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屯門。每天出門，空氣裏總有一層薄薄的鹹。不是那種撲面而來的、屬於維港的濃烈海味，而是更淡、更遠的，像一件晾了很久卻始終沒有乾透的衫。屯門的海是在旁邊的，青山灣出去，龍鼓灘再過去，沙洲和龍鼓洲那一帶，中華白海豚偶爾從珠江口的淡水中浮起來，呼吸一口，又沉下去。我教書的地方也近海，學生的臉孔年年不同，但窗外那片水色大致不變。
有時候我會想，我出生在一個面朝海洋的地方，後來又移民到另一個被海洋包圍的城市，再後來住進屯門，每日與海保持着一種不遠不近的鄰居關係——海洋在我的生命裏，好像從來不是風景，而是一條反覆出現的線索，把人、地方和記憶縫在一起。
塑造最初的香港性格
屯門這個名字本身，就帶着海的味道。唐代劉禹錫寫過「屯門積日無回飆，滄波不歸成踏潮」，那時候的屯門是珠江口東岸一個船舶停靠的所在，商船北上廣州之前，要在這裏等風，等潮，等一個可以繼續前行的時機。
更早的新石器時代，龍鼓洲一帶已經有人以漁獵為生；清朝年間，江西、福建、廣東的客家氏族一批一批遷入，在青山灣兩岸、龍鼓灘、掃管笏落地生根，捕魚、曬鹽、建天后廟。
三聖墟的居民，早年以蜑民和客籍為主，50年代初內地移民漸多，海邊搭起棚屋，近海的地方慢慢長出一個墟集來。也就是說，屯門的海從來不是一片空白的自然背景。它是一個入口，一個碼頭，一個讓陌生人上岸、讓不同口音的人在同一條海岸線上彼此擦肩的地方。海洋在那裏「製造」了一種最初的香港性格：流動，混雜，來者不拒，也來者不留下完整的原貌。
在文學尋找靠岸的甲板
這讓我很難不把屯門的海和香港開埠以來的歷史放在一起看。維多利亞港之所以成為維多利亞港，不是因為它美，而是因為它水深港闊，船可以進來，貨可以出去，人可以上岸。19世紀40年代之後，香港島北岸那條窄窄的海岸線，變成了一個巨大的門檻：跨過去，就是另一個世界。內地的商人、勞工、文人、難民，一波一波地越過這道門檻，有些人留下來了，有些人繼續走。香港文學館的常設展覽裏有一整個部分留給「南來作家」，張愛玲、蕭紅、金庸，他們的手稿和簽名本陳列在灣仔茂蘿街那棟紅磚建築裏，看上去安靜，但每一頁紙的背後，幾乎都有一段跨海的行程。南來，這個詞本身就帶着海的濕度。它不是一個抽象的文學史分類，而是一種身體經驗：坐船，暈浪，看着海岸線消失又出現，把一個地方的語言、記憶裝在行李裏，帶到另一個港口。
我常常覺得，香港文學裏最好的那些篇章，都藏着一個沒有完全放下的碼頭。也斯寫北角汽車渡海碼頭，西西寫浮城，葉靈鳳寫長洲的鹹魚味，余光中寫海緣——這些文字裏的海，不是用來讚美的，而是用來辨認的。你從哪裏來，你上了哪一條船，你在哪一個灣停過，你最終有沒有上岸，或者你其實一直浮着。
黃冠翔和葉倬瑋編的那本《字造海洋：香港．文學．海洋讀本》，把香港文學中的海分成「島、渡、灣、港、魚」五輯，收了超過50篇作品，從馬蔭隱、侶倫到梁秉鈞、董啟章、韓麗珠，一路下來，海洋在裏頭既是地理，也是隱喻，既是渡口，也是裂縫。書的編者說，香港經歷不同時期的移民人口湧入，海洋作為城市的一部分，不同時期的文學作品或可窺見什麼。那個「什麼」，在我讀來，就是一個又一個人在水上移動時，試圖用文字替自己製造一個暫時可以站立的甲板。
海岸線的文學考古
而「製造海洋」這件事，恰恰是香港文學館正在做的。他們策劃了「字造海洋——首屆香港海洋文學節」，不是把海當作一個已經存在的客體去「描寫」，而是用文字、導賞、講座和工作坊，把海重新造出來。
由一條導賞路線從中環大會堂出發，沿着港島北岸向東走，經過添馬公園、政府總部、會展，最後回到灣仔的文學館。導賞員會在路上讀王志成、何福仁、葉靈鳳、吳煦斌、梁秉鈞和西西的文字，讓你在一條今天已經被水泥、玻璃和欄杆覆蓋的海岸線上，重新聽見浪聲。這幾乎是一種考古學式的動作：把覆蓋在「現在」底下的「過去」一層一層刮開，讓那些被摩天大樓擋住的海風，從文學的縫隙裏重新吹過來。海洋是需要製造的。
天然的海洋一直在退後，填海、築路、建碼頭，海岸線不斷被推出去，人與水之間的距離被重新計算。如果沒有人不斷地用記憶、用書寫、用散步去把那個已經消失的海岸線「造」回來，我們很快就會忘記，自己其實住在一個被水包圍的地方。
馴化成景觀的海洋
我住在屯門，對這種「遺忘」格外敏感。屯門的海在今天是一種很日常的存在：青山公路旁邊的黃金海岸，沙是從海南島運來的，人造的沙灘，水清沙幼，假日擠滿了人。再往西一點，龍鼓灘的日落很好看，但很少有人會停下來想，這片海岸在幾百年前是鹽場，是漁村，是客家氏族登岸的地方。海洋被馴化成景觀，被收編進休閒的邏輯裏，它的歷史厚度被壓縮成一張明信片。
但如果你知道劉禹錫曾經在這裏看着「滄波不歸成踏潮」，知道三聖墟的棚屋是移民用木板和鐵皮在海邊搭出來的，知道屯門在唐代就是一個「以防海口」的軍鎮，那麼同一片海看起來就會不一樣。它不再只是風景，而是一個反覆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製造」出來的空間。
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義海岸線：唐代的商船，清代的鹽田，50年代的寮屋，70年代的新市鎮，今天的黃金海岸。海洋從來不是不變的。它一直被製造，一直被改寫。
製造一種新的海洋意識
我有時候在課堂上會跟學生講，你們住的屯門，以前是一個海港。他們的反應通常是茫然的。這不能怪他們。我們的教育很少把「海」當作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知識對象，海只是周末去燒烤的地方。但香港文學館的「字造海洋」系列，包括那個給中小學生參加的「維港字旅」看圖作文比賽，正是在嘗試把這種常識重新變成一個問題意識。讓年輕的讀者看着畫家筆下的維港，然後用文字去回應：你看到的海是什麼海？它和上一代人看到的是同一片海嗎？如果不是，那消失的部分去了哪裏？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提出問題本身，就已經是在「製造」一種新的海洋意識。
我時常想起自己移民到香港的過程。那也是一次跨海。船靠近岸的時候，你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樓，是山，是海被夾在中間的一條窄縫。你上了岸，學會了這裏的節奏，學會了在擠迫的空間裏保留一點自己的呼吸。然後你住到屯門，每天看着同一片海，慢慢發現這片海並不沉默。它有記憶，有層次，有從前的人留下的腳印和文字。劉禹錫沒有來過屯門，但他寫下了屯門的海。我沒有參與香港開埠，但我住在一個因為開埠而變成的城市裏，每天經過的海岸線，是無數次移民、填海、建設和遺忘之後的結果。海洋不是在我之外。我就在海洋製造的過程裏面。
尋找名為香港的混合物
所以，「製造海洋」歸根結底是一件文學的事，也是每一個人的事。香港文學館把作家們的文字重新帶回海岸線上，讓你在一個已經看不到沙灘的地方，重新感覺到腳下曾經是水。屯門的海則提醒我，每一個抵達香港的人，都帶着自己的一片海：出發地的海，航程中的海，抵達之後面對的這片陌生而擁擠的海。這些海重叠在一起，有時候彼此衝突，有時候慢慢融合，最後變成一種很難簡單命名的東西，大概就是我們稱之為「香港」的那個混合物。它不純淨，不平靜，不總是美麗的。但它是被製造出來的，被書寫出來的，被記住的，也被繼續製造着的。
而我，一個住在屯門、教書近海、出生地也面朝海洋的人，不過是這條漫長海岸線上一個短暫的逗留者。我能做的，大概就是繼續看海，繼續教書，偶爾把那些從水面上浮起來的句子，寫下來。讓下一個經過的人，在某一條今天已經看不見沙灘的路上，忽然聞到一點鹹味，然後想起：這裏本來是海。
原刊於《大公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