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長鑫科技通過科創板上市委審核，並獲得中國證監會同意首次公開發行股票註冊，向正式上市邁出了關鍵一步。對於合肥而言，這不僅意味着一家存儲芯片企業即將走向資本市場，也標誌着一項持續多年的產業布局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類似的變化也發生在其他城市。武漢在存儲芯片和光電子領域形成了一定規模；蘇州依託深厚的製造業基礎，在光通信、半導體和智能製造等領域聚集了大量企業；杭州則湧現出DeepSeek、宇樹科技和強腦科技等新一代科技公司。
這些城市的基礎和發展方式並不相同，但它們共同反映了一個趨勢：中國城市正在尋找不同於過去的發展動力。
從土地開發轉向產業積累
過去20多年，土地開發與城市擴張緊密相連。地方政府通過土地收入改善交通、園區和公共設施，再透過基礎設施建設吸引企業、人口和投資。這套模式適應了中國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階段，也深刻改變了許多城市的面貌。
但土地不可能無限供應，房地產也不可能永遠成為城市增長的主要引擎。
資源投向的變化已經開始顯現。以武漢為例，長江存儲前三期項目累計投資超過2700億元；2025年，武漢全市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約為1142億元。這兩組數字說明，大型戰略性產業項目已經成為影響城市資源配置和長期發展方向的重要力量。
核心企業的意義，也不只體現在自身的經營規模上。
一家技術型企業在當地成長，往往需要研發機構、工程人才、專業供應商、生產設施、金融資本和市場客户的共同支持。同時，它也會不斷吸引新的企業和人才進入當地，久而久之，企業與城市之間會形成相互強化的關係：城市為企業提供發展條件，企業則推動技術、人才和產業活動進一步集聚。
今天許多關鍵產業，表面上是企業之間的競爭，背後卻愈來愈是城市產業生態之間的競爭。
蘇州便是一個例子，它在這一輪人工智能和硬科技發展中的優勢，不只是出現了幾家受到資本市場關注的企業，更在於它擁有深厚而完整的製造業基礎。2025年，蘇州高新技術產業產值佔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56.2%。對於需要不斷試製、迭代和擴大生產的科技企業來說，這種工業基礎能夠顯著縮短從技術到產品、再從產品到市場的距離。
中國獨特的三層治理體系
為什麼部分中國城市能夠組織起這樣的產業生態？我認為這與中國獨特的三層治理體系有密切關係。
頂層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根據國家長期發展的需要，制定方向性的戰略和政策。新能源汽車、半導體、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等產業的發展，都與國家層面對科技趨勢、產業安全和未來競爭力的判斷有關。中央政府不會決定每一家企業如何經營，但會透過科研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政策，向地方政府和企業釋放長期信號。
中層是地方政府。有資源和有能力的地方政府需要結合本地的人才、產業和資源稟賦，將中央提出的發展方向轉化為具體的產業選擇和行動路徑。由於不同城市的基礎條件各不相同，地方政府不能簡單複製其他城市的做法，而應判斷自身具備哪些優勢、存在哪些缺點，以及在哪些領域真正有機會形成競爭力。
底層是活躍在市場中的企業和企業家。他們根據政策訊號、技術變化和市場需求作出投資決定，再透過創新和競爭接受市場檢驗。政府可以提供方向和支持，但企業最終仍然需要開發出有競爭力的技術和產品，找到客户，並建立可持續的商業模式。
在這三層結構中，地方政府處於非常關鍵的位置。它們既要理解中央政府所釋放的戰略方向，也要了解企業在實際發展中遇到的具體問題。有能力的地方政府，可以把宏觀戰略轉化為符合當地條件的產業實踐。
地方政府的不同角色：合肥與杭州
當然，不同地方政府採取的方式並不相同。
合肥更像一個積極的產業參與者。它會選擇少數有可能改變當地產業結構的領域，通過產業基金、國有資本、基礎設施和專門團隊，推動重點企業落地及產業鏈建設。從京東方、長鑫科技到蔚來，合肥所做的不只是提供一次性的招商優惠，而是將資本投入、企業成長和上下游產業導入結合起來，逐步形成更完整的產業生態。
杭州所扮演的角色則更接近生態賦能者。它並不主要依靠少數重點企業帶動產業，而是透過科研投入、產業基金、人才政策、中試平台和應用場境，為更多企業和創業者創造成長條件。2025年杭州規模以上工業研發費用超過900億元，「3+N」產業基金集群規模突破3000億元，同時創造了「杭州六小龍」以及其他快速成長的初創公司。
兩座城市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路徑。合肥較多從重點產業和核心企業入手，再圍繞它們完善產業配套；杭州則更加注重營造創新環境，讓不同企業從生態中逐步成長。兩種模式沒有絕對的高下之分，關鍵在於地方政府能否根據本地條件選擇適合自己的角色，並具備長期貫徹這一模式所需要的專業能力和戰略定力。可以說，不同的城市採取的方法和手段都可以不同。但在過去10年間，不少中國企業都受到地方政府的協助而發展起來。
產業優勢來自多要素配合
當然，地方政府的判斷和投入只是產業發展的一個條件。同時，亦不是所有地方政府都能協助產業成功發展，但一部分有資源和有能力的地方政府的確在這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績。
一座城市能否真正形成產業優勢，還取決於當地是否具備相應的人才、科研、製造業、資本和市場基礎。地方政府無法憑空創造這些要素，但可以透過制度、平台和公共資源的配置，減少它們彼此之間的阻隔。
對於半導體、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等研發周期較長的產業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技術突破並不必然帶來產業成功。科研成果需要進入企業，企業需要完成產品化和規模化，資本需要承受較長的回報周期，市場則要對產品作出最終選擇。任何一個環節無法銜接，產業都可能停留在局部突破，而難以形成持續優勢。
地方更深入的角色：產業組織者
這也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角色正在發生變化。
過去，地方政府主要通過土地開發、基礎設施建設和招商引資推動增長。今天，僅僅提供土地、廠房和税收優惠已經不夠。地方政府需要更深入地理解產業發展的邏輯，判斷哪些是真正的長期趨勢，了解企業缺少的是人才、資金、供應商還是應用場境，並將這些資源有效連接起來。
換句話說，不少地方政府正在從土地經營者和招商者，逐步轉變為產業生態的組織者。
產業組織者並不等於企業經營者。政府不能取代企業家，也不能將產業發展簡單理解為投資幾家熱門企業。真正有能力的地方政府，需要知道什麼時候應該主動參與，什麼時候應該提供支持，以及什麼時候應該讓市場作出選擇。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城市正在經歷的不只是增長動力的轉換，也是政府角色的變化。過去的發展更多依賴土地、投資和城市空間的擴張；未來的發展，則將更多取決於一座城市能否持續積累人才、技術、企業和產業網絡。
長鑫科技的上市進程，只是其中一個信號。真正值得留意的是，中國發展模式的邏輯正在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