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緣經濟優勢是得天獨厚，主因是依傍中國內地。與內地交惡時，內地的優勢轉移到港；與內地友好時，內地的發展外溢至港。這樣一塊福地，弄得不好，責任在主政者：不是利用優勢，反而因各種因素，例如既得利益和存心不良，心存破壞香港與內地之念，以至執政者愚蠢無能或剛愎自用。
所以，香港在英治時的發展，不在於英國殖民地政府的能幹。回歸後的差錯，也不是香港優勢全失，只是執政者不懂順勢治理之道。因他們殖民地時期積累的經驗和跟既得利益或明或暗的勾結，與香港逆勢而行，破壞原來優勢。即使美國策動的顏色革命，本可輕易鎮壓，卻執着於殖民地與美國的教誨，放任縱容，致外敵群集，利用內部一直以來卻並不嚴重的矛盾，幾乎顛覆政權。
中國干預，由亂入興，但怎樣興呢？執政者茫然無策，幸而有內地因素，香港還可經濟復甦。
香港的特殊角色
一是香港有內地億萬人民可作旅客，旅遊業可保基層就業與生活。即使內地旅客消費不如前，總量還大。二是香港一直是內地洗錢和資金外流管道，官商勾結，始終禁不了，造就了香港在國際資本撤退後，仍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只是服務對象是內地以合法或非法形式在國際流竄的資金。
三是香港一國兩制構成特殊交易利潤，養着失去國際依靠的西方專業。而在今後，香港更可成為中國的國際教育中心，讓深受內地體制摧殘的學子有一個逃亡之道，也可借此由中國人轉變為外國人，把內地積累的資產、人才轉移。
這些功能對內地有利有弊，但政府懂的話，可引導來保舊有優勢，建新的優勢。若還是好高騖遠搞國際中心、科研創新中心，一是只能作為內地科研產業鏈的一小環節，過度催谷更成浪費。二是大動土木擴大都會區，既鬥不過鄰近深圳的效率、成本和與內地資本、政府的關係，也看不到國際商業轉變，工商金融不再着地化，而是全球流轉，趨向虛擬。猶幸取消了林鄭荒謬的明日大嶼，可北部都會區機會不多，或淪為住宅和公屋區，港深大都會的中心還在中環和深圳的新市中心。
特區政府揚言深化改革，但改什麼、革什麼？香港的區域和國際定位全不提，政策只是小打小鬧，沒有理想、沒有方向。這或許是紀律部隊和政務官的文化所限制。香港什麼時候可脫困而出？
原刊於《東方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