些措施為挑釁，體制內保守派認為須任命與美國聯繫較少的官員。
儘管拜登政府大體保持香港作為非正式接觸窗口的地位，但特朗普重返白宮後，否定一國兩制合法性的論調再次成為美國對港政策核心。特朗普團隊對來自內地和香港的商品徵收高達145%的關稅，無視根據世貿組織規定，兩地屬獨立關稅區的事實。
美國總統公開讚揚「對香港穩定繁榮至關重要的開放制度」的日子已一去不返。當下的主流敘事轉向隨意援引政治敏感個案，草率斷言「香港已死」。
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亟需改革
事實上，香港雖受過去十年地緣政治動盪衝突，但遠未終結。六年前我在《時代雜誌》撰文指出，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亟需改革──應認真傾聽普通市民聲音，包容城市獨特多樣性。為在全球秩序碎片化時代保持價值，香港須聚焦三大重點：
首先，教育是橋樑建設的關鍵。香港私營部門應主導設立更多獎學金、研究資助和基礎設施支持，吸引美國學者、學生。在美受麥卡錫主義氛圍影響的華裔科學家，也可受益於香港的開放。事實上，香港頂尖大學已迎來大量政治學和社會學知名學者。
擴大招聘範圍吸納「第三文化」應屆畢業生──他們可能來自全球南方國家，在美國接受過長期教育，並尋求靠近原籍國的便利基地──這類人才很可能成為連接所謂東西方的重要橋樑。但破除成見和刻板印象必須從更早的年齡開始──中學（特別是國際學校）應與美國對口學校建立交流合作。
要使這些交流保持相對低調──避免過度政治化──需要相當程度的策略技巧，因此，官方政府介入愈少愈好。應當充分挖掘家族辦公室、慈善家和非牟利組織的善意與興趣來建立此類合作，這些機構在法制透明度較低且相對封閉的內地市場往往難以開展業務。
其次，香港應該將自身定義為國際交流橋頭堡，推動國際二軌對話。這座城市可以努力承辦更多次國家級（如州級、市級甚至地方層級）的內地與美國對話交流活動。2023年，加州州長紐森訪華首站選在香港，與各背景的本地利益相關者互動。未來數年應持續推動地方層面的文化、藝術和環境合作。
能接觸關鍵政治人物的非政府行為者（如前官員、資深投資者、知名學者）也可在傳遞可信訊號方面發揮關鍵作用。香港大學近期接待美國前副國務卿坎貝爾的訪問，正彰顯本地高校作為更開放討論空間的戰略價值。
全球治理重要議題的論辯堡壘
最後，在當今世界日益面臨勞動力自動化、公共衛生危機、糧食與能源短缺等挑戰的時代，香港亟需成為全球治理重要議題的論辯堡壘。從應對人工智能自動化對勞動力市場的衝擊，到協調發展融資或綠色金融領域的合規標準差異，香港應在諸多領域努力填補空白。
這一提議的妙處在於它能充分發揮香港的優勢。與其在大灣區先進製造業領域競爭，不如成為相關政策和政治討論的主要樞紐。人們常說中美應在氣候變化、AI安全和公共衛生挑戰等議題上展開合作──但以何種目的、遵循哪些規則？這些正是中國最開放的城市應當着力探討的問題。
這一切都非易事，離不開私營部門和公民社會的努力。但在犬儒現實主義與盲目樂觀主義之間，總有第三條道路。
正如已故學者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曾對我說：「中美需要更多相信彼此偉大之處的人──儘管兩國根本不同，但人民仍有許多共同點。」
願這種精神長存。
原文刊於「中美聚焦」網站，中文版刊於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香港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涵蓋威權政治、公民政治和道德責任、殖民歷史，以及東亞各國（尤其是中國）的政治與外交政策互動。曾在牛津大學和史丹福大學教授本科生政治學課程。黃裕舜是2020年羅德學人，獲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政治理論碩士學位、哲學、政治與經濟學學士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