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熱衷遊歷東瀛，談及九州福岡，多半會想起醇厚的博多豚骨拉麵與繁華的天神商圈。其實這座美食之都，還低調珍藏着一件足以撼動日本古代史的頂級國寶──一枚兩三厘米見方、重僅108克的「漢委奴國王」金印。
1784年（日本天明四年）初春，福岡志賀島的農民甚兵衛在整修農田溝渠時，意外從大石底下掘出這方蛇鈕金印。金印出土後，震驚日本，更曾一度被疑為後世偽作。直至1956年，中國雲南出土同為蛇鈕的西漢「滇王之印」，其東漢真品地位方徹底塵埃落定。如今，它已被列為日本國寶，藏於福岡市博物館。
這枚小巧金印，不僅是中日最早正式交往的實物證據，更牽出一條長達2000年的歷史線索：這個列島政權究竟如何從中原史書中的「倭奴」，一步步演變為後來的「大和」與「日本」？
洛陽殿前的冊封：「奴」是奴僕之意？
漢委奴國王金印的「身世」，最早可追溯至2000年前的東漢洛陽。《後漢書·東夷列傳》明確記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是漢光武帝劉秀在位的最後一年。當時日本列島處於彌生時代，小邦林立，彼此攻伐。福岡博多平原一帶的「倭奴國」為借中原大國聲威壓制對手、確立自身優勢，特派使團渡海穿過朝鮮半島，遠赴洛陽朝貢。
光武帝接納了使團的朝拜，並賜印冊封。由於史書並未描述印章的具體形制，直到志賀島金印重見天日，史學家才得以將文獻與實物精準對照。這枚蛇鈕金印標誌著東漢朝廷正式將倭奴國納入冊封體系，成為中日兩國建交的最早證物。
後世對「漢委奴國王」五字，常有誤解。有人將其斷句為「漢·委·奴國王」，認為「委」是委任之意，「奴」代表卑下的僕從，意思是「漢朝委任的奴僕國王」。
在制度史與音韻學面前，此說顯然不通。事實上，「委」乃「倭」之通假字，學術界的主流斷句為「漢·委奴·國王」，「委奴」意為「倭人地區的奴國」。「奴」字並無貶義，純粹是對博多灣一帶古地名「儺」（古音讀作Nu或Na）的音譯。漢代賜外夷印章多依循「王朝＋民族/地域＋部族/國名＋爵位」之制，「漢委奴國王」亦符合此制。
精妙的文字包裝：從「倭」到「大和」
到了公元3世紀的三國時代，列島局勢出現新變化。《三國志·魏書·東夷傳》（通稱《魏志倭人傳》）記載，島上出現了由30多個小國共尊的女王卑彌呼（Himiko），其統治的軸心稱為「邪馬台國」（Yamatai-koku）。魏明帝景初年間（約公元239年），女王遣使朝獻，曹魏遵循漢制，賜封卑彌呼為「親魏倭王」並頒賜金印紫綬，可惜該印至今尚未出土。
許多人常有疑問：中國史籍中最早使用的「倭」，以及後來的「邪馬台」與「大和」，究竟有何關係？
回答這個問題前，不妨先看看「倭」字的由來。早期《山海經》與《漢書》便有對倭人的記錄。語言學普遍認為，古代日本人自稱時，常用第一人稱代詞「わ」（Wa，意為「我」）。漢人聽音借字，又因其居於海島、身形較矮且順從朝貢，遂選用人字旁的「倭」字。
在漢字傳入之前，日本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約公元3世紀前後，本州近畿（今奈良盆地一帶）崛起強大政權，自稱「Yamato」，意為「群山環抱之地」，正符合奈良盆地的地貌，這便是後來奠定日本統一根基的大和政權。在讀音上，《三國志》中的「邪馬台」（Yamatai）與「Yamato」極為接近，許多史家認為，「邪馬台」很可能就是「大和」在早期的不同音譯或同源前身。
直至公元4世紀末，漢字在日本逐漸普及。古日本人發現中原朝廷一直用「倭」來稱呼自己，便採取了「訓讀」的折衷辦法：寫漢字時沿用中原通用的「倭」，讀音卻依然念本民族的母語「Yamato」。
不過，「倭」字隱含矮小、順從之意。到了公元6至7世紀，日本統治階層的漢學修養日益深厚，漸覺「倭」字不夠體面，對此心生芥蒂。
於是，古代日本人進行了一次精妙的文字包裝：他們模仿中原加上尊稱美字「大」，又選取「倭」（Wa）的同音好字「和」（寓意祥和、睦鄰），改為更為典雅的「大和」，讀音則依舊沿用「Yamato」。
這項調整兼顧了內外需求：對內保留了民族發音，對外換掉了貶抑字眼。直到今天，日語中與本國傳統文化相關的詞彙（如和服，Wafuku、和食，Washoku、和風，Wafū），依然保留了「Wa」這個音，正是當年「倭」字留下的語言痕跡。
作者簡介：
香港退休醫生、歷史愛好者，曾著有《進化與文明》（2005年出版）、《趣談歷史：一神信仰三千年──影響全球過半人口的三大宗教》（2025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