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入七百元 農民增收難 北京國務院統計局的年度（2016）統計公報，於3月1日在黨媒《人民日報》刊出。公報透露，第一產業（農業）增加值6.3萬億元人民幣，增長率3.3%，遠低於第二產業（工業和建築）、第三產業（服務業）；農村居民人均年收入8400多元，月入約700元，生活仍不富裕。 農民增加收入的動力甚弱，官方擬推行農業供給側改革。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剛下達一號文件，題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 10多年的一號文件，都是關於三農（農民、農業、農村）政策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走向。今年的一號文件，分為6項（類）33條，俗稱「一號33條」（或「三農33條」）；其關鍵詞，本欄歸納為：供求關係，環境污染，供給側改革，三提高，三增，香港平台。 文件顯現農業供給側改革的香港平台。它提及的建設現代農業產業園（第7條）、擴大優化農產品出口和加大海外推介力度、加強農業對外合作、推動農業走出去（第8條），關乎港商增強中介角色或參股發展的商機。 撞到天花板 發一號文件 與以往一號文件不同的，今年的「一號33條」專門闡述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政策與宏觀部署，國務院農業部於2月7日公布「實施意見」（俗稱「農業部36條」）。 「一號33條」如能「落地」，而不在「天」（目標、理想和「偉大口號」）與「地」（地方落實）之間空轉，各地官方能面對三農危機、切實推行改革，農業將有「量增」向「質升」的轉變。 產業與市場的關係，有產品供應一方與消費需求一方，即供給側與需求側。 產品供應不足，不能滿足消費的需求，會出現「短缺現象」；在「一黨領導」體制下的社會，便衍生限量供應的票、券、證（如肉票、布票、火柴票、鹽票）。產品供過於求，則形成產能過剩，產品積壓於倉庫、資本周轉困難。 消費需求不足的原因，一是消費者壓縮需求，例如近年外國面對經濟下行，減少向中國大陸進口貨物；二是供給側提供的產品質量較差或不合格、不合市場需求。 北京官方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原是主攻國企黨企中的殭屍企業，緩解鋼鐵、煤、水泥等行業的產能過剩。但是，大型國企裁減員工，牽扯「工人當家作主」的政治命題，受到很大的阻力。李克強主導的國務院經改，只得於去年試行農業供給側改革。 經濟開放以來，GDP長期持續高增長，30多年的年平均增長率超過9%。農業生產亦著力於「量增」，在糧食自給之下，讓農村居民能「吃飽」。 在「量增」的背後，農產品的質量偏低、食品安全風險大。整體農業面對「兩板之困」：經營成本、出口價格已頂到天花板，缺國際競爭力，資源、環境承載力則觸及底線（地板）。 就供、求來說，農業的困境在於不少產品供過於求；有些產品（質量較高類）有中產戶和外國的市場需求，供給側卻供給不足。這是展開農業供給側改革的產業背景。 辦鄉村旅遊 尋港商合作 「一號33條」確定的農業供給側改革取向，本欄的解讀是：從主要依靠土地和水等資源的投入、濫施化肥和農藥，達致農產品（包括出口貨物）的「量增」，轉為「質升」即質量的提升，從低端生產鏈轉到中高檔生產鏈，以保障有效供應。 「一號33條」提到「農產品供求結構失衡、要素配置不合理、資源環境壓力大」；推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升供給質量，首先是三提高：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勞動生產率，達致三增：「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增綠。」 「一號33條」對改革和產業發展的部署，涉及調整糧食作物、經濟作物、飼料作物的結構，發展高效養殖業和特色產業（如茶葉、中藥材），扶持新產業（養生養老基地、鄉村旅遊），改善農產品國際貿易環境。其中，興辦鄉村旅遊、養生養老中心，諒將尋找港商合作。 年年發一號文件，對三農政策均有清晰陳述，提出的改革構想和產業部署，大都能面對農業的困境。但是，「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之一是「口號治國」，許多口號與現實脫節。 三農發展的最大障礙，是毛的政治「左毒」沉澱太多，「文革遺毒」深重。農村幹部素質仍普遍低下，瞎指揮、形式主義之風甚盛；不少欺壓農民的土霸，隨意攤派，大肆貪污和私分扶貧、補貼資金，農民的農耕自主權乃至人身自由受侵害。 科技投入少 社會無法治 發展的障礙，還在於農民的知識程度偏低，官方對科技和基礎設施的投入不足，使農業生產和經營多未擺脫「山寨模式」。 農業現代化的基礎，是知識化和社會法治。農村面對的大氣、水源、土壤污染日益嚴重，拐賣婦女兒童猖獗，劣假食品和農機侵害民眾，官吏以公權謀私利和貪污，都關乎社會未走向法治之道。 保障公民權益的法律條款，不應成為不兌現的「白條」。例如放任官方企業或奸詐私商拖欠農民工薪金，地方官吏持槍阻村民（如廣東陸豐烏坎村）提出刑事上訴，都是違反法律的行為，卻長期未能有效遏制，農民的合法權益缺乏司法保障。 推動農業現代化，既要有法治基礎，亦需有效、健全的誠信體系。環境的保護和化肥、農藥的「零增長」，食物毒流的遏制，要有整體社會的誠信體系支撐。 《論語．顏淵》引孔子言：「民無信不立」（民眾對官方無信心，政府便站立不起）；《貞觀政要．誠信》謂：「德禮誠信，國之大綱。」沒有誠信的社會，如何有「農業現代化」？ ．本文原題〈一號文件33條 香港中介平台〉，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如果香港政府沒有相應對策解決內地地產商的投地問題，香港經濟將會被瘋狂地價拖垮。
人類的智慧為萬物之靈，但自私的基因還是被訊息費用誤導了。
多年來，樂施會透過研究、倡議運動、公眾教育，以及資助本地組織的扶貧計劃，推動「親貧」（pro-poor）政策；從設立官方「貧窮線」、落實最低工資，以至建議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津），該會在香港的工作成績斐然。 該會無疑有些極具價值的服務，但其倡議運動、教育計劃所根據的政策研究卻是走錯方向，令人對它對政策與公眾教育的影響力引以為憂。 誠然樂施會確能理解貧窮實在牽涉各類問題，但它卻只提出隨意拼湊大雜燴式的建議，把與貧窮有關的各項因素轉化為政策目標，而因素背後的因果關係則輕輕帶過。 錯判形勢假設 舉例來說，該會成功倡議按家庭人數，以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為指標，制定官方「貧窮線」，貧窮線以下的收入水平界定為貧窮。但要界定貧窮，貧窮線是否理想辦法？統計貧窮線以下家庭百份比，又是否衡量人口中貧窮升降趨勢的理性指標？ 樂施會亦提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建議，認為是項津貼將對按官方所訂貧窮線界定的貧窮家庭有所幫助。 該會認為個人工資低即等如貧窮，主張透過增加最低工資扶貧，然而領取最低工資者是否一定來自貧窮家庭？若非如此，則提高最低工資又如何有助減貧？ 樂施會倡議的本地扶貧措施為數不少，上述三項措施既已實施，不妨在此評估其成效。 根據《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2011年第三季至2012年第二季（法定最低工資落實初期）的數據，領取最低工資在職者，有36.4% 來自入息高於中位數的住戶；有80.5% 來自入息在收入第20百份位數以上的住戶，換言之接近官方「貧窮線」所界定的貧窮家庭。由此可見，最低工資法只能隨機抽出貧窮家庭；更有甚者，領取最低工資者，有5.8% 來自入息超過收入80百份位數的住戶。 該會的錯誤分析實由於錯誤設定工資低者必然來自低收入家庭，這顯然不符香港的社會現況，世界各地進行相關實證研究的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等，情況亦同有此現象。 事實擺在眼前，為何樂施會未加檢視就貿貿然展開倡議運動？從政者為求獲選或連任而支持提高最低工資，可說是不難理解，但致力扶貧的樂施會，何以支持顯然難望奏效的政策措施？「後真」（post truth）一詞近日極為風靡，但若論追本溯源，其實是存在已久，且不乏擅此道者。 樂施會對推動政府採納貧窮線不遺餘力，但以入息中位數一半作為貧窮線指標，減貧無望，遑論滅貧，更與聯合國與世界銀行公佈，要減少全球每日收入低於1美元（後經修訂為1.9美元）的貧窮人口的千禧減貧目標相去甚遠。 撥亂反正指標 在1970年的高峰期，全球37億人口之中，有22億（60.1%）每日收入低於2美元；1981年，仍有44% 世界人口活在貧窮線（經修訂後每日收入為1.90美元）以下；及至2015年，是項數字則降至9.6%。此等數字的共通之處，在於均以經生活成本調整之絕對收入水平作為界定貧窮的指標，而非根據生產力日增而導致生活水平提升的相對水平。 以絕對收入水平為指標，肯定較基於相對收入水平合理，後者較適用於衡量不均現象，而非貧窮問題。香港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所定收入水平經固定生活成本調整，而非基於隨時變動的生活水平上升而不斷提高援助，簡而言之，其背後的貧窮概念，主要以絕對收入水平為依據。 要檢視相對收入水平如何不可靠，可從1985至2015年本地住戶及個人貧窮率加以分析。 《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出，自2009年至2015年，貧窮線以下的家庭由541000 增至570000，但同期此等家庭中的貧窮人口則由134.8萬減至134.5萬。這些數字並未把政府扶貧措施考慮在內。 可見在本地人口仍處於增長期間，處於官方界定貧窮綫以下住戶的人口一直維持穩定。期間家庭數目增幅較大，反映小型家庭持續增加，皆因子女成年後多不願與父母同住，而新婚或再婚也是家庭數目日增的因素。 利用上述數據，可將官方「貧窮線」推回至1985年。住戶貧窮率的計算可包括政府的恆常現金福利在內，而適齡工作住戶（20至64歲）、長者住戶（65歲以上），以及經濟上活躍和經濟上不活躍住戶的貧窮率，一一可作個別估算，所得結果頗為耐人尋味。 其中至為關鍵的重點在於：適齡工作住戶與長者住戶個別估算之下，住戶貧窮率表現一直極為穩定。【圖1】顯示，適齡工作住戶的貧窮率介乎8.5% 至 13.9%，長者住戶貧窮率則介乎29.3% 至 33.3%；貧窮線下適齡工作住戶人數由370,000 增至 790,000，長者住戶人數則由111,000 升至 394,000。同期整體住戶貧窮率上升，主要在於長者住戶所佔比例持續增加。 […]
去年我說兩年後深圳會超越香港，但今天看是已經超越了。再兩年會超越很多！
自己的存在或不存在皆無足輕重，為同胞們解釋一下經濟制度的運作是應該的。
如果特朗普單純把國內經濟下降歸罪於中國，不僅於事無補，還要承擔巨額的損失。這樣虧本的買賣特朗普怎麼會幹呢?
估錯數非波叔之罪，但多出來的盈餘怎樣使？
在經濟增長這個硬道理之下，消費主義的無限膨脹對自然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小國需要朋友，不能再變小；大國需要敵人，才能變更大。
世界對中國的關注源於對中國的過去、現狀和未來的分析與認知。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今天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
反全球化的趨勢也是近年才醞釀成形，對於亞洲的影響不會很大。
陳茂波指本年度財政預算案重心為增加社福開支及強化科創投資。
香港若如上述改革公共房屋政策，可惠及本地一半人口，不但不會有被推翻之虞，更可永久消除由經濟不均所造成的政治分化。
歷史反覆證明，重大的危機推動形成新的社會共識，好的社會共識是歷史進步的強大推動力量。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是十年「文革動亂」，那時中國經濟已經走到崩潰邊緣。如果沒有經歷文化革命的災難，沒有對「文化大革命」災難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國的經濟增長。
林鄭的教育政綱裏有一項是增加50億開支。對社會來說，這是一項好事，但對政府的預算，卻仍是一種壓力。
欲使中國經濟聚勢謀遠，須增強GDP增長目標的彈性，同時力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抓新放舊」才能提質增效。
無論是政改或23條立法，香港參政者只看表面的政治爭執，也主要是與中央政府攻防，沒有香港在中國之內發展的主張與規劃！
Uber 這類共享經濟的出現對消費者而言無疑是天大喜訊，不過，對供應者來說又是否如此呢？
2017年依舊是轉型陣痛期，小編對10位頂級企業家的2017年戰略佈局進行了梳理，看一看我們跟大佬的差距是什麼……
季瑞華認為，透過區域鏈去創造的並不是一個平台，而是生態圈。
著名經濟學家李稻葵撰文指出，中國經濟最大的風險點不是房地產，而是貨幣存量居高不下導致的資金外流疊加和貨幣貶值帶來的新型雙螺旋危機。因此，2017年經濟領域一場必須打贏的硬仗是管住資本賬戶，嚴防資金外流。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香港的情況與世界各地類同，離婚率在低收入家庭偏高。2011年約有51%的離婚人士（戶主年齡低於65歲）乃處於收入最低層（底部四份位數），而其中約有三份之二居於公屋。
自願開這門課是因為我希望繼續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和喜歡與學生互相學習。正如我在報上寫文章，必須研究和思考與文章有關的問題來增加我的知識和生活樂趣。
深港通與滬港通的成分明顯相異，對香港及國際投資者的吸引力更強。
人類歷史上很多變革，不是一種利益戰勝另一種利益，而是一種思想和主義戰勝另一種思想和主義，或者新的理念戰勝了舊的理念，也可以說理念戰勝了利益。
又如2008年金融海嘯，幾乎所有經濟學者都始料不及。同年英女皇在聽取英國倫敦大學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學者匯報時，就以「可怕」形容市場亂局，並發問：「為什麼沒有人留意到？」，事態嚴重若此，何以眾人皆未能察覺？
林鄭在電視節目中被問到為何反對不論貧富的退保方案，回應說是基於有關的公共理財數據，而這些數據是「財政司司長那邊說給我們聽」。曾俊華隨即表示奇怪，說自己未計過這些數。曾俊華並沒有說謊，但他的回應過於滑溜，不夠完整。
傳統銀行在這次科技變革之中，衝擊無法倖免。但只要順勢升級轉型，仍可找到新機遇。
現在，金融科技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有些人把它稱為新經濟，也些人把它稱為新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