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承諾與現實之間
2026年7月上旬，本人以「石中英工作坊」名義，響應香港地方誌中心劉蜀永、張俊義教授的倡議，組織考察團重訪中英街。此行匯聚「國家隊」──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總編輯魏晞及總編室主任戴夢嵐、聯合出版集團總編輯趙東曉、天地圖書總編輯侯明，以及歷史學者毛昇教授、傳媒人黃宇翔、《輕新聞》總編輯李若浮等，由中英街歷史博物館創館館長孫霄親自接待。規格之高，本應標誌這條見證香港百年滄桑的邊界街道終於迎來全面開放。
然而，現實卻是另一幅光景。據報刊早前刊載的政府消息，中英街最快於2026年3月以「團進團出」方式開放予非沙頭角居民，但時至今日，這個承諾似仍未兌現。那20塊界石（現存八塊於地面）──這些見證民族恥辱與香港被割讓掠奪的歷史鐵證──仍被禁區的鐵絲網與行政障礙阻隔。
此次考察發現三個突出問題。其一，界石保護嚴重不對等：中方一側的界石已列為全國重點文物（光緒二十四年所立），獲妥善保護；惟分配予港方管理的第五、六號界石卻長期無人理會，既無相應保護級別，亦無實質維護措施。其二，歷史教育功能形同虛設：博物館雖已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現今香港普通市民尤其是學生，反而較回歸前更難前往參觀。其三，1967年沙頭角槍戰等象徵中英鬥爭衝突的歷史資料遭到刪減。
1986年：回歸前的愛國教育
40年前，情況卻截然不同。1984年底《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確定1997年回歸，香港社會在惶惑與期盼中迎接未來。當時任職工聯會華南旅行社董事副總經理的我，跟深圳市工會合作，開辦「中英街旅行團」，讓市民了解英殖屈辱的起點。
「石中英」這個筆名，也似乎冥冥之中和「中英街」結下不解之緣。「中英街」，不僅是地理上的交界，更是歷史記憶的承載者。雖然當時旅行團不能從英界（港方）進入，但深圳市工會打通各個環節，安排從華界入境，參觀界石與博物館。那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內地居民湧入購物，香港人則「寓學習於旅遊」。1986至1987年間，直至我1988年離任，累計接待逾十萬人次，每日多輛旅遊巴士往返。這是回歸前頗為成功的愛國主義教育實踐──透過陸方協助，香港市民得以親眼目睹中英街的界石，理解香港被割讓的歷史恥辱，以及1997香港回歸的意義。
界石到銀幕 雙重下架的困境
2012年適逢六七事件45周年，我重訪中英街，為探索1967年沙頭角槍戰之謎。當時安排了傳媒工作者劉銳紹、張家偉及前防暴隊警員在現場進行口述歷史，更邀得趙崇基導演同行，籌備以中英街為題材的電影。在一號界碑前，我這位「六七少年犯」與前防暴隊混血兒警司林占士「隔界」握手──我立於原華界，他立於原英界。這象徵性的和解，成為我倆日後發起成立探索歷史真相的「見證六七」的動力。
另一印象尤深的是，當時博物館內關於沙頭角槍戰的展覽相當詳盡，並播放廣東省電視台製作的香港1967年紀錄片（可惜這些珍貴的資料如今已不復見了）。回程時經過一個圍板興建中的樓盤，名為「中英街一號」。我對趙崇基笑言，不如我們開的六七電影就以此為名，趙導一口答應。這便是後來電影《中英街1號》名字的由來。
2015年，城市大學贊助25萬港元，「石中英工作坊」配對同額資金，出版《中英街1號》劇本集，並與劉智鵬教授《潮起潮落中英街》一同於香港書展發布，將電影系、歷史系與地方誌研究結合，一時轟動。
2018年3月17日──恰是中英勘界兩個甲子的歷史時刻──電影在大阪亞洲電影節榮獲「最佳電影獎」，評審團來自日本、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多國；此後更巡迴歐美亞20餘個影展，並於台灣南部影展再奪最佳劇情長片獎。
國際間的認可，與香港的遭遇形成殘酷對比：在港，影片遭受所謂「反對派」及「黃營」輿論一面倒的圍攻，被扣上「洗白六七」、「為暴動翻案」的帽子。儘管中聯辦文體部官員出席首映後，確認影片並無違國安法之處。但輿論的圍剿，再加上2025年底更有指香港電影資料館將《中英街1號》下架，令這部以中英街為背景、承載沙頭角槍戰歷史的電影，更難與觀眾見面。
探索重啟中英街旅行團受挫
《中英街1號》公映後，我和1980年代華南旅行社的舊部曾麗媚等人，努力籌辦重啟中英街旅行團，卻發現回歸後沙頭角仍屬禁區，深圳一側亦因早年越境事件而對港人封閉，結果是兩邊均無法進入，比回歸前我們可大張旗鼓舉辦中英街旅行團的處境更為艱難。
旅行團的長年下架與電影的疑似下架，性質何其相似：回歸前我們尚能組織十萬人寓學習於旅遊，回歸後反而連進入歷史現場的通道都被堵死。這種「開放」的倒錯，愛國主義教育不能理直氣壯地普及青年。是否為2019年的社會動盪埋下伏筆？忘記過去，實際同等背叛。歷史教育的缺位，後果顯而易見。
突破瓶頸 兌現承諾 讓界石不再沉默
由1986年的十萬人到2026年的高規格考察，四十載光陰，中英街從開放到封閉再到承諾開放，歷史彷彿畫了一個圓，卻未能閉合。黃宇翔在《亞洲週刊》獲獎的文章《香港如何面對苦澀的過去》，以及李若浮在《經濟日報》結合北部都會區發展的論述，都指向同一結論：中英街不應再被封存。那「中英街」的界石，是冷戰時期三大熱點衝突地的見證，是1967年沙頭角槍擊事件──導致1位大陸民兵、5名港英員警死亡的歷史現場。港英員警開槍的歷史現場，也是香港百年殖民史上中英「邊界」發生的最大規模的流血衝突。
當局承諾的「團進團出」開放，不應繼續淪為空言。作為40年前舉辦過中英街旅行團、回歸後出品過電影《中英街1號》的民間人士，我們呼籲特區政府正視界石保護的嚴重落差；並希望博物館方面能充實沙頭角槍戰的展覽，並尋回昔日館內放映廣東省電視臺製作的1967年紀錄片，提供給香港歷史博物館存案。香港特區政府與深圳市政府應再攜手合作，切實推動中英街向港人，尤其對香港的青年學生開放，讓那八塊露出地面的界石不再是禁區內的沉默石頭，而是警示後人的歷史豐碑。唯有正視這段「苦澀的過去」，香港才能真正面向未來。
原文刊於香港資深傳媒人聯誼會2026年會慶文集《薈萃》，作者略作增訂後授權本社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