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這個世界，正變得愈來愈「喧囂」。打開社交媒體、報章期刊，滿目都是「見證歷史」、「重新偉大」、「民族復興」的宏大敘事；環顧全球，修築關稅與科技高牆、保護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正在成為絕對的主流。在這個國家主義盛行的時代，情緒成了廉價的燃料，而理性卻成了稀缺的奢侈品。當曾經的地球村神話破滅，舊時代的全球精英變成了今天民粹主義眼中的無根遊民，此時談論「國際人」（編按：中國的網絡用語，指具備國際化特徵與跨文化認知的群體），為什麼不僅沒有過時，反而具有了某種悲劇性的堅守色彩。
激進的中間派
如果你常翻閱《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你會發現這家誕生於1843年的英國國際周刊，至今仍在倔強地死守一個陣地：激進的中間派（Radical Center）。它不站在任何單一國家的民族主義立場上叫好，而是用一種近乎冷酷的理性，去打量這個破碎的世界。在其每一期目錄頁中，都印着一句自創刊以來從未改變的辦刊宗旨，即自視為「投身於一場激烈的較量：一方是奮力向前的智慧，另一方則是阻礙我們進步的、卑劣而怯懦的無知」。
在《經濟學人》的顯微鏡之下，能在今天這個亂世中跨國穿梭、不被割韭菜、不被狂熱洗腦的「國際人」，看來不是能掌握了多少國家語言，也不是護照上有多少個國家的出入境簽證，而是他們的思維中到底裝了怎樣的認知框架與認知座標。或許，人們可以從其每期的目錄及文章編排，了解其對於合格國際人認知框架的投射。
就以（19-25/9）一期的《經濟學人》為例，其開篇永遠是兩頁密密麻麻、不帶感情色彩的簡訊，用極簡的篇幅概括過去一周全球發生的政經大事：左邊一頁是「本周全球主要政治事件（The world this week: Politics ）」，右邊一頁是「本周全球主要商業事件（The world this week: Business）」。在這一期，左邊是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盟情諮文中公開邀請加拿大成為首個準成員國。右邊是美聯儲宣布啟動三年多來的首次加息，以及對全球產生通脹壓力。
政經實時運作的矩陣
從這種並列編排作反推，《經濟學人》視一個合格的國際人，其大腦背後必須像這兩個版面一樣，具備多線程業務處理，以及政治與商業拼貼能力。在今天，純粹的商人和純粹的政客都在被時代淘汰。合格國際人的大腦，必須是一個實時運作的矩陣，能夠在地緣政治的風暴中，精準計算出航運物流、主權債務與供應鏈重組的業務賬單。
同期《經濟學人》封面也反映着這一期的主題，即「人工智能軍備競賽能否被制止？」（Can the AI arms race be stopped? ）。緊隨着是多篇「社論（Leaders）」。題目分別是「人工智能軍備競賽能否被制止？—美國在確保人工智能安全的同時，將難以保持對中國的領先優勢？」、「俄羅斯的空襲—重覆着舊套路的未來戰略」、「市場正逐漸意識到發達國家魯莽舉債的問題」、「只要具備政治意願，威脅南非的黑幫勢力是能夠被擊敗的」，以及「英國政治中的資金太少，而非太多」。然後，是四篇給編者的信（Letters to editors）。
就從這種安排作反推，這表達編輯部對當周全球重大事件的官方立場和深度評論，在擁有批判性思維的同時，表現開放性。也就是說，一名敢於在爭議中定調的領導者（Leaders），例如在高屋建瓴地警告AI威權主義與全面科技脫鈎對人類及自由貿易秩序構成的同時，能容納異見（Letters to editors），歡迎來自各方的批評意見，不陷入唯我獨尊。
知性的宏大矩陣
緊接着是三頁有關俄烏最新戰況報道，看來是由該雜誌派駐當地通訊員的集體創作，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加入照片、烏克蘭地圖上兩軍分別控制的區域，以及烏克蘭鋼鐵產量圖表，小標題是「俄羅斯進入全面戰爭新階段，帝國發動反擊，烏克蘭正承受巨大壓力」。然後，《經濟學人》把讀者拉進極其具體的區域報道，分別就亞洲、中國、美洲、中東及非洲、歐洲以及英國分別作較為詳盡報道，個別篇幅3至8頁，內容包括仔細拆解美國和台灣的無人機跨國供應鏈，以至具體到某一國特定法規的變動。
反推這種安排，展示着的是《經濟學人》鼓勵國際人不只會空談人類命運等宏大議題，也不鼓勵只盯着自己一畝三分地的逐利重商主義。它理想中的國際人，既能站在一萬米高空看清全球化的大勢與多邊博弈，又能瞬間俯衝到地面，去審視一間跨國企業的具體合規成本。這種既能俯瞰全球產業鏈，又能解讀地方法規的無縫切換，被其版面結構展示出來。
本期的國際版欄目探討的是當前世界的熱門議題，即人工智能的急速發展，會否對人類的存活帶來威脅，就此，文章的標題是「讓人工智能更安全並非不可能，但達成共識卻可能並非易事」。
接着是只有8頁的工商業欄目（Business）。這種刻意的精簡安排也許恰恰反映了《經濟學人》的野心：它不鼓勵國際人成為純粹沉溺於公司財報與商戰博奕的市儈商人，而要求他們必須將商業行為置於科技、政治與地緣的宏大矩陣中去審視。
縱觀當今主流的國際事務期刊，《經濟學人》最難能可貴之處，在於其打破了傳統知識的「煙囪式」孤立，以科技與財經的交叉聯動，展現出一種強烈的跨學科穿透力。在國家主義盛行的狂熱敘事中，坊間流俗往往將前沿技術降格為純粹的國運重器或非黑即白的意識形態工具。然而，在這家周刊的編排邏輯中，技術的本質被還原為一場關乎算力資本化、供應鏈重組與財政可持續性的綜合博弈。
譬如，當讀者在「科學與技術」版塊讀罷前沿AI模型如何規避人類監管的技術瓶頸後，翻至「財務與經濟」版塊，旋即會迎來「AI繁榮的滴漏經濟學」（The trickle-down economics of the AI boom）的知識接力。文章冷靜剖析2萬億美元估值的科技巨頭推遲IPO之謎後，進而推演算力基建的龐大擴張對全球主權債務危機帶來的滯後破環。
冷酷機器背後的人道精神
更具深意的是，每期雜誌都以涵蓋最新書籍評論、藝術展覽及文化現象的「文化」（Culture）與每周一篇，撰寫極具特色，往往聚焦於某位剛去世、人生經歷獨特或對世界產生影響的人物的訃告（Obituary）結尾。
如果說雜誌前文的政治、商業、科技與財經是一張由冰冷數據與理性邏輯交織而成的全球天網，那麼最後的這幾頁，則是《經濟學人》為這具理性機器注入靈魂和超越國界與政治的人道主義。上一期訃告介紹的是享譽海內外的中國演員、歌劇表演藝術家郭蘭英，享年97歲，她在電影《上甘嶺》中的〈我的祖國〉（一條大河波浪寬……），成為了她一生最具代表性的神州絕唱。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