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知名文史學家李歐梵教授出版最新著作《我這一代人：師長、朋友和我》、《我的二十世紀》，7 月19日在書展與嶺南大學中文系許子東教授對談。李教授回眸20世紀的故事，反思當下跨世代的文化溝通及消費文化演變，並分享其另一著作《上海摩登》。許教授高度評價李教授展現「人性之善」，認同《上海摩登》的學術開創價值及該作品對當代文化研究的深遠影響。以下為發言內容撮要，以饗讀者。
李歐梵：許多人常問我為什麼寫20世紀而不是21世紀？20世紀那麼糟糕，人一生下來便面臨戰亂與各種浩劫，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願意去書寫它？其實，若細閲《我的二十世紀》，會發現裏面有一篇〈二十世紀備忘錄〉。那裏我傾注了最多的心血與功夫，並與學者張歷君一起深入討論。在梳理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現象，其一就是在20世紀30至60年代之間，幾乎所有重要的作家都會說：「我是20世紀的人。」同樣地，我也希望把自己靠在這些偉人的身上。
在此，我也想補充一下我最近出版的新書《我這一代人：師長、朋友和我》。我想自己可以寫一個三部曲，第一部就是《我的二十世紀》，內容聚焦於我自己，講述我怎麼受教育、怎麼教書、怎麼變成現在的自我，還有感情生活等；到了《我這一代人》則是書寫與我志同道合的朋友，或是比我年長、令我尊敬的人物。這些人物加上我自己變成了很有意思的兩部曲，就是說透過朋友的眼光來看「李歐梵是一個怎麼樣的人」。當朋友相繼過世時，我會感受到有些東西已經失去了，想不出那究竟是什麽，或許是這個人的人性吧。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個性，就這樣想着，我寫書就愈寫愈帶勁。
那麼，何謂「我這一代人」呢？我這一代人往往誕生於一個「我心目中的當代」，而對這個當代不滿的人，便成了我這一代人的定義。我這一代人往往對於老一代的人有種種的想法，可是對於第三代人我就不敢講話了。因為我發現將來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跟年輕的這一代人是不是沒有辦法交流？我一直想做一些檢討，但到現在還沒有得出結論。
許子東：當我看完《我這一代人：師長、朋友和我》後，簡單地說，他們是讓我們羡慕的一代人。李老師在1957年到了台灣大學，學外文、學政治、學文學、學歷史，他不斷地選課，期間還拍拖。那時候他結識了三個朋友，其中兩個我也認識，一個是戴天，另一個是劉紹銘。這整本書就是講述一個學者和一群學者的故事。到了60年代初，李老師前往哈佛大學深造，讀了九年，期間依然不斷涉獵不同的專業。在我看來，這極其幸運。李老師在芝加哥大學時甚至還研讀過外交，興趣廣泛。雖然後來做學問的路和我們是相通的，但若叫我們內地作家來寫《我的二十世紀》這個題目時，大部分寫出來的往往都是苦難史，可李老師寫出來的，卻是一部「英雄史」。
具體談到《我這一代人：師長、朋友和我》這本書，書中運用了許多不同的寫法，有的是學術的、有的是自身回憶、有的是抒情散文、有的是書信，格式上很多元，但總體上能看出李老師是一個浪漫主義的學者。為什麼說是浪漫主義？因為所有中國知識分子最揪心的一些東西，李老師是看不見的，或是都於他的筆下被隱去了。整本書中，他記錄的都是好人好事。他總是挑選朋友最出色的一面寫，寫得又非常真實。在我們那個圈子、我們下一代、我們內地的學術環境很不一樣，那為什麼李老師總能看到美好的地方？最簡單的答案，就是他本身就是個好人，所以當他回眸他的老師與朋友時，心中湧現的都是這些善良。而這種簡單的人性之善，恰恰是多年來我們非常缺乏的。尤其在文化界、戲劇界和學術界，人心都是往複雜的地方看，這是我非常深的一個感觸。李老師的散文雖然寫學術、寫事情，但字裏行間都是感情，我們可以感受得到。
李歐梵：關於《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我完全是一個非上海人，我對上海的了解是從我研究的資料來的，我只是把我心目中的上海繪成新的圖畫。我在第一章裏講述了上海的物資文化背景與歷史背景。現在，消費已成為了文化的一部分，這使得整個文化的定義改變了，而不是像18或19世紀一樣，中產階級和貴族在消費之前要學習。
當年在上海，我有一個最佩服的作家，就是施蜇存先生。施先生的嗅覺非常靈敏，他主編的《現代》雜誌把整個歷史背後和中外關係放在了很大的一個篇幅裏面。而我這章寫失敗了，我太過於執着於我所找到的物質文明的資料了。而我在沒有遇見施先生之前，我在研究新感覺派，我認爲新感覺派是很重要的，本來《上海摩登》這本書就是寫新感覺派的，可當我把視野放廣後，整個情況就不同了。
許子東：補充一下《上海摩登》是李老師所有著作中首屈一指，最重要的其中一本，它在學術史上開創了一個學科。現在有一門學科叫「文化研究」，而這本書就是文化研究的必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