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於周三（16日）正式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隨後發表今年《施政報告》。高風管理諮詢公司創始人兼CEO謝祖墀認為，五年規劃報告真正的價值，在於戰略思考的全過程，若參考大型跨國及國有企業的經驗，戰略思維並非與生俱來，它可以透過反覆討論、論證、廣泛參與逐步建立。
起步較晚 長遠轉型意義重大
長期以來，香港經濟高度聚焦金融與服務業，深耕國際化市場，但也有其產業與視野的結構性局限。本地政務體系和社會長期深耕財經領域的族群，較少接觸軍事、外交等跨領域議題，面對「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目標，社會層面普遍仍是不太認識、「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謝祖墀看來，香港啟動五年規劃編制雖起步較晚，但補齊中長期戰略布局短板、對接國家發展節奏，對香港長遠轉型而言意義重大，「有規劃、有體系，遠勝於無」。
國家「十四五」規劃賦予有關香港的定位，持續發展國際金融、國際貿易、國際航運、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仲裁、創新科技、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國際航空樞紐、區域知識產權貿易「八大中心」建設。此次首度編制香港發展的五年規劃，重點是香港主動銜接國家「十五五」規劃。
至於制定首份五年規劃的挑戰，謝祖墀認為，規劃絕非等如羅列建設項目、推行任務清單，而是釐清發展目標，訂定策略，規劃推行路徑，當中權衡得失、以及手中資源和成本代價，取捨亦涉及跨部門和範疇的考量。
「跳出單一金融產業依賴，清晰界定自身在科創、文化、高端服務等領域的發展重心」，謝祖墀表示香港擁獨特的定位，同時亦須小心秉持涉外交流、區域協同中的專屬角色，各級官員和社會不同專業都需有戰略規劃的思維。「關鍵也在於明確香港如何動態對接國家發展大局。」他亦坦言，受過往發展經驗和欠缺戰略思維的制約，本港首份五年規劃難以一次完善所有宏觀戰略銜接問題，循序漸進、迭代優化是合理路徑，不必追求一步到位。
AI治理協作受制地緣政治、但仍存在
伴隨人工智能技術飛速迭代、全域滲透，全球AI領域的大國競爭日趨激烈，伴隨的AI全球治理，已成為各主權國家高度關注的核心議題。今年7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在上海舉辦的第八屆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發表主旨演講，明確提出AI發展不應是單一國家的「獨奏」，呼籲構建普惠共贏的全球AI治理體系，直指陣營化、排他式的科技發展思維。
謝祖墀分析指AI治理關乎全人類福祉的核心觀點：AI技術無國界、影響覆蓋全球，這全球治理難題無法由單一國家獨立解決，中美兩大科技強國的參與和協作是突破治理僵局、爭取實質成果的關鍵。當前地緣政治環境和國際格局，美國政界對華存在諸多分歧，「但美國各城市政治取向差異顯著，中美之間的地方與民間層面仍保留廣闊的合作空間」。中美AI領域不會復刻冷戰時期兩大陣營全面隔絕的局面：國家層面競爭博弈加劇、合作阻力突顯，但民間技術交流、產業聯動仍將存在，唯深度與規模受地緣政治影響可能會受限。
他進一步指出，全球人工智能大模型發展已分化為兩條差異化路徑：中國堅持開源開放的技術發展路線，全力推動AI技術普惠共享、產業落地普及；美國雖同樣布局開源項目，但重點資源與研發重心在閉源前沿模型，整體尖端技術實力穩居全球首位。兩套技術體系、發展模式的長期演進趨勢和競爭力都顯對比。
而多數發展中國家缺乏自研頂級大模型的技術與產業能力，高度依賴中美兩國提供的技術，同時亟需規避外部技術壟斷、被動受制的風險，「AI主權」理念獲全球廣泛認同，全球AI治理成為各國科技治理的核心訴求。
AI主權覆蓋國家和企業
值得關注的是AI主權早已突破單一國家治理範疇，謝祖墀指已延伸至企業經營與產業發展層面，諸如企業對自有數據、授權機制、知識產權、數據使用在生產流程各階段的自主掌控權。而目前全球尚未形成統一的AI主權定義、政策框架與執行標準，各國仍各自摸索，亟待建立行業共識。
過往數年，受西方「去風險化」、「小院高牆」策略等影響，跨國企業紛紛啟動供應鏈多元化布局，推行「N+1」供應鏈模式，嘗試在泰國、馬來西亞、印度等新興市場分流產能、替代中國供應鏈，試圖降低對華產業依賴。
但謝祖墀觀察到，全球外資對華態度已出現明顯轉變。自去年底至今年初，法國、加拿大等多國政要密集訪華，釋放對華合作積極訊號，外資布局策略隨之調整，今年4月以來轉變趨勢尤為突出。一方面，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持續加劇跨國企業的經營焦慮；另一方面，中東等地緣衝突持續發酵，叠加複雜的歷史與人文矛盾，進一步打亂全球供應鏈布局。
「跨國企業愈發清晰地意識到，與中國供應鏈徹底脫鈎並不現實可行。」謝祖墀指中國完備的產業體系、深度滲透的全球產業影響力，早已成為跨國企業全球布局的重要元素，外資普遍視中國為兼具競爭價值與合作價值的重要市場，主動走近中國、對接市場、學習本土創新成果，成為外資策略規劃的新趨勢。
中國供應鏈優勢難複製
從實際效果來看，全球範圍內成功造出替代中國供應鏈的例子寥寥無幾，目前僅有衣服鞋襪等工藝簡單、門檻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規模化外移。以蘋果電腦為代表的企業嘗試在印度布局消費電子產品等較高端複雜的製造業，最終均差強人意，部分生產線甚至回流中國市場。
多數所謂的產業轉移僅停留在表面，企業只是將部分組裝工序遷移至越南等東南亞國家，重要的零部件、核心技術、關鍵價值鏈仍牢牢掌握在中國產業體系中，最終產品僅貼「越南製造」等海外標籤出口。由此可見，「脫鈎斷鏈」、「去風險化」等論調更多是政治層面的口號，跟客觀產業發展規律、全球供應鏈運作邏輯「分途而行」。
謝祖墀強調，供應鏈布局絕非簡單的勞動力成本對比。印度等新興市場普遍面臨電力短缺、基礎設施薄弱、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不完善、民粹政策擾動等多重營商風險，蘋果、小米、OPPO、vivo、sony等多家企業均曾在當地遭遇經營阻礙、產能困境。反觀中國，不僅擁有執行力強、素養完備的產業工人隊伍，更具相對高效協同的政企聯動機制，地方和中央政府保障項目推行的組織能力，是多數新興經濟體難以複製的核心優勢。
中國供應鏈的綜合競爭力持續增強，伴隨中國本土科技創新實力躍升，對全球尤其是南方國家企業而言，扎根中國布局產業鏈、善用中國創新生態，依舊是考慮穩定性、性價比與拓展機會下的優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