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至22歲的大學四年，不只是累積知識、準備就業的階段，也是學習獨立選擇、與人共處和承擔責任的時期。曾任哈佛學院院長的Harry R. Lewis在2006年的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中提醒：大學競逐優秀師生與學術聲望，卻可能忘記本科教育目的──幫助年輕人成為願意為社會負責的成年人。今天，AI幾秒鐘便能整理知識、寫出文章，這個提醒更值得重讀：學生掌握更多工具，是否也更能獨立判斷、理解他人？當取得答案愈來愈容易，教育的意義何在？
年輕人需要知識 也需要陪伴與指引
最近和剛升讀高中的孩子一起看2026年新版日劇《麻辣教師GTO》，讓我重新思考：究竟什麼成就一位好老師？劇集改編自藤澤亨的漫畫，新版的舞台是私立高中誠進學園：學生成績優異、升學率高，還可匿名為教師評分。數學老師阿部鬱人善用AI，深受歡迎；鬼塚跟不上數碼潮流，卻願意走進學生的困境。
優等生福田樹以東京大學為目標，相信網絡與AI足以滿足學習需要，因而轉到阿部的班級。他父親長年出差，自己與祖母同住，一天祖母昏迷送院，他獨自在急診室外，才發現身邊無人可依靠。阿部在電話裏表示理解，相信他能自行處理；鬼塚卻逐家搜尋醫院，滿頭大汗地趕到他面前。
這段情節提醒我們：成績優異，不等於懂得面對疾病、失落與孤獨。老師既不應代學生作所有選擇，也不能以「你可以獨立」為由退場。即使AI能解題，年輕人仍需要有人聆聽、提醒，陪他們逐漸站穩。這份陪伴不只在危急時刻出現，也延伸至閱讀、對話與身教，引導學生思考自己想成為怎樣的人──這正是通識教育接續關懷的地方。
通識教育：在經典與身教中學習成人
陪伴不只是在學生遇到困難時伸出援手，也是在日常教學中，為理解與專注留下時間。通識教育讓學生透過經典理解自己與他人，並不意味着拒絕科技。我也用AI整理知識、準備講義，卻仍保留不能只以效率衡量的課堂時間。在大學通識課程「與人文對話」講授《心經》時，我讓學生依字帖描寫，循環播放粵語吟誦。約20分鐘後，吟誦播到第七遍，多數人已完成，還有兩位認真寫着，我沒有催促。相同的底稿，因各人筆力、速度與停頓，留下不同痕跡。抄寫不能取代理解，卻讓學生練習專注；每周批改手寫作業，不同的字跡也總讓我想起他們的面孔。
看着這些字跡，我也想起，自己的筆跡裏同樣留着老師的影響。在母校華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我在初中重點實驗班遇到班主任李汝清老師，她深深影響了我日後的人生選擇。我們親切地叫她「Liz」或「荔枝」。她曾留學英國，說一口漂亮的英語，教我們語音學（phonetics），也一筆一畫地教我們寫英文連筆字。初一班會上，她分享美劇 Friends 的主題曲I'll Be There for You，向我們解釋歌中陪伴的心意。多年過去，課堂知識未必全記得，但她教給我們的發音與字體，以及認真對待每一位學生的態度，始終留在我的記憶裏。
從事教師職業之後，我逐漸明白恩師曾說的一句話：“A good teacher teaches, a great teacher inspires.”好的老師傳授知識，卓越的老師更啟發學生求知、尋找方向。她的言傳身教，讓我至今仍願為教學付出全心全力，也讓我相信，老師的啟發能經由學生，傳到下一間課室。畢業多年，我們始終亦師亦友，我遇事總願向她傾訴，她也總鼓勵我樂觀面對人生起伏。早在中學時，她便為我們製作相冊，並列初一入學與初三畢業的證件照，記下每個人的生日。後來有了微信，她建立班群，每逢同學生日，總是第一個送上祝福。
2024年，我和久病初癒的她一起籌辦集體生日會，慶祝同學步入中年。去年，她猝然離世，終年62歲。追悼會當天，我因有課未能趕回廣州，便與一位身在上海的同學合寫悼文，題為〈我們都是荔枝的孩子〉。儀式進行時，我安靜抄寫了兩遍《心經》，又用她教的英文花體字寫下“I'll Be There for You”的歌詞，寄託思念。後來才知道，現場播放的正是當年她與我們分享的歌。
她離開一年多，班群仍延續着為每位同學送上生日祝福的習慣。我們這一代獨生子女，連同她後來教過的師弟妹，依然彼此關照、守望相助。她曾給予的陪伴，就這樣留在我們之間。
大學四年：從掌握知識到承擔判斷
大學的學習不止於課堂。以敬文書院為例，師友計劃、日常共膳、高桌晚宴與夜談活動，讓學生探索人生方向、學習聆聽，接觸不同領域的觀點；舍監與宿舍導師則提供生活與成長支援。這些經驗讓學生在陪伴中練習自主判斷，當AI愈能代人完成任務，為選擇負責的能力便愈不能外判。
敬文書院2026/27學年首場高桌晚宴，邀請IN. Capital創始合夥人朱晉酈（Jennifer Zhu Scott）主講AI與未來。她指出，當AI代理具備自主決策能力，人類的品味與健全判斷更為重要。一部分人藉AI拓展思考，另一部分人卻可能放棄思考，形成認知分化。關鍵不只是會不會用工具，而是使用之後，思考能力增長了，還是萎縮了。
當晚學生不斷提問，湯雖涼了，思想仍熱。朱晉酈以真花與塑膠花比喻藝術文學和AI作品的差別：可以複製的漂亮，不等於生命經驗的重量。教育亦然，一場對話的意義，不只在於獲得答案，更在於學會追問與辨別。判斷力不會隨資訊增加而自然成熟；面對效率與公平、個人利益與共同責任的取捨，AI可以提供方案，人仍須檢視依據、承擔後果。從課堂閱讀到晚宴討論，學生正是在說明立場、聽取異議的過程中，逐漸學會修正判斷。
這與書院通識課「大學與社會」推薦的“What kind of humans should universities help develop”互相呼應。Min Bahadur Bista於在University World News發表此文，回應美國大學在公眾信任、經費與生成式AI等挑戰下的使命反思。文章從耶魯、范德堡及康奈爾的報告切入，強調健全判斷力：大學不只幫學生找到工作，更要培養能參與公共生活、承擔責任的人。這也呼應Lewis的提醒──我們不能只問學生能完成什麼，還要問他們為何而做、願意承擔什麼。
2026年10月28日，敬文書院另一場關於人機協作的夜談，把這個問題帶到創作與生活之中。常駐北京的電影創作者兼編劇侯祖辛，與常駐柏林的AI創作者兼作家Mark Wachholz以《活下來的碎片》（A Message for the Butterfly）的合作經驗，探討創作者身分與創作自主性。影片以毛毛蟲破蛹成蝶的過程開篇，呼應莊周夢蝶的典故，再穿越不同時空，串連人類歷次面對危機時的求生智慧。那些在歷史中積累、傳承的經驗，如同「活下來的碎片」，至今仍在我們的思緒中迴響。
夜談接近尾聲時，Mark對科技的一番反思讓我縈懷至今：科技究竟是在釋放人的潛能，培養全新的品味，還是讓我們逐漸失去欣賞當下的能力？翌晨醒來，我仍想起片中的一句話："Waking is to reassemble." ──醒來，是重新拼合。這句話也引出我的反思：當我們愈是不斷追求還能做到什麼、創造什麼，會否反而愈難欣賞已在眼前的人與事？我們正活在一種弔詭之中：AI讓人創造更多、知道更多、完成更多，卻也可能讓我們更難專注於當下。
值得警惕的，未必只是機器愈來愈像人，而是人在不斷追求效率的過程中，愈來愈像機器。當AI讓創作更加方便快捷，知識更易獲取，大學更須培養專注、品味與判斷：專注讓我們聆聽他人、感受當下；品味讓我們辨識價值，而不只追逐新奇；判斷讓我們形成自己的立場，為選擇負責。教育不只教人善用工具，更讓人不失去用心生活的能力。科技愈來愈快，人卻仍然需要共同學習，慢慢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