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服人 高瞻遠矚──梁錦松憶與董建華共仕香江

文：你是香港大學學生70年代的傑出前輩，是學生會的活躍分子，曾經參加「海上學府」的歷練，並在那裏與董家結下緣分，關係維持了很長時間，可否跟我們分享？

梁：是的，1971年我升讀大二，當時董建華的爸爸（董浩雲），有一艘名為「海上學府」的船，不是很大，交給一家美國大學營運。當年給香港學生五個獎學金名額，兩個給港大、三個給中大，我有幸獲選，遊歷世界。猶記得我是在新加坡上船，那是一個改變人生的旅程。

董家於我有恩！

當時我的英文一般，船上大部分是美國學生，所以每天跟他們溝通，英文就變好，但更重要的是視野變得寬闊。兒時家貧，只曾去過澳門，但那次就能從新加坡一直向西行，因蘇彝士運河還未重開，我們繞經非洲前往紐約，下船後改乘飛機，再從洛杉磯經東京飛回香港。第三、最重要的是加強了我的愛國心。當然進入港大的年代，剛巧遇上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保釣運動，我多多少少都有參與；但在「海上學府」發生了一件事，令我對國家的感情深很多。

那時我們抵達南非開普敦（Cape Town），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之後。同時，南非正實施種族隔離政策，我年少氣盛，故意進入了一家標明“White Only”的餐廳，欲找麻煩，想着肯定會被人趕出來。豈料一位白人女侍應得知我是中國人後，她說中國剛剛重返聯合國，所以我是「榮譽白人」（Honorary White），並沒有趕我走，令人感到十分震撼。

如果國家不富強或沒有地位，國民是會被人看不起的。相反，中國重返了聯合國，海外華人得到了更好的待遇，至少不被歧視。歷經此事後，我變得更愛國，以至於1994年參加YPO（Young Presidents' Organization）活動時，被問到希望自己的墓誌銘上刻有什麼，我就寫下「希望別人記得阿松曾經為香港、為中國做過一些事情」。

之後，董浩雲先生差不多每一年都會叫上「海上學府」的畢業生在「香島小築」聚會，在那裏我結識了董建華先生，進入銀行工作後，我們也時有交集，但直到我加入特區政府籌委會以及隨後董先生宣布參選特首時，我們才有更多機會接觸。

我是1995年底加入特區政府籌委會，開會時，我有幸被編進由董先生和魯平先生擔任組長的一組。有不少趣聞，如唐英年的爸爸唐翔千先生是說寧波話的，但鍾士元先生普通話一般，所以二人溝通時常常弄得平日一臉嚴肅的董先生大笑。隨後，董先生在1996年下半年準備參選，那時他邀請我進入助選團，我義不容辭，因為董先生為人很好，加上董家對我有恩，所以一定支持。

獲邀助選及加入行會

當他選上特首後，便邀請我加入行政會議，所以工作關係更加緊密。當時有三位非官守議員負責特定範疇的工作，梁振英負責房屋、譚耀宗負責安老，而我則被安排推動教育改革。除了由1990年起擔任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主席，1998年起我也兼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與程介明、戴希立被外界稱為「三頭馬車」，他們至今仍然積極參與教育工作。

那時我們沒有很具體的教育改革藍圖，先是收集民意，並與教育各界達成一定共識後，才得出「樂、善、勇、敢」的目標（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我們在一年半內做了150場以上「演唱會」，除了在學校，還有在街坊會、商會、家長教師會聆聽地區和基層的意見。經過民意鋪墊、凝聚共識後，方便我們落實具體政策，如大學學制「三改四」，三個公開試變成一個、課程的整合創新都比較順暢的。

2001年，董先生邀請我擔任財政司司長，於是我就進入了政府，直到2003年離開。能夠獲董先生賞識，甚至負起改革重任，以至掌管公共財政和香港經濟運作，我是很感恩的。

以德服人 難應對政治挑戰

文：回看董先生任內挑戰很大，他後來都承認公關工作、危機處理做得不夠好，譬如港大校長鄭耀宗事件，如果處理得好，校長未至於要下台。作為回歸首任特首，董先生的政治歷練是否能夠應付到當時的挑戰？

梁：當時形勢很複雜，但董先生的工作態度極之嚴謹。那時很多人稱他為「7-11」，但我常說他比較像「430穿梭機」，因為他告訴我，早上大約4點多便起床沖茶或咖啡，接着開始看文件並準備很多問題。他曾經早上7點就打給我，那時我還只是行政會議成員，我就睡眼惺忪地接過電話，聲音還很沙啞，他說不好意思，問我平日幾點起床，我說8點。自此以後，他就變成我的鬧鐘，每逢8點就打電話來詢問政策上的東西。有一次我笑言「董先生，政策上的事情不如留給我們，你可多做些政治工作」。但他就是很有責任心，對政策的細節看得很足。

另外跟其個人風格有關。很多時候就算下屬做錯事，他都會出面「頂着」，皆因他為人胸懷磊落，英文就是 "taking the high road"，總希望能「以德服人」，覺得這樣做下屬總會折服、社會上會支持這，這方面我很尊敬他。

當時有很多預計不到的問題，有各種內部挑戰，接着就是金融風暴和沙士，他這樣的工作方法注定是很困難的。但回望他提出的許多倡議，當時若能做得到，今天的香港就會變得不一樣，他很有遠見、高瞻遠矚，但奈何執行時不是他一人可以完成，有些還沒做到，這個我覺得是天意。

高教躍進 董生功不可沒

文：當年他從商界轉入政府，身邊的智囊還有什麼人？

梁：其實很多人的，行政會議成員，後來的問責官員，許多都是各方面很精彩的人，但始終執行的不只是公務員，還有很多人，你要在一個「改朝換代」的轉折點順利地執行政策，談何容易呢？我覺得董先生做到平穩過渡，已經是最大的功績，也改變了許多事情，譬如我們推行的教育改革，之後十幾年一直繼續執行下去，起到了正面的作用。當然執行過程總會有各種的「異化」，這是可以預計的。當世界變得那麼快，教育是需要變的。目前香港是全球唯一城市，擁有五家位列全球百強的大學，這個不能不歸功於董先生。

還有，我記得擔任財政司司長的時候，資源緊缺，很多撥款都要縮減，但基本上沒有減省教育開支。另外，我建議董先生實施「配對基金」（Matching Fund），這是促使社會支持高等教育的一個重要舉措，同時抗衡院校的「分餅仔」文化。如果研究做得優秀，學系或學校才能吸引更多資金。董先生深明這個道理，也十分支持，令到優秀的大學以至表現優異的學系能取得更多資源，改變了香港高等教育的走向。

另一個改革便是1997年的母語教學政策。當年我跟董先生說，大學除了中文科，一定不可以轉用廣東話教學，只能用英語教學。例如，馬來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原本的教學水平不俗，但在馬來亞脫離英聯邦獨立以後，由英文改為馬來語教學，便失色了。在這方面，董先生也沒有說要深究，十分支持，由此可看出董先生的國際視野、高瞻遠矚。

文：我記得他請了一批國際專家擔任顧問，粒粒皆星，曾提出推動芯片製造業發展，可惜最後做不到。

梁：沒錯，如果當時做到田長霖教授的意見，香港就不是今天的模樣。

問責制命運 皆因命名差

文：董先生做了一任之後，發覺似乎公務員團隊未能達到他想發揮的作用，接着推出問責制。這麼大的突破，有沒有和你商量？

梁：我是以公務員身份進入政府，後來他提出要改變制度，我是支持的，因為這樣才能吸收多些不同背景的人士進入政府，我相信多元才會精彩，之後也吸收了很多各行各業的精英。我唯一認為它的中文名稱改得不好，因為「問責」仿佛就是說當某人有什麼不好，便一定要「打死他」、他必須要掛冠而去。我覺得不是這樣，它更像所謂的「部長制」，各人有專屬範圍，整體像一個內閣緊密合作。總的來說，我覺得方向是正確的，在實施時當然有很多改善空間。任何新生事物總有兩邊，但是我覺得方向正確。

獲邀任財爺 回應當年抱負

文：董先生怎麼遊說你擔任「財爺」？

梁：我擔任行會成員時都看到各種問題。有一天，董先生請我進辦公室，我以為像平時那樣聊天、問政，誰知道他邀請我擔任財政司司長。我二說不說便答應了，一來是董家對我的恩情，二來我很佩服董先生的領導，覺得他在這麼艱難的時間也挺身而出出來工作，而且當時我單身、沒什麼牽掛，當然義不容辭、一口答應。

文：當時很多校友都覺得，你願意減薪這麼多進入政府，很不可思議。當時是否擁有這麼大的抱負幫香港的財政扭轉困局？

梁：當時曾經有個記者問我是不是減薪九成？我就說不是，當然沒有解釋，實際上不止九成。但這不重要，因為一個人花的錢很少，更重要的是，這完全符合1994年時我寫下的理想：為香港、中國做些事。財政司司長不止掌控財政，轄下有六個局，包括經濟及商務、工業與金融。加上董先生親自邀請，不能推卻。

文：董先生最後完成不了任期，中途離職，會不會覺得很可惜？

梁：很可惜，但歷史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今早我撰寫了紀念董先生的文章，最後我寫道「永遠懷念他，我希望歷史會銘記他對香港、國家的貢獻」。他的貢獻不只在特首任內，之後他設立中美交流基金會、團結香港基金、編撰《香港志》，這些都是對國家、香港很重要的貢獻。他一生為港為國可以說是鞠躬盡瘁，歷史會記得他的。

文：後來團結香港基金成立，在南豐中心租置辦公室。你覺得基金會對香港發揮了什麼積極作用？

梁：當時他要找一處辦公室，基金不能浪費很多錢，他看得上我們，我們當然要支持他，碰巧中心有一整層可供他們使用，不容易的。但如果他要多於一層，我們都會給他。我想在各方面支持他，無論是作為理事也好，作為業主也好。

你看團結香港基金出了很多政策報告，除了出謀獻策之外，更顧名思義地團結了香港很多人士，希望這些都能夠推動特區政府以至整個香港發展和建設。我覺得值得銘記董先生在這方面的領導和貢獻。

文：董先生對促進中美關係又發揮了什麼重要的作用？

梁：當時中美還沒有弄到今天的田地，但美國人始終對中國、香港的認識不是很多，而董先生在美國生活過，也很明白西方人怎樣思考，所以董先生和美國政商界在各方面都能溝通，直至中美關係轉向，以至之後中美高層都有很多直接聯繫，他才慢慢淡出，我覺得在這方面董先生默默地做了很多事情。

文：他作為政協副主席，在貢獻國家方面又發揮了什麼作用？

梁：無論香港發生什麼事，各省市以至中央，即使當年內地國力沒那麼強，都鼎力支持，這反映了他們對董先生的絕對信任和支持，與他在各方面的溝通、遊說工作也有很大關係。我記得當時政府在構思是否要做一個很重要的改變，我問「是否要和上面談一下？」董先生想了想，之後便和時任副總理、主管香港事務的錢其琛交流，錢便說「董先生你是特首，為什麼問我？」

文：剛剛回歸時，江澤民主席是很放心的，一國兩制政策奉行「河水不犯井水」，香港擁有很高度的自治、寬鬆的空間，直至2003年大遊行後，中央對港政策才有改變，近年收緊了。回顧這20多年的變化，董先生治港那幾年是否香港高度自治最寬鬆的時候？

梁：我離開政府接近23年，之後的事我不便評論，但和董先生工作的時候，我真的感覺到中央對董先生的信任。8月朱鎔基總理離世，一個月之內兩個我很欽佩、敬重的領導人相繼走了，真的感到很沉重。國內一直發展得很好，但回想一下，我們這一輩人時間不多，是不是要爭取時間，將自己的健康保養得好一點，做多一些事情？以基督徒的說話來形容就是「做多些榮神益人的事情」，這是最近我想到最多的事情。

文：我覺得那段歷史、寶貴的經驗是十分值得重新整理，探討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哪些做得好，尤其是香港邁向回歸30周年。很多事情公眾都是看得很表面，當事人分享才知道比較深一點。

梁：這些就留給你們這些傳媒和學術專家去做了，我只是很感恩，能夠在一些關鍵的節點適逢其會地參與；另外就是展望將來，怎樣能夠更加努力地在不同的崗位，去做多點幫到香港、國家的事。所以我現在很開心，還可以積極地工作，無論推動生命科技發展、連繫國內和香港的醫療系統、透過體驗式學習提升學生各種能力、幫助他們塑造價值觀、扶貧等等。能夠有機會幫到很多人，這個是很大的恩賜。

文：我想當年「海上學府」對你的啟發，到現在還受用。

梁：是的，這是 "life-changing event"，改變人生的經歷，如果沒有董家給我這個經歷，可能就沒有今天的梁錦松。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