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商業奇才與天才發明家只服從法律，可以在法律之下自由翱翔，不是人間神或政治權力下的臣民受到宰制。希望未來的中國會是這樣的國度。

林張這場經濟理念的論辯在中國的語境，更準確地說在中國制度，政治制度下變得與別不同，或者說變得根本沒有意義。

國家利益是什麼？國家本來是一個抽象的存在，本身不應該有利益存在或利益關係。民主國家的利益，其實是全體國民的總體利益；在非民主國家，則是掌權者的利益。

香港住宅這些年來雖然也有一定升幅，但升幅遠不及內地，而且租金幾年來也有所上升。這樣，港樓的租金回報率與內地的差距是大幅擴大了。

計劃經濟國度的精英角色，繼續停留在前現代時期，國家自然沒有成為現代國家，不管從意識還是從器物看都如此。精英沒有轉型，繼續以統治者的角色佔有他人的產品與財富，這樣的國家，這樣的社會自是爭鬥無盡。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當年願意與中國合作，但現在認為中國極權主義是全球安全威脅，令人驚訝。

過去獅子山精神，有努力就有回報。但今天香港，除了地產之外，從事其他營生都變得沒有意義。香港新一代憑自己基本沒可能像他們的前輩般置業安居，所以對社會充滿怨憤。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美股無止境向上攀升，創了71次新高。這現象被稱為「特式牛市」。除非美國政治突變，這一牛市不會在短時間完結。

香港地產商重點發展武漢等華中城市，明顯忽略了內地經濟地域差異極大的國情，也忽略次文化結構的特殊國情，白白浪費金錢。

一個民族或者說一個國家，現代轉向的徹底成功首先是現代意識成為其成員的共同意識，就是以現代意識代替傳統意識。

中國要成為以德行仁的王者領導世界，其實只有改行普世主義一途。

列寧的電氣化之夢，在蘇維埃制度的固化下，偏離現代社會發展的方向，只追求電氣化，忽視人類腦力的潛能。

在中國低端產業仍充斥國中的時候，對這些有大功於國家的人口如此不敬，在政治上、道德上是否適宜呢？

民族情緒或有助一時的政治氛圍，但是對經濟發展未必有什麼助益，甚至不無負面後果。尤其是中國目下經濟結構，與世界各主要國家息息相關。

蘇聯的計劃經濟，因為只靠人手技能，忽略創新，結果蘇聯的經濟被其他創新國家超越，最終解體。解體後，部分前蘇聯的衛星國，依舊用計劃經濟作國家經濟政策。

蘇聯以計劃經濟為國家經濟制度，以人為本，表面看它是一種革命性的制度，但這種制度實質上是基於守舊，間接導致蘇聯解體。

2017年11月7日是俄國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列寧推翻臨時政府，建立蘇維埃政權。但為什麼蘇維埃政權成立不足一百年，在歷史上消失？

中國經濟走過了出口導向帶動經濟起飛和投資導向維持高增長的階段，現在向促進內需轉型。轉型成敗在民眾有足夠的消費意願，這種意願決定於他們手中的金錢和未來前景。

即使今天，中國需要美國之處大大多於美國對中國的需要。那些聲嘶力竭叫喊打倒美國的中國人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因為各種原因，美國一直沒有把中共當作如蘇共一般不可接受的政治力量。日本投降後，美國更派出超重量級的領導人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內戰。

在香港中學文憑試中能獲得多個5**自是可造之材，引導他到內地攻讀歷史是否最佳引導值得商榷。

日本相對而言，其現代發展非內生於其本身的文化，而主要移植自西方的觀念與制度。

要不是林彪的地位和性格，以及他在文革中擔當的角色，九一三事件未必出現。

美、日兩個國家的元勳不以國家入私囊，後來人又有誰敢於這樣做？這種道義力量，真聖賢們之所謂仁義智勇者。

香港社會不盲從內地，才是孝子，對國家才更具價值。這是天鴿窺濠去後的啟示。

一個國家的天然稟賦會對國家現代轉型帶來影響，俄羅斯的天然資源極為豐富，精英把眼睛盯在這些天然資源上。

今天新加坡成為相當一部分香港市民羨慕向往，乃至移民目的地。

一個地方的盛衰，尤其是經濟文化上的盛衰，在現代決定於作為精英的聰明頭腦。

出現更多行中國模式的國家其實正中西方精英之懷，他們不須只靠愈來愈自以為是的中國精英。

真正首富、巨富都不是拋浪頭的那些人。

特朗普正式入主白宮後，中美關係與美俄關係的發展與人們的預期幾乎完全相反並形成明顯的對照。

特朗普現象，英國脫歐等等黑天鵝現象，正是西方國家民眾對國家乃至利益衰蔽的政治反應。

很明顯，傳統社會的精英和現代社會的精英內涵有相當大的差異。

隨著時間推移和社會進步，創新這種人類腦力的產品重要性愈加增進。

對於美國而言，維持全球自由貿易與投資體系，職位外移，經濟活動轉向他國都將繼續困擾美國。

韓國在60年代搭乘初版全球化之順風車，創造漢江奇跡。

王朝最終會火山爆發，王冠落地。

美國著名數學家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1988年在他學術生涯的顛峰闖蕩華爾街，轉行基金經理，創立文藝復興科技公司，運用他的數學專長，建立風險投資的數學模式，結果其旗下的大獎章基金（Medallion）取得34%平均年回報的驚人成績。投資回報率高過有金融大鱷之稱，大家熟耳能詳的索羅斯，及有股神之稱的巴菲特，使這位書生驟然以140億美元身家晉身全球福布斯富蒙榜，在2015年排名第76位。這位以書生而富豪的數學家真正中國傳世箴言，書中自有黃金屋的現代西洋版。其實我們的這一傳世箴言原意只是勉勵生員，習得治世術，售與帝王家。就是努力讀書，功名成就，取得朝廷垂青榮寵，升官發財，晉身統治階層。也不管得黃金屋是統治精英搜刮而來的了。西蒙斯依靠的是自己的無尚智力，在自由市場奮力搏擊而取得這輝煌成就的。從這一意義上說，西蒙斯書中的黃金屋更有意義。 在羨艷西蒙斯之餘，不禁在腦海中出現這樣的問題：西蒙斯如果在中國，如果闖蕩的不是華爾街而是浦東的股票市場能取得成功嗎？或者說中國的學術精英能夠全靠他們的智力如西蒙斯般取得黃金屋嗎？   支撐彪炳學術成就的聰明頭腦和自由市場的夢幻結合 西蒙斯是頂尖的學者，這位畢業於MIT即麻省理工，在伯克利加洲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學術精英是專攻幾何學的數學家，曾與著名華裔數學家陳省身共同創立「陳-西蒙斯規範理論」。這一理論被廣泛運用到從超引力到黑洞的各大科學領域。因為在多位平面面積最小化方面的研究成果証明了「伯恩斯坦猜想」中N維的第8維，同時成為「佛拉明的高原問題猜想」的有力証據而獲得每5年一度的「全美數學科學維布倫獎」。總之，他的學術成就具世界水平，稱得上殿堂級的大師。 在學術生涯達至顛峰的時候，西蒙斯萌生向其他領域發展再創奇跡另攀高峰之念。向什麼方向沖擊？據說這位卓有成就的學者當年曾向身兼師友的陳省身教授征詢意見：向政界還是向金融界？陳認為向金融界更合適。確實，以西蒙斯的學術背境，金融界尤其是証券投資，才有致用之地。政界與數學關係何有哉？勉強找尋也只是民調與政治有些關係，而民調是要用些數學的，但這只是數學的初淺應用，何須數學大師。同時從事民調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從政。當初西蒙斯如果進入政界，即便他也真的闖出名堂那也只能說他本身另有稟賦，與他所學，與他己有的學術成就並無直接關聯。同時美國作為政界人物，因為權力己剔除搜刮利益以為己有的功能，西蒙斯絕不可能嬴得黃金屋。同時，更重要是西蒙斯用武地方的選擇。如果西蒙斯闖蕩的不是紐約的華爾街而是上海的浦東（上海証券交易所設於浦東，會有什麼結果呢？   誰是A股的嬴家？ A股設立至今大約四分之一世紀，與華爾街作為自由的証券市場不同，它是政府一力主導，嚴格控制的市場。市場的贏家也基本由政府欽定。除去下面將提到的一些特別群體外，其他人很難在A股討得便宜，更不用說如西蒙斯般以秀才而富豪了。 什麼人能在A股成為贏家呢？首先是屬於政府建制的証券公司高層管理人員，他們控制政府提供的龐大資本，掌握大量証券交易極為重要的資訊。這些人所以能晉身高位靠的自然不是學術成就，他們的工作也不需要高深的學術背景，總之他們成為浦東A股贏是拜中國今天政經結構之賜。西蒙斯如進軍浦東，無疑不會是這類人的一員。 第二類贏家是被政府選中的商界成功者。這裏不評論他們如何成功。這些人可以作為發行人，一朝上市除了大量圈錢還身價暴增。同時他們還可以成立基金，以他們在商界的地位呼風喚雨，在証券市場大賺特賺。這也與學術成就幾乎沒有關係。 第三類可以說來自草根屬建制以外的人氏。但絕不是單打獨鬥的大眾散戶。他們有些像中國傳統中的農民領袖，有能力聯絡一大群追隨者，集合可觀資本，類似古時英雄好漢，呼嘯山林，在A股進行一些處於灰色地帶的活動。比如做莊交易等等。如果成功又沒有被政府祭旗則成民間股神，但中國股神不好當，有可能若干時候後被藉沒家財甚至陷牢獄之災。近期中証監以十億計的罰款就是例子。這類英雄好漢成功也是不須學術背景的。   假若西蒙斯闖蕩浦東 A股的成功人士根據以上分析或是建制中人，或是建制外的草根好漢，嘗未聞中國的學術精英作為獨立主體，闖入浦東並取得成功的。不妨提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如果西蒙斯當年闖蕩的是A股而不是美股結果會怎樣呢？（當年這又需添加一個假設，A股在1988年就已有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後的結構） 1957年反右時毛澤東到上海，召集上海文化界名人座談。有一位叫羅稷南問紅朝太祖，要是魯迅活到今天，他可會怎麼樣？毛主席很坦率地答道，要麼識大體，不作聲了；要麼關在牢裏。 同樣是假設性的問題，假如西蒙斯當年闖蕩的是浦東，我看或者破產了；或者關進大牢了。 不是嗎？被稱為歐洲股神的安東尼‧波頓退休後受中國証券市場吸引，複出江湖，意圖以中國股票再創奇跡，結果殺羽而歸，動搖一世英名。原因何在？中國股票陷阱處處。最要命是上市公司披露的資訊多有砂礫造假。你當它是真確無誤的Information，卻其實人家給的是演義居多的Story。豈能不輸個精光。至於觸及刑律也非聳人聽聞。俄資的伊世頓公司就是例子。這家俄國公司在2015年前後三年在中國指數期貨市場贏了十多億，被檢控操控期指市場而被定罪。安東尼‧波頓與伊世頓毋寧說都有西蒙斯的影子，都不屬上面所說的A股贏家類別，又自忖有在市場致勝之道，結果又如何？   中國學術精英的出路與自由市場 中國雖有「書中自有黃金屋」這樣勸人讀書，恭維讀書人的古話，但事實上中國迄今為止，讀書人或說知識分子從來不是一個自立的群體，而只依附於權勢者，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等等，為他人而立，為他人驅策。毛主席有一個著名的皮與毛的喻說，認為知識分子只是毛附在統治階級的皮上。相當程度上反映在中國制度上知識分子的這種地位特點。今天在中國內地，這種結構性狀態基本沒有改變。在中國的學術精英，我這裏指的是那些已取得第一流學術成就者，他們基本上只有皓首窮經在書堆裏過一輩子的命運，而得幾句淡泊名利的贊語；個別命氣好或說學術之外還有其他稟賦而雀屏中選走上官場的，未必是最頂級的學術成就，而中選與否也未必是他們可以控制的。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沒有提供西蒙斯一類的精英通過自己的天稟與努力脫頴而出的條件。 筆者曾反復指出，現代社會是腦力社會，現代社會的首要任務是開發腦力資源。要達到高效開發腦力資源就是社會結構必須具備激勵機制，使具天賦有雄心的精英能脫頴而出，創造奇跡。學術精英是最富創造力的異能者，他們可能在很多領域都能成就大業。美國的制度為學術精英如西蒙斯者提供創造奇跡的土壤，除了鼓勵更多人潛心學術在書中尋覧自己的理想外，已有成就的學術精英突破學科樊籬也有助於社會各領域引入新思維，乃至使社會各領域之間更均衡發展，因為那些作為最聰明的頭腦有能力看到哪些領域存在短板。這種短板更大程度上就是欠缺最聰明頭腦的參與。 中國以政治統制所有領域存在嚴重弊端，不利高效的腦力資源開發。姑不論其他領域，只說與本文論旨相關的証券領域。在這方面，從前年暴力救市的諸般荒唐之舉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方面中國是多麼的人才飄零，政治統制的危害也斑斑可見。暴力救市由李克強總理作出決策，來自北京最著名高校，專攻証券期貨的學者聲量最高，他們到救市愈救愈跌的時候，不顧學術尊嚴，竟然開出呼籲上市公司申請停牌以避跌藥方，貽笑大方事小，真正將嬰兒與洗澡水一起倒掉。使中國証券市場聲譽嚴重受損。 當年所以使A股崩盤，本來原因非常簡單，那就是過度的孖展與官媒不顧一切的造勢。事後不向有關決策人問責，卻歸咎於敵人或壞人的破壞。以致上面提到的伊世頓被祭旗，讓人以為是伊世頓引發崩盤。其實按照案情，該公司參與期指交易已有三年時間，總共獲利12億。以三年750個交易日計，每天也就賺了不足200萬元。以中國股指期貨市場每天成交最高超過600萬張合約，代表市值超過10萬億，每天上落六七百億，伊世頓這家在証券市場名不見經傳的貿易公司，其交易額根本微不足道，遑論引發崩盤。而該公司所獲罪名是使用高頻交易。這種交易技術其實對市場並無害處，很多市場是允許甚至被視為創新交易技術。總之，該公司在相當程度上被當作代罪羔羊，証明官方的指責不虛：市場確實有壞人，是壞人引發崩盤的。這樣A股沒有從崩盤中取得真正的教訓，旋而把並非元兇的期指市場也變相關門了。中國股市經此一役離自由市場反而更遠了。

自從特朗普這隻現代歷史上最黑的黑天鵝飛出來以後，港股走勢迥異尋常。特朗普當選後，美股即刻氣勢如虹，屢創新高。港股卻反其道而行之，如爛泥般，扶極不上，甚而輾轉向下。港美兩市出現了令人詫異的，頗長時間的背道而馳現像。這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四會合併，組成聯交所，使港股成為基金可投資標的以來所僅見的。一直到2016年12月底，港股恆生指數曾跌穿21500點，相對於2016年全年高位跌了三千點，即使相對美國大選時11月的高位也跌了超過1500點。而這段時間美股上升了二千點。   一、港美股市的正相關 港股受美股牽引，或說港美股市存在正相關是港股投資者的習慣性思維。這種思維一方面受兩地股市指數統計數據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從港美乃至中美各個層面的聯系看出。香港貨幣與美元掛鈎；香港股市的主導者主要來自美國為主的歐美日本基金；近年作為香港股市主要發行人的上市公司多來自內地，而內地經濟與美國相關性甚高，每年中國對美有4000億美元的順差，約等於中國GDP的3%。自從鄧小平1979年訪美，奠定中美關係尤其是經濟關係的基石以來，盡管在政治層面兩國時有齟齬而現起伏，惟經濟關係大致平積發展，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以還，中美經貿迅速擴展，是中國崛起騰飛的其中一個重要動力。所有這些構成了港美股市亦步亦趣正相關的基礎。   二、特朗普反全球化動搖中美關係的基礎 特朗普受在全球化浪潮中利益受損的普通民眾擁戴贏得大選入主白宮。他在竟選中把中國當主要攻擊對像，聲言對中國貨品徵收45%的進口關稅，意圖從中國奪回就業職位，使轉移到中國的經濟活動重新回到美國。因此特朗普勝選後中美經濟關係變得不明朗，投資者擔心特朗普的政策使中美經濟關係逆轉有利美國，不利中國。這導致了特氐當選至年底港美股市出現前所未見的大幅背馳。 必須指出，本文說的中美關係不管有沒有加上經濟一辭全都是指中美經濟關係。很多人喜歡把中美關係焦聚到南海、台海及朝鮮半島，動不動就談論兩國兵戎相見。在目前這些其實都是做戲般做給人家看的。美國以它的國家人格絕不可能入侵中國；而中國種種高姿態的表演更多是為國內政治服務的，為執政者增加統治合法性基礎服務的。中國執致者不會冒失去政權的危險冒然發動戰爭的，所以政治上，軍事上的中美關係並不會因為特氐上臺而發生逆轉式的天翻地複的變化。只有經濟關係可能因為兩任美國總統之間，對全球化南轅北轍的取態，有可能逆轉。   三、特朗普的取態至為關鍵 特朗普年初甫上臺，馬上推出多個引起極大爭論的政策，包括退出TPP，禁止七國國民入境指令乃至建美墨邊境圍牆等。這些都是他竟選時的諾言。特氐不惜引起爭議，主要在向助他上臺的選民有所交代，以鞏固基本盤。不過對在竟選中大肆攻擊的中國卻出奇的箴默。一直到上臺近月，特氐已和二十多國元首接觸，對華竟未置一辭。令人十分奇怪。是無暇東顧還是進行著秘密談判呢？一直到元宵節第一公主伊萬卡赴中國使館，旋而傳出兩國元首通話的消息，港股投資者如釋重負，港股隨之扶搖直上，顯然有大量資金聞風而動，因成交也急速上揚，達到千億水平。到三月又傳出習近平將訪美，港股這一晴雨表馬上有陰轉晴的標示。不旋踵，恆指急升過千點，創出今年新高。 迄今天為止，港股今年的表現活脫就是中美關係的晴雨表。因為特朗普的政治背境，他千方百計，軟硬兼施務必從中國討些便宜，讓一些經濟活動轉回美國是特氐的政治立場決定的。除了中國有能力改變特氐的立場，現在中美關係看似沒有當初悲觀，主要還只是在氣氛層次沒有劍拔弩張的緊張(我這裏說的劍拔弩張還是用以形容兩國經濟關係，非指前有定論的政治或軍事關係)。看來特朗普治下的中美經濟關係不可能馬上看清端倪更不用說定形了。因此港股今天將不脫這種關係晴兩表功能。   四、習訪美與港股走向 中國元首習近平將在4月6、7日訪問美國，會晤特朗普。兩國元首見面自然是好事。顯示雙方有意願不讓關係綳緊。這當然屬氣氛營造的層面。特朗普作為商界人士，最關注的會是美國對華巨大的貿赤。其他諸如南海、台海及朝鮮半島只會是表示立場，而不會有什麼突破性變化。反正雙方底線是止於言文，不會出手，不會讓戰爭發生。但也有一點值得注意，中國難以用非經濟層面領域的退讓換取經濟利益。 在特朗普當政的今天，中國在貿易層面作出讓步是無可避免的必要妥協。中國政府也正式公開表示，中國不追求高額順差。習近平此次訪美在這一方面的事態發展最值得注意。到底以什麼方式解決貿易方面的巨大不平衡？是以限制中國的出口還是擴大美國的出口？步伐快慢也值得關注。實際上，中美貿易不平衡與當年日美貿易不平衡性質大為不同，甚至可以說複雜得多。日美貿易不平衡純粹因為日本公司對美出口形成的；中美則很大部分是美國在華公司對美出口造成。從而解決貿易不平衡更複雜。一不小心兩敗俱傷。 上面提到，習訪美的消息在三月中旬為傳媒逶露後，港股曾出現一輪升勢，短短一周上升愈千點，成交更沖上千億。是特朗普當選後這四個月內，港股唯一跑贏美股的時段。這樣習成行後，中美關係如無特別利好消息傳出，那些投機性買盤將會撤退，再加上港股業績高峰期已過，進入調整期是合理的推測。 因為人民幣貶值預期，使北水南來者眾，滬港通深港通的港股買盤踴躍，不少相關股份內地投資者持股量已達到足以主導股價的水平。短期內，這種趨勢會繼續。這使港股份化為兩個具不同估值標准的市場，這樣在調整期，這些北水股或成避風港繼續炒。可以把目標轉向這類股份。

本周最牽動港股參與者神經者非北水三寶莫屬。何謂北水三寶？美圖（1357）、IGG（799）與周黑鴨（1458）之謂也。這三隻股份背景各異；有的是中國公司，有的是新加坡公司；上市年份有長有短：IGG早時先在創業板登陸，後轉主板算是有些年月了，其他兩家則還在半新股階段，上市只有幾個月。就經營行業論三者也大異其趣：周黑鴨為傳統食品行業，美圖為新興網上圖片處理，IGG則為手遊。是什麼原因使這三家公司突然同時成為股市寵兒，被譽為北水三寶並炒個天翻地複呢？答案是托深港通的帶攜。3月6日，按照香港和歐美的通常表述方法應該是3月3日收市後，因為恒生指數服務公司對恒生系列指數季度檢討，相應系列指數的成分股增刪後的新計算方法在那天生效。由於深港通中的港股通的可買賣股份名單規定，必須是恒生大型指數，中型指數和小型指數中市值超過50億元者（半年平均）。這樣恒指服務公司改變相關成分股後，深港通中的港股通股份名單隨之變化。按照深交所3月6日發出的通告有23隻港股調入名冊中，另外19家調出，不再是可以買賣的港股。（原來買入的可以繼續通過港股通賣出，但不可再買入）。北水三寶就是在這樣背景下出現命運交匯點而成為三寶的。   內媒認為北水改變了港股生態 在23家加入港股通名單的股份中，目前只有這三家脫頴而出，大幅上升，成交熾熱。內地傳媒以一種不無強國心態，居高臨下的口吻，自嗚得意地評論這三寶的突出表現，說是內地投資者通過港股通改變了港股的生態。改變生態本來是中性辭匯。但內媒接著責怪香港投資者，對內地不瞭解，使大量內地優秀企業在香港股市沒能充分實現其真正投資價值。這樣改變港股生態就包含明顯的褒揚意涵了。與此相對照，港媒在驚訝地見識了內地炒作方式之餘，憂心忡忡地評論道，港股正在加速A股化。把內地股市的炒作方式帶到香港對於中港兩地到底是禍還是福呢？這一趨勢現在大抵只在青萍之末。應該加以認真分析。畢竟即使是加入港股通的23隻家新貴，也只不過三寶稱得上改變了生態，其餘20家依然故我，春風未度。 內媒喜歡任何事情都往國家民族靠，不管合不合理都要彰顯強國意識，高人一等。正是這些話語鼓勵了內地民眾盲目的自大情緒，當他們與外部世界接觸時，這部情緒便轉換為倨傲態度，使人側目。在相當程度上使中國與港臺之間，甚至與周邊國家的民眾帶來不良影響。內地投資者把A股一窩蜂的瘋狂炒作行為模式通過港股通感染到香港，其實對香港、對國家並非好事。尤其與國家當年開通互聯互通的初衷大相徑庭。   互聯互通的初衷 先是滬港通，加上後來的深港通，當年設立的原意是中央政府意圖引入香港投資者進入A股市場，改變A股的生態，使亂糟糟的A股市場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A股市場之混亂在於它一直處於一種完全無法自我完善的市場結構。在這樣的市場結構下，所有市場參與者包括發行人，仲介人和投資人都沒有自律的意識。這樣，A股發行人拼命圈錢，有辦法的或內幕交易，或做莊造市，一般投資者只有充當炮灰的份兒。就是這樣，很多本來有利於穩定市場的設施如指數期貨市場在A股市場變得適得其反。最後近於關門大吉。 上面說的滬港通意圖改變A股生態，指的不是內媒那種炒高一些股份那種生態改變，而是另一層次的生態：投資者結構這種生態。A股之長期處於一種為人詬病的狀態，當然有多種原因。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投資者結構不合理。即A股以個人投資者為主，從而傾向於短線行為。滬港通與深港通的初衷是要引入在香港的機構投資者進入A股，以改進A股市場的投資者結構，從而使A股趨同港股和其它成熟股市，以機構投資者主導市場，促進A股健康發展。   事與願違 在滬港通2014年4月初由李克強總理在『博鰲論壇』宣佈籌備開通後，筆者曾多次為文，認為立意雖好，但難以達到改進A股結構的目標。A股的弱肉強食，關鍵在於中國精英的角色，即通過掌握權力以取得利益。這裏說的權力包括公權力的行政與司法的權力，也包括適用於股市的其他相關權力。總之A股贏家主要是以權力占盡先機，占盡優勢而不是公平竟爭條件下取得的。A股的亂像其實有更深刻的社會形態原因。不是通過引入境外投資機構可以扭轉的。尤其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背境下，如果境外投資機構，大部分是歐美機構真的通過滬港深港通改變A股生態，豈不引來民族主義的鼓噪。 結果滬港通在越過初期的幽靈列車階段後，今天在中國走資背境下，南下列車搭乘避險之客滾滾而來。但是效果與主事者當時的規劃初衷根本背道而馳。正朝以夏變夷的方向發展。 當然一般投資者對這些制度層面的事無能為力，只有因勢而為，與北水一竟高下。需要注意的是北水來也快去也忽，而且熱點經常轉變，應該短線為主，以快打慢。

一直以來，香港的房地產對於市民而言發揮著兩大功能：居住功能與投資功能。相當多市民把這兩種功能合而為一，實行完美的結合。 香港政府構建的房地產制度與實行的房地產政策也是以此為出發點的：解決市民的居住需要與滿足市民的置業投資要求。香港的地產制度與政府的地產政策行之多年，中間雖有失誤跌宕的時候，但總體而言符合過去的那個時代的社會情況，稱之為有效不為過也。 今天隨著時代的發展，香港的環境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年來，香港樓價沖上半空，居高不下。社會因此噪動不已。經濟學者的實証研究顯示，不當的房地產制度與政策是社會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香港樓價之脫離經濟現實，脫離市民購買力將對香港社會產生越來越深刻的負面影響。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地產市場在供應明顯增加，息口向上這些以往對樓市屬明顯的負面因素環伺下，竟然熾熱如斯，樓價不斷向上攀升。這在香港樓市發展史上是罕見的現象，像徵香港的地產制度需要從根本上加以檢討。   香港地產制度前設條件的瓦解 香港以滿足市民居住與投資雙重需要為出發點的房地產制度，尤其是開放的私人住房市場有一個前設的假設，那就是這一市場的參與者表面是開放的，但實際上基本局限於香港市民，外來的參與者因所占比重小，難以影響樓價。這樣政府可以通過控制土地供應影響樓價，使之與香港經濟及市民購買力相適應。 如果把香港房地產市場尤其是私人住宅市場發展的起點設定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當年香港人口驟增，住宅市場開始蓬勃發展。那麼從當時算起半個世紀，樓市的前設條件基本成立。私人住宅市場購買者基本為香港市民。其他國家人氏離岸持有香港住宅尤其是中小型住宅者數量極有限。 一直到十年前，中國經濟發展有成，房地產市場風起雲湧逐步成型，即形成與國家發展重點及社會資源集中程度相對應的大中小城市為不同等級的階梯式樓市。當內地樓價攀升至與香港同一數量級的時候。因為香港與內地的密切連系，內地居民因為不同的目的，或作為資產配置的一個選擇；或作身份象徵；或為港樓升值潛力吸引等等，把眼光投向香港任宅市場。這樣香港地產制度的前設條件不再成立。香港政府不再有能力通過供應影響樓價。這就是我所說的七百萬人變十四億人市場的問題了。   內地階梯式樓市結構反映國情不易改變 內地以京滬廣深為頂層，拾級向中小城市而趨下的階梯式樓市結構，因內地國情使然。那就是政府通過行政權力把全國的發展重點及社會資源集中到不同等級的城市。比如說北京有最好的學校與醫療設施及完善的公共服務等。人們自然湧向這些大城市。大城市的樓價無可避免因需求殷切而不斷上升。在本輪樓市狂潮中，上海樓市的總市值據說達到40萬億人民幣這樣令人咋舌的水平。日本當年的狂潮可能也不過如此，甚或膛乎其後。 很明顯，內地樓市結構是中國政經結構的反映。只要現行政經結構不變，這種階梯式樓市結構自然也不會改變。這種結構對中國來說並不會帶來大的負面影響。如果有人嫌北上廣深樓價高，置業不易，他們盡可以選擇中小城市置業同樣解決居住與投資的問題。尤其是現在內地交通便利有所謂一小時生活圈。在這一生活圈內總可以找到合適的居住與投資的所在。因此大陸政府沒有誘因改變中國樓市的階梯式結構使大城市樓價趨向中小城市。   香港的問題 因為內地樓價與香港進入同一數量級水平，北上廣深甚至與香港不相上下。以上海40萬億元人民幣的市場總值過香港多矣。這樣有能力在香港置業者大有人矣，香港從而成為中國樓市的一個部分，頂層的那部分是無法改變的趨勢。 內地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廣深的樓價受上面所提的結構性因素影響，將長期相對全國其他地方有巨大溢價。全國人民的居住地及持有的樓宇自動作貧富分層的篩選，而富中國特色。這對內地看不出有什麼問題，對香港卻無疑是巨大的挑戰。因為成為中國樓市一部分，香港政府將不再有能力主導香港樓市，因為香港政府原來的撤手鐧土地供應不可能再影響樓價。這樣香港樓價長期企在脫離香港經濟與市民購買力的水平是不難推測的。與內地有樓價低廉的中小城市可作選擇不同，香港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面積大大不及內地一線城市，可作建房之用者更瞠乎其後。這樣香港市民不可能像內地有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很明顯動輒五六百萬的蝸居，相對於一萬六千元的月入中位數，有多少人能夠負擔呢？香港政府不再有能力滿足香港市民尤其是中產階級作為滿足居住與投資雙重需要的置業需求。香港政府在這一關乎市民福祉極為重要領域能力的缺失，將為香港社會帶來嚴重的問題。因而香港地產制度應該因應變局作出改變，不應耽於以往思維，等待鴻鵠之至。改變的方向應該是使香港重新掌控樓市的主導權，使香港政府重新獲得滿足市民尤其是中產階級實現置業之夢，解決居住與投資的雙重需要。這一問題不解決香港永無寧日，將付出無法承擔的代價。

中國三十多年來，在鄧小平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路線導引下，銳意發展經濟，憑藉全球化東風的推力把被毛澤東搞得民不聊生，一窮二白的中國迅速發展為一個蒸蒸日上，日益強盛的國家。 中國在這樣背景下的發展成就盡管令人羨艷，但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尤其是到了今天，中國進入一個關鏈的發展節點。內地傳媒用不無盛世危言意味的三個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塔西佗陷阱來警示國人，前途多艱，務須加倍努力，庶幾事底於成。 三大陷阱是中國今天面對的挑戰，中國能不能越過陷阱，本文將從特別的視角進行觀察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原因 中等收入陷阱，本來不是一個非常嚴謹的概念。在香港經歷經濟起飛階段，鮮有人提及與使用。只是大約十年前中國經濟進入最高速發展的時刻，被經濟學者連同諸如劉易斯拐點一類專業術語引入，用於探究中國的經濟前途與發展路徑。從此成為內地傳媒歷久不衰的常用辭。 傳媒在使用這個術語時有諸般不同的演繹。有人把某個人均GDP比如說15000美元作為陷阱的邊界，就是說超過這一界線就算上了岸，否則就是在陷阱中爭紮。這種說法對於解釋一些資源大國，在資源牛市中暴富，旋而再跌陷阱似有些勉強。更多的作者以進入公認的富國集團比如經含組織作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這可能是比較合理的衡量方法。 不管怎樣說，公認越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富國基本都是歐美國家，這也順理成章。畢竟現代社會始於西方。除去歐美之外，現代潮流席捲世界一百多年後（中國與日本這樣的重要國家受現代潮流沖激也就百多年而己），全球只有不過十來個國家包括亞洲的日韓臻於此一行列。我們細檢這些跨越陷阱進入富國行列的國家，可以帶來很大啟示：這些國家其實非常齊一，全部是自由平等，實行民主政制與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無一例外。西班牙與葡萄牙是西歐最後兩個向這種制度轉型的國家，遲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因為佛朗哥將軍去世和發生推翻獨裁政權的政變，這兩個國家改行他們西方鄰國的制度，結果由西方最落伍的國家迅速發展，跨越陷阱，西班牙成為當年第八大工業國；葡萄牙由獨裁政權時期的人均GDP750美元的落後國家迅速發展成富裕國家。 實行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的制度為什麼能成為富國呢？這就是本欄一再指出的，它符合現代社會的腦力特點。一方面它有利開發社會的腦力資源，使所有聰明頭腦被發掘與最大限度地發揮功能；與此相聯系是另一方面，國家精英實行角色轉變，由搜刮的統治者轉變為高效的創新者與經營者。這樣國家就有高效率的經濟，從而有能力跨越陷阱。此二端在相當程度上是互為因果關係的。 那麼中國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如果中國只是一個人口規模較為普通的大國，比如說與美國相去不遠（你可以理解為如果美國有十億上下的人口），以中國今天實行的制度，也就是精英繼續擔當搜刮的統治者角色，我會作出否定的回答。中國精英應該感謝以人倫為核心的傳統文化，使炎黃衍繁了世界最多的人口。在全球化下，中國精英充當一種管工角色，在傳統帝制外加列寧主義的增益下，把十多億臣民管得服服貼貼：沒有工會，沒有有組織的罷工，自然有能力控制工薪使之極具竟爭力，中國精英的這些能力使世界很多的經濟活動尤其是製造業的經濟活動轉移到了中國。這樣下去最終將使富國變窮。中國可能就是這樣實現跨越陷阱的。這種消長趨勢是否繼續下去值得注意。   中國不可能步入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是古希臘歷史學家。根據伯羅奔尼撤戰爭雅典與斯巴達爭戰的經驗，認為新晉強權會挑戰原有強權而發生戰爭。認定新強權對舊強權的挑戰是無法避免，是謂之曰修昔底德陷阱。 那些戰略家們所說的中國面對著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隨著中國的崛起成為強權，勢必挑戰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與世界格局。這樣中美終有一戰。 本欄曾經討論過美國國家人格，認為這種國家人格的國際維度是國內維度的延伸。美國己經轉換了角色的精英放棄了通過壟斷國家權力，使用國家暴力搶奪兼併他國。在中國非常弱勢的時候，美國尚且沒有動強食之念。反而一力支持中國發展。今天中國作為世界生產基地，在相當程度上符合美國精英的利益。看不到美國有侵略中國與中國一戰的誘因。中國的緊張更多的是，美國一些對中國執政黨奉行的那套意識形態的不認同。 在現代確實有國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當年的德國就是意圖挑戰英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與格局；後來蘇聯在冷戰中與美國的對抗都有這種況味。但不是處於第二都必然意圖挑戰老大。美日之居第一第二四十有餘年，日本甘做小弟弟而相安無事。 德國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於當年的德國精英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和民族優越感。務必帶領日爾曼民族統治世界；蘇聯精英則是要以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代替美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總之是理想沖昏了頭腦。 今天的中國精英只關心一件事：永續保有他們的權力。這是和中國歷朝歷代所共有的特性。中國政權提倡民族主義是與當年德國人的民族主義截然不同的。中國精英不會像德國精英般冒著失去政權的危險帶領國人對外擴張。相反中國精英提倡的民族主義只是為了奪權與固權，從抗戰到今天都是這樣。至於蘇聯式的英特納雄奈尓，時至於今說說而己也不過是一種增加合法性的意思罷了。 因此中國幾乎肯定會規避這一陷阱的了。看看特朗普來勢洶洶馬上陪笑臉就可以推斷此言不差的了。   中國其實己墜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是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陷阱指的是一個組織包括政府當其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說假話，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都會被公眾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 中國從鴉片戰爭開始的現代轉型因為傳統的包袱太過沉重，國人嗜痂有癖，精英又不願效法西方日本同儕實行角色轉變。因此現代轉型走了大彎路，付出巨大代價。尤其是四分之一世紀的毛氏窳政，在鬥爭專政這些赤裸裸血斑斑的暴力包括語言暴力，制度暴力和真的動刀槍的暴力之下，釋放了所有人性惡。中國社會在相當程度上不再存在誠信，不再存在道德。有的只是強權，有的只是鎮壓即古人所說的以力服人者。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中國的組織哪些有公信力？啇業組織造假牟利不惜坑害消費者。食物領域的國產奶粉，地溝油。而蘇丹紅，孔雀石綠之類即便一般國家大學化學系學生也未必十分在行的化學名辭居然登堂入室，成為大眾傳媒的常用辭。政府機關或與公權力相聯系的諸如紅十字會以及國立文教衛生機構，無不以權謀利者。大家知道所有這些組織都是由沒有轉變角色的精英掌握與控制的。所以說中國精英是搜刮的統治者。 中國今天根本深深陷進塔西佗陷阱之中，其所以沒有被淹沒，中國精英其實應該感謝西方精英。他們送來技術，送來資金，送來市場，總之送來陷阱的方舟才使中國精英不致被淹沒。   結論：中國精英必須轉變角色 中國今天面對的三大陷阱歸根結柢，都是中國現代轉型未進入最關鍵的層面：精英繼續擔當搜刮的統治者角色，而沒有成為高效的創新者與經營者。這樣中國沒有最強大的創新能力與高效率的經濟體系，因為最聰明的頭腦不在這兩個領域而被吸引去了治人的官場。因此中等收入陷阱能否越過頔有疑問。即使因為人多而得到規模與聚合效應的好處，也如本文分析可能在富國因工序轉移到中國而變窮下才實現跨越，這對於人類而言並非好事。至於修昔底德陷阱，如果中國精英實現如西方精英般的角色轉變，則中國的國家人格將與西方契合，修昔底德陷阱自然消於無形。即便今天已深陷其中的塔西佗陷阱，中國精英如果放棄搜刮專政的統治者角色，轉變為高效的創新者與經營者角色，將惠澤所有社會成員：中國的、外國的。這樣社會將變得和穆。塔西佗陷阱將自動升上地面而不再存在。 實際上，不止三大陷阱，中國這個歷史攸久人口眾多的古國在現代遇到的很多問題，都會隨精英的角色轉變而得到化解。中國的前途乃至人類的前途在於精英角色的轉變！中國的精英們應該開始逐步轉變的了。

特朗普從出馬競選到入主白宮履行總統職責，因為言辭，行事作風乃至推行的政策與社會習慣了的政治觀念或稱政治正確大相徑庭而受到傳媒的奚落，諷剌乃至圍攻。傳媒對特朗普這樣的政治人物抱持這種態度有很多原因，包括黨派的成見與傳媒的責任。言論自由受到保護的美國既是常態也具價值。 因為特朗普與傳媒尤其是建制傳媒的惡劣關係，傳媒一直以面譜化的言辭描繪這位新科美國總統。最常見諸媒體的描述辭匯非狂人與民粹主義莫屬。狂人說的是一個主體：特朗普；民粹主義則說的是這位新總統的政治主張或說政治取向。很明顯，狂人一詞帶有侮辱性，有些感情用事的咒駡觀感，非理性分析所合用。民粹主義則是一個有一定判別標準可以衡量的政治人物分際歸屬。本文從普遍被接受的民粹主義概念，臧否特氐是否民粹主義。   一、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作為一個政治術語很早就出現。在紅色國度生活過的知識分子更是熟耳能詳。因為在列寧的經典著作，乃至被作為紅色國家意識形態金科玉律的《聯共（布）黨史教程》中都有關於民粹主義的述說。只是民粹主義更多的是如《共產黨宣言》發表之前的共產黨般只是一個幽靈或稱一個暗影（早版的共產黨宣言譯者稱為暗影），很少政治人物或政治組織自稱或承認自己是民粹主義者。迄今也沒有人效法馬克思作民粹主義黨宣言。在現實世界民粹主義作為政治術語更多的是用來攻擊政治對手的。 民粹主義在相當程度上說有很多種的涵義。在不同政治環境下，專制的，民主的制度下會有不同的民粹主義。但是總體而言，民粹主義實際上是一種精英與民眾之間利益分配向民眾顯著傾斜的主張。民粹主義更主要的原因的是一種觀察問題的視角：是以精萸的角度還是民眾的角度觀察問題，得出結論。 在傳統社會精英以暴力壟斷國家權力，利益向精英傾斜，實行損不足以奉有餘的人之道。當精英過分攫取利益或自然災害嚴重即所謂荒年失政時，社會必有要求利益重新均衡的呼聲。在中國就是有人揭杆而起以平均為號召，帶領民眾推翻原來的統治精英。但在這過程中的平均為號召你說是民粹固然沒錯，但這種民粹主義不外是那種懷抱「彼可取而代之」思想的新帝王及其從龍團隊的工具罷了。到了政權到手，平均利益只會棄如敞履。在相當程度上說民粹主義難以在傳統社會長久維持。 馬克思與他的傳人倡導與實行的工人運動，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號召，要得到全世界，可以說是最民粹主義的了。翻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洋洋大觀三十九卷，近三千萬言。不說那些尋常的時事評論（這位共產主義祖師爺是一家報館編輯），單看最傳世的從《共產黨宣言》到《資本論》的經典著作，馬恩以一種憤世忌俗的情感，從所謂被壓迫的無產階級的視角去看現代社會。因為憤世疾俗這種情感非出自人類理性。所以馬恩沒有看到現代社會的腦力性質，自然不明白現代社會首務在於開發腦力資源，更看不到自由平等和市場經濟是開發腦力資源最有效的制度，漠視企業家之間的競爭比勞資矛盾更嚴酷，以及競爭促成創新，最有利社會的進步和人類福祉的提高。卻號召人們去搞什麼階級鬥爭，奪取政權，實行專政。說到底就是民眾反對具聰明頭腦的，最有能力進行創新的精英。可以說是民粹得無以複加的了。結果利用無產者取得勝利的革命家後來以國家淹沒社會，而把國家入私囊，利益更加全面向掌權精英傾斜。加上低效的經濟制度，結果是無產者沒有失去鎖鍊，只是革命領袖真的得到了整個國家。（共產黨宣言說，無產者在這場鬥爭中失去的只是鎖鍊，而得到的是整個世界） 真正持久的民粹主義是在現代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在那些民主國家，國家權力通過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從這一意義說，這是最容易或者說可以用最低成本通往民粹主義的制度。南美就是最明顯的例子。那些民粹主義政治家從阿根廷的庇隆將軍開始，代有傳人。在那裏政治介入市場，市場制度受到浸蝕，精英的利益受到損害，根本沒有誘因與條件，實現精英與民眾雙贏的精英角色轉變。 西方的民主體制所以沒有為民粹主義淹沒，關鍵在於在西方文化下，市場經濟制度相當健全，法治受到全社會的尊重，為西方精英角色的轉變，由搜刮的統治者轉變為高效的創新者創造有利條件。全社會最終受益於精英與民眾利益均衡的制度。民眾在這種納什均衡之下，沒有誘因作出民粹主義的改變。只是由於全球化使精英作出改變均衡的行動，才導致近年西方政治的不穩定。   二、特朗普根本是從精英角度看問題，最多稱國粹主義而己 特朗普以反全球化訴求為基調，迎合利益受損的民眾，從而贏得大選入主白宮，本欄已有論列，不贅。全球化作為利益轉移，背後有美國國家人格的因素，也有精英的利益追求。毫無疑問，這並非一個帕累托最優的過程。其中有利益受損的群體乃至國家：美國及西方的一般民眾，乃至作為國家的西方先進經濟體。全球化如果按照原來軌道繼續下去，西方國家將會陷於嚴重危機。這樣造就出西方國家人格的西方精英將會失去他們的根基。人類歷史進程將改變方向。因此全球化逆轉肇因於全球化非帕累托最優，而不是其他。因為西方實行民主政制，所以以選舉體顯出來。 逆轉原來的全球化有多種途徑。表面對它沖著精英而來，人們不分青紅皂白給它加個民粹主義似乎順理成章。但是看看特朗普從競選到掌政，他的言辭與政策根本是從精英的角度看問題。競選時，人們認定是建制派的希拉蕊對於美國貧富分化的應對之策是向富人多收稅，收重稅。這明顯不是應對全球化的有效方法。後果可能使更多工序外移，稅收進一步萎縮，貧富更加擴大。若加以標簽，那倒真正是民粹主義了。特氐則提出減稅誘使美商遷回工序。這明顯是從精英角度看問題，如果得行其道使工序重回美國，美國民眾就業與收入都有可能增加，且不說拉發曲線對庫房的影響了。同時特朗普全面為金融行業松綁，廢除金融海嘯後對大金融機構施行的嚴厲管制。如果說當年占領華爾街運動是民粹主義，廢除這些當年的運動所促成的規管，有利精英的行政命令不會也是民粹主義吧！ 如果說特朗普的的施政理念是什麼主義的話，那應該是國粹主義了，意思就是美國本位，可以說是有些民族主義的意涵。這一國粹主義對特朗普的政治理念而言是最本質的東西。圍繞這種理念的言行、政策俯拾皆是。從美國優先到禁伊令，從政治經濟到軍事貿易。幾乎所有行為都可以找到國粹主義的源頭。   三、特朗普的困境和前景 一直以來民族主義都不是美國精英的意識形態。孕育自基督教文化的美國精英有美國作為上帝之城的情結。在現代腦力社會發展中，美國精英最早實現角色轉移，從而構建現代國家人格。這種人格的內向維度是實現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天道。即精英的腦力開發，惠澤民眾。在國際上把國內維度向外延伸。因而美國文化尤其是二戰後的美國文化是面向世界的。這種文化傳統與特朗普的國粹取向即使不是南轅北轍，格格不入也極不合調。 以美國實行的民主政制，特朗普由選民手中的選票贏得總統職位，他必須對支持者有所交代。尤其是反對他的勢力極為強大的時候，他更需要保住基本盤，因為時不我待，容不得他從長計議。實際上，特朗普的任務即把工序吸回美國，是極為困難複雜的，非朝夕可就。而保持基本盤的努力為特朗普的政策帶來爭議與阻力。真正是兩難境地。 禁伊令即禁止七個國家的國民入境，就是這種困境的體現。這一禁令對國家安全到底有多少實質功效令人懷疑。恐怖組織在很多國家有支持者。七個國家不是唯一的溫床。發布禁令更多的是作姿態向支持者交待，卻引來極大爭議，消耗自己的力量。 作為政治素人，特朗普不顧禁忌，橫沖直撞甚至不惜破壞規矩，乃至觸及美國立國的底線，使自己處於危險之中。特朗普作為商業利益遍佈美國內外的商家，不循先例，在任職期間盡可能令人信服地割斷與自己商業王國的關係，當他作為政治領袖作與他的商業王國利益交纏的政治決策時，瓜田李下的質疑，將令他的管治帶來不必要的困擾。尤其是他喜用自己的親屬與外國政府打交道，誰能保証，他的這些親屬不會行差踏錯，做出為了自己的商業利益而損害國家的事，比如說被一些國家特別是不透明的國家收買，可以說這是特氐自己埋下隨時可能使自己粉身碎身的不定時炸彈。 當然決定特氏成敗的關鍵是他能不能實現把工序帶回美國的承諾。最近一輪全球化實行了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了。外遷美國職位已經在他國首先是中國安居了。職位外遷因為薪資差異而起，類似自然界自由落體。中國精英因此得到莫大利益。他們可以在不轉變角色的前提下以統治者身份得到全球化的幾乎所有利益。浸浸乎晉身為世界強權與美國精英一別瞄頭。與美國精英殫精竭慮開發自己的腦力資源不同，中國精英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作為統治者就好像是管工一般，控制著十多億民眾，讓他們以大大低於美國同行的工薪工作。中國精英最大的成功就是把這十多億民眾管束得服服貼貼。可以說是合資格的管工。甚至可能是全世界最高水準的管工。這樣當特朗普要把工序帶回美國的時候，中國精英答應嗎？特朗普鬥得過中國精英嗎？畢竟美國工薪依舊高中國數倍。逆自由落體運動可不容易。 在我看來，特朗普大鑼大鼓，卻沒有在美國精英中取得共識的反全球化，或美國國粹主義荊棘滿途，危機處處隨時夭折。但即便特朗普失敗了，反全球化會繼續下去。美國精英必須調整國家人格兩個向度的輕重使之重新回復均衡。這樣美國的反全球化的方向不會很快逆轉，只會以一種更多人贊同，不那麼激進或者說和風細雨式地進行。美國精英不能失去自己的根基。 至於有人說由中國接力推行全球化，除了你重新定義全球化，以中國精英作為統治者的角色論，中國不可能推行美國式的全球化，即把職位讓給其他國家。除非中國精英實現角色轉變，重構中國國家人格。

中國作為歷史最悠久的老大帝國，是現代社會的後來者。中國傳統意識入國人之心，可謂根深柢固。中國文化，由這種文化衍生的政治制度，提倡精英應該是治人的統治者。

中美關係既重要又捉摸不定或者更率直無忌地說是又脆弱。這是由於這種關係的基礎所決定的。

為何美國的聰明頭腦能執世界牛耳。是否得天獨厚，蒙上帝恩賜眷顧而有更高智商？非也。IQ測試的環球橫向比較，並沒有大國國民之間優劣差異的証據。

近期美息有上升趨勢，港息跟隨向上只是時間問題。本來市場對息率的預期足以冷卻樓市，使處半天高的樓價有所回落。實情是港樓不為所動，甚且逆流而上，就是有了利率並不敏感的投資者存在。

中國可以說就是有着最多量廉價勞動者的落後國家，從而中國勞動者成了西方精英跨國結合的首要對象。

當中央政府新一屆特首人選的意向明朗後，香港政府變化與否，變化程度有多大將有了答案。

鄧小平中間派治港無疑是解決這一問題的一把鎖匙，是打開一國兩制成功的關鍵。真正落實這一方略將表明中央政府不在香港實行以意識形態劃線，讓自己超越於香港內部的利益關係，全力支持香港在原來軌道上發展。

中國的崛起和成功其來有自，就是早着先鞭，截足先登。追本溯源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功在史冊，不可磨滅。

到底是技術性偶然性的因素譬如 UGL，家庭原因或選委會組成等促使特首放棄；還是更深層的因素：中央政府要重組香港政策呢？這將會在未來的選戰和最後誰人雀屏中選中顯現出來。香港人，香港觀察家務必拭目以觀。

全球化發展至今，雖然中國得益最多，但中國也存在隱憂。而隨着中國薪資上升，企業移向工資有比較優勢的地方，中國可能重蹈西方的覆轍。

全球化雖然使相當部分的先進國家民眾利益受損，但使數量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受益。美國退出 TPP 是煞停乃至逆轉全球化進程的第一步，甚至可以說是關鍵的一步，對誰有益；對誰有損其實彰彰明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