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行某程度上說明一個訊息，你貶幾多，我貶幾多，技術上其實已向老外們承諾不打貶值戰。
封面圖片：美國富商特朗普成功當選總統，使得整個建制驚訝不已（亞新社） 2016年西方政治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極右化。英國舉行脫歐公投，儘管兩大政黨（保守黨和工黨）的精英都希望英國留在歐盟，但老百姓投了反對票。美國富商特朗普成功當選總統，使得整個建制驚訝不已。意大利憲政改革公投失敗，大大鞏固了右派「五星黨」的力量，即使「五星黨」不能贏得全國選舉，也具有了足夠的力量來制約左派勢力。 極右化的趨勢在2017年會變得更加明顯。首先是法國的選舉。無論是內部因素諸如經濟不振、恐怖主義、社會分化，還是外部因素，法國極右派國民陣線力量繼續壯大。政治左派已經出局，即使中間派也不得不向右派靠攏。德國今天被視為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最堅強堡壘了，但總理默克爾也在積極調整其政治路線，為了保持政治優勢不得不向右派妥協，例如大幅度調整早先堅持的難民政策。 如果法國國民陣線贏得勝利，就很可能步英國後塵，舉行脫歐公投。歐盟承受得了英國的離去，但絕對承受不了法國或者意大利的離去。一旦法國離去，歐盟便會解體。歐盟是二戰以後歐洲進步左派的最大的政治項目；歐盟一旦解體，必將造成歐洲和世界的大變局。 極右化意味着什麽？今天西方政治向右轉有其歷史和現實的根源。西方左派一直代表進步力量和變革力量，而右派則被視為是保守力量的主體。一戰、二戰可以說是進步力量打敗了右派力量。二戰以來，左右派政治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左派的變化非常顯著，其立場幾乎和右派沒有什麽大的區別了。例如英國的工黨，在很長時間裏走「第三條道路」。 同時，很多右派政黨也往中間靠，能夠容納勞工階層的利益。左右派在政治意識形態和實際政策上的趨同現象，主要是因為二戰之後西方中產階層的龐大。無論哪一個政黨執政，都要照顧其利益。在中產階層龐大的情況下，左右政黨不至於走向極端。 但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狀態下，無論是左右派政黨，都成為了「資本黨」，都屈從資本的利益，結果經濟發展了，但政黨嚴重脫離了社會現實。全球化帶來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財富，但也導致了前所未有的收入差異和社會的高度分化。左右派政黨也都變成了既得利益，忙於分享全球化所帶來的財富，而遺忘了社會底層、小城鎮和農村。不僅社會底層尤其是少數族群的利益被忽視，西方社會主體的白人的利益也被忽視。這便是今天右派民粹主義崛起的社會根源。 極右派政治在歐洲歷史上多次出現過，最典型的便是德國納粹主義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美國在冷戰期間也有麥卡錫主義。所有極右政治有一個重要的特徵，那就是對內控制反對力量和批評者，對外侵略、貿易保護主義，甚至帝國主義。二戰期間亞洲的日本也有同樣的歷史。 儘管時代變化了，但人們沒有任何理由忽視今天的極右政治所能帶來的衝擊。從特朗普開始競選美國總統，到現在所釋放出來的信息看，方方面面都具有深刻的不確定性。美國人指責中國等國家的政治缺少確定性，而把美國政治視為是確定性和穩定的典範。今天的美國人對特朗普感到恐懼，一種從來沒有過的不確定感。 對美國和世界的災難 就內部來說，或許人們並不否認特朗普要復興美國的良好願望，但沒有多少人相信他能夠做得到。西方和美國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是技術結構變化和全球化結合的產物。技術進步所產生的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減少着就業；全球化又促動着資本和技術超越主權國家，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特朗普的右派政治如何改變這種技術結構呢？又如何控制資本而逆轉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呢？更令人擔憂的是，特朗普所「說」的則是違背美國人一直所持有的價值觀，例如保護少數族群、社會底層的權利，自由貿易等等。 特朗普的內閣是由億萬富翁、將軍和激進政客所組成。如果特朗普所言都是兒戲，不會成為現實，情況還不至於那麽糟糕；但如果不是，並且其有能力把其所言轉變成為現實，那不僅對美國來說是災難，因為它會破壞甚至摧毀美國的諸多核心利益，對世界來說也會是災難，因為它會導致地緣政治秩序的大變動。 特朗普的做法，無論是內部發展還是外交，都會對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比如說，如果特朗普推動貿易保護主義，或者對中國產品徵收高關稅，或者通過稅收或貨幣政策的調整來吸引資本回流美國，必將對中國經濟產生前所未有的衝擊。又比如說，如果特朗普要改變美國政府已經恪守了數十年的「一個中國」政策，或者在南中國海方面再製造新的事端，中國的國際環境就會變得更加嚴峻。 中國會如何應對呢？鄧小平生前應對國際風雲變化的話在今天仍然適用，即「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着應對、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在內部，理想地說，中國要既不能左、也不能右，繼續沿着中共十八大以來所確定的改革路線往前走；在外部，中國既不要恐懼於特朗普的各種「勒索」或者「恐嚇」，更不要錯失因為特朗普犯「顛覆性錯誤」而為中國所提供的機會。 對中國領導層來說，內部建設仍然是重中之重。美國和西方出現了極右政治，是因為社會出現了嚴重問題和危機。德國的希特拉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是通過民主方法產生的，因為社會面臨巨大的危機，人民感到無望了，希望出現一位「救星」。現在西方美國的情況也差不多。 中國的民粹主義力量實際上也不小，它們通過各種方式不斷表達出來，例如「仇官仇富」的心態、對外的極端民族主義、各種極端思潮的湧現、網絡事件頻發等等。一些地方的黨政官員也開始樂意訴諸於民粹主義，用意識形態治國和管理社會。不過，中國的領導層也意識到，各種形式的民粹主義的實際效用是非常有限的。中國的問題仍然必須通過發展得到解決。只要在發展，所有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發展一停頓，問題便會永恆化。今天中國的經濟仍在下行，一旦爆發經濟危機，其他方面的危機也會爆發出來，或者經濟危機會演變成其他方面的危機。 因此，今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可能是一個契機，把黨的工作重點從「救黨」轉向「救經濟」。反腐敗仍然會推進下去，但需要從運動式轉向法制和法治式，並且更需要糾正一些地方在反腐敗過程中的不當擴大化現象。一些地方，幹部之間發生文革式的互相揭發。一些地方幹部在反腐敗過程中，公報私仇，牽連一批企業家，並以超越法律的方式對待企業家。這對地方經濟發展產生了極其負面的影響。 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已經往制度化反腐和治黨這個方向走了實質性的一步。監察委員會的成立，更可以整合原先過於分散的反腐敗機構而發揮更有效的作用。 發展需要適當分權 發展需要適當的分權。十八大之後的集權非常必要，因為頂層設計、反腐敗、克服既得利益等都需要權力。鑒於今天世界範圍內所出現的領袖危機，中國再次確立了「核心」概念，是一個強有力的領導集體所需，是體制有效運作所需，也是政治責任制所需。沒有政治責任制，任何體制的運作都會出現大問題。現在核心已經確立，就可以理性地去處理核心和黨內民主、核心和黨內集體領導之間的關係。沒有人會否認，從毛澤東到今天，執政黨的事業是一代代領導層集體努力的結果。 政策落實需要動員地方政府、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這四種主要經濟力量，它們是改革開放以來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力，今天仍然如此。沒有它們的積極性，經濟很難得以好轉。盡管一些幹部、企業家也犯過錯誤，但應當創造制度和法律條件容許他們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再為國家的進步做出貢獻。 在這方面，各級領導尤其要保持清醒的頭腦。現在，反建制的民粹主義泛濫，無論媒體或各社會群體都有強烈的印象，即黨政官員沒有一個是清廉的，企業家沒有一個是不腐敗的。政府的政策也往往被民粹主義所綁架、所引導。一些人的確很腐敗，但很多腐敗現象都是歷史過程中制度不健全的產物。所需要建設的是制度，而非簡單地懲罰腐敗者。如果制度繼續不健全，腐敗仍然會前赴後繼。數千年的歷史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在外交政策上，中國會不惜一切維護核心利益，尤其是主權利益，包括台灣、南中國海、東海等。台灣尤其重要，因為這表明中國仍然處於分裂狀態。因此，一旦台灣當局誤判形勢，犯「顛覆性錯誤」，例如搞「台獨」，中國也不會放棄追求國家統一的機會。很多年裏，「一個中國」是最低限度的共識，一旦台灣當局放棄了這個「共識」，兩岸現狀就很難維持。 不管是台灣當局還是美國，一旦打破兩岸現狀，中國就有可能出台新的台灣政策，加大「胡蘿蔔」和「大棒」兩個方面的力度。對國家的統一，人們愈來愈不抱幻想了。在南中國海方面，中國已經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可以牽制美國，消耗美國力量。中國沒有任何計劃把美國驅離亞洲，而只是要求美國在亞洲扮演積極角色，而非麻煩製造者。 在國際舞台上，中國會繼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積極推進新一波全球化。美國、歐盟、日本等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並不具有實質性意義。中國不會低估自身市場的力量，因為話語權往往來自市場實力。西方話語佔據主導地位，是因為西方市場的力量。中國本身會繼續通過有效使用市場的力量來塑造話語權。而且，西方的保護主義壓力也並非全是負面的。 2008年以來，中國努力拓展內需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市場，這兩方面都取得了實質性的進步。面臨西方貿易保護主義，中國有能力推動新一波的全球化和自由貿易。這符合中國本身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經濟的利益。 因此，換一個角度來看，西方政治極右化對中國來說是否是新的機遇期呢？如果理性克服和取代了恐懼、焦慮和自大等情緒，便是機會；但如果是後者克服和取代了前者，便是危機。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Gordon《美國經濟增長的漲落潮》一書足以警醒世人，美國經濟經歷過長期放緩及重大政治後果，頹勢實由科技發展停滯所致。
走不出一條新路，香港房屋土地問題仍會是下屆政府的計時炸彈。中國大陸常說「治國必先治水」。在香港特區，則是「治港必先治樓」。
往後，類似於英國和日本這樣的國家，會順水推舟，順勢而為，在美元轉強的過程中，他們不會去並行或者爭鋒，或他們還會蹲下來，等風暴過去後完成結構調整，然後再站起來開始競賽。
金庸說過，時局總是向着人們主觀的方向發展，所以不妨多一點向好的方向想，看時局看得樂觀一點，這樣時勢也許就會由壞變好。年輕時不解金庸這番玄話，年事漸長，愈覺得有道理，也就與讀者分享。
對香港而言，未來一年充滿各種險情。特朗普為求取悅他的一些支持者，置美國總體利益於不顧並非不可能，設關稅則肯定不利香港的出入口與物流業，港人應繫上安全帶，沉著應對。
特朗普改革的三個着力點主要體現在經濟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增加兩個收入，壓縮兩個支出，確保一個強美元的存在，或者是強美元的一個趨勢。
美國政治亂局源於一場文化及道德危機，關鍵繫於民主黨的社會自由、經濟進步主義，與共和黨的社會保守、經濟自由主義的分歧。
美國加息將會令人民幣滙價變得更疲弱，而外滙儲備蒸發速度也會加快。
如減息、降準及相對較多廣義貨幣供應是舊方式的話，至少明年暫時毋須再提什麼減息、降準了，若通脹預期升溫，加息倒是更有可能出現的政策手段。
封面圖片：美國的債務屬於收入無法覆蓋支出所形成的債務。（Pixabay） 編按：盧麒元的演講分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美國的經濟問題；第二個部分是特朗普改革的三個着力點；第三個部分是美元的變動趨勢，第四個部分是我國面臨的挑戰。本社將陸續推出，敬請關注。 今天演講的緣起於前一段時間，我對 Financial Times 的一個專欄作家關於人民幣彙率問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因為我覺得他們在某種意義上是在誤導，導致群眾或領導的誤判，我覺得這個問題有必要比較系統的進行討論，把它講清楚。 此外，無論是香港還是國內體制內外的朋友，最近對美國經濟和美國未來可能發生的一些變革，非常感興趣。其中，我也接受了體制內的一些單位內部的訪談，討論了一些問題。有些問題可能比較敏感，我今天可能還是不能談，那我們就把一個方向說出來。 很多朋友說：「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將一些想法，變成主流的意見，或送達天庭」。但我們還是盡力，讓一些看法能夠對他產生一些影響，影響他們對趨勢的判斷，影響未來對決策的選擇。 100年前的黑天鵝 對經濟問題的理解，要回到經濟史的角度，拉長歷史的距離來看。其實在美國的歷史上，出現特朗普這樣的現像不是第一次。100年前，威爾遜總統，他是普林斯頓大學校長，他不是職業政治家，他借助於民粹主義崛起成為美國總統，並且是美國歷史上，對美國的制度建設影響最為深遠的一位總統。他改寫了美國的歷史，或者也改寫了世界經濟政治、經濟發展的歷史。 在討論特朗普之前，我們討論威爾遜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為在1912年，兩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爆發，新興崛起的國家，主要是美國、德國和日本這些國家，面對整個世界形勢的劇烈的變動。因為新興的國家都是制造業大國，面對一個劇烈的變動，處在一個歷史的轉折時期，國內矛盾和國際矛盾非常尖銳和突出。威爾遜的出現，使得美國沒有爆發社會主義革命。同時使得美國成功的避免了直接卷入世界大戰，他們實際上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但美國沒有被戰爭拖累，而是成為戰爭的最大的獲益方。威爾遜對美國的意義是很重大的，也表達了在基督教新教倫理下的美國人，對世界，對自身的這種認識。用毛主席的話說就是，他們還是一個能夠實事求是的這樣一個民族。 一、美國的經濟問題 （一）美國債務問題 美國的經濟問題看似復雜，其實抓住一根主線就看清楚了，主要是美國的債務問題。美國國家的債務，總的債項累計大概是23萬億美元，它占了GDP的120%。美國包括國家、機構、個人在內的總負債是120萬億美元，差不多是GDP的600%。 全球的GDP大概是100萬億美元左右，全球的總債務總額大概是在500萬億美元水平。什麼意思呢？就是美國的GDP大概是占全球的1/5，它的債務占全球已超過1/5，比1/5還多了一些。 中國國債總量大概是5萬億美元左右，我們全部的總負債大概是50萬億美元左右。我們國家債務占GDP的水平大概在50%。我們的總債務大概是GDP的500%，我們的債務在全球債務中的比重大概是10%。大體上，如果從債務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情況可能比美國略好一些。 可能有些朋友會問，債務說明什麼呢？債務是一個什麼樣的問題呢？從個人的角度理解，或者從家庭角度理解，是可以理解到的。債務，是因為你的收入不足以安排支出的時候，或者是你在做投資性的擴張，這個時候就需要舉債了。一個是可能是收不抵支，你需要負債；一個是可能是要擴張，所以需要負債。 （二）美國債務問題來源 美國的債務，他不是屬於擴張性債務，它是屬於收入無法覆蓋支出所形成的債務。那麼我們就要看他的這個支出方面，是哪些因素導致它的債務在近20年時間裏迅猛擴張。首先，主要是社會保障，主要是福利方面的，這個需求比較大。其次，就是他承擔了過重的海外責任，或者是他進行了不必要的軍事擴張，導致他債務形成了今天這樣的一個規模。這對我們以後來理解特朗普的改革是有意義的。 很多朋友可能在考慮債務的時候，比較技術化，或者是學術化，就把它單純理解為一個債務問題，可能上升不到政治和哲學高度。那麼債務在政治上的意義是什麼呢？在哲學上的意義是什麼呢？債務，實際上它有利於資本利得，債務是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的原因，也是貨幣貶值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它對資本利得是有巨大好處的，同時，他對勞動所得是災難性的，或者是不好的，嚴重的時候會變成災難性的。也就意味着過度的債務，實際上會對普通民眾構成傷害，他在政治上，在哲學上，需要我們有一個更深層次的認識和理解。當然我們不是說所有的債務都是不好的。在經濟快速發展的時候，我們也需要有債務的存在，或者舉一定的債，但是一件事情的好和不好，是有邊際的，過了就錯了。 美國的債務是必須有的。因為是債，債是基於信用，它未來要還債，那就要考慮你這個債將來如何去處理，如何去還。如果你沒有很好的安排，這個安排既有政策上的安排，也有制度上的安排；如果你沒有很好的安排，如此巨大的債務將導致整個經濟結構被嚴重扭曲，甚至導致美元最終的崩潰。 問題出在公共開支 事實上，在經歷了近20年這樣的一個過程，美國的經濟結構和美元已經存在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導致美國各個階層對經濟問題的思考，他們思考的結果轉向了政治。我們在選舉中看到，他們在做最後的努力，來阻止繼續扭曲，阻止美元崩潰。這就是特朗普當選的原因，也是希拉莉選戰失敗的重要原因。因為你要給美國經濟一個出路，特朗普不一定能給這個出路，但是特朗普至少讓人看到有一絲解決的希望。 在討論美國債務的時候，我們要討論一下美國債務的來源。在國家層面就是國債，這個層面，顯然是稅收增長跟不上公共開支的增長，這是顯而易見的。那稅收增長是不是慢了呢？或低了呢？顯然不是。實際上美國的稅賦不低，那問題可能就出在公共開支上面，公共開支上一定有不合理的部分，所以我們在分析債務的時候，大體上問題慢慢浮出水面。 在債務的來源上，還有第二個問題，我剛才說的是國債的部分。那總債項是哪裏出了問題呢？我們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美國創造價值的能力在弱化，它跟不上美國國民消費開支的增長。 抓住了債務這個綱，我們再把它往上一拎，露出那些下邊的幕來。我們看看公共開支：公共開支裏邊，其實最大頭的是社會保障；其次是國防；最後才是美國的行政經費，就是政府要花的錢。我們看到這裏三個項目，三個大項裏社保、國防和政府，就是行政費開支都存在問題。也就是說，特朗普的改革在這三個領域都要下功夫。 我為什麼覺得特朗普的改革很難，因為美國三權分立，作為一個行政方，他很難很難強制力去約束立法。而社保、國防和政府這三個方向，都涉及到非常非常復雜的立法問題。特朗普能不能過關，這是一個問題。特朗普什麼時候能過了關，這是第二個問題。因為這意味着美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進程，也意味着美元轉強的時間節點。 私人消費膨脹原因複雜 說完了公共開支。我們看一下美國的私人消費或私人開支。其實美國人的私人開支裏面很大的一部分，也是用在保險上了，就是保障方面；其次是居住；再其次是教育醫療等其他的支出。實際上在私人消費裏，我們注意到，它的膨脹的原因是非常非常復雜的。實際上呢，這裏有一部分是屬於經濟上或者是管理上的原因，也有一些深層次的原因，涉及到政治上的問題和哲學上的問題，這也是美國這個白人階層，這次選舉激烈反彈的一個原因。實際上，美國的問題不是一個美國國家的單獨的問題，它表達出幾乎所有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他也讓我們看到了類似於像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我們不好用新型的資本主義這個說法。但這個新興經濟體，其實也有同質化的問題，我們要高度注意。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具有同質化的，當然解決策略有所不同。 […]
我很榮幸，廈大這個新的經濟研究中心是以我的名字命名，也就是鄒至莊經濟研究中心，相應的英文名是 Gregory and Paula Chow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須化解非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情緒，各國政府應當利用重分配與再就業培訓，落實沒有輸家的全球化。
假使特朗普未能兌現競選承諾，無法協助勞工階層擺脫困境，民主黨仍有望挽回頹勢。
老實講，內地既批評外資，但對外資意見及舉動仍然高度重視，當局與其落閘嚴加限制，倒不如像國債發行一樣，繼續高息利誘，做多幾次鬼子佬及外國央行超額爭購人民幣投資工具的現象，製造逆境下的空前反應。
市場發展迅猛，利益驅動強大，把必要的金融監管落到實處，更是難上加難。不過監管可以一時落後，不能長期滯後。金融風險所在，便是完善監管當務之急。
中國的崛起和成功其來有自，就是早着先鞭，截足先登。追本溯源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功在史冊，不可磨滅。
美聯儲預期2017年加息三次，中美息差將因此拉近，使人民幣匯價和中國資金外流出現壓力。未來一至兩季，中國息率有上行壓力，人民幣將持續在可控情況下貶值數月，北京將繼續收緊資本控制。
奧巴馬的失敗，造就了特朗普的成功。人們相信：只有讓特朗普這類完全不一樣的人來當總統，才能真的令美國改轅易轍。以金融市場近期的表現來看，市場的參與者大都相信特朗普有這種能耐。
但要達到自身經濟發展的效果，關鍵在於香港能否發揮超越利己的角色，不單只顧個人利益，亦要為大經濟環境創造條件作出貢獻，其中一個方法是在推進一帶一路中上成為不可或缺的一員。
聯儲局暗示明年加息可能達到三次，但美國實體經濟增長中樞下移及美元指數的上升將限制利率上升空間，預計 2017 年聯邦基金利率可能上調兩次，共半厘。
如果「資本運作」方式不能加以有效規制，對國民經濟會產生怎樣的長遠影響呢？一場經濟大災難就在後頭。
關家明表示，「第四季出口指數低於50的盛衰分界線，雖然反映香港出口商對短期出口表現不感樂觀，但他們對明年前景預期較中性。事實上，59%受訪者認為2017年全年銷售增長或持平。」
看來，人行難以藉操作有效指導市場利率劃一向下，靠的可能是最原始的直接定向操作，直接向銀行指令及注入所需流動性，其餘的就由得他們自生自滅好了。
到底是技術性偶然性的因素譬如 UGL，家庭原因或選委會組成等促使特首放棄；還是更深層的因素：中央政府要重組香港政策呢？這將會在未來的選戰和最後誰人雀屏中選中顯現出來。香港人，香港觀察家務必拭目以觀。
每個人都應該重視，因為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國家，它現在擺身轉向，我覺得影響是相當大的。
我們曾與一些剛畢業的港生討論，他們不認為自己的能力比外地生輸蝕，只不過現在會計師事務所很多業務都是面向中國大陸，在當地土生土長、熟識當地文化以及有人事關係的外地生（大部分來自內地）自然佔有優勢。
中緬經濟合作，兩國共同利益明顯。中國的投資可改善緬甸民生，緬甸也可助中國更有效的直接走進印度洋，效益可勝「中巴經濟走廊」。
進一步開放沿海運輸權大大打擊貨運及貨櫃港口，同時亦影響香港作為國際航運樞紐的地位，拖低整體社會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