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

建議政府與其動郊野公園的腦筋，不如當機立斷，限制無香港身份證人士購買住宅

一直以來，香港的房地產對於市民而言發揮著兩大功能：居住功能與投資功能。相當多市民把這兩種功能合而為一，實行完美的結合。 香港政府構建的房地產制度與實行的房地產政策也是以此為出發點的：解決市民的居住需要與滿足市民的置業投資要求。香港的地產制度與政府的地產政策行之多年，中間雖有失誤跌宕的時候，但總體而言符合過去的那個時代的社會情況，稱之為有效不為過也。 今天隨著時代的發展，香港的環境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年來，香港樓價沖上半空，居高不下。社會因此噪動不已。經濟學者的實証研究顯示，不當的房地產制度與政策是社會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香港樓價之脫離經濟現實，脫離市民購買力將對香港社會產生越來越深刻的負面影響。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地產市場在供應明顯增加，息口向上這些以往對樓市屬明顯的負面因素環伺下，竟然熾熱如斯，樓價不斷向上攀升。這在香港樓市發展史上是罕見的現象，像徵香港的地產制度需要從根本上加以檢討。   香港地產制度前設條件的瓦解 香港以滿足市民居住與投資雙重需要為出發點的房地產制度，尤其是開放的私人住房市場有一個前設的假設，那就是這一市場的參與者表面是開放的，但實際上基本局限於香港市民，外來的參與者因所占比重小，難以影響樓價。這樣政府可以通過控制土地供應影響樓價，使之與香港經濟及市民購買力相適應。 如果把香港房地產市場尤其是私人住宅市場發展的起點設定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當年香港人口驟增，住宅市場開始蓬勃發展。那麼從當時算起半個世紀，樓市的前設條件基本成立。私人住宅市場購買者基本為香港市民。其他國家人氏離岸持有香港住宅尤其是中小型住宅者數量極有限。 一直到十年前，中國經濟發展有成，房地產市場風起雲湧逐步成型，即形成與國家發展重點及社會資源集中程度相對應的大中小城市為不同等級的階梯式樓市。當內地樓價攀升至與香港同一數量級的時候。因為香港與內地的密切連系，內地居民因為不同的目的，或作為資產配置的一個選擇；或作身份象徵；或為港樓升值潛力吸引等等，把眼光投向香港任宅市場。這樣香港地產制度的前設條件不再成立。香港政府不再有能力通過供應影響樓價。這就是我所說的七百萬人變十四億人市場的問題了。   內地階梯式樓市結構反映國情不易改變 內地以京滬廣深為頂層，拾級向中小城市而趨下的階梯式樓市結構，因內地國情使然。那就是政府通過行政權力把全國的發展重點及社會資源集中到不同等級的城市。比如說北京有最好的學校與醫療設施及完善的公共服務等。人們自然湧向這些大城市。大城市的樓價無可避免因需求殷切而不斷上升。在本輪樓市狂潮中，上海樓市的總市值據說達到40萬億人民幣這樣令人咋舌的水平。日本當年的狂潮可能也不過如此，甚或膛乎其後。 很明顯，內地樓市結構是中國政經結構的反映。只要現行政經結構不變，這種階梯式樓市結構自然也不會改變。這種結構對中國來說並不會帶來大的負面影響。如果有人嫌北上廣深樓價高，置業不易，他們盡可以選擇中小城市置業同樣解決居住與投資的問題。尤其是現在內地交通便利有所謂一小時生活圈。在這一生活圈內總可以找到合適的居住與投資的所在。因此大陸政府沒有誘因改變中國樓市的階梯式結構使大城市樓價趨向中小城市。   香港的問題 因為內地樓價與香港進入同一數量級水平，北上廣深甚至與香港不相上下。以上海40萬億元人民幣的市場總值過香港多矣。這樣有能力在香港置業者大有人矣，香港從而成為中國樓市的一個部分，頂層的那部分是無法改變的趨勢。 內地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廣深的樓價受上面所提的結構性因素影響，將長期相對全國其他地方有巨大溢價。全國人民的居住地及持有的樓宇自動作貧富分層的篩選，而富中國特色。這對內地看不出有什麼問題，對香港卻無疑是巨大的挑戰。因為成為中國樓市一部分，香港政府將不再有能力主導香港樓市，因為香港政府原來的撤手鐧土地供應不可能再影響樓價。這樣香港樓價長期企在脫離香港經濟與市民購買力的水平是不難推測的。與內地有樓價低廉的中小城市可作選擇不同，香港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面積大大不及內地一線城市，可作建房之用者更瞠乎其後。這樣香港市民不可能像內地有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很明顯動輒五六百萬的蝸居，相對於一萬六千元的月入中位數，有多少人能夠負擔呢？香港政府不再有能力滿足香港市民尤其是中產階級作為滿足居住與投資雙重需要的置業需求。香港政府在這一關乎市民福祉極為重要領域能力的缺失，將為香港社會帶來嚴重的問題。因而香港地產制度應該因應變局作出改變，不應耽於以往思維，等待鴻鵠之至。改變的方向應該是使香港重新掌控樓市的主導權，使香港政府重新獲得滿足市民尤其是中產階級實現置業之夢，解決居住與投資的雙重需要。這一問題不解決香港永無寧日，將付出無法承擔的代價。

3月1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並通過《民法總則》。根據計劃，民法典編纂分兩步走，總則編先出，各分編繼之，爭取2020年形成統一民法典。這一目標倘能如期達到，民法典有望鞏固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法治化成果，助推中國經濟在法治化軌道前行。 市場經濟實質是法治經濟。民法直接關乎市場規則、財產保障、糾紛解決，民法典則是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和公民私權利的宣言書。在此意義上，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史，就是一部民法演進史。從1986年《民法通則》初步確立民事法律體系，再到1999年的《合同法》、2007年的《物權法》，各細分領域逐步推進，建立起較為完整的民事權利保障體系，民法典出台的條件也日臻成熟。 就世界範圍言之，民法典將更加清晰地釐清權力與市場、政府與社會、公權力與私權利的關系，重塑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國民法典編纂絕不是簡單的條文彙編，而須總結和歸納30多年來民事領域的法治建設經驗，確認改革成果，更要為今後的經濟社會發展探明方 向、架橋鋪路。   「拱頂石」垂範久遠 中國經濟已轉入中高速增長階段，此前借經濟高速發展得以掩蓋的矛盾漸次顯現。全面深化改革大幕雖已開啟，推進難度卻劇增，亟待找到破除利益壁壘的突破口，這對立法提出極高要求，民法典編纂便是其中一環。廣而言之，民法典體現的平等、自願、公平、誠實信用等基本原則，對規範經濟秩序、建設誠信社會、保護契約自由具有重大意義，正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之急需。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行至如今已經有25年。目前，這一體制的基本框架已經成型，不同所有制主體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也已迭經宣告。然而，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這一精神卻遠未得到切實執行。就私權利主體而言，由於經濟發育階段所限、司法改革滯後、國民意識淡薄等復雜原因，誠信建設也亟待加強。契約的締結、執行及違約後的懲處，仍然相當困難。這一切，極易造成交易成本高昂，價格信號扭曲，個別領域市場秩序混亂，嚴重影響資源有效配置。 此次編纂民法典，可謂任務艱巨，尤其是充分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在經濟生活中，侵犯個體和企業利益的行為依然廣泛存在，有的還極為惡劣。以產權保護為例，產權保護觀念淡薄是多年頑疾，侵犯產權的案件屢見不鮮。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十八屆四中全會進一步強調，必須以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有效監管為基本導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專門發布文件，對保護產權做出具體部署。不難看出，這些導向與民法典精神高度契合。《民法總則》進一步明確：民事主體合法的人身、財產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犯。這一規定必須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 編纂民法典，應當成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強大推動力。為此，應該切實統一思想，以科學、理性、開放、包容的精神，全力制定一部體例科學、結構嚴謹、規範合理、具有中國特色、體現時代精神的民法典。 首先，民法典須強調私法自治，高揚契約自由精神，與此相關的一整套觀念和規則是市場經濟的根基，不可動搖。突出社會公平正義與保障私權利不可偏廢，然而，沒有自治理念和契約精神作支撐，權力之手就極易恣意妄為。「法不禁止即自由」這一民法靈魂應當在民法典中得到明確體現。 其次，對於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變化、新風險，民法典應及時作出回應和引導；對於一些關乎公眾重大權益的事項，民法典應勇於且善於給出明確答案。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到期後如何續期的法律問題便是一例。《物權法》出台之時，出於各種考慮，相關表述略顯模糊，以致近年來引發公眾憂慮。舉一反三，全社會對公民財產長久受保護的良好和穩定預期，有賴法律盡快解決。 擁有一部內容協調一致、結構嚴謹科學的民法典，並不能自動構建起穩定的民事法律秩序。民法典編纂也依然會面臨一系列老問題，比如，民法典在制定過程中會不會被部門利益侵蝕，如何避免它淪為一部「管制法」而非權利保障書，在民法典之後制定的各種司法解釋會不會架空原則性較強的民法典本身。由過往路徑可知，未來民法典分編的編纂必然會迎來一場場硬仗，須憑借決策層、立法者和法學專家的決心、意志和智慧才能砥礪而行。 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以其歷史價值和立法精神彪炳史冊。中國民法典編纂者們也自會有堅定的歷史擔當，登高望遠，多為後人清障，少為後人添亂。倘如此，中國民法典就有望成為市場經濟體 制得以完善的「拱頂石」，從而垂範久遠。 原文刊於《財新周刊》第11期社評，本社獲作者授權發表。

按這個數字去推論，香港人所需的土地，一百個香港這樣大的面積也供應不了。

我們可以把互聯網看成為是老百姓化的、平民化的變革。

中國控制人口的政策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什麼影響呢？在1980年代中國貧窮而人口眾多。有人認為如果讓人口繼續增加，貧窮的問題便不能解決。這個想法是不對的。當一個國家GDP的增長率高時，控制人口的增長率對人均GDP 的增長率不會有多大的影響。因為人均GDP 的增長率是GDP 的增長率減去人口的增長率。當GDP的增長率高時，人口的增長率一定比它小很多。減少人口增長率對人均GDP 的增長率並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控制人口不會換來GDP增長 在1980，1985，1990，1995，2000  和2004年中國人口每1000人的生育數目分別是 18.21， 21.04， 21.06， 17.12， 14.03 與12.29 。每1000人口的死亡率大致不變，在上列的年份內人口死亡率分別是6.34，6.78， 6.67， 6.57，6.45與6.42。所以在這些年份中國人口的年增率（等於生育率減去死亡率）分別是每1000人口的11.87， 14.26，14.39， 10.55， 7.58 與5.87。這些人口的年增率比中國實質GDP的年增率小很多。從1978年到2012年中國的實質GDP每年的增長率是9.4% 左右。在1980年中國GDP的增長率是7.38%。所以當年人均GDP的增長率等於7.38%- 1.187 % = 6.193%。如果我們把人口的增長率從1.187% 減到0.787%。雖然減去0.4%那麼多，人均GDP 的增長只會從6.193% 增加到6.593%。這個例子說明了降低中國人口增加的速度不會把中國的人均GDP增加很多。因此控制人口對人均GDP的增長率並沒有多大的影響。 控制人口政策在中國實施後，中國的社會受到很多不良的影響。第一，因為中國社會重男輕女，有些家庭，發生了拋殺女嬰的殘忍行為。第二，引致今天年輕婦女的不足。很多男人找不到結婚的對像。第三，獨生子在成長時，家庭生活不正常，沒有兄弟姐妹陪同游戲和互相學習。第四，因為過去生育率低，現今中國能工作的青年人數不足，或說是人口老化。以致全國生育率降低。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中國的生育率是1.18%，是全世界最低的，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這些結果是在1980年代推行控制生育時沒曾想到的。世界有史以來中國是唯一的國家，政府控制人民家庭生育的行為。有些國家的政府希望本國人口增長率減低便會給與人民節育的知識，但是沒有施行禁止人民生育的政策。 家庭利益受損 勞動力有所下降 討論人口政策對人均GDP的增長還有一點請讀者注意的是人口政策只會影響希望多生兒女的家庭。人均GDP是用表達全國人民的福利。控制生育率只會影響有能力從事生育的家庭。在1980年施行控制生育的政策不能影響16歲以下和45歲以上的中國民眾。人口政策對他們沒有影響。從中國整個國家的立場看，人口政策令民眾不滿之處，只會影響這些有能力生育的家庭。我們討論人均GDP的增長率時，是考慮全國GDP 與全國人口來計算人均GDP。但是控制生育只會影響有能力和願意生育的家庭的利益。 一個國家的人口眾多，有以下的好處。第一，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能有較多機會在各領域選擇最能幹的領導者，每個國家是靠這些領導者來領導本國在不同領域的發展。第二，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有一個廣大的市場讓各種新的發明和新的技術有較多發展的機會。第三，大的市場能吸引多量外資流入，幫助國家的經濟發展。因為投資者的產品能在廣大的市場銷售。第四，人口眾多，增加中國在全球的地位。如果沒有眾多的人口，中國不能成為一個大國。 今天中國的經濟已相當的發展。根據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公布，以購買力計算中國的GDP在2015年已經和美國相等。中國人口眾多，人口總數等於13.8 億，美國的人口等於3。19億。中國人口等於美國的4.326倍。算來中國的人均GDP還不到美國的4分之1。但是人均GDP是用來衡量國家居民的生活水平。而一個國家的經濟力量是根據它的總GDP 而不是人均GDP。因有這樣大的GDP中國現在才有能力幫助其它國家的經濟發展。在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下中國正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物資與人力方面投資來促進它們的經濟發展。如果中國的人口沒有現在的眾多。向外投資的政策不會像今天的成功。

有關中國超級富豪肖建華在香港失蹤的新聞，在本地及國際社會均有廣泛報導。 有未經證實的報導指稱這位人稱「千億莊家」的金融鉅子，懷疑因在內地涉及與權貴生意往來，成為反貪腐行動的打擊對象，從香港被挾持返回內地。 這宗失蹤事件再度惹人疑慮，認為北京政府罔顧香港自治權和司法獨立的情況日趨嚴重。反對派某立法會議員慨嘆面對北京政府專斷獨行，特區政府軟弱無力。 然而，對內地或香港的富豪而言，這並非關注重點。所謂「挾持」回內地之舉，關鍵信息在於：各地富商若與內地掌權者有生意上不規範的合作，均存有危險性。 在人類歷史不同時期，或世界各地各種文化中，富商巨賈無不忌憚當政者，在業務上每多步步為營，其中包括下列三大顧慮。   規管苛稅重擔 商界首項顧慮：諸多規管和被徵重稅，大大削弱營商的靈活性；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報放寬規管和減稅，股市隨即應聲上揚。 一般而言，規管會增加固定成本，對小企業造成較沉重負擔，加稅則對大商家影響較大，商界自然傾向支持對規管營商知所節制的有限度政府。 事實上，對這類措施的顧慮屬較為現代的觀念，在世界各地相繼確立官僚制度，實施規管與徵稅後才出現；工業化年代以前的農業經濟時期，執行國家政令須靠其他機制。在歐洲封建時代，尚未建立官僚制度，農產品徵稅須靠地方貴族，是以雖受國君統治，地方貴族仍相當獨立自主。 中國擁有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官僚制度，但由於以農立國，稅收不足以支付官吏俸祿，貪污成風，無法改變，一旦朝政敗壞，綱紀廢弛，貪贜枉法的歪風便會大盛。 至於伊斯蘭國家，管治缺乏官僚制度，往往以征伐和充公民產方式作為國庫收入來源；國家統治者蘇丹（sultan），則靠分配從征伐中所掠得的財物，以維繫屬下部落歸順之心。   沒收財產威脅 商界第二項顧慮：政府在決策上肆意妄為。各地歷代富商大賈，莫不擔心被君主、蘇丹或皇帝任意充公財產，甚至慘遭羅織罪名；所以他們都會儘量把財富隱藏，但若財富以土地產業為主，則難以掩藏。 伊斯蘭國家的富商例必將其名下不動產交由伊斯蘭信託基金管理，稱為「瓦合甫」（waqf）或「奉獻基金」，指定專供某方面慈善用途的捐獻，例如清真寺、校舍、燈塔、孤兒院、居住社區的供水設施等等，而受惠者不一定是伊斯蘭信徒，可見這類信託基金頗為共融。 伊斯蘭信託基金旗下資產，成為富人後代的永久收入來源，免於被徵稅或充公。基金用作慈善用途，被視為神聖，統治者為免負上瀆神之名，亦甘願尊重有關財產的私有權，予以保障。 伊斯蘭信託基金有為國履行社會服務之實，如此安排更可視為統治者與富人之間的不明文契約。透過基金履行善舉，富人可為後代保存部份私有財產，不過社會資源卻未能物盡其用，少不免削弱經濟增長。 工業化時代以前，不論在中國、印度或歐洲各地社會，富有人家均採取類似方式，務求財產不被國家染指。   公私合營隱患 商界第三項顧慮：成為統治者的生意夥伴。與國家合作營商無疑是雙刃劍格局，一方面可迅速得到壟斷特權、謀取厚利，但同時受制於統治者；更堪虞者在於引起貪污，為謀特權而鼓吹尋租，令商家淪為政治說客或政客附庸。 歷史上最初的優惠安排，通常是帝王賦予寵愛商家的專營權。1670年，魯珀特王子（Prince Rupert）及其兩名法國商業夥伴獲英皇頒授專營權，開辦後來名為哈德遜灣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的業務，獨享加拿大北部地區的商貿權益，經營範圍相等於六個法國之大。 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所處年代，正值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大盛，商貿活動旨在富國，商家就是與國家分享利益的代理人，商務一概以國家頒授的專營權形式進行。在其名著《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中，阿當史密斯抨擊壟斷作為營商之道，主張以競爭取而代之。 時至今日，一般經濟學課程都會講授競爭有助促進創新、提升生產力、善用資源，從而惠及消費者等道理；史密斯革命性的主張，在於指出國富繫於消費者的富足，而非統治者之富貴。 要實行這位經濟巨匠的市場競爭之道，起碼要法治完善，具備有助公平競爭的環境，統治者又樂於在一視同仁、尊重他人私有產權的大前提下，約束對追求自我膨脹的一己衝動。這些制度安排可為史密斯倡議的經濟制度提供所須條件，卻仍未足以在道德層面確立有關主張的認受性。 人類歷史發展至今，不同社會都把追逐財利的行徑視為市儈，甚或大加撻伐。商家在人類社會中一向地位低下，重商主義所以獲接納，只因高舉惠國旗號以拓展商務。要推廣阿當史密斯的市場競爭觀念，必須視商貿尋求自身利益之舉為惠及大眾的可敬功業，而非為害社會的可鄙行為。 不予唾棄，反而推崇布爾喬亞（Bourgeois）的觀念，在人類文明史上實屬創舉。1517至1789年超過兩個半世紀期間，歷經意想不到的宗教改革和法國大革命之後，歐洲西北部孕育出一股嶄新的自由風氣，更由此捲起商貿熱潮。重商觀念促使全球人口從日用開支平均只得三美元的艱難歲月，邁進今日普遍活得豐盛而有尊嚴的盛世， Deidre McCloskey教授列舉布爾喬亞的七大優點如下： 「精打細算」：低價買入，高價賣出；交易而非侵佔；三思而後行；追求卓越，手法幹練。 「氣度沉穩」：善於積聚；營商處世，著重自學；以客為專；堅拒欺詐；處處反躬自省，尋求互讓之道。 「剛正不阿」：堅從正道求取私有財產；論功行賞；表揚勞動；打破特權；用人唯才而非唯親；不妒忌別人成就；將創意付諸實行。 「奮勇無懼」：開創新業務；敢於轉變；不畏破產收場；接受新意念；新一天，新開始，樂於接受新挑戰；拒與宣稱資本主義已死的悲觀派同一見識。 「愛己及人」：關顧至親，同樣關顧員工、夥伴、同事、顧客，以至廣大市民，並以全人類福祉為念。 「信念堅定」：敬重商界同業；標誌輝煌往績；承傳經商、學習、宗教各種傳統；回溯過去，確立身份； 「滿懷希望」：構思更佳任務；賦予日常工作使命感；視辛勞工作為神聖任務。」   布爾喬亞價值 布爾喬亞價值遍地開花，同時為改善物質及精神世界帶來新機遇。現今世代的經濟大事並非經濟大衰退，而是中國、印度開始接納阿當史密斯的經濟觀和香港經驗，並且對久被否定的布爾喬亞重新賦予尊嚴和自由，從而大大激發經濟增長。 毋庸置疑，如此翻天覆地的經濟轉型總會荊棘滿途，對早於二千多年前就已設立官僚制度的古國而言尤甚；縱然人人寄予厚望，中國重建國家與市場關係的前路，難免曲折漫長。 假使香港的布爾喬亞價值得到認同，商人受到尊重，未來發展將維持繁榮；若仍繼續享有一貫自由，香港人亦不必懼於肖建華失蹤事件，畢竟其發跡主要乃是國家與內地市場關係持續轉型的副產品。 政府若繼續保持規管寬鬆、稅率偏低，則商家應無懼於上文所述的首項顧慮；若政府不會任意充公商家財富，則第二項顧慮自然消失於無形；不過第三項依然存在，也就是阿當史密斯在其身處時代所擔憂的商業活動，亦即商人與國家合作營商，而卻不獲以法治為據，相信這亦是發生市民失蹤事件的原因。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從經濟學的理論看來，補貼價格並非一定是好事。

美國聯邦儲備局將於3月14-15日舉行貨幣政策會議。市場普遍預期聯儲局會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Fed funds target）由目前的0.50–0.75%調高25點子至0.75–1.00%。由於香港採用聯繫匯率制度，美國利率上升令市場關注香港的銀行會否跟隨美國聯儲局加息而調高香港的最優惠利率（prime rate）。   市場對港美息差敏感度下降 香港自1983年起實施聯繫匯率制度。金融管理局的資料顯示，這是一種貨幣發行局制度（currency board system），規定港元貨幣基礎（monetary base）的變動必須與美元外匯儲備的變動一致，即港元的發行背後需具備相應的美元作十足支持。換言之，聯繫匯率主要規範港元與美元之間的匯率關係，按目前的制度運作而論，每美元兌港元的匯率固定於強方及弱方兌換保證之間，即每美元兌7.75–7.85港元，而當中聯繫匯率制度本身與利率並無直接的關係。 理論上，美國利率上升，美國與香港的息差會促使投資者套利（arbitrage），於市場拋售港元、買入美元，港元供應增加意味港元匯價轉弱，當港元匯價觸及7.85的弱方兌換保證時，金管局會向銀行買入港元，銀行體系總結餘（aggregate balance）隨之下跌會推動港元利率上升，繼而吸引資金回流香港，以維持港元匯率穩定。相反，美國利率下降，投資者套利會導致港元匯價轉強，當港元匯價觸及7.75的強方兌換保證時，金管局會向銀行拋售港元，總結餘隨之增加會推動港元利率下跌，繼而遏止資金流入。 不過，從近年市場的發展可見投資者對港美兩地息差的敏感度比以前有所下降，即使聯儲局由2015年12月至今已累計加息兩次，但息差套利的機制並未能顯著推動港元匯價轉弱及港元利率上升。目前，港元匯價於7.7670水平附近徘徊，較接近7.75的強方兌換保證，一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Hibor）約為0.45%，低於一個月美元銀行同業拆息（Libor）0.85%約40點子，而港元利率特別是較短期的銀行同業拆息則備受龐大的總結餘所影響（表1及2）。   總結餘規模龐大抑制利率升幅 以往，銀行體系總結餘一直處於較低水平。金管局的資料顯示在1997-98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雖然香港銀行日常處理的金融交易金額龐大，但由於香港具有即時結算的銀行同業支付系統，亦沒有法定儲備規定，香港的銀行並無需要於貨幣發行局制度的結算戶口保持大量結餘，亦因為當時總結餘只有數十億港元，港元拆息較易受到資金進出的影響。在1997年10月23日，投機者意圖衝擊香港聯繫匯率，於市場大舉拋售港元，港元隔夜拆息曾因而急升至接近300%。 為免聯繫匯率再受衝擊，金管局其後連番改進貨幣發行局制度的運作。在2005年5月18日，金管局將7.80的弱方兌換保證移至7.85，並把之前單邊的弱方兌換保證操作改為7.75–7.85雙邊的強方及弱方兌換保證操作。這意味金管局的弱方兌換保證操作會導致總結餘下降及港元利率上升。相反，強方兌換保證操作則會導致總結餘上升及港元利率下降。 自2007-08年環球金融風暴以後，美國聯儲局以至其他環球主要央行相繼推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資金大舉流入香港，港元匯價轉強促使金管局入市進行強方兌換保證操作。數據顯示自2008年起，金管局多次於港元匯價轉強至7.75時於市場拋售港元，每次金額數以十億甚至百億港元計，若以港元貨幣基礎及香港銀行體系淨外幣資產的變動作為量度資金流入的指標，資金流入的累計金額高逾17,000億港元（表3及4）。 近年金管局連番操作後，總結餘持續上升，於2015年11月曾升至逾4,200億港元，現時則約為2,600億港元（表5）。總結餘自高位回落，主要因為金管局向銀行增加發行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Exchange Fund bills & notes），從中吸納港元資金。考慮到未償還的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總額由2008年初至今累積增加逾8,200億港元至現時的9,640億港元，而銀行一般視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為管理資金的工具並可按此向金管局借取港元隔夜資金，總結餘的潛在數額比2,600億港元的實際數字為高（表6）。 撇除銀行體系總結餘規模的影響，市場環境的轉變也是套利機制未能顯著推動港元匯價轉弱及港元利率上升的另一原因。自2007-08年環球金融風暴以後，金融市場監管要求提高。相比以前，自營交易（proprietary trading）減少，套利活動的資本成本有所增加。這解釋了為何市場普遍相信港美兩地息差需要進一步擴闊，才會吸引投資者套利。   預期今年最優惠利率不變 現時總結餘約為2,600億港元，顯示銀行體系資金充裕。根據以往的市場規律，總結餘一般高於數十億港元，港元隔夜拆息便會趨向零。 至於去年底前港元拆息顯著上升，主要因為年結在即。港元隔夜及一個月拆息分別曾升至0.66%及0.75%的高位。不過，年結過後，兩者已分別回落至現時約0.1%及0.45%的水平（表7）。 港元拆息回落，正反映總結餘數額龐大的影響。即使現時市場普遍預期聯儲局於3月加息，美元拆息近日開始略為上升，但港元拆息仍然較數星期之前的水平為低。 當然，總體來說，現時港元拆息相比聯儲局於2015年12月步入加息周期之前為高，例如一個月港元拆息由2015年11月底美國加息周期開始前的0.19%上升26點子至現時的0.45%，但值得注意的是期間港元隔夜拆息因為總結餘龐大仍維持於約0.1%，而較遠期的一年期港元拆息上升幅度則為64點子，大於短期的一個月港元拆息26點子的升幅（表8）。 遠期的港元拆息升幅大於短期的港元拆息升幅，顯示: （一）短期港元拆息備受隔夜拆息接近零及總結餘龐大的影響; （二）相對而言，遠期港元拆息則較受美元拆息及聯儲局加息因素影響; （三）近年港元拆息曲線變得陡峭、向上傾斜（steepening）。   上文提到近年投資者對港美兩地息差的敏感度比以前有所下降，儘管聯儲局由2015年12月至今已累計加息兩次，但港元匯價仍處於7.7670的偏強水平，而去年初環球金融市場波動，當時港元匯價仍只是一度轉弱至約7.83。考慮到港元匯價轉弱至7.85觸發金管局弱方兌換保證操作方導致總結餘下降，即使聯儲局一如預期今年加息三次，港元匯價觸及7.85的機會依然甚微，換言之，我們相信今年底前總結餘數額會維持偏高，港元隔夜拆息或繼續處於接近零，而由於遠期港元拆息較受美元拆息及聯儲局加息因素影響，港元拆息曲線或會繼續向上傾斜。 總結餘龐大及港元隔夜拆息接近零會抑制短期港元拆息的升幅。從2015年底至今，聯儲局累計加息兩次共50點子，但一個月港元拆息僅升26點子至現時的0.45%。按此推斷，即使今年聯儲局加息三次，一個月港元拆息升幅仍然有限，我們估計今年底前拆息仍處於0.85%以下。 未來港元拆息的變化會否足以推動香港的銀行調整最優惠利率?從按揭業務的角度看，假若一個月港元拆息不長期高於0.85%，銀行調整最優惠利率的誘因不高。 現時以港元拆息計劃敍造按揭，按揭利率一般為一個月港元拆息加1.3%（Hibor+1.3%），以拆息0.45%計算，實際按揭利率為1.75%。 至於港元拆息計劃的按揭利率上限一般為最優惠利率減2.85%（P-2.85%），以最優惠利率5%計算，實際按揭利率上限為2.15%。   假若銀行提高最優惠利率，實際按揭利率上限上升會削弱銀行承造按揭業務的競爭力。基於以上方程式，銀行調整最優惠利率，首先需要出現以下情況: （一）一個月港元拆息持續高於0.85%; （二）實際按揭利率當中的1.3%維持不變。   假設實際按揭利率當中的1.3%維持不變，一個月港元拆息持續高於0.85%將促使銀行調整最優惠利率以提高實際按揭利率的上限。不過，如上文所言，我們預期今年底前一個月港元拆息仍處於0.85%以下。 另一方面，近年銀行體系資金充裕，實際按揭利率當中的1.3%已遠低於約一年前的1.7%（約一年前按揭利率一般為一個月港元拆息加1.7%）。考慮到今年底前資金充裕情況持續（總結餘龐大）及一個月港元拆息升幅不會持續高於0.85%，我們預期今年底前香港的銀行不會調高最優惠利率。   潛在風險 當然，市場充滿變數，倘若資金流出香港的速度加快或規模增加，例如一個月港美息差擴闊至2%以上觸發較多資金流走，導致港元匯價加快轉弱至7.85的弱方兌換保證，總結餘數額或於短時間內由現時的2,600億港元大幅回落至數百億港元。屆時港元拆息或以近乎一步到位的方式，而非循序漸進的步伐，急升至美元拆息水平。不過，環顧聯儲局自2015年底以來累計加息兩次，港元匯價仍然靠近強方兌換保證及總結餘維持於高水平，我們認為今年聯儲局加息三次對港元利率的整體影響有限。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政府預算較為晦澀難懂。

提振實體經濟成為今年「兩會」之強音。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七次提及實體經濟。此舉實屬罕見，釋放的信號十分強烈，表達了中央提振實體經濟的決心。 近年來，中國實體經濟遭遇重重困難，面臨創新能力不足、投資回報率低迷、綜合成本持續上升以及部分金融資本空轉等挑戰。前不久，圍繞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關系，數位知名企業家曾發生爭論。其實，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是對立、統一的關系。虛擬經濟產生於實體經濟，必須植根並服務於實體經濟，不然，只能是曇花一現、滋生泡沫。全球金融危機殷鑒不遠，教訓深刻。 自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提實體經濟以來，對其重視程度逐年遞增。正如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所言，「實體經濟從來都是我國發展的根基。」此番政府工作報告主要從金融支持和實體經濟自身創新轉型兩大方面著墨，可謂對症下藥，亟待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認真落實。 當前，金融「脫實向虛」問題備受關注。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綜合運用貨幣政策工具，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合理引導市場利率水平，疏通傳導機制，促進金融資源更多流向實體經濟，特別是支持『三農』和小微企業」。對此，央行負責人也有詳盡表述，相信未來實體經濟會得到更大的金融支持。政府工作報告還要求，「促進金融機構突出主業、下沉重心，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防止脫實向虛。」把脈可謂精准。 「脫實向虛」並不是個新問題，只是近年來愈演愈烈。天量資金流向股市、債市、期貨等金融市場，通過短期炒作獲取暴利或進入「影子銀行」，流入實體經濟的資金大為減少。2012年以來，監管部門放松了對保險資管、券商資管、基金及其子公司專戶的監管，一大後果是，以險資為代表的金融資本頻頻「舉牌」，成為實體企業「門口的野蠻人」。此類「資本運作」引發企業管理者和投資者的恐慌，非但沒有支持企業發展，反而動搖了企業的穩定經營。近來，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掌門人紛紛強硬表態，稱部分險資為「土豪」「妖精」「害人精」，「絕不能把保險辦成富豪俱樂部，更不容許保險被金融大鱷所借道和藏身」，並相應采取了一些監管措施。我們深盼這種政策導向能上升為制度化安排。 當然，「打鐵還須自身硬」，如果實體經濟羸弱不堪，卻硬性要求金融系統去支持，只會產生更多不良資產。只有提高實體經濟的效率和競爭力，使資金自然流入實體經濟，才是對「脫實向虛」現像釜底抽薪之策。 實體經濟正面臨盈利能力減弱、投資急劇下降、人才流失嚴重的問題。2016年中國企業500強中，制造業企業有261家，但淨利潤只占17.1%，而33家大型金融機構淨利潤就占56.8%；2016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7.9%，而工業投資增幅只有3.6%。更令人不安的是，2016年民間投資增幅急速下滑，從2015年的兩位數，下降到只有3.2%。鑒於民間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六成以上，而在制造業投資中，約九成是民間投資，倘若民間資本沒有意願和能力投資，提振實體經濟就只能是一句空話。因此，穩定民間投資的信心尤為重要。   必須下好「改革棋」 提振實體經濟，必須下好「改革棋」。政府轉型至關重要，要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著力推進簡政放權，防止過度和不正當干預市場，著力改善營商環境。當前，應格外重視為企業減負，積極減稅降費，並有效降低融資、非稅負擔等綜合成本。此外，要盡快落實去年公布的《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依法保護產權，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為民營企業家形成穩定預期，增強其投資信心。與此相關聯，要以時不我待的精神，啟動新一輪國企改革，擴大壟斷行業開放，拓展民間投資空間；盡快修訂公司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保險法等法律法規，完善公司法人治理，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改革金融監管體制，消除監管「真空」。簡言之，提振實體經濟是政策課題，更是體制改革課題。課題不新，卻始終繞不開。 就實體經濟自身而言，當務之急是加快轉型升級。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以創新引領實體經濟轉型升級」，這就需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優化實體經濟結構，不斷提高質量、效益和競爭力。企業要主動轉型，以多種方式實施技術改造，積極擁抱數字經濟、「互聯網+」；更要發揮企業家精神，以創新創業精神走出困境。 目前，中國經濟有所企穩，但制造業投資回暖跡像尚不明顯。實體經濟面臨的問題是長期形成的，解決起來也非一朝一夕可成。「兩會」傳遞出早春的訊息，給人遐想與希望。同所有改革發展任務一樣，在令人鼓舞的政策宣示後， 振興實體經濟終究離不開一個「實」 字。   原刊於2017年3月13日出版的《財新周刊》第10期社評，本社獲授權發表。

中國三十多年來，在鄧小平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路線導引下，銳意發展經濟，憑藉全球化東風的推力把被毛澤東搞得民不聊生，一窮二白的中國迅速發展為一個蒸蒸日上，日益強盛的國家。 中國在這樣背景下的發展成就盡管令人羨艷，但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尤其是到了今天，中國進入一個關鏈的發展節點。內地傳媒用不無盛世危言意味的三個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塔西佗陷阱來警示國人，前途多艱，務須加倍努力，庶幾事底於成。 三大陷阱是中國今天面對的挑戰，中國能不能越過陷阱，本文將從特別的視角進行觀察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原因 中等收入陷阱，本來不是一個非常嚴謹的概念。在香港經歷經濟起飛階段，鮮有人提及與使用。只是大約十年前中國經濟進入最高速發展的時刻，被經濟學者連同諸如劉易斯拐點一類專業術語引入，用於探究中國的經濟前途與發展路徑。從此成為內地傳媒歷久不衰的常用辭。 傳媒在使用這個術語時有諸般不同的演繹。有人把某個人均GDP比如說15000美元作為陷阱的邊界，就是說超過這一界線就算上了岸，否則就是在陷阱中爭紮。這種說法對於解釋一些資源大國，在資源牛市中暴富，旋而再跌陷阱似有些勉強。更多的作者以進入公認的富國集團比如經含組織作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這可能是比較合理的衡量方法。 不管怎樣說，公認越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富國基本都是歐美國家，這也順理成章。畢竟現代社會始於西方。除去歐美之外，現代潮流席捲世界一百多年後（中國與日本這樣的重要國家受現代潮流沖激也就百多年而己），全球只有不過十來個國家包括亞洲的日韓臻於此一行列。我們細檢這些跨越陷阱進入富國行列的國家，可以帶來很大啟示：這些國家其實非常齊一，全部是自由平等，實行民主政制與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無一例外。西班牙與葡萄牙是西歐最後兩個向這種制度轉型的國家，遲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因為佛朗哥將軍去世和發生推翻獨裁政權的政變，這兩個國家改行他們西方鄰國的制度，結果由西方最落伍的國家迅速發展，跨越陷阱，西班牙成為當年第八大工業國；葡萄牙由獨裁政權時期的人均GDP750美元的落後國家迅速發展成富裕國家。 實行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的制度為什麼能成為富國呢？這就是本欄一再指出的，它符合現代社會的腦力特點。一方面它有利開發社會的腦力資源，使所有聰明頭腦被發掘與最大限度地發揮功能；與此相聯系是另一方面，國家精英實行角色轉變，由搜刮的統治者轉變為高效的創新者與經營者。這樣國家就有高效率的經濟，從而有能力跨越陷阱。此二端在相當程度上是互為因果關係的。 那麼中國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如果中國只是一個人口規模較為普通的大國，比如說與美國相去不遠（你可以理解為如果美國有十億上下的人口），以中國今天實行的制度，也就是精英繼續擔當搜刮的統治者角色，我會作出否定的回答。中國精英應該感謝以人倫為核心的傳統文化，使炎黃衍繁了世界最多的人口。在全球化下，中國精英充當一種管工角色，在傳統帝制外加列寧主義的增益下，把十多億臣民管得服服貼貼：沒有工會，沒有有組織的罷工，自然有能力控制工薪使之極具竟爭力，中國精英的這些能力使世界很多的經濟活動尤其是製造業的經濟活動轉移到了中國。這樣下去最終將使富國變窮。中國可能就是這樣實現跨越陷阱的。這種消長趨勢是否繼續下去值得注意。   中國不可能步入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是古希臘歷史學家。根據伯羅奔尼撤戰爭雅典與斯巴達爭戰的經驗，認為新晉強權會挑戰原有強權而發生戰爭。認定新強權對舊強權的挑戰是無法避免，是謂之曰修昔底德陷阱。 那些戰略家們所說的中國面對著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隨著中國的崛起成為強權，勢必挑戰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與世界格局。這樣中美終有一戰。 本欄曾經討論過美國國家人格，認為這種國家人格的國際維度是國內維度的延伸。美國己經轉換了角色的精英放棄了通過壟斷國家權力，使用國家暴力搶奪兼併他國。在中國非常弱勢的時候，美國尚且沒有動強食之念。反而一力支持中國發展。今天中國作為世界生產基地，在相當程度上符合美國精英的利益。看不到美國有侵略中國與中國一戰的誘因。中國的緊張更多的是，美國一些對中國執政黨奉行的那套意識形態的不認同。 在現代確實有國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當年的德國就是意圖挑戰英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與格局；後來蘇聯在冷戰中與美國的對抗都有這種況味。但不是處於第二都必然意圖挑戰老大。美日之居第一第二四十有餘年，日本甘做小弟弟而相安無事。 德國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於當年的德國精英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和民族優越感。務必帶領日爾曼民族統治世界；蘇聯精英則是要以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代替美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總之是理想沖昏了頭腦。 今天的中國精英只關心一件事：永續保有他們的權力。這是和中國歷朝歷代所共有的特性。中國政權提倡民族主義是與當年德國人的民族主義截然不同的。中國精英不會像德國精英般冒著失去政權的危險帶領國人對外擴張。相反中國精英提倡的民族主義只是為了奪權與固權，從抗戰到今天都是這樣。至於蘇聯式的英特納雄奈尓，時至於今說說而己也不過是一種增加合法性的意思罷了。 因此中國幾乎肯定會規避這一陷阱的了。看看特朗普來勢洶洶馬上陪笑臉就可以推斷此言不差的了。   中國其實己墜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是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陷阱指的是一個組織包括政府當其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說假話，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都會被公眾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 中國從鴉片戰爭開始的現代轉型因為傳統的包袱太過沉重，國人嗜痂有癖，精英又不願效法西方日本同儕實行角色轉變。因此現代轉型走了大彎路，付出巨大代價。尤其是四分之一世紀的毛氏窳政，在鬥爭專政這些赤裸裸血斑斑的暴力包括語言暴力，制度暴力和真的動刀槍的暴力之下，釋放了所有人性惡。中國社會在相當程度上不再存在誠信，不再存在道德。有的只是強權，有的只是鎮壓即古人所說的以力服人者。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中國的組織哪些有公信力？啇業組織造假牟利不惜坑害消費者。食物領域的國產奶粉，地溝油。而蘇丹紅，孔雀石綠之類即便一般國家大學化學系學生也未必十分在行的化學名辭居然登堂入室，成為大眾傳媒的常用辭。政府機關或與公權力相聯系的諸如紅十字會以及國立文教衛生機構，無不以權謀利者。大家知道所有這些組織都是由沒有轉變角色的精英掌握與控制的。所以說中國精英是搜刮的統治者。 中國今天根本深深陷進塔西佗陷阱之中，其所以沒有被淹沒，中國精英其實應該感謝西方精英。他們送來技術，送來資金，送來市場，總之送來陷阱的方舟才使中國精英不致被淹沒。   結論：中國精英必須轉變角色 中國今天面對的三大陷阱歸根結柢，都是中國現代轉型未進入最關鍵的層面：精英繼續擔當搜刮的統治者角色，而沒有成為高效的創新者與經營者。這樣中國沒有最強大的創新能力與高效率的經濟體系，因為最聰明的頭腦不在這兩個領域而被吸引去了治人的官場。因此中等收入陷阱能否越過頔有疑問。即使因為人多而得到規模與聚合效應的好處，也如本文分析可能在富國因工序轉移到中國而變窮下才實現跨越，這對於人類而言並非好事。至於修昔底德陷阱，如果中國精英實現如西方精英般的角色轉變，則中國的國家人格將與西方契合，修昔底德陷阱自然消於無形。即便今天已深陷其中的塔西佗陷阱，中國精英如果放棄搜刮專政的統治者角色，轉變為高效的創新者與經營者角色，將惠澤所有社會成員：中國的、外國的。這樣社會將變得和穆。塔西佗陷阱將自動升上地面而不再存在。 實際上，不止三大陷阱，中國這個歷史攸久人口眾多的古國在現代遇到的很多問題，都會隨精英的角色轉變而得到化解。中國的前途乃至人類的前途在於精英角色的轉變！中國的精英們應該開始逐步轉變的了。

中國這65年來，脫貧世界之冠，壽命長了，薪金增了，海外遊客亦成為世界之最。

香港若要捕捉和發展絲路機遇，重視俄語和阿拉伯語的人才是急切和必需工作。

這些人以編採自主為由，抗拒收購者貫徹他們的理念，兩者經常發生矛盾。

有人說，2016年是全球化倒退的一年。若以行車比喻，全球化這輛列車高速前進數十年，近年漸漸慢了下來，甚或停止不前，更有開倒車的趨勢。

世界首富蓋茨近日的言論亦帶點保護主義的色彩。蓋茨近年扶貧不遺餘力，有世界首富出錢出力實為窮人之福。

本地樓價遠遠超越一般市民的負擔能力已是公認的事實，但從最近兩星期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創新高來看，香港樓價在短期內仍會挑戰更高水平。然而，綜觀本地樓宇潛在供應量持續增加和美國進入加息周期，本地樓價究竟能升得幾多？大家根本難以給予答案，尤其是樓市已進入極度非理性亢奮期，正所謂人心難測，只要置業者相信仍有其他人在更高位接貨，這股「樓瘋」是會揮之不去的。 最近特首梁振英在一個論壇指出，自上年11月初推出新辣招後，絕大部份涉及買賣住宅交易均是香港永久居民，反映新辣招成功壓下投資意欲。究竟這結果是否辣招趕走投資者？答案當然不是，因為當政府改變遊戲規則時，市場參與者也會因應環境的變化而作出相應行動，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總而言之，隨之而來便是市場行為被扭曲了。 在新辣招推出後，不少城中富豪忽然變身「首置客」入市買豪宅，從而避開加辣（15%住宅印花稅），另外，有投資者也利用家庭成員入市買樓以不用支付額外稅項，更甚者是以首置身份，在一個交易中買入多個單位。根據報章報道，以上幾類置業者的數量佔成交總數相信不是一個低比重，究竟新辣招的真正威力如何？大家心知肚明。 幾輪的樓市辣招和金融管理局不斷收緊按揭成數已令樓市需求嚴重扭曲，雖然私人住宅的潛在供應量已由梁振英在2012年7月上任特首一職時的約60,000個單位上升至現時的94,000個單位，但在內地買家入市和內地地產發展商以超高價投地的影響下，所謂正在增加的潛在供應也難以發揮作用，特別是鴨脷洲地王的誕生，市場預期在「麵粉貴」的情況下，樓價根本難以下跌，從來置業者情緒主導樓市的短期走勢，一旦市場情緒變得更樂觀，樓價仍會繼續攀升。 金融管理局的按揭措施令置業者更加關心私人樓宇的整體售價（lumpsum），地產發展商為了迎合這種市場心態也將部份私人住宅單位的面積劏細，最終形成不少劏房樓（或稱為超級迷你盤）供應市場，而這些細面積樓宇的呎價動輒超過20,000元，究竟這些面積小呎價勁貴的超級迷你盤是幫助上車一族，還是殺雞取卵？大家不妨細心思考。 筆者在2012年10月加入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從沒有想過香港樓市會惡化到這樣恐怖，中資買地已差不多廢了政府增加土地來壓低樓價的方法，即使地產發展商繼續劏細單位面積賣樓，但呎價也只會繼續上升，最終結果是令大部份市民反感，並形成難以拆解的計時炸彈。 無論誰當選下屆特首也沒有可能解決現時樓市的死局，但歸根究柢仍是現屆政府未能搶得更多土地作為發展居住之用。梁振英認為他已為樓市做了很多，但多並不代表是足夠，以現時樓市狀況來看，真是神仙難救了。 原刊於《蘋果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從2010年至2015年底，由於貿易壁壘措施，二十國集團損失了8,000億美元的總貿易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30多年的時間裏，城市化率從改革開放初期的38%達到現在的56%左右。如果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城市化的70%水平來計算，中國離高度城市化水平也只有14個百分點了。 也就是說，中國用了30年左右的時間，走完了西方100多年的歷程。但是，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城市化既強勁又脆弱，城市擴張很快，但質量低下，不僅過程充滿了風險，城市現狀也充滿着巨大的不確定性。 也正因為這樣，這些年來，愈來愈多人對國家的城市化現狀產生了諸多憂慮和焦慮。中共十八大前後，城市化曾經被界定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其中一大來源，有關部門曾就城市化提出了諸多政策建議。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人們對城市化本身和城市化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抱有巨大的期望。不過，城市化已經逐漸在政府的議程中消失了，城市化的動力似乎已經不再。為什麼？ 中國城市化的動力為何不再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看看原來城市化的思路和城市化方式產生了什麼樣的結果，簡單地說，今天的政策調整是對原來政策的一種反應。如果原來的政策不能為繼了，那麼就要進行政策調整。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檢驗原來的城市化所產生的問題。 第一、主導原來城市化的主要是GDP主義，即單純的經濟增長。投資、貿易和消費長期以來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城市化不僅創造了巨大的投資空間，而且也帶動了其他消費和貿易兩個領域。在GDP主義的指導下，在各級官員那裏，城市化就變成了簡單的蓋房子和造城市。城市化的動力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有關，因為房地產是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來源。因此，各級官員大力推動城市化，很快導致了產能過剩，甚至在不少地方出現了「鬼城」現象。房地產領域的產能過剩到今天為止仍然是最嚴重的。 第二、城市化過程中的安全等因素經常被忽視，導致城市愈做愈大，也愈來愈不安全，不斷暴露出城市的無比脆弱性來，包括天津的大爆炸、深圳的山體滑坡、雨季洪水泛濫、危樓等等，更不用說是導致民怨沸騰的霧霾現象了。 第三、戶口制度改革沒有跟上，造成了城市的鄉村化。在今天的56%的城市人口中，持有城市戶口的人口只有40%左右，表明還有10多個百分點的城市人口是農民工或者農民。盡管他們長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其二代也已經成長起來，但他們還沒有被整合進城市。幾乎在所有的大城市中都存在着「城中村」和城市農民的現象。 所謂的「城中村」就是城市在快速過度擴張過程中，把原來的農村「包圍」在城市之中了，而之後又沒有解決所產生的現象。盡管經過多年的努力，「城中村」的狀況有所改善，但本質上「城中村」還是保留着農村生活方式，在就業、生活、安全等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隱患。 第四、城市規劃往往變成市長規劃。一般來說，中國的城市都有城市規劃。但現實中，中國的城市是最缺少城市規劃的，或者城市化根本很難根據城市規劃來進行，往往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城市的官僚性質，城市規劃演變成市長規劃。「一個市長、一個規劃」的情況到處存在，並且上下任市長之間沒有任何連續性，往往是下一個市長要不修正上一個市長的規劃，或者完全擱置而重來。更為嚴重的是，每一任市長的首要考量往往是GDP增長，而非城市規劃意義上的城市化。 所以，城市的一些基礎設施建了拆，拆了建，結果所謂的GDP上去了，城市搞得愈來愈糟糕。更為嚴重的是，在一些城市，拆和建的過程中包含了巨大的工程腐敗，因為很多市長必須通過搞市政工程才能找到腐敗的機會。 第五，城市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導致專業人才的缺失。在世界範圍內，只有中國的城市是有行政級別的，中國有首都、直轄市、省級（會）城市、半省級城市、地區級城市、縣級城市、鄉鎮等等。而且，在一個城市內部又分成多級政府行政級別，基本上都是三級政府、四級管理。 新加坡500多萬人口，但只有一級政府，即使算上市鎮理事會，充其量一級半政府；但人口不到200萬甚至更少的中國城市則是三級政府、四級管理。而且，城市內部幾乎大部分組織包括學校、醫院、國有企業等都有行政級別。這種高度官僚化的城市制度，導致城市專業主義的低度化，因為專業主義和官僚主義經常處於直接的對立狀態。 一個城市的文明有待於專業主義的充分發揮，但中國的專業主義（例如城市規劃）必須屈服於官僚主義（市長規劃）。中國的城市即使硬件建設不錯了，但軟件（城市管理）遠遠跟不上，最主要原因就是專業主義沒有多少生存空間。 除這些問題之外，還有幾個重要的現象或者不言自明的政策議程一直不僅被忽視，仍在流行，主導着今天中國的城市化。這些現象不僅在阻礙城市化向深度發展，而且甚至在促成城市化走上錯誤的方向。 還沒有停止的大城市化現象 在種種現象中，最主要的就是大城市化。大城市化又包括兩種趨向，一是單個城市的趨大化，二是大城市群的建設。城市趨大化已經造成了中國的超大城市，即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人口已經超過了2000萬，並且還沒有停止的跡像，仍在繼續增大。如果不做城市體制改革，這些超大城市還會繼續增大，直至最後大危機的爆發。 如果超大城市是失去控制能力造成的，那麼特大城市群建設則是有關部門主動規劃的，已經規劃包括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十大城市群，並把十大城市群視為是中國城市化的主體形態。我們把這兩方面合稱為「大城市化」。 大城市化帶來怎樣的結果呢？首先要考量的是其所能帶來的正面積極的結果，因為這是城市化規劃部門的理性之所在。這裏最主要的是大城市化所能帶來的經濟發展和GDP增長。從經濟學意義上，城市化可以帶來GDP和經濟效益，這很容易理解。GDP就是經濟活動交易，交易愈多，GDP就愈高。因此，城市的GDP必然遠遠高於農村，因為農村家庭基本上是一個自足的單元，但城市居民必須通過經濟交易才能進行正常生活。 城市愈大，交易量就愈多，GDP就愈高。同時，無論是單個城市還是城市群的建設，從工程學意義上來說，也變得可以。無論是城市內部的交通還是城市之間的互聯互通（城市群）技術上不難解決。這一過程也創造經濟活動。 問題在於，這種城市化考量僅僅只是經濟學和工程學的考量，而較少甚至完全忽視了社會、政治和環保等方面的考量。在缺少對社會、政治和環保等因素的考量下進行的大城市化，最終必然會導致巨大的災難。這種災難性現在沒有人可以計算出來，也沒有人可以預測，但最終還是會出現。 第一，優質資源高度集中在大城市，拖累了國家區域經濟的均衡和可持續發展。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前，優質資源也是集中在這些大城市的。多年來，人們希望通過擴大內需來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但在優質資源集中在幾個大城市的情況下，內需社會很難再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來。如同社會群體，中國的城市也呈現出強者愈強、富者愈富、弱者愈弱、窮者愈窮的局面。這個局面不改變，國家的發展必然是畸形的。 第二，如果城市結構因素不變，其他方面的社會變革和改革會變得很困難，甚至不可能。今天，中國在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改革都遇到了瓶頸，因為改革都過於側重這些領域的微觀面，而忽視了城市結構問題。例如，如果只有北京擁有中國最好的醫院和學校（從幼兒園到大學），全國各地的人群還是會蜂擁而至，不管怎麼樣的政策都難於阻擋人群流入北京，也難以把已經進入城市的人口驅離。只有把優質資源分散化之後，這種情況才能得到徹底的改變。 第三，大城市化產生巨大的負面社會政治效應。一些大城市愈來愈富裕，而愈來愈多的城市則出現貧窮化的趨勢。在很大程度上說，現在已經儼然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小城鎮包圍大城市」之勢。如果中小城市繼續被忽視，那麼它們必然成為中國民粹主義的基地。西方現在所盛行的民粹主義並非來自大城市，而是來自中小城市，尤其是城鎮，因為中小城市和城鎮一直被忽視。 再者，城市愈大，執政黨、政府和社會、人民的不信任感就愈深層。社會對政府的信任來自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務。提供公共服務需要城市規模，城市過小，公共服務就很難提供。但是如果城市過大，政府更難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這些年來，中國很多城市出現反PX和建立垃圾處理工廠的社會運動。實際上，中國大多城市被垃圾所包圍，並且已經到了很危險的程度，建設垃圾處理工廠是當務之急。但因為社會不信任政府，政府很難作為。這樣下去，城市肯定會發生生態危機的。 第四，更為嚴峻的是，就國際政治來說，城市過大往往對國家造成不安全。對國際環境的變化，人們必須具有現實主義的思考。盡管今天和平是大趨勢，但很難排除戰爭的可能性。現代戰爭對城市的摧毀能力愈來愈強。毛澤東時代搞「三線計劃」就是為了戰備。當時政府把工業能力分散到地方，尤其是內地。毛澤東想把中國的各個地方建設成能夠「自給自足」的單元，以防戰爭的爆發。現在的形勢不同了，但並不是說城市化不需要考慮戰爭狀態了。 很簡單，美國如果華盛頓特區、紐約和洛杉磯等城市被轟炸掉，美國的整個體系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但如果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這些一線城市被炸掉，那麼整個國家就要完蛋。同樣，日本的東京一完蛋，整個國家就完蛋；韓國的首爾一完蛋，整個國家就完蛋。這是資源高度集中的劣勢與缺陷。在變幻莫測的國際環境中，中國的城市化必須考慮到國家安全問題，否則就會鑄成大錯。

1997年，董建華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以令全港七成市民擁有自置物業為政策目標之一，其後雖然遭亞洲金融風暴衝擊而令計劃受阻，但亦開始興建並於2002年落成300,000個公營房屋單位（出租及自置），創下記錄，並提供25萬個（後改為183,700個）租者置其屋計劃（租置計劃）的出售單位。 次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在樓市風雨飄搖之際接任，政策焦點不在建屋拓地，卻著力改善居住環境、不求過量增加供應，至其任期即將屆滿，自知錯判形勢，卻在市場全面復甦，樓價持續飆升之際，重推居者有其屋計劃，並推出另一資助中等入息的家庭自置居所計劃。 至於第三位行政長官梁振英，上任後一直集中解決房屋問題，在重重障礙下，致力提升土地供應，增建出租公屋及居屋，以應收入不高家庭日形殷切的房屋需求，並以懲罰性印花稅遏止炒樓熱潮。 近30年來，民意調查一直顯示，房屋是最受社會關注的政策議題，但始終未能解決。我認為皆因當局單以房屋問題視之，而未曉這其實也是社會經濟不均問題。   房屋問題遠因近由 若把房屋一環純粹視作房屋問題，著眼點自然只限於樓宇單位短缺方面，於是眼看樓價及租金升勢不斷，只會覺得房屋供不應求，以為解決方案繫於增加房屋單位供應，然而增建單位需時（大概三年，要是土地供應不足，所需年期更可能長達十至二十年）。 與此同時，樓價持續飆升，樓市炒風熾熱，樓價超乎普羅大眾負擔能力，民怨日深，政府不惜推出急就章措施，以懲罰性印花稅暫時遏止樓價升勢，可惜這僅能壓抑炒風於一時，卻無助化解供不應求的核心問題。在仍未能解決房屋供應短缺問題之際，需求卻意外地急跌；在樓價急挫形勢下，業主蒙受巨大損失，忿忿不平，房屋政策又立即大開倒車。 房屋政策極難勘定，因其中影響需求與供應之因素並非同步消長，致使錯誤政策頻生，這些因素包括：一、長遠房屋需求；二、短期房屋需求；三、長遠房屋供應；四、短期房屋供應。 長遠因素影響來得較緩慢，亦較易於預期，需透過長遠可持續經濟政策應對，而非短期考慮；短期因素由於較難預計，又或驟然出現，往往被外來因素觸發，而非決策者所能控制；如亞洲金融風暴或美國量化寬鬆措施皆屬此例。 不幸地房屋政策往往受短期政治考慮左右，而罔顧長遠社經考慮；無法持續的房屋政策根本不會成功。房屋政策要能持續，必須始終如一，符合相關經濟、社會、政治目標。   經濟不均與房策 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40年期間，房屋問題關鍵在於1945至1951年，大批新移民湧至，本地人口由60萬急升至230萬，家庭數目大增，住屋供不應求，當時急務在於從速增建住屋單位，但求價格廉宜，並不講究質量。 此一任務由政府部門負責，自然有其客觀因素，房屋委員會及相關公營房屋團體亦不負所托，1971至1991年間，本地家庭住戶與永久性房屋單位的比率（亦即「同屋共住戶數比率」）由1.27降至0.92。 即使房屋供求狀況後來經過多番變遷，這比率仍一直維持在0.89 至 0.93之間；但與此同時，樓價飆升導致民怨日深，房屋短缺情況日趨嚴重，可見「同屋共住戶數比率」已不足以反映房屋短缺的程度，原因有二。 首先，家庭概念逐漸轉變。跨境婚姻數目上升（近30年來佔婚姻總數四成左右），離婚率更急劇上升，而由於以低收入家庭佔大多數，亦變相大大增加了低收入家庭對公屋及私樓單位的需求。 在私人出租樓宇的市場，「劏房」需求趨升，可說是市場上廉租房屋需求日增的副產品，雖然有關樓市的消息，每多著眼於海外投資者在香港入市意欲漸強，但忽視本地低收入家庭住屋需求增加更為殷切。 其次，收入不均與財富不均日趨嚴峻，原因固然不一而足，影響所及，房屋政策日形政治化，各界對有何適當對策眾說紛紜；有關應否遏止樓價升勢，社會上正反意見各佔一半。今時今日，房屋政策完全受制於零和政治，一日未能化解經濟不均，遑論有效處理房屋問題。 在科技發展和全球化經濟融合的潮流下，世界各地高技術與非技術在職者工資差距日益擴大，收入不均的現象亦日趨嚴重；中產階級漸向下沉，變為低收入階層，是各地政治分歧的關鍵因素。 美國政府的對策是一直以低息按揭貸款和零首期鼓勵國民置業，但樓市過度熾熱，加上對按揭證券化監管不善，終在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慘淡收場。 至於香港，金融當局為避免樓市過於波動及其可能對銀行業構成系統風險，故在按揭成數上嚴加限制。按揭首期高達四成，中產階層除非父母擁有物業，甚或父母物業資產豐厚，否則亦與低收入階層同一命運，陷入置業無望困境；這無疑也是加速中產階層沒落的又一因素。 奇怪的是，對於低與中等收入階層的房屋需求日增，決策者卻始終缺乏理解，仍視增建出租公屋單位為唯一解決方案。   從房屋問題入手解決經濟不均 眼前的挑戰，已非僅僅關乎房屋供應量未能滿足住戶需要，而是在於兩方面：一、中產階層日漸淪為低收入階層，置業意願亦漸成空想；二、低收入家庭在房屋市場上比重日增，政府面臨不勝負荷的公屋單位需求。 解決房屋問題，必須直接解決因樓市升勢不止而引起的經濟不均惡果；單靠增加房屋供應，只會令經濟不均更加嚴重，並對政府財政以至長遠經濟發展造成不良影響。 公營房屋單位在房屋市場上供應比例已由五成增至六成，如此公營房屋政策無疑受民粹政客歡迎，但鄰近出租公屋會有損物業價值，各區業主對在本區興建公屋自然抗拒，樓價如此偏高，更是此等業主的重要資產，有此私心並無抵觸法律，亦屬無可厚非。 若論發展新界土地，往往涉及徵收農地，及原居民及發展商所擁有的私人土地。若將土地撥作興建公屋，可獲政府賠償的吸引力遠較其他用途為低，與上述各區居民一樣，他們固不願將手上的大部份土地權益以低廉價錢售與政府興建公屋。 土地另一項棘手問題，是政府的徙置賠償方案只照顧鄉郊寮屋居民的住宿需要，而忽略其生計問題。況且當前鄉郊寮屋居民權益的代言人聲勢浩大，更與環境及保育問題關注團體結成政治聯盟。 另一方面，發展租住公屋單位的成本已大幅上漲。以往發展和銷售一個居屋單位的回報，足以支付兩個出租公屋單位的發展和修葺成本，但如今已不再足夠。 出租公屋發展成本大增，但居屋單位售價卻不可相應調高，因住戶收入並未有大幅增加。如今發展和銷售一個居屋單位的回報，只夠支付一個出租公屋單位的成本，以致政府難以提高出價收購農地，以期長遠增建出租公屋單位。 假使未能進一步開源（例如加稅），相信政府難以長遠資助發展在房屋供應中比重日增的公屋單位。 此外，公屋申請規例容許離婚後再婚者再次申請公屋單位，難免成為變相鼓勵公屋居民離婚，租住公屋計劃無形中為願意離婚的低收入住戶提供可觀補貼。這邊廂增建多些公屋單位，那邊廂促使低收入住戶對公屋的需求增加。 增加興建出租公屋單位實非善法，原因有三。第一，政府財政難以持續負擔：政府更難有能力以高價收地，及徙置鄉郊寮屋居民以縮減延誤時間。 第二，變相助長低收入家庭離婚意欲，增加對出租公屋的需求。破碎家庭增多，家庭收入不均更形惡化，整體社會經濟不均亦隨而惡化。 第三，租住公屋的家庭增多，樓價高踞不下，按揭首期高昂，房屋階梯因而打破，市民置業夢想隨之幻滅，減輕經濟不均現象的希望也就更趨渺茫。   釋放公營房屋價值 與其只知將公地用作興建租住公屋、租置計劃及居屋單位，不如設法釋放公地的潛在價值，締造多方共贏的方案。此舉涉及三方面的政策措施。 第一，將新落成的公屋單位作為自置物業出售給合資格家庭（可先租後買，售價維持不變）。所有租住公屋及居屋單位申請者均符合資格，換言之，月入低於50,500元的家庭也可申請。為合資格家庭提供的單位，可算是為處於房屋階梯中底層者而設的「上車」樓盤。 重新活化房屋階梯的關鍵，在於方便易於融資，而非提供價格折扣。將此等單位以發展成本價格發售，買家繳付半成至一成首期後，向銀行申請按揭貸款，由政府擔保（一如現時購買居屋安排）。 至於購買單位時的待補地價，則由政府提供免息（或低息）貸款，並無任何附帶到期及償債條件。此等單位經償清政府貸款後，可在市場上公開售賣。有別於居屋單位，即使地價有所升降，此等單位的待償貸款額將維持不變。 購買單位後，從有關地價所得的累計資本增益，即歸業主所有。在單位售出或已經悉數償還貸款後，政府可獲業主補償地價。在如此新安排下，政府只充當貸款人的角色，實際效果是矯正資本市場不完善之處，化解政府透過貸款成數規定避免銀行蒙受系統風險的限制。 第二，所有現時出租公屋單位，可根據同樣融資安排，售給現行公屋租戶。暫時無意購買所住單位的租戶，日後亦可以同樣條件購買。 第三，所有現有未補地價的租置計劃及居屋單位，可透過同樣融資安排補地價。 土地價值於是得以釋出，單位業主（兼買家）與政府（兼賣家）也就雙方共贏；業主可得具升值潛力的資產，在房屋階梯上升，亦可進一步改善生活。 政府身為興建公屋土地的業主，可向單位業主（債務人）收取還款，再用以發展公屋單位，從此再不用因發展公屋而背負沉重財務重擔。 發展商及投資者則有更大客路。政府由是有能力以較高價格在新界徵地，鄉郊地主自然願意將土地售與政府。 政府再不用等候經年才能回本。事實上公屋單位業主的待還貸款已成為政府資產，可通過長債方式放售，從而獲取即時收益。若以30年為期限，此等長債更有助發展流動性充裕的債券市場，其中長期利率則可作為長期借貸業務基準。 從潛藏於現有公屋單位中釋放的土地價值，現時估值約達三萬八千九百億元，幾近本地生產總值的兩倍。即使只動用其中一小部份，亦足可支付教育、醫療、社會福利，以及各類基建及項目投資所須經費的預期增長，而毋須另闢財源。 上述安排亦可大幅減輕香港的經濟不均現象，既可維護香港固有的靈活自由市場、有限度政府，以及低稅私人企業經濟制度，亦足以補貼日益增加的各類社會開支。這充份展現透過土地融資以維持公平社會與經濟繁榮的優勢，事實上全賴在普通法制度下，資本主義經濟中，土地得以成為極有價值的資源。 我竭誠希望本屆特首選舉委員會的委員能以此作為參考。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都對今年的經濟和金融工作做出哪些部署？相較於此前都有哪些新的變化？

我覺得上海和北京都在愈來愈大，中國應當發展新的城市。

即使政府不斷推出新辣招，亦無法阻止資金千方百計流入房地產市場。

貨不對辦或偷呃拐騙時有發生。

月入七百元 農民增收難 北京國務院統計局的年度（2016）統計公報，於3月1日在黨媒《人民日報》刊出。公報透露，第一產業（農業）增加值6.3萬億元人民幣，增長率3.3%，遠低於第二產業（工業和建築）、第三產業（服務業）；農村居民人均年收入8400多元，月入約700元，生活仍不富裕。 農民增加收入的動力甚弱，官方擬推行農業供給側改革。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剛下達一號文件，題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 10多年的一號文件，都是關於三農（農民、農業、農村）政策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走向。今年的一號文件，分為6項（類）33條，俗稱「一號33條」（或「三農33條」）；其關鍵詞，本欄歸納為：供求關係，環境污染，供給側改革，三提高，三增，香港平台。 文件顯現農業供給側改革的香港平台。它提及的建設現代農業產業園（第7條）、擴大優化農產品出口和加大海外推介力度、加強農業對外合作、推動農業走出去（第8條），關乎港商增強中介角色或參股發展的商機。 撞到天花板  發一號文件 與以往一號文件不同的，今年的「一號33條」專門闡述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政策與宏觀部署，國務院農業部於2月7日公布「實施意見」（俗稱「農業部36條」）。 「一號33條」如能「落地」，而不在「天」（目標、理想和「偉大口號」）與「地」（地方落實）之間空轉，各地官方能面對三農危機、切實推行改革，農業將有「量增」向「質升」的轉變。 產業與市場的關係，有產品供應一方與消費需求一方，即供給側與需求側。 產品供應不足，不能滿足消費的需求，會出現「短缺現象」；在「一黨領導」體制下的社會，便衍生限量供應的票、券、證（如肉票、布票、火柴票、鹽票）。產品供過於求，則形成產能過剩，產品積壓於倉庫、資本周轉困難。 消費需求不足的原因，一是消費者壓縮需求，例如近年外國面對經濟下行，減少向中國大陸進口貨物；二是供給側提供的產品質量較差或不合格、不合市場需求。 北京官方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原是主攻國企黨企中的殭屍企業，緩解鋼鐵、煤、水泥等行業的產能過剩。但是，大型國企裁減員工，牽扯「工人當家作主」的政治命題，受到很大的阻力。李克強主導的國務院經改，只得於去年試行農業供給側改革。 經濟開放以來，GDP長期持續高增長，30多年的年平均增長率超過9%。農業生產亦著力於「量增」，在糧食自給之下，讓農村居民能「吃飽」。 在「量增」的背後，農產品的質量偏低、食品安全風險大。整體農業面對「兩板之困」：經營成本、出口價格已頂到天花板，缺國際競爭力，資源、環境承載力則觸及底線（地板）。 就供、求來說，農業的困境在於不少產品供過於求；有些產品（質量較高類）有中產戶和外國的市場需求，供給側卻供給不足。這是展開農業供給側改革的產業背景。 辦鄉村旅遊　尋港商合作 「一號33條」確定的農業供給側改革取向，本欄的解讀是：從主要依靠土地和水等資源的投入、濫施化肥和農藥，達致農產品（包括出口貨物）的「量增」，轉為「質升」即質量的提升，從低端生產鏈轉到中高檔生產鏈，以保障有效供應。 「一號33條」提到「農產品供求結構失衡、要素配置不合理、資源環境壓力大」；推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升供給質量，首先是三提高：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勞動生產率，達致三增：「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增綠。」 「一號33條」對改革和產業發展的部署，涉及調整糧食作物、經濟作物、飼料作物的結構，發展高效養殖業和特色產業（如茶葉、中藥材），扶持新產業（養生養老基地、鄉村旅遊），改善農產品國際貿易環境。其中，興辦鄉村旅遊、養生養老中心，諒將尋找港商合作。 年年發一號文件，對三農政策均有清晰陳述，提出的改革構想和產業部署，大都能面對農業的困境。但是，「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之一是「口號治國」，許多口號與現實脫節。 三農發展的最大障礙，是毛的政治「左毒」沉澱太多，「文革遺毒」深重。農村幹部素質仍普遍低下，瞎指揮、形式主義之風甚盛；不少欺壓農民的土霸，隨意攤派，大肆貪污和私分扶貧、補貼資金，農民的農耕自主權乃至人身自由受侵害。 科技投入少　社會無法治 發展的障礙，還在於農民的知識程度偏低，官方對科技和基礎設施的投入不足，使農業生產和經營多未擺脫「山寨模式」。 農業現代化的基礎，是知識化和社會法治。農村面對的大氣、水源、土壤污染日益嚴重，拐賣婦女兒童猖獗，劣假食品和農機侵害民眾，官吏以公權謀私利和貪污，都關乎社會未走向法治之道。 保障公民權益的法律條款，不應成為不兌現的「白條」。例如放任官方企業或奸詐私商拖欠農民工薪金，地方官吏持槍阻村民（如廣東陸豐烏坎村）提出刑事上訴，都是違反法律的行為，卻長期未能有效遏制，農民的合法權益缺乏司法保障。 推動農業現代化，既要有法治基礎，亦需有效、健全的誠信體系。環境的保護和化肥、農藥的「零增長」，食物毒流的遏制，要有整體社會的誠信體系支撐。 《論語．顏淵》引孔子言：「民無信不立」（民眾對官方無信心，政府便站立不起）；《貞觀政要．誠信》謂：「德禮誠信，國之大綱。」沒有誠信的社會，如何有「農業現代化」？ ．本文原題〈一號文件33條 香港中介平台〉，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如果香港政府沒有相應對策解決內地地產商的投地問題，香港經濟將會被瘋狂地價拖垮。

人類的智慧為萬物之靈，但自私的基因還是被訊息費用誤導了。

多年來，樂施會透過研究、倡議運動、公眾教育，以及資助本地組織的扶貧計劃，推動「親貧」（pro-poor）政策；從設立官方「貧窮線」、落實最低工資，以至建議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津），該會在香港的工作成績斐然。   該會無疑有些極具價值的服務，但其倡議運動、教育計劃所根據的政策研究卻是走錯方向，令人對它對政策與公眾教育的影響力引以為憂。   誠然樂施會確能理解貧窮實在牽涉各類問題，但它卻只提出隨意拼湊大雜燴式的建議，把與貧窮有關的各項因素轉化為政策目標，而因素背後的因果關係則輕輕帶過。   錯判形勢假設   舉例來說，該會成功倡議按家庭人數，以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為指標，制定官方「貧窮線」，貧窮線以下的收入水平界定為貧窮。但要界定貧窮，貧窮線是否理想辦法？統計貧窮線以下家庭百份比，又是否衡量人口中貧窮升降趨勢的理性指標？   樂施會亦提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建議，認為是項津貼將對按官方所訂貧窮線界定的貧窮家庭有所幫助。   該會認為個人工資低即等如貧窮，主張透過增加最低工資扶貧，然而領取最低工資者是否一定來自貧窮家庭？若非如此，則提高最低工資又如何有助減貧？   樂施會倡議的本地扶貧措施為數不少，上述三項措施既已實施，不妨在此評估其成效。   根據《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2011年第三季至2012年第二季（法定最低工資落實初期）的數據，領取最低工資在職者，有36.4% 來自入息高於中位數的住戶；有80.5% 來自入息在收入第20百份位數以上的住戶，換言之接近官方「貧窮線」所界定的貧窮家庭。由此可見，最低工資法只能隨機抽出貧窮家庭；更有甚者，領取最低工資者，有5.8% 來自入息超過收入80百份位數的住戶。   該會的錯誤分析實由於錯誤設定工資低者必然來自低收入家庭，這顯然不符香港的社會現況，世界各地進行相關實證研究的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等，情況亦同有此現象。   事實擺在眼前，為何樂施會未加檢視就貿貿然展開倡議運動？從政者為求獲選或連任而支持提高最低工資，可說是不難理解，但致力扶貧的樂施會，何以支持顯然難望奏效的政策措施？「後真」（post truth）一詞近日極為風靡，但若論追本溯源，其實是存在已久，且不乏擅此道者。   樂施會對推動政府採納貧窮線不遺餘力，但以入息中位數一半作為貧窮線指標，減貧無望，遑論滅貧，更與聯合國與世界銀行公佈，要減少全球每日收入低於1美元（後經修訂為1.9美元）的貧窮人口的千禧減貧目標相去甚遠。   撥亂反正指標   在1970年的高峰期，全球37億人口之中，有22億（60.1%）每日收入低於2美元；1981年，仍有44% 世界人口活在貧窮線（經修訂後每日收入為1.90美元）以下；及至2015年，是項數字則降至9.6%。此等數字的共通之處，在於均以經生活成本調整之絕對收入水平作為界定貧窮的指標，而非根據生產力日增而導致生活水平提升的相對水平。   以絕對收入水平為指標，肯定較基於相對收入水平合理，後者較適用於衡量不均現象，而非貧窮問題。香港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所定收入水平經固定生活成本調整，而非基於隨時變動的生活水平上升而不斷提高援助，簡而言之，其背後的貧窮概念，主要以絕對收入水平為依據。   要檢視相對收入水平如何不可靠，可從1985至2015年本地住戶及個人貧窮率加以分析。   《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出，自2009年至2015年，貧窮線以下的家庭由541000 增至570000，但同期此等家庭中的貧窮人口則由134.8萬減至134.5萬。這些數字並未把政府扶貧措施考慮在內。   可見在本地人口仍處於增長期間，處於官方界定貧窮綫以下住戶的人口一直維持穩定。期間家庭數目增幅較大，反映小型家庭持續增加，皆因子女成年後多不願與父母同住，而新婚或再婚也是家庭數目日增的因素。   利用上述數據，可將官方「貧窮線」推回至1985年。住戶貧窮率的計算可包括政府的恆常現金福利在內，而適齡工作住戶（20至64歲）、長者住戶（65歲以上），以及經濟上活躍和經濟上不活躍住戶的貧窮率，一一可作個別估算，所得結果頗為耐人尋味。   其中至為關鍵的重點在於：適齡工作住戶與長者住戶個別估算之下，住戶貧窮率表現一直極為穩定。【圖1】顯示，適齡工作住戶的貧窮率介乎8.5% 至 13.9%，長者住戶貧窮率則介乎29.3% 至 33.3%；貧窮線下適齡工作住戶人數由370,000 增至 790,000，長者住戶人數則由111,000 升至 394,000。同期整體住戶貧窮率上升，主要在於長者住戶所佔比例持續增加。     […]

去年我說兩年後深圳會超越香港，但今天看是已經超越了。再兩年會超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