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於周三（16日）正式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隨後發表今年《施政報告》。高風管理諮詢公司創始人兼CEO謝祖墀認為，五年規劃報告真正的價值，在於戰略思考的全過程，若參考大型跨國及國有企業的經驗，戰略思維並非與生俱來，它可以透過反覆討論、論證、廣泛參與逐步建立。
長期以來，香港經濟高度聚焦金融與服務業，依託一國兩制獨特優勢深耕國際化市場，但也形成了產業與視野的結構性局限。本地政務體系與社會大眾長期深耕財經領域，較少接觸軍事、外交等跨領域議題，面對「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核心導向，社會層面普遍存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認知偏差。在謝祖墀看來，香港啟動五年規劃編制雖起步較晚，但補齊中長期戰略布局短板、對接國家發展節奏，對城市長遠轉型而言意義重大，「有規劃、有體系，遠勝於無」。
香港近年施政始終圍繞國家「十四五」規劃賦予的城市定位，持續金融、貿易、航運、法律仲裁、創新科技、文化藝術、航空、知識產權「八大中心」建設。此次全新編制的五年規劃，正是香港主動銜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錨定國家戰略布局的關鍵舉措，為城市多元發展、產業升級劃定中長期行動框架。
對於首份五年規劃的核心挑戰，謝祖墀認為，規劃的核心絕非簡單羅列建設項目、落地任務清單，而是釐清每一項舉措背後的深層戰略邏輯。關鍵在於明確香港如何動態對接國家發展大局，跳出單一金融產業依賴，清晰界定自身在科創、文化、高端服務等領域的發展重心、發力方向與邊界定位，同時描準自身在涉外交流、區域協同中的專屬角色。他亦坦言，受城市發展基礎、客觀條件制約，首份五年規劃難以一次性完善所有宏觀戰略銜接問題，循序漸進、叠代優化是合理路徑，不必追求一步到位。
AI治理關乎全人類福祉
伴隨人工智能技術飛速叠代、全域滲透，全球AI領域的大國競爭日趨激烈，與之相伴的AI全球治理，已成為各主權國家高度關注的核心議題。今年7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在上海舉辦的第八屆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並發表主旨演講，明確提出AI發展不應是單一國家的「獨奏」，呼籲構建普惠共贏的全球AI治理體系，直指陣營化、排他式的科技發展思維。
謝祖墀高度認同AI治理關乎全人類共同福祉的核心觀點。他表示，AI技術無國界、影響全覆蓋，全球治理難題無法由單一國家獨立解決，中美兩大科技強國的參與跟協作是突破治理僵局、落地實質成果的關鍵。結合當前國際格局，美國政界對華存在諸多分歧，但美國各城市政治取向差異顯著，地方與民間層面仍保留廣闊的合作空間。據此判斷，中美AI領域不會復刻冷戰兩大陣營全面隔絕的格局：國家層面競爭博弈加劇、合作阻力突顯，但民間技術交流、產業聯動仍將持續存在，只是深度與規模受地緣政治影響有所受限。
他進一步指出，當前全球人工智能大模型發展已分化為兩條差異化路徑。中國堅持開源開放的技術發展路線，全力推動AI技術普惠共享、產業落地普及；美國雖同樣布局開源項目，但核心資源與研發重心高度聚焦閉源前沿模型，整體尖端技術實力穩居全球首位。兩套技術體系、發展模式的長期演進態勢與核心競爭力對比，已成為全球科技行業的核心關切。
全球AI治理的核心命題，在於釐清技術發展與人類福祉的辯證關系，平衡技術創新的增益與潛在風險。這一議題需要全球各國協同磋商、共建規則體系，而非由少數國家主導壟斷。當前多數發展中國家缺乏自研頂級大模型的技術與產業能力，高度依賴中美技術供給，同時亟需規避外部技術壟斷、被動受制的風險，「AI主權」理念由此獲得全球廣泛認同，成為各國科技治理的核心訴求。
AI主權不僅涉及國家 更覆蓋企業
值得關注的是，AI主權的內涵早已突破單一國家治理範疇，延伸至企業經營與產業發展層面，核心體現為企業對自有數據、授權機制、知識產權、數據使用全流程的自主掌控權。目前全球尚未形成統一的AI主權定義、政策框架與落地執行標準，各國仍處於探索完善階段，行業共識亟待建立。
過往數年，受西方「去風險化」、「小院高牆」策略及多重外部因素影響，跨國企業紛紛啟動供應鏈多元化布局，推行「N+1」供應鏈模式，嘗試在泰國、馬來西亞、印度等新興市場分流產能、替代中國供應鏈，試圖降低對華產業依賴。
但謝祖墀觀察到，全球外資對華態度已出現明顯轉折。自去年底至今年初，法國、加拿大等多國政要密集訪華，釋放對華合作積極信號，外資布局策略隨之調整，今年4月以來轉變趨勢尤為突出。一方面，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持續加劇跨國企業的經營焦慮；另一方面，中東等地緣衝突持續發酵，疊加複雜的歷史與人文矛盾，進一步打亂全球供應鏈布局。
「跨國企業愈發清晰地意識到，與中國供應鏈徹底脫鈎並不具備現實可行性。」謝祖墀表示，中國完備的產業體系、深度滲透的全球產業影響力，早已深度嵌入跨國企業的全球布局。當前外資普遍將中國視為兼具競爭價值與合作價值的核心市場，主動走近中國、對接市場、學習本土創新成果，成為外資布局的新趨勢。
中國供應鏈核心優勢難以複製
從實際落地效果來看，全球範圍內成功落地的對華供應鏈替代案例寥寥無幾。目前僅有鞋服等工藝簡單、門檻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規模化外移；以蘋果為代表的企業嘗試在印度布局消費電子等複雜製告業，最終均未達成預期效果，部分產能甚至回流中國市場。
多數所謂的產業轉移僅停留在表面，企業只是將終端組裝工序遷移至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核心零部件、核心技術、關鍵價值鏈仍牢牢掌握在中國產業鏈體系中，最終產品僅貼「越南製造」等海外標籤出口。由此可見，「脫鈎斷鏈」、「去風險化」等論調更多是政治層面的口號，與客觀產業發展規律、全球供應鏈運行邏輯相悖。
謝祖墀強調，供應鏈布局絕非簡單的勞動力成本對比。印度等新興市場普遍面臨電力短缺、基礎設施薄弱、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不完善、民粹政策擾動等多重營商風險，蘋果、小米、OPPO、vivo、索尼等多家企業均曾在當地遭遇經營阻礙、產能困境。反觀中國，不僅擁有執行力強、素養完備的產業工人隊伍，更具備高效協同的政企聯動機制，地方政府精準落實中央產業政策、全力保障項目落地的組織能力，是多數新興經濟體難以複製的核心優勢。
伴隨中國本土科技創新實力持續躍升，人民幣與數字人民幣的全球認可度、應用場景不斷拓展，中國供應鏈的綜合競爭力持續增強。對於全球尤其是南方國家企業而言，紮根中國布局產業鏈、對接中國創新生態，依舊是兼具穩定性、性價比與成長性的最優選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