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氣候變暖和極地技術發展的影響下，北極航道的常態化開通被視為全球地緣政經發展的里程碑事件，主要因為它打破了數百年來由西方國家與南方航線主導的全球貿易版圖。因應北方航道開通，全球主要國家在政策上各自調整，最為注目當然是美國加強對位於航道西翼出口格陵蘭的控制權。中國方面則在2018年發表首部《中國的北極政策》白皮書，明確提出願與各方依託北極航道共建「冰上絲綢之路」，鼓勵企業參與基礎設施建設、開展商業試航並推動常態化運行。
作為北方航道東翼出口的關鍵節點，東北亞各國的政經地理戰略性不言而喻。由歐洲出發的船隻，若選擇北極航道，必須經由日本領海或附近海域進入亞洲。根據日本安全保障戰略研究所於2026年9月出版的新著《北極圈爭奪戰》（並木書房）估計，北極海上的浮冰極可能在距今少於四年的2030年夏季便會完全融化。屆時，商船經由俄羅斯沿岸和北極海的常態化通行時間，將從目前的季節性運作逐漸擴充至全年。
這一轉變意味着，北極航道憑藉其巨大的燃油成本優勢與時間短縮效益（較傳統航線縮短近40%的航程），有望部分取代傳統的南方航線。這不僅是一場航運路線的改變，更是一場涉及全球物流流向、資源供應鏈架構重組，以及地緣金融風險轉移的結構性變革。
新加坡政策前瞻與海事控制權洗牌
對於位處全球航運咽喉要道（Chokepoint）馬六甲海峽的新加坡，早在2013年它就成功申請成為北極理事會的觀察員，定期為北極地區原住民和官員提供培訓、人員交流、分享新加坡在海洋環境及危機管理方面的知識與經驗。更為關鍵的是，新加坡近年主動加快了其在全球航運鏈中的角色轉型──從過去依賴地理優勢的加油站與貨櫃中轉站，大力強化有針對性的海事金融、海事法律仲裁、船舶管理、海事科技等高附加值產業。
北極航道未獲香港五年規劃青睞
反觀香港，作為一個傳統的國際航運中心與離岸金融樞紐，我們在應對這場變局時的敏感度，顯然有所不及。雖然內地學術界近年對此研究甚豐，出版了包括《俄羅斯新北極政策研究》（張娜，2024年）及俄羅斯學者馬卡洛夫的《轉向東方》（2024年）等多部具備高度參考價值的著作，深刻剖析了北極航道的機遇與環保挑戰，不贅。
在特區政府日前公布的首份五年規劃全文中，以及行政長官隨即發表的《施政報告》裏，皆未有隻字提及此一趨勢。若在這些官方文件中以「北方航道」或「北極航道」進行關鍵字搜索，結果均無一例外地「歸零」。誠然，強化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是上述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一項重點，但具體內容仍未有跳出傳統的視角，從例如航運多元化、極地綠色金融、供應鏈避險、知識與法律服務等維度，就這宏大的冰上絲綢之路變局作政策調整和部署。
戰略思維轉型：香港應當考慮的四個維度
面對北極航道帶來的結構性分流，香港首先需要克服的是地理疏離感。正如新加坡的實踐所啟示，新航道的開通並非單純的碼頭貨櫃吞吐量之爭，而是全球和區域海事控制權與服務鏈的洗牌。香港在未來的五年規劃與施政藍圖中，必須進行戰略思維的轉型──從過去依賴地理位置的航線路過樞紐，升格為針對全球和區域海事大局規劃。為此，香港可考慮從以下四個維度部署：
首先，在與中央政府及相關部門取得充分支持及協調下，積極與大連、上海、天津等中國北方港口、俄羅斯遠東地區港口如海參崴，以及日本以東的日本海港口建立更緊密的航運聯盟。香港的物流企業可以提早參與設計「傳統航線+北方航線」的混合物流解決方案，為華南及東南亞貨物提供季節性的北向航線分流服務。
第二，打造香港成為冰上絲綢之路的國際海事仲裁與法律中心。香港作為中國境內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具備國際海事法律的獨特優勢，特區政府應在主動規劃對接國家北極政策，推動香港成為北極航線國際爭議解決中心。措施包括透過吸引國際海事法專家、極地保險精算師來港，為中外船東提供具備國際公信力的極地航行法律諮詢與仲裁服務。
第三，以極地綠色金融開拓離岸金融新藍海。北極生態環境極度脆弱，國際社會對該航道的減排與環保要求近乎嚴苛。這恰恰為正在全力打造國際綠色金融中心的香港提供了絕佳切入點，例如透過稅務優惠與綠色債券補貼，鼓勵全球船東在港為環保破冰船與低碳/零碳燃油加注船融資租賃；同時，開發針對北極航道特有風險（如冰山碰撞、極地延誤）的高端海事保險產品。
第四，航道的常態化運行將催生新型的跨國物流與大宗商品貿易模式。香港應善用超級聯繫人角色，主動招攬與北極開發相關的國際能源企業、極地物流企業及大宗商品交易商在港設立區域總部或運營中心。與此同時，政府應設立專項基金，資助本地大學（如香港理工大學物流及航運學系、香港航海學校等）與內地及北歐的極地科學機構合作，增設極地航運管理、北極圈地緣經濟等前沿學科，為香港培育下一代具備全球視野的海事戰略人才。
規劃應以分析外部環境變動為起點
剛公布的五年規劃是特區政府歷史上的首份同類報告，在編製過程中，特區政府一再強調要與對接國家發展大局，夯實國家交付給香港的任務。然而，北極航道變局未被規劃工作青睞和重視，恰恰印證了筆者較早前於本港發表、題為「規劃應以分析外部環境變動為起點」文章的評論。事實上，無論是在國家層面的產業轉型，以及在企業層面的市場與投資部署，規劃工作若要取得佳績，起點必須服膺於客觀的外部需求，以及敏銳捕捉外部環境的變化。
香港過去的成功，從來不是坐在辦公室裏閉門造車，依靠的是對世界風向的精準捕捉與靈活轉身。只有這樣，香港才能在冰上絲綢之路的新舞台上，真正告別低附加值的航線路過者角色，更好發揮國家所期盼的超級聯繫人與超級增值人角色，乘風破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