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早前發表《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公眾諮詢文件》（下稱《香港五年規劃》），這個舉措試圖為香港的中長期發展，確立清晰戰略藍圖。然而，當我們將這諮詢文件與特首每年發表的施政報告做對比時，其性質與內容的劃分，必須更為嚴謹：年度施政報告側重於具體政策執行、財政資源短期配置，以及民生訴求的即時回應；而《香港五年規劃》作為指導性的行動綱領，其核心價值在於提供高層次的戰略前瞻性，系統地謀劃香港未來。
必須指出的是，任何科學且具備可操作性的戰略規劃，無論是國家層面的產業轉型、公共服務藍圖，還是企業的市場與投資部署，其成功的起點必須服膺於客觀外在環境需求、轉變與發展預估，也就是經濟學上的「需」和「供」。
戰略管理的基本規律表明：外部環境決定戰略選擇，戰略選擇決定資源配置。綜觀全份《香港五年規劃》諮詢文件，雖然強調跟國家「十五五」規劃對接，並重申鞏固本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定位，但對於全球地緣政治與經濟格局劇烈變動，其敏銳度與動態評估的着墨卻顯得未夠充分。
再者，要繼續扮演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香港更應時刻留意外在環境變化，並以此作為規劃工作的起點，否則，宏大的戰略藍圖恐有可能跟現實脫節的結構風險。
特朗普2.0與自由貿易體制重整
當前最不容迴避的外在現實，是地緣政治與全球經濟格局正迎來一場深遠的範式轉移。特朗普第二次出任美國總統以來，其奉行的單邊主義與激進關稅政策，對全球經貿體系造成顛覆性的衝擊。對於高開放度、屬外向型經濟的香港而言，這是一道繞不開的戰略課題。
相對之下，新加坡在其今年財政預算案中，展現清晰的危機意識。星洲預算案指出：「在近80年來，世界受益於一個維護穩定與經濟合作的國際秩序，這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美國的領導。它保障了全球安全、倡導開放市場，並協助建立了促成全球共同繁榮的各類機構和規則，但那個時代如今已然終結。」新的現實是，愈來愈多國家訴諸單邊行動，世界因而變得更加充滿爭議。
這個來自同質性競爭對手的研判，直接揭示了香港所處的外部環境惡化程度。於這一波逆全球化風暴裏，跟香港息息相關的實質衝擊可歸納為三個維度：
第一，關稅屏障與轉口貿易受阻，中國大陸出口產品及各地經香港轉口的產品，正面對前所未有的高關稅與行政限制，直接衝擊香港傳統的出口和轉口貿易優勢。
第二，供應鏈制度性脫鈎，先進高科技產品、核心零部品進口與轉口，受到美國嚴格管控，削弱了香港作為國際物流與技術中轉站的功能。
第三，外資吸引力重塑，全球供應鏈加速重組，正迫使跨國企業重新評估於亞太地區的資產配置。唯必須強調，外部環境變動對香港而言也可以是積極的，例如促使更多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大陸企業轉到香港上市。
西方對香港角色的轉變
在外部環境的分析中，另一個核心制約因素，是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對香港角色定位的轉變。這不僅停留在政治話語層面，更直接影響《香港五年規劃》裏多個策略目標的落實。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港澳經濟研究室主任王博文在他題為〈從演變角度看特朗普2.0政府對香港的角色定位〉（《中國評論》2025年11月號）的專文指出：美國政府對香港的認知，在呈現愈發「負面」之勢；其對香港的角色定位，正處於「自由陣營一員」與「北京控制下的工具」之間搖擺。這個觀察點出了香港對外關係的脆弱與複雜。面對這一矛盾心理，香港在策略上需要採取精準的「間接戰略」以緩和港美關係，減少西方將香港視為「純粹工具」的負面印象。
文中表示，值得肯定的是，特區政府在應對特朗普新一輪關稅風暴時，展現了一定的策略彈性，香港並未盲目跟隨內地對美國實施反制關稅，而是選擇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申訴；這種「有力有節」的法律與外交路徑，於維護自身權益之同時，極力避免了損害香港作為國際自由港的金字招牌。然而，若西方發達國家對香港法律環境與地緣定位的負面印象持續惡化，將實質地封殺《香港五年規劃》裏若干關鍵目標的上限，這包括「將香港真正需要的人才留在香港、融入香港」和研發前沿人工智能。
產業定位迷思與核心追問
香港過去以自由轉口貿易起家，逐步演進至金融、航運與製造業外包，這使政府與社會對傳統服務業的發展規律擁有深厚積澱。不過在創新科技產業的規劃與能力方面，相比台灣、韓國及新加坡，香港的成功案例、人才與產業生態則相對落後。
在《香港五年規劃》中，政府羅列了極為廣泛的產業推進清單，涵蓋前沿科技、生命健康科技、先進製造、新能源、微電子、數據科學等。從產業經濟學角度審視，這引發了兩個核心追問：第一，政府選定這些高資本投入、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標準究竟為何？產品和服務的目標市場在哪裏？
第二，以微電子為例，該產業鏈橫跨上游芯片設計、中游芯片代工（foundry），及下游封測與應用開發。香港究竟要將100億元創科產業引導基金投向哪一個特定環節？若定位模糊，財政資源恐將面臨分散投入卻無法形成集群效應的風險。
但更令人遺憾的是，在硬科技產業面對地緣政治高度不確定性的環境下，香港本應作為對外戰略緩衝與發揮文化韌性的傳統優勢產業──創意電影文化及相關產業，卻未受到《香港五年規劃》青睞。香港向被譽為「東方荷李活」，當規劃工作一邊致力展示各個宏大發展項目，唯卻忽略了這具備深厚歷史基礎與國際辨識度的文化軟實力。這是否規劃工作上的偏頗，以及應否於最終文本裏添上潤筆？
同樣地，在過往特首施政報告、財政司長預算案中提出的重點發展產業，例如太空經濟、納米技術、量子科技、新材料研發等，《香港五年規劃》亦沒有提及。箇中有怎樣的估量？再者，特區政府曾提及的「香港新型工業中長期發展方案」，又將怎樣與《香港五年規劃》對接？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