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書寫與敘事營造──葛亮文學訪談錄

徐：徐詩穎（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葛：葛亮

徐：葛亮老師好，很高興有機會與你一起探討文學的話題。最近拜讀你的長篇小說《北鳶》。它與《朱雀》並稱為「南北書」，屬於「中國三部曲」（按：今稱「家國三部曲」）中的前兩部。讀完這兩部小說後，我尤為感興趣的是裏面呈現出來的歷史書寫。你在《北鳶》自序中曾寫道：「那個時代，於人於世，有大開大闔的推動，但我所寫，已然是大浪淘沙後的沉澱」，這就讓我想起一些關於如何「進入歷史」或者說對歷史進行「文化想像」的問題。趁此機會，我們不妨就「歷史書寫」這個話題做一些文學上的對談。

談起歷史，我在你的隨筆《小山河》裏讀到來自讀者信件的話，感觸頗深：「到底歷史與現代孰新孰舊，只有人真實存在過的時代才能承載其中的魂。如果身在其中的人是屬於舊時代的，那麼身邊的萬物也同他一起回到過去。」其實，歷史最終的傳承者，還是來自人，來自人的記憶。那麼你覺得自己透過寫作，是否也正試圖讓自己與周圍的萬物重新回到過去，用充滿溫暖的記憶來抵抗當下格式化的生活？

書寫記憶砥礪自己

葛：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一個重要的概念，集體回憶（collective memory），在前些年為文化界所重。它成為文化身份的標的，甚至關乎政治立場。「懷舊」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內容，對「舊」的重視勢必回應對當下有所缺憾的感覺，這亦構成了一系列文學乃至電影文本的主題。書寫記憶對我而言，不單只是抵禦現實的方式。我想更重要的是，它實現了某種價值觀與審美觀的砥礪。我更重視其中的續接感，對家族祖輩那個時代的續接，對傳統的續接。我希望自己可以「在場者」身份，進入對中國近現代歷史過渡期的發掘，從而將某種在我們文化譜系中已淡去的脈絡重新勾勒。

徐：你曾經表示，對於歷史的個性化的認知與態度，是一個作家使內心強大的途徑。近年來，不少70後、80後作家都嘗試透過新的寫作來重建新一代青年之於歷史的想像與複雜的認知，使作品更顯扎實、沉穩與厚重，從而使自己逐步擺脫稚嫩並走向成熟。能否從你個人寫作出發，具體再談一下這種轉向意味着什麼，意義何在？

葛：歷史書寫對我寫作有特殊的意義，我想這一點首先是由對個人成長的重釋進入的。早期我寫過一些試驗性較強的小說，多以當代情境為背景，但發覺其中的局限。首先，表達的語境很易呈現出碎片化與均質化的傾向；其次，你會感受到個人經驗與時代經驗之間的落差，這會影響到書寫的維度。歷史所包含的不僅是時間，也包括空間，互為表裏。不少作家是將個人體驗融入到歷史的講述中，如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的《小城畸人》（Winesburg, Ohio）、奈保爾（V. S. Naipaul）的《米格爾大街》（Miguel Street）。這些作品對我後來寫作《七聲》間接帶來了啟發。更直接的影響是來自我早期閱讀的筆記體小說，尤其是《世說新語》，由人物進入歷史的軌跡，可說是最可行的見微知著的方式。在這本小說中，我放下對技術性的執着，開始感受到時間對文字膠着的意義。「每一個當下都被過去所纏繞。」此言不虛。人物命運互為坐標，也是檢驗自我成長的必由之路。可以說，《七聲》的完成，構成了我較為完整的歷史觀，並為《朱雀》、《北鳶》的寫作奠定了基石。

徐：文學能夠生存和發展到今天，無非是因為它在記錄「人」的歷史，這個獨特的歷史是其他東西不能替代的，它是一條精神的河流，每個人都與它有某種關聯，甚至可以作為「人」返回歷史，重新反思過往經驗的橋樑，包括寫作也是如此。你選擇回到歷史，努力重建過往精神空間的緣由是否也與此有一定的關聯？

大風起於青萍之末

葛：是的，錢谷融先生曾說過，文學即是人學。任何一種文明形態的自我反省，包括與異文明的比較與衝突，都往往由人的立場切入。近年來，史學書寫的重心開始有所轉移，其標誌是研究對象的去中心化。歷史學家在考察歷史的變動時，開始關注少數人群歷史的研究。如新文化史、微觀史、日常史等，如卡羅．金茲堡（Carlo Ginzburg）、茱迪．沃考維茲（Judith Walkowitz）等人的代表作。從某種意義上說，史學本身向更為人本與精微處的發展，為我作為小說作者也帶來啟發。所謂「大風起於青萍之末」，我相信歷史更似個人生活的積聚。所以在書寫過程中，我首先關心是將歷史人物還原為「人」，讓他們回歸日常生活和家庭本位，在人之常情中呈現他們的精神向度。

徐：記得你曾經講過：「我是大學時候去的香港，寫作也是從香港開始。在這個城市裏，我更關心的仍然是傳統的東西。對傳統的界定大概又不完全等同於歷史，是一些精神層面的承繼感。」對此，我能否作如下理解：當你進入歷史時，你更關心的是傳統精神脈絡在當今的延續和發展？

葛：是的，即使表達相關這座極具現代性的城市，我依然傾向於切入其文化傳統的部分進行表達。我相信這是這座城市的根基，比如《浣熊》這部小說集，關注這城市中的節慶，如長洲的太平清醮，大澳的侯王誕。這些節慶關係着城市的淵源及其發展中重要的歷史節點。傳統凋落的過程中，它們的存在意味着，某種文化精神以儀典化的方式在傳遞。在現代情境裏考察傳統的去向，主題會更為明晰。〈殺魚〉中，與祖父之間的代際衝突與融合，其實是某種象徵。民間手藝的傳承，亦即傳統在當下延續的可能性所在。從文化保育的角度而言，這個主題其實是有些悲壯的。

徐：有了這樣的歷史觀念，你在敘述策略上就會做出相應的配合。在此，我想請問你一個問題，因為我在閱讀的過程中感覺到你是在嘗試換用不同的文體來捕捉這類心理的變化，包括敘事的語體風格、敘事節奏、敘述視角及其切換、敘事時間的把控等。比如《朱雀》中葉毓芝的時代與雅可的時代分別顯示出沉靜地流淌與炫目地跳躍，可以看出敘事節奏是截然不同的，文體上葉毓芝那一段是現代版的志人小說，而雅可讀起來就像是新感覺派小說，尤其是他臨死前的那一段。再如《北鳶》裏盧、馮兩個家族故事的講述方式，用的是章回體與筆記小說的結合。那麼你覺得文體選擇與敘述不同年代人的心理之間，是否會存有必然的或某種程度的關係？如果有，能否再具體談談你會透過什麼敘述方式來處理不同年代人的心理變化？

語體構成小說一部分

葛：就長篇而言，我的確一直在尋找相應的語言去配合主題，換言之，語體對我而言已構成小說內容的一部分。筆記小說的閱讀構成了我對語言最初的審美，也在影響我的歷史觀念。胡適先生認為，筆記小說可補正史之不足。因此我在小說語體與人物設置層面，也在延續筆記小說及志人傳統的某些特徵。比如《朱雀》中雅可這個人物，他身上不止洋溢着現代性，他的性情裏有「任誕」的一面，我更傾向於將之作為魏晉士人精神及風度在當下的某種復活。《北鳶》上借鑑了章回體，比如「楔子」等元素的引入，也是在藉由文本的邏輯進入至時代的邏輯。民國風氣的從容、智性同時不拘一格，我希望小說語體風格的節制、工整和留白，可與時代的氣性以及人的氣質相互呼應。

節錄自《清風有信月無邊》，本社獲三聯書店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