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的確言出必行，似乎市場判斷摩根士丹利先勝一仗。
面對種種困難，政府並非束手無策。莫若轉變思維，向改革尋求答案。
林毅夫深受道家思想影響，「常無」與《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一脈相承。
內銀總體的盈利增速有望企穩，但表示由於息差持續收窄，盈利增長幅度難見大升。
今次打槓桿，目的之一除了降風險之外，就是一併清洗野蠻人，它們大部分都是中小型股份制銀行主要股東。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期，外部經濟金融風險較之過往更易外溢到國內，亟需健康、繁榮、可持續的金融提供有力支撐。
「正稅清費」是理性選擇，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應該從稅費總量與結構著手，切實降成本。
一旦政府真實財政情況被拆穿，通常會引發大規模的貨幣貶值，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最大成就是真的按鄧小平政策理論，成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同時衍生藉以權謀私利益輸送的官場腐敗與太子黨橫行等亂象。先不說郭樹清甫離開山東省即現企業連環爆煲爛攤子，自2月24日從山東省長空降至北京市金融街銀監會大樓，他履新銀監會主席逾兩個月，暴風級風力似毫無減退之勢，該會連發不下十條通知，多條監管令以行業監管佔最多數，開宗明義要「下猛藥」整治金融亂象，掀起的整治風暴似沒完沒了。他自2011至2013年任證監會主席，短短17個月發布通知與規則達70條，有統計指平均每7天一新政，被民間冠以「郭旋風」之名。問題是中國有幾多個包青天足以杜絕積重難返的金融欺詐與腐敗？改革打正旗號為政治服務以至負債沉重的金融系統？ 短痛換長痛 上樑不正下樑歪，所謂高薪養廉，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已行不通，在內地更早已證明是大笑話，幾乎逢官必貪、能人腐敗現象比比皆是。在其位始能謀其私，有能力有權力知法犯法、以權謀私者源自價值觀的扭曲，適逢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官場充斥物質主義氾濫，一切向錢看、道德淪亡的世代，官場瀰漫朝中有人好辦事、有錢使得鬼推磨的扭曲價值觀如傳染病毒，遺禍之深，莫此為甚。自郭旋風離任證監會主席後的2014年起，中國金融圈反貪腐大案頻生，銀行業更是重災區，多位高管被調查。2015年中國股災期間及之後，證監會多位高官落馬，連副主席姚剛與主席助理張育軍亦包括在內，更是始料未及。上月初，李克強總理要求加強對國資國企和金融監管，強調「嚴厲打擊銀行違規授信、證券市場內幕交易和利益輸送、保險公司套取費用等違法違規行為」，明顯針對「三會」的問題，隨後保監會主席項俊波應聲落馬，接著連銀監會主席助理楊家才也被帶走協助調查，反映金融監管領域如爛蘋果，腐敗程度極嚴峻。 留意銀監去槓桿加劇之際，中國人民銀行及官媒幾次發言反過來強調，要確保市場運作，不會出現任何亂子，去槓桿要有技巧等，是否代表人行行長周小川或其他持份者對近期動真格整治金融歪風的監管與整頓有微言？的確，人行在流動性管理上，原本步伐是進一步邁向中性，甚至偶爾偏緊，但會否因郭旋風而擾亂部署，反過來要再次被動式向市場淨投放資金？更甚是債息已升很多，10年期國債收益率升至20個月以來最高的3.5厘水平，去年10月還處於2.6厘而已，息率抽高如影響財政部及國開行等主要發債機構，拉高整個經濟體中持份者的資金成本，郭旋風恐怕要收慢了，如中國金融監管因怕痕又怕痛半途而廢，那只怕終極結局是要短痛換長痛了。 原刊於《am730》，獲作者授權發表。
藉出售公屋釋放土地價值，定能創造財富，活化社會。
近期科網概念公司的步步進逼下，一哥地位已經不保。
作為家庭旅遊熱點的迪士尼，它的存在的確對香港市民的生活質素有頗正面的影響。
豪華酒店加上名牌大學，到底富從何來？答案就在地名之中。
唸經濟學對每人的生活會有幫助。
近日中小企債務爆煲之聲此起彼落，由資產管理公司或券商持重倉的股份偶傳閃崩下跌，背後不無原因的。
中國和美國最終能成為朋友嗎？文章縱觀特朗普及習近平的從政之路，剖析中美兩國在貿易政策上的攻防戰。
低估離婚與再婚引發之需求增長 離婚與再婚急劇增加，成為香港房屋需求增長的主因，實屬始料不及；大批有意置業或計劃組織家庭的青年人無力購置居所，愈來愈心灰意冷。香港離婚率現已高踞全球第五位，自從中國內地對外開放，兩地居民交往日趨頻繁，跨境婚姻急劇增加，香港的離婚與再婚數字大幅飆升，。只要看看離婚與再婚趨升的統計數字（圖1），便能理解對房屋供應造成的重大壓力。 1976至1995年期間，香港累計婚姻（包括初婚及再婚）總計為803072宗、離婚總數為84788宗、再婚總數為65794宗；隨後自1996至2015年的20年內，累計婚姻為數878552宗、離婚高達323298宗、再婚則增至256066宗。離婚與再婚數字飆升現象既未能預見，更遑論準確預測。這從房屋統計資料可見。 1976至1995年期間，累計新落成住宅樓宇單位總數達1267335個；隨後自1996至2015年的20年內，累計新單位僅得857378個。兩段時期比較，建屋數量減少三份之一，至於單位數目與住戶數目的比例，1976年為0.91，1986年為0.98，1996年為1.08，2006年為1.11；2016年則為1.08，這一比例在1976至2001年期間逐步改善，但期後卻漸走下坡。 離婚與再婚對公營房屋政策影響極大，皆因這些家庭多集中於收入組別中的下半層。換言之，不但「有產階級」的房屋需求有所增加，缺乏經濟條件的「無產一族」也不例外；離婚與再婚數字上升，且其中多為未能負擔不斷漲價的私人樓宇的家庭輪候公屋時間頓然大大延長。 時下不少年輕人不願與父母同住，或有意自組家庭，卻苦於缺乏經濟條件，無法沾手私樓市場。 戶主的婚姻狀況無論屬初婚或再婚，在現行公屋分配政策下並無區別；公屋租戶離婚或再婚，均可重新申請公屋單位，因而暗藏鼓勵缺乏經濟條件租戶離婚及再婚的誘因。除非當局免除此一誘因，否則增建公屋只會助長補貼離婚及再婚，進一步增加對公屋的需求。要真正滿足缺乏經濟條件者與日俱增的房屋需求，必須先行檢討公營房屋政策。 曾蔭權當政時期，為優先照顧貧窮長者，已令公屋輪候時間增長。2011年，本地65歲以上住戶已有近半數正租住公屋；現時在公屋編配方面，長者大致上可算獲得充份照顧，最感不滿的實為年青一眾。 話雖如此，若以增建租住公屋解決房屋短缺問題，則是大錯特錯的政策，決不應令公屋政策變成助長以離婚、再婚方式耗費公帑，房屋政策應以協助住戶置業為主要（縱非唯一）目標，而合資格申請公屋者應只可一生享有一次福利，令已享福利者在家庭破碎前三思而行。 資助自置居所的房屋政策有利於穩定家庭關係、培育子女、促進工作意欲、增強社會凝聚力，並可縮窄不同階層因物業財富差距而產生的政經鴻溝。 政府房屋政策不應只著眼於增建單位，以解決住屋短缺，而必須正視房屋需求日增的一大根源：離婚與再婚。要解決房屋短缺，又避免同時令問題惡化，必需為市民大眾提供自置居所的機會，而非僅僅提供租住單位。 要減少由離婚與再婚帶動的房屋需求，需將現有出租公屋，特別是1997年後建成，與及租者置其屋（租置）計劃內仍未售出的單位，出售給現有租戶，將單位私有化，此舉除可大大消減公屋住戶的離婚意欲，同時亦於減輕經濟分化問題上跨進一大步。 財政預算與社經發展 香港人口正急促老化，一日未能大事改革入境政策，則只能繼續依賴未有增長的勞動人口，去負擔未來數十年不斷增加的長者人口。醫療、社會福利的公共開支，佔本地GDP比例亦只會持續向上。 特區政府近10年來財政盈餘豐厚，但要應付公共開支日增，必須重新檢視現有收入基礎。財政盈餘如此可觀，全賴土地和物業價值大升，對資本收益與經常性收入均大有裨益。然而樓價升勢還能維持多久？即使仍能維持穩定，來自土地與物業的收入漲幅亦有盡時。 另一方面，來自個人薪俸及中小企業的稅收，在整體稅收中的比例不但難望提高，更有收縮之虞。工資增幅有限，相關稅收又怎會大幅增多？從圖2顯示的兩種現象可見一班：一）實質工資增長放緩；二）工資分佈下層的增長率較頂部緩慢。 1976至1996年的20年內，男性實質工資增幅每年平均為4.5至5.5%，而1996至2016年間，增幅則只有1至2%，銳減原因固然與亞洲金融風暴有關，另一要素乃由於在全球邁向知識型經濟的過程中，工作人口中人力資本增長下滑。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工資增幅與工資水平息息相關，假以時日，形成工資分佈集中於底端的現象，亦即工資低於平均水平者佔較高比例。此一趨勢若在現行稅制下持續（可能性甚高），則本地稅基只會更形狹窄。 投資教育顯然有助於未來持續增長，不過須待一二十年，才能取得實效。政府總開支佔GDP比例勢將有增無已，然而薪俸稅和利得稅收入卻難望增加。要平衡政府財政預算，今後長時期內只會日益依靠土地與物業相關收益。 未來的社經發展有很大程度仍仗賴土地與物業收益，屬合情合理，在普通法制度與亞洲經濟高增長的大好形勢雙重保障下，本港土地的確具相當高的價值。 觀乎近20年來的特區政府開支模式（圖3），社會福利增長速度一直為各類開支之冠，醫療開支亦見增加，但增幅尚算溫和；隨着學齡階段人口減少，教育開支近年略為下降；公共房屋開支則顯著減少，皆因曾蔭權任內政府縮減投放在公屋的資源。值得關注的重點，是整體公共開支佔GDP比重維持穩定，主要因為房屋開支減少。 不過，今後數十年間，這種模式會急劇轉變。醫療開支在人口老化帶動下，將會急促上升，預計至2041年，佔GDP之百份比將倍增，屆時社會福利開支亦將如是。進入學齡階段的人口提升，教育開支亦隨之增加；為提高生產力以促進經濟增長，所作投資亦會增加。未來數十年整體開支的增長規模非同小可，若非一如既往，有雄厚的土地與物業價值作為後盾，財政司司長要平衡財政預算談何容易。 要是欠缺物業價值升幅支持，則財政收益（包括資本收益與經常性收入）佔GDP百份比難望有如過去30年般維持向上。事實上，由於近廿多年來政府均未能妥善改革公共開支的融資安排，公共開支的負擔必會劇增。 預計短期之內，社會福利、教育、醫療融資方式不會轉變成為以用者自負方式承擔部份開支增長，故大部份增幅仍將靠公帑負擔。現行以居者有其屋（居屋）計劃資助出租公屋的融資模式，日後再難發揮作用，因出租公屋建築成本增加，而居屋則礙於工資升勢緩慢、購買力弱，售價難以提升。 是以唯有落實改革公共房屋的融資方式，日後才有望平衡財政預算，提供適度的教育、醫療、社會福利投資，以期帶來更美好的社經發展。過去多年來財政盈餘豐厚，無非是拜物業市道異常暢旺所賜，實不能寄望永遠如是！ 政府一向提供土地，興建租住公屋，租金之低甚至不足以支付每年維修費用。公屋的建造成本以至地價，全由市民大眾資助，住戶縱然得享單位價值，但事實上住戶與政府均未能從地價得益。土地既不能作其他用途，土地價值也就永久流失。有關單位不得在市場放租或轉讓，反觀新加坡的組屋（當地公屋）住戶，則可自由將單位租售。 經過近30年的全球經濟融合與跨境婚姻趨勢，香港無產一族的住屋需求亦劇增，近年房屋佔公共開支比重下調的現象勢將逆轉。樓價高昂，即使中產階級亦難以負擔，無形中被迫成為公帑負擔的一部份。現時申請購買居屋的住戶入息上限為每月50500元，據政府統計資料顯示，全港處於此入息水平以下的合資格申請居屋住戶，比例竟然高達八成。 若能改革現行公營房屋政策，為無產一族提供可以負擔的置業計劃，則無論公屋住戶抑或政府，均能盡享有關土地的價值，而毋須注入額外資源，亦足以平衡未來財政預算，更是為無產一族提供置業機會的唯一可行方案，有關土地價值自然失而復得。 此舉涉及的資源確實非同小可。於2016年第三季度，公屋租住單位（不包括租置計劃）總值高達29500億元，其中以土地價值為主；經過近期樓價升勢，是項總值當更水漲船高。 下星期我將探討如何透過改革公營房屋政策，重新凝聚社會，重拾對本港財政基石的信念，並期以修補政治分歧，免令香港經濟發展停滯不前。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粵港澳大灣區對於廣東、香港和澳門而言，意義遠遠大於一帶一路。
世界最大的3個航空公司幾乎都屬於美國，它實力強橫，但為何服務品質卻如此差劣？
在以色列，年青人對投身初創企業的熱誠高漲，因此以色列也以「初創之國」聞名。
各級政府應該趁此良機，在改革上動真格，做幾件多年想做卻沒有做成的大事實事。
高高在上教訓年輕人多做無益
日本政府利用自己研發的機械人技術，竟然發展出機械人照顧長者科技
軟體是黃金產業，是硬體產業的命脈，更是服務業制勝的祕密武器
近年熱話的公眾參與，不應在生米快要煮成熟飯時才進行
縱使早前增加懲罰性印花稅稅率，房屋價格卻依然再創新高，足證以規管措施為樓市降溫根本無濟於事。面對房屋單位嚴重短缺，需求管理措施只徒具形式，要窺探住屋短缺程度，可根據新家庭累計數字與近30年來新落成單位的差距，加以推斷。 1986至2016年期間，香港累計婚姻達1,745,000宗，建成住宅單位總共1,572,000個。假設拆卸單位佔新供應一成左右，則淨增長單位僅得1,414,000個。 近30年來，按落成單位數字計算，房屋供不應求的程度實在嚴重，樓價飆升、私樓劏房激增都是必然結果。至於量化寬鬆、低息環境、內地買家、炒賣成風等，均屬影響因素，但並非導致動香港房屋短缺的主因。 如何清理積壓的供應短缺情況，滿足對住宅的持續需求，乃是候任特首政策上當務之急，必需換個新角度，全盤了解近30年來房屋供應持續短缺的「複雜成因」。 這棘手複雜的問題背後實在有太多的原因，不能只歸咎於任何單一因素：前任特首曾蔭權未能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地產發展商貪得無厭，囤積土地；政府奉行高地價政策；以至裙帶資本主義甚或金權政治等。 本地土地與房屋所以持續短缺，主因在於當局未能掌握中國對外開放與全球經濟融合對香港影響之深，社會繁榮昌盛，大大推動房屋需求，樓價隨之飆升；形成「有產階級」與「無產一族」之間在物業財富上的巨大差距。縱使「無產一族」缺乏經濟能力，但對住屋亦有需求，當局昧於需求升勢，自然忽視大幅增加土地供應的逼切性。 增加土地供應 1945至1995年，美國雖歷經半世紀繁榮，但房地產未見升值，房屋需求增長的同時，透過增建房屋及較大單位（或由市區遷至郊區）方式滿足需求，實質樓價一直維持穩定；1990年代末樓價開始飆升，及後漸見調整，十年後終告大跌。 美國樓價曾經長期處於穩定狀態，為何在1990年代末趨升？哈佛學者Edward Glaeser的解說實堪足信。始於1980年代的全球經濟融合，造就前所未見的經濟繁榮，加上美國政府放寬按揭貸款規例，在增強置業意欲的同時，亦使房屋需求增加；規劃與建築規管措施卻拖慢發展步伐，房屋供應量追不上需求升勢，樓價遂於1990年代末急速上揚。 Glaeser發現，在規管特別嚴格的城市，例如波士頓、紐約、三藩市，樓價升幅尤其厲害。規管要求日增及繁複化延誤發展；規管成風更令各種利益團體有機可乘，針對個別發展計劃進行遊說，以期拖慢發展進度。 香港的情況亦類同，規管限制也是延誤土地供應與發展的一大因素。本港主要土地供應來源有三：一）填海；二）市區重建；三）改變新界綠化地和棕地用途。 填海與市區重建其實早已變得次要，前者步伐慢似蝸牛，後者則因市區高度發展而舉步維艱。要另覓新土地，唯有改變新界土地用途，但這方面的進展亦障礙重重。 有關釐定改變新界土地用途補價方面，政府的基本準則是徵收升值的100% 作為補價，而升值是根據政府評估「發展後」價值與評估「發展前」價值的差別。雖然做法正確，發展商與政府在評估價值方面卻屢有分岐，是以不乏發展嚴重延誤的情況。 分歧每在評估「發展前」價值上出現。自從法庭就1983年「生發案」（Melhado Case）作出裁決之後，新界土地不再限作農地用途，地價因而高於純作農地的價值。此等用途不可包含任何建築物，但可用作例如露天存放場、貨櫃存放場、停車場等，為簡便起見不妨一律統稱為「生發」用途。由於土地的「生發」用途因地點或時間而異，難免在評估上出現分歧。 隨着時日變遷，土地「發展前」價值大幅上升。航運貨櫃化以及中國對外開放，令貨櫃存放場需求激增，近期在深圳上市，市值達250億美元的順豐速運，率先受惠於新界土地用作「生發」用途的機遇。若沒有此等用地（所謂「棕地」），香港的物流業當嚴重受損。 應課補價另一分歧之處，在於評估「發展前」價值。政府計算評估「發展前」價值時，往往假定有關土地已清理妥當，實際上卻非必然如此。土地上或已有具經濟價值的建築或結構，牽涉拆卸的額外代價，政府對此視若無睹，補價估值過高，難令發展商接受。 另一分歧則在評估「發展後」價值方面。政府往往不將拆卸和重建現有設施方面涉及的發展成本考慮在內，例如忽略原有運輸交匯處卸拆與重建所需成本即屬一例，同樣令補價估值過高。 若干年前，香港大學籌備興建新校舍時，須按政府規定，一力承擔遷移有47年歷史的堅尼地城配水庫，以及重建配水庫的所有巨額費用，該區居民免費得享全新公共設施，若換了是私人發展商，當不會如此大方。 一旦應課補價出現分歧，發展商會靜候對他們有利的市場環境，因為當政府預期市場將回軟，便會降低應課補價，問題是物業市道近30年來一直未見下調（唯有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例外），發展商自然不接受政府開出的補價。 近數十年來，政府一直未能妥善釐定補價，土地發展備受延誤。及至1980年代末，私人住宅單位售價與建築工程投標價格差距日益擴大，部份原因在於補地價達成協議的交易成本上升，差距持續至今，甚至在亞洲金融危機之際亦未見收窄（圖1）。 顯然政府在釐定應課補價時，應貼近實際地價與成本計算。今時今日，改變土地用途為增闢土地的主要途徑，政府若不急謀對策，從速改善，只會繼續延誤發展。 部份論者認為政府應收回土地，若地契持有人未能於特定時間內發展土地，則懲以重稅。部份國家以徵用方式強制發展，然而它們的經驗未能證明可減低收回土地成本，或加快發展步伐，政府其實透過強行以行政手段回收土地，亦無法令收集與清理土地的交易成本消失，此舉更會破壞私有產權完整性及保障性之虞，甚至削弱物業的長遠價值，亦會造成政治分化。 觀乎外國行之有效的辦法，在於容許發展商同時興建公、私營房屋；不過，成效關鍵始終在於正確釐定補價水平，並在發展利益方面加入適當條款。 長遠而言，政府難望單靠改變新界土地用途，以滿足對房屋或其他土地發展用途的需求。當局遲早要恢復填海，目前全港用地中有6% 源自填海，反觀新加坡的填海比例則高達20%。在這方面，香港未免落後形勢，今後應從速釐定填海大計，方可有望切合長遠需要。 下星期我將解構人口變化對房屋造成的壓力，以及政府必需如何首先解決房屋問題，才可維持健全財政和改善社會分化情況。
到了目前的地步，這已非樓價和房屋議題，而是會引起中港深層次矛盾的政治問題，不是單靠什麼「辣招」就可以解決的
美國著名數學家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1988年在他學術生涯的顛峰闖蕩華爾街，轉行基金經理，創立文藝復興科技公司，運用他的數學專長，建立風險投資的數學模式，結果其旗下的大獎章基金（Medallion）取得34%平均年回報的驚人成績。投資回報率高過有金融大鱷之稱，大家熟耳能詳的索羅斯，及有股神之稱的巴菲特，使這位書生驟然以140億美元身家晉身全球福布斯富蒙榜，在2015年排名第76位。這位以書生而富豪的數學家真正中國傳世箴言，書中自有黃金屋的現代西洋版。其實我們的這一傳世箴言原意只是勉勵生員，習得治世術，售與帝王家。就是努力讀書，功名成就，取得朝廷垂青榮寵，升官發財，晉身統治階層。也不管得黃金屋是統治精英搜刮而來的了。西蒙斯依靠的是自己的無尚智力，在自由市場奮力搏擊而取得這輝煌成就的。從這一意義上說，西蒙斯書中的黃金屋更有意義。 在羨艷西蒙斯之餘，不禁在腦海中出現這樣的問題：西蒙斯如果在中國，如果闖蕩的不是華爾街而是浦東的股票市場能取得成功嗎？或者說中國的學術精英能夠全靠他們的智力如西蒙斯般取得黃金屋嗎？ 支撐彪炳學術成就的聰明頭腦和自由市場的夢幻結合 西蒙斯是頂尖的學者，這位畢業於MIT即麻省理工，在伯克利加洲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學術精英是專攻幾何學的數學家，曾與著名華裔數學家陳省身共同創立「陳-西蒙斯規範理論」。這一理論被廣泛運用到從超引力到黑洞的各大科學領域。因為在多位平面面積最小化方面的研究成果証明了「伯恩斯坦猜想」中N維的第8維，同時成為「佛拉明的高原問題猜想」的有力証據而獲得每5年一度的「全美數學科學維布倫獎」。總之，他的學術成就具世界水平，稱得上殿堂級的大師。 在學術生涯達至顛峰的時候，西蒙斯萌生向其他領域發展再創奇跡另攀高峰之念。向什麼方向沖擊？據說這位卓有成就的學者當年曾向身兼師友的陳省身教授征詢意見：向政界還是向金融界？陳認為向金融界更合適。確實，以西蒙斯的學術背境，金融界尤其是証券投資，才有致用之地。政界與數學關係何有哉？勉強找尋也只是民調與政治有些關係，而民調是要用些數學的，但這只是數學的初淺應用，何須數學大師。同時從事民調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從政。當初西蒙斯如果進入政界，即便他也真的闖出名堂那也只能說他本身另有稟賦，與他所學，與他己有的學術成就並無直接關聯。同時美國作為政界人物，因為權力己剔除搜刮利益以為己有的功能，西蒙斯絕不可能嬴得黃金屋。同時，更重要是西蒙斯用武地方的選擇。如果西蒙斯闖蕩的不是紐約的華爾街而是上海的浦東（上海証券交易所設於浦東，會有什麼結果呢？ 誰是A股的嬴家？ A股設立至今大約四分之一世紀，與華爾街作為自由的証券市場不同，它是政府一力主導，嚴格控制的市場。市場的贏家也基本由政府欽定。除去下面將提到的一些特別群體外，其他人很難在A股討得便宜，更不用說如西蒙斯般以秀才而富豪了。 什麼人能在A股成為贏家呢？首先是屬於政府建制的証券公司高層管理人員，他們控制政府提供的龐大資本，掌握大量証券交易極為重要的資訊。這些人所以能晉身高位靠的自然不是學術成就，他們的工作也不需要高深的學術背景，總之他們成為浦東A股贏是拜中國今天政經結構之賜。西蒙斯如進軍浦東，無疑不會是這類人的一員。 第二類贏家是被政府選中的商界成功者。這裏不評論他們如何成功。這些人可以作為發行人，一朝上市除了大量圈錢還身價暴增。同時他們還可以成立基金，以他們在商界的地位呼風喚雨，在証券市場大賺特賺。這也與學術成就幾乎沒有關係。 第三類可以說來自草根屬建制以外的人氏。但絕不是單打獨鬥的大眾散戶。他們有些像中國傳統中的農民領袖，有能力聯絡一大群追隨者，集合可觀資本，類似古時英雄好漢，呼嘯山林，在A股進行一些處於灰色地帶的活動。比如做莊交易等等。如果成功又沒有被政府祭旗則成民間股神，但中國股神不好當，有可能若干時候後被藉沒家財甚至陷牢獄之災。近期中証監以十億計的罰款就是例子。這類英雄好漢成功也是不須學術背景的。 假若西蒙斯闖蕩浦東 A股的成功人士根據以上分析或是建制中人，或是建制外的草根好漢，嘗未聞中國的學術精英作為獨立主體，闖入浦東並取得成功的。不妨提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如果西蒙斯當年闖蕩的是A股而不是美股結果會怎樣呢？（當年這又需添加一個假設，A股在1988年就已有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後的結構） 1957年反右時毛澤東到上海，召集上海文化界名人座談。有一位叫羅稷南問紅朝太祖，要是魯迅活到今天，他可會怎麼樣？毛主席很坦率地答道，要麼識大體，不作聲了；要麼關在牢裏。 同樣是假設性的問題，假如西蒙斯當年闖蕩的是浦東，我看或者破產了；或者關進大牢了。 不是嗎？被稱為歐洲股神的安東尼‧波頓退休後受中國証券市場吸引，複出江湖，意圖以中國股票再創奇跡，結果殺羽而歸，動搖一世英名。原因何在？中國股票陷阱處處。最要命是上市公司披露的資訊多有砂礫造假。你當它是真確無誤的Information，卻其實人家給的是演義居多的Story。豈能不輸個精光。至於觸及刑律也非聳人聽聞。俄資的伊世頓公司就是例子。這家俄國公司在2015年前後三年在中國指數期貨市場贏了十多億，被檢控操控期指市場而被定罪。安東尼‧波頓與伊世頓毋寧說都有西蒙斯的影子，都不屬上面所說的A股贏家類別，又自忖有在市場致勝之道，結果又如何？ 中國學術精英的出路與自由市場 中國雖有「書中自有黃金屋」這樣勸人讀書，恭維讀書人的古話，但事實上中國迄今為止，讀書人或說知識分子從來不是一個自立的群體，而只依附於權勢者，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等等，為他人而立，為他人驅策。毛主席有一個著名的皮與毛的喻說，認為知識分子只是毛附在統治階級的皮上。相當程度上反映在中國制度上知識分子的這種地位特點。今天在中國內地，這種結構性狀態基本沒有改變。在中國的學術精英，我這裏指的是那些已取得第一流學術成就者，他們基本上只有皓首窮經在書堆裏過一輩子的命運，而得幾句淡泊名利的贊語；個別命氣好或說學術之外還有其他稟賦而雀屏中選走上官場的，未必是最頂級的學術成就，而中選與否也未必是他們可以控制的。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沒有提供西蒙斯一類的精英通過自己的天稟與努力脫頴而出的條件。 筆者曾反復指出，現代社會是腦力社會，現代社會的首要任務是開發腦力資源。要達到高效開發腦力資源就是社會結構必須具備激勵機制，使具天賦有雄心的精英能脫頴而出，創造奇跡。學術精英是最富創造力的異能者，他們可能在很多領域都能成就大業。美國的制度為學術精英如西蒙斯者提供創造奇跡的土壤，除了鼓勵更多人潛心學術在書中尋覧自己的理想外，已有成就的學術精英突破學科樊籬也有助於社會各領域引入新思維，乃至使社會各領域之間更均衡發展，因為那些作為最聰明的頭腦有能力看到哪些領域存在短板。這種短板更大程度上就是欠缺最聰明頭腦的參與。 中國以政治統制所有領域存在嚴重弊端，不利高效的腦力資源開發。姑不論其他領域，只說與本文論旨相關的証券領域。在這方面，從前年暴力救市的諸般荒唐之舉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方面中國是多麼的人才飄零，政治統制的危害也斑斑可見。暴力救市由李克強總理作出決策，來自北京最著名高校，專攻証券期貨的學者聲量最高，他們到救市愈救愈跌的時候，不顧學術尊嚴，竟然開出呼籲上市公司申請停牌以避跌藥方，貽笑大方事小，真正將嬰兒與洗澡水一起倒掉。使中國証券市場聲譽嚴重受損。 當年所以使A股崩盤，本來原因非常簡單，那就是過度的孖展與官媒不顧一切的造勢。事後不向有關決策人問責，卻歸咎於敵人或壞人的破壞。以致上面提到的伊世頓被祭旗，讓人以為是伊世頓引發崩盤。其實按照案情，該公司參與期指交易已有三年時間，總共獲利12億。以三年750個交易日計，每天也就賺了不足200萬元。以中國股指期貨市場每天成交最高超過600萬張合約，代表市值超過10萬億，每天上落六七百億，伊世頓這家在証券市場名不見經傳的貿易公司，其交易額根本微不足道，遑論引發崩盤。而該公司所獲罪名是使用高頻交易。這種交易技術其實對市場並無害處，很多市場是允許甚至被視為創新交易技術。總之，該公司在相當程度上被當作代罪羔羊，証明官方的指責不虛：市場確實有壞人，是壞人引發崩盤的。這樣A股沒有從崩盤中取得真正的教訓，旋而把並非元兇的期指市場也變相關門了。中國股市經此一役離自由市場反而更遠了。
在政府未找到有效的新藥方之前，我建議不妨把舊藥方反過來用，我估計效果會相當不錯。做法是從加辣變成逐步減辣。
編者按：2017年3月18-20日，主題為「中國與世界：經濟轉型和結構改革」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年會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在18日上午的環節中，清華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教授和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Tim Cook）上演一場重量級對話，這是兩人自2014年在清華經管學院對話後的第二次公開對話。以下為現場實錄。 錢穎一：十年前iPhone改變了世界，十年來你在蘋果學到了什麼？ 庫克：蘋果60%收入來自美國，現在蘋果更加全球化。 錢穎一：近期蘋果股價創新高，你表示過對蘋果未來充滿信心，你的信心來自哪？ 庫克：我們不是很關注股價。我們的信念是關注自己的核心任務，生產出全世界最好的產品來豐富人們的生活。蘋果成功的核心秘訣是人才和文化。蘋果的人才和文化一如既往充滿創新，所以我有信心。我們的服務業務增長很好。還有一些正在籌劃的業務，但現在不方便透露。 錢穎一：你曾經說過增強現實（AR）對於技術行業和蘋果是下一個技術，你能不能講一下如何看增強現實（AR）？ 庫克：AR不是割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是更好促進人們的聯繫，但需要傳感器、電池等技術的研發。遊戲的AR應用不是我理想的應用，而是還有更有價值的應用，比如教育等，這是蘋果追求的目標。但這需要現有技術有一個飛躍的發展。 AR不是一個產品，很多設備可以擁有AR的功能，是跨設備的技術，不僅限於遊戲，未來會充滿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錢穎一：什麼時候會有AR方面的突破？ 庫克：不太想透露，但這需要時間，來有一個跨越的發展。 錢穎一：你如何看待人工智能（AI）呢？ 庫克：與AR（增強現實）不同，AI已經廣泛應用到我們的生活。如果使用iPhone，鍵盤能自動預測你要輸入的詞，能預測你要聽哪首歌。 iPhone的電力管理系統能學習你的使用習慣，增強待機時間。有人會對AI有恐懼，代替工作崗位。但技術會顛覆，也會創造。 AI對人類來說是個福音。比如在醫療領域的應用，在汽車和火車等交通工具的安全性。技術的顛覆和創造需要來平衡。 錢穎一：聊聊在中國新建的兩個研發中心吧？ 庫克：中國的人才是中國的實力所在，希望有機會與中國人才有更好的合作，在中國的研發中心能更好的與中國人才合作。在當地建立研發中心，或者與清華大學這樣的機構合作，能更好的促進與中國的合作，以及促進中國的創業創新。 錢穎一：蘋果不僅是製造和設計企業，也是互聯網企業，中國政府出台了相關文件，促進和規範數字經濟的發展。蘋果怎麼看？ 庫克：比如蘋果支付讓支付更加便利，安全性也比較高，保護個人隱私。互聯網服務能夠帶來更大的社會效應。還有蘋果音樂，音樂是對人們的抑鬱情緒最好的療法。這些事蘋果一直在做的，讓人們的生活更還便利。 錢穎一：數字支付中國比美國都快，你怎麼看？ 庫克：在美國和歐洲，人們習慣了信用卡的使用，美國的商家也是不太願意採用移動支付。而中國有很多小企業很活躍，在中國接受新事物的積極性也更高。 錢穎一：我有次在清華校園，老太太賣西瓜都用移動支付呢！ 庫克：這是件好事，更加便捷和安全，這些小事件意義重大，我很讚賞中國在這方面很有遠見。 錢穎一：企業的社會責任方面，蘋果如何幫助中國實現更綠色的發展？ 庫克：我們有個重要理念，企業不僅是企業，也是人的聚集體，也有自己的價值觀，我們的價值觀是讓世界更加美好。我們可以協助中國，蘋果在中國保證100%清潔能源，也可以幫助合作夥伴更加綠色發展。比如蘋果產品的包裝，確保紙張來自可持續管理的森林。我們進行了大量的投資，在中國和美國買了大量的土地建立可持續管理的機制。 2020年會在中國建立越來越多清潔電力設施，河南、四川、內蒙古等等。我們的目標是在全世界實現100%可再生能源供電，現在已經達到96%。 錢穎一：還有其他方面的社會責任麼？ 庫克：我們堅持端到端的加密，注重教育，提升人們的生活。還在開展數字教育的項目，讓學校和教師能用到數字化設備。還注重人權的保護。隱私保護很重要，手機上更是。有很多個人信息，這是蘋果重要的責任。有責任提供安全的設備。手機上有你的金融財務信息，與合作夥伴的對話信息，我手機裡有很多個人健康的信息，瀏覽記錄，電子郵件等，所以我們要盡最大努力保護用戶安全。 錢穎一：我們聊聊全球化的話題，蘋果是美國也是全球化的公司。大部分iPhone在中國裝配。在全球化新時代蘋果在中國扮演什麼角色？ 庫克：世界對全球化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全球化讓數千萬人擺脫貧困。也有人覺得受到全球化的傷害，也有一些國家沒有很好解決全球化帶來的問題。我覺得不僅是政府，企業也應該關注這個問題，我們有共同的責任。總體來說，全球化增進了人們的福祉。當然全球化利益是不均衡的，但不能說有不均衡就說全球化是壞事，有些國家閉關鎖國，發展很緩慢。 錢穎一：全球化的蛋糕越做越大，但利益的分配不均衡，你怎麼看？ 庫克：教育可以提升人們的平等性，全世界要更加努力為弱勢群體提供更好的教育機會。政府稅收、社會項目等都能提供公平的機會。但我覺得教育最重要。 錢穎一：逆全球化也有很多討論，你是悲觀還是樂觀？ 庫克：全球化已經讓所以人過得更好，不能因噎廢食。 錢穎一：接下來幾天你要會見中國領導人，會提什麼建議呢？ 庫克：持續對外開放很重要，持續改革，吸引外資企業來中國投資。只有相互溝通和聯通才能釋放潛力，要堅持改革開放。 錢穎一：中國需要向矽谷學習哪些東西來創新？ 庫克：矽谷應該更多向中國學習。 錢穎一：舉個中國應該學習的例子。 庫克：矽谷的氛圍很輕鬆，對創造力很重要，繁文縟節越少，組織結構越好，更能激發創造力。 錢穎一：不用穿西服打領帶是吧？ 庫克：上午我剛剛系領帶都覺得手生；更加輕鬆這是矽谷的經驗。 錢穎一：蘋果新的大樓即將啟用，可以聊聊嗎？ 庫克：新大樓致力於促進員工的創意。設計理念是恢復加州的特點，接受大自然的滋養。我們在園區還開闢了果園，促進室內和室外人與自然的和諧。能促進員工的工作。以前這是一個混泥土的世界，現在讓它恢復大自然的面貌。 錢穎一：會在新園區發布新產品麼？ 庫克：園區的劇院以喬布斯命名是眾望所歸。他去世之前很關注這個園區的進展。 以下為提問環節： 經濟學人：科技企業的泡沫，估值過高。 庫克：沒有泡沫，跟99年不太一樣。一小部分企業估值過高，這是一直存在的，但從整體來看，沒有這個問題。技術在各行各業發揮著重要作用。我認為沒有泡沫，甚至連苗頭都沒有。 中國企業家論壇：怎麼看待中國對手華為和小米。蘋果拿了大部分利潤，是來自品牌創新還是壟斷，未來會發生什麼變化？ 庫克：蘋果在智能手機領域的份額不能用壟斷形容，不存在這養的情況，在中國和世界都不存在。競爭很激烈。我們關心的是作出更好的產品，不追逐作出最多數量的手機，沒有市場份額或者出貨量的目標。你提到的中國企業做得很不錯。中國的競爭更加激烈，這要歸功於中國本土企業的精神，致力於做出更好的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