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年青人對投身初創企業的熱誠高漲，因此以色列也以「初創之國」聞名。
各級政府應該趁此良機，在改革上動真格，做幾件多年想做卻沒有做成的大事實事。
高高在上教訓年輕人多做無益
日本政府利用自己研發的機械人技術，竟然發展出機械人照顧長者科技
軟體是黃金產業，是硬體產業的命脈，更是服務業制勝的祕密武器
近年熱話的公眾參與，不應在生米快要煮成熟飯時才進行
縱使早前增加懲罰性印花稅稅率，房屋價格卻依然再創新高，足證以規管措施為樓市降溫根本無濟於事。面對房屋單位嚴重短缺，需求管理措施只徒具形式，要窺探住屋短缺程度，可根據新家庭累計數字與近30年來新落成單位的差距，加以推斷。 1986至2016年期間，香港累計婚姻達1,745,000宗，建成住宅單位總共1,572,000個。假設拆卸單位佔新供應一成左右，則淨增長單位僅得1,414,000個。 近30年來，按落成單位數字計算，房屋供不應求的程度實在嚴重，樓價飆升、私樓劏房激增都是必然結果。至於量化寬鬆、低息環境、內地買家、炒賣成風等，均屬影響因素，但並非導致動香港房屋短缺的主因。 如何清理積壓的供應短缺情況，滿足對住宅的持續需求，乃是候任特首政策上當務之急，必需換個新角度，全盤了解近30年來房屋供應持續短缺的「複雜成因」。 這棘手複雜的問題背後實在有太多的原因，不能只歸咎於任何單一因素：前任特首曾蔭權未能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地產發展商貪得無厭，囤積土地；政府奉行高地價政策；以至裙帶資本主義甚或金權政治等。 本地土地與房屋所以持續短缺，主因在於當局未能掌握中國對外開放與全球經濟融合對香港影響之深，社會繁榮昌盛，大大推動房屋需求，樓價隨之飆升；形成「有產階級」與「無產一族」之間在物業財富上的巨大差距。縱使「無產一族」缺乏經濟能力，但對住屋亦有需求，當局昧於需求升勢，自然忽視大幅增加土地供應的逼切性。 增加土地供應 1945至1995年，美國雖歷經半世紀繁榮，但房地產未見升值，房屋需求增長的同時，透過增建房屋及較大單位（或由市區遷至郊區）方式滿足需求，實質樓價一直維持穩定；1990年代末樓價開始飆升，及後漸見調整，十年後終告大跌。 美國樓價曾經長期處於穩定狀態，為何在1990年代末趨升？哈佛學者Edward Glaeser的解說實堪足信。始於1980年代的全球經濟融合，造就前所未見的經濟繁榮，加上美國政府放寬按揭貸款規例，在增強置業意欲的同時，亦使房屋需求增加；規劃與建築規管措施卻拖慢發展步伐，房屋供應量追不上需求升勢，樓價遂於1990年代末急速上揚。 Glaeser發現，在規管特別嚴格的城市，例如波士頓、紐約、三藩市，樓價升幅尤其厲害。規管要求日增及繁複化延誤發展；規管成風更令各種利益團體有機可乘，針對個別發展計劃進行遊說，以期拖慢發展進度。 香港的情況亦類同，規管限制也是延誤土地供應與發展的一大因素。本港主要土地供應來源有三：一）填海；二）市區重建；三）改變新界綠化地和棕地用途。 填海與市區重建其實早已變得次要，前者步伐慢似蝸牛，後者則因市區高度發展而舉步維艱。要另覓新土地，唯有改變新界土地用途，但這方面的進展亦障礙重重。 有關釐定改變新界土地用途補價方面，政府的基本準則是徵收升值的100% 作為補價，而升值是根據政府評估「發展後」價值與評估「發展前」價值的差別。雖然做法正確，發展商與政府在評估價值方面卻屢有分岐，是以不乏發展嚴重延誤的情況。 分歧每在評估「發展前」價值上出現。自從法庭就1983年「生發案」（Melhado Case）作出裁決之後，新界土地不再限作農地用途，地價因而高於純作農地的價值。此等用途不可包含任何建築物，但可用作例如露天存放場、貨櫃存放場、停車場等，為簡便起見不妨一律統稱為「生發」用途。由於土地的「生發」用途因地點或時間而異，難免在評估上出現分歧。 隨着時日變遷，土地「發展前」價值大幅上升。航運貨櫃化以及中國對外開放，令貨櫃存放場需求激增，近期在深圳上市，市值達250億美元的順豐速運，率先受惠於新界土地用作「生發」用途的機遇。若沒有此等用地（所謂「棕地」），香港的物流業當嚴重受損。 應課補價另一分歧之處，在於評估「發展前」價值。政府計算評估「發展前」價值時，往往假定有關土地已清理妥當，實際上卻非必然如此。土地上或已有具經濟價值的建築或結構，牽涉拆卸的額外代價，政府對此視若無睹，補價估值過高，難令發展商接受。 另一分歧則在評估「發展後」價值方面。政府往往不將拆卸和重建現有設施方面涉及的發展成本考慮在內，例如忽略原有運輸交匯處卸拆與重建所需成本即屬一例，同樣令補價估值過高。 若干年前，香港大學籌備興建新校舍時，須按政府規定，一力承擔遷移有47年歷史的堅尼地城配水庫，以及重建配水庫的所有巨額費用，該區居民免費得享全新公共設施，若換了是私人發展商，當不會如此大方。 一旦應課補價出現分歧，發展商會靜候對他們有利的市場環境，因為當政府預期市場將回軟，便會降低應課補價，問題是物業市道近30年來一直未見下調（唯有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例外），發展商自然不接受政府開出的補價。 近數十年來，政府一直未能妥善釐定補價，土地發展備受延誤。及至1980年代末，私人住宅單位售價與建築工程投標價格差距日益擴大，部份原因在於補地價達成協議的交易成本上升，差距持續至今，甚至在亞洲金融危機之際亦未見收窄（圖1）。 顯然政府在釐定應課補價時，應貼近實際地價與成本計算。今時今日，改變土地用途為增闢土地的主要途徑，政府若不急謀對策，從速改善，只會繼續延誤發展。 部份論者認為政府應收回土地，若地契持有人未能於特定時間內發展土地，則懲以重稅。部份國家以徵用方式強制發展，然而它們的經驗未能證明可減低收回土地成本，或加快發展步伐，政府其實透過強行以行政手段回收土地，亦無法令收集與清理土地的交易成本消失，此舉更會破壞私有產權完整性及保障性之虞，甚至削弱物業的長遠價值，亦會造成政治分化。 觀乎外國行之有效的辦法，在於容許發展商同時興建公、私營房屋；不過，成效關鍵始終在於正確釐定補價水平，並在發展利益方面加入適當條款。 長遠而言，政府難望單靠改變新界土地用途，以滿足對房屋或其他土地發展用途的需求。當局遲早要恢復填海，目前全港用地中有6% 源自填海，反觀新加坡的填海比例則高達20%。在這方面，香港未免落後形勢，今後應從速釐定填海大計，方可有望切合長遠需要。 下星期我將解構人口變化對房屋造成的壓力，以及政府必需如何首先解決房屋問題，才可維持健全財政和改善社會分化情況。
到了目前的地步，這已非樓價和房屋議題，而是會引起中港深層次矛盾的政治問題，不是單靠什麼「辣招」就可以解決的
美國著名數學家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1988年在他學術生涯的顛峰闖蕩華爾街，轉行基金經理，創立文藝復興科技公司，運用他的數學專長，建立風險投資的數學模式，結果其旗下的大獎章基金（Medallion）取得34%平均年回報的驚人成績。投資回報率高過有金融大鱷之稱，大家熟耳能詳的索羅斯，及有股神之稱的巴菲特，使這位書生驟然以140億美元身家晉身全球福布斯富蒙榜，在2015年排名第76位。這位以書生而富豪的數學家真正中國傳世箴言，書中自有黃金屋的現代西洋版。其實我們的這一傳世箴言原意只是勉勵生員，習得治世術，售與帝王家。就是努力讀書，功名成就，取得朝廷垂青榮寵，升官發財，晉身統治階層。也不管得黃金屋是統治精英搜刮而來的了。西蒙斯依靠的是自己的無尚智力，在自由市場奮力搏擊而取得這輝煌成就的。從這一意義上說，西蒙斯書中的黃金屋更有意義。 在羨艷西蒙斯之餘，不禁在腦海中出現這樣的問題：西蒙斯如果在中國，如果闖蕩的不是華爾街而是浦東的股票市場能取得成功嗎？或者說中國的學術精英能夠全靠他們的智力如西蒙斯般取得黃金屋嗎？ 支撐彪炳學術成就的聰明頭腦和自由市場的夢幻結合 西蒙斯是頂尖的學者，這位畢業於MIT即麻省理工，在伯克利加洲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學術精英是專攻幾何學的數學家，曾與著名華裔數學家陳省身共同創立「陳-西蒙斯規範理論」。這一理論被廣泛運用到從超引力到黑洞的各大科學領域。因為在多位平面面積最小化方面的研究成果証明了「伯恩斯坦猜想」中N維的第8維，同時成為「佛拉明的高原問題猜想」的有力証據而獲得每5年一度的「全美數學科學維布倫獎」。總之，他的學術成就具世界水平，稱得上殿堂級的大師。 在學術生涯達至顛峰的時候，西蒙斯萌生向其他領域發展再創奇跡另攀高峰之念。向什麼方向沖擊？據說這位卓有成就的學者當年曾向身兼師友的陳省身教授征詢意見：向政界還是向金融界？陳認為向金融界更合適。確實，以西蒙斯的學術背境，金融界尤其是証券投資，才有致用之地。政界與數學關係何有哉？勉強找尋也只是民調與政治有些關係，而民調是要用些數學的，但這只是數學的初淺應用，何須數學大師。同時從事民調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從政。當初西蒙斯如果進入政界，即便他也真的闖出名堂那也只能說他本身另有稟賦，與他所學，與他己有的學術成就並無直接關聯。同時美國作為政界人物，因為權力己剔除搜刮利益以為己有的功能，西蒙斯絕不可能嬴得黃金屋。同時，更重要是西蒙斯用武地方的選擇。如果西蒙斯闖蕩的不是紐約的華爾街而是上海的浦東（上海証券交易所設於浦東，會有什麼結果呢？ 誰是A股的嬴家？ A股設立至今大約四分之一世紀，與華爾街作為自由的証券市場不同，它是政府一力主導，嚴格控制的市場。市場的贏家也基本由政府欽定。除去下面將提到的一些特別群體外，其他人很難在A股討得便宜，更不用說如西蒙斯般以秀才而富豪了。 什麼人能在A股成為贏家呢？首先是屬於政府建制的証券公司高層管理人員，他們控制政府提供的龐大資本，掌握大量証券交易極為重要的資訊。這些人所以能晉身高位靠的自然不是學術成就，他們的工作也不需要高深的學術背景，總之他們成為浦東A股贏是拜中國今天政經結構之賜。西蒙斯如進軍浦東，無疑不會是這類人的一員。 第二類贏家是被政府選中的商界成功者。這裏不評論他們如何成功。這些人可以作為發行人，一朝上市除了大量圈錢還身價暴增。同時他們還可以成立基金，以他們在商界的地位呼風喚雨，在証券市場大賺特賺。這也與學術成就幾乎沒有關係。 第三類可以說來自草根屬建制以外的人氏。但絕不是單打獨鬥的大眾散戶。他們有些像中國傳統中的農民領袖，有能力聯絡一大群追隨者，集合可觀資本，類似古時英雄好漢，呼嘯山林，在A股進行一些處於灰色地帶的活動。比如做莊交易等等。如果成功又沒有被政府祭旗則成民間股神，但中國股神不好當，有可能若干時候後被藉沒家財甚至陷牢獄之災。近期中証監以十億計的罰款就是例子。這類英雄好漢成功也是不須學術背景的。 假若西蒙斯闖蕩浦東 A股的成功人士根據以上分析或是建制中人，或是建制外的草根好漢，嘗未聞中國的學術精英作為獨立主體，闖入浦東並取得成功的。不妨提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如果西蒙斯當年闖蕩的是A股而不是美股結果會怎樣呢？（當年這又需添加一個假設，A股在1988年就已有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後的結構） 1957年反右時毛澤東到上海，召集上海文化界名人座談。有一位叫羅稷南問紅朝太祖，要是魯迅活到今天，他可會怎麼樣？毛主席很坦率地答道，要麼識大體，不作聲了；要麼關在牢裏。 同樣是假設性的問題，假如西蒙斯當年闖蕩的是浦東，我看或者破產了；或者關進大牢了。 不是嗎？被稱為歐洲股神的安東尼‧波頓退休後受中國証券市場吸引，複出江湖，意圖以中國股票再創奇跡，結果殺羽而歸，動搖一世英名。原因何在？中國股票陷阱處處。最要命是上市公司披露的資訊多有砂礫造假。你當它是真確無誤的Information，卻其實人家給的是演義居多的Story。豈能不輸個精光。至於觸及刑律也非聳人聽聞。俄資的伊世頓公司就是例子。這家俄國公司在2015年前後三年在中國指數期貨市場贏了十多億，被檢控操控期指市場而被定罪。安東尼‧波頓與伊世頓毋寧說都有西蒙斯的影子，都不屬上面所說的A股贏家類別，又自忖有在市場致勝之道，結果又如何？ 中國學術精英的出路與自由市場 中國雖有「書中自有黃金屋」這樣勸人讀書，恭維讀書人的古話，但事實上中國迄今為止，讀書人或說知識分子從來不是一個自立的群體，而只依附於權勢者，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等等，為他人而立，為他人驅策。毛主席有一個著名的皮與毛的喻說，認為知識分子只是毛附在統治階級的皮上。相當程度上反映在中國制度上知識分子的這種地位特點。今天在中國內地，這種結構性狀態基本沒有改變。在中國的學術精英，我這裏指的是那些已取得第一流學術成就者，他們基本上只有皓首窮經在書堆裏過一輩子的命運，而得幾句淡泊名利的贊語；個別命氣好或說學術之外還有其他稟賦而雀屏中選走上官場的，未必是最頂級的學術成就，而中選與否也未必是他們可以控制的。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沒有提供西蒙斯一類的精英通過自己的天稟與努力脫頴而出的條件。 筆者曾反復指出，現代社會是腦力社會，現代社會的首要任務是開發腦力資源。要達到高效開發腦力資源就是社會結構必須具備激勵機制，使具天賦有雄心的精英能脫頴而出，創造奇跡。學術精英是最富創造力的異能者，他們可能在很多領域都能成就大業。美國的制度為學術精英如西蒙斯者提供創造奇跡的土壤，除了鼓勵更多人潛心學術在書中尋覧自己的理想外，已有成就的學術精英突破學科樊籬也有助於社會各領域引入新思維，乃至使社會各領域之間更均衡發展，因為那些作為最聰明的頭腦有能力看到哪些領域存在短板。這種短板更大程度上就是欠缺最聰明頭腦的參與。 中國以政治統制所有領域存在嚴重弊端，不利高效的腦力資源開發。姑不論其他領域，只說與本文論旨相關的証券領域。在這方面，從前年暴力救市的諸般荒唐之舉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方面中國是多麼的人才飄零，政治統制的危害也斑斑可見。暴力救市由李克強總理作出決策，來自北京最著名高校，專攻証券期貨的學者聲量最高，他們到救市愈救愈跌的時候，不顧學術尊嚴，竟然開出呼籲上市公司申請停牌以避跌藥方，貽笑大方事小，真正將嬰兒與洗澡水一起倒掉。使中國証券市場聲譽嚴重受損。 當年所以使A股崩盤，本來原因非常簡單，那就是過度的孖展與官媒不顧一切的造勢。事後不向有關決策人問責，卻歸咎於敵人或壞人的破壞。以致上面提到的伊世頓被祭旗，讓人以為是伊世頓引發崩盤。其實按照案情，該公司參與期指交易已有三年時間，總共獲利12億。以三年750個交易日計，每天也就賺了不足200萬元。以中國股指期貨市場每天成交最高超過600萬張合約，代表市值超過10萬億，每天上落六七百億，伊世頓這家在証券市場名不見經傳的貿易公司，其交易額根本微不足道，遑論引發崩盤。而該公司所獲罪名是使用高頻交易。這種交易技術其實對市場並無害處，很多市場是允許甚至被視為創新交易技術。總之，該公司在相當程度上被當作代罪羔羊，証明官方的指責不虛：市場確實有壞人，是壞人引發崩盤的。這樣A股沒有從崩盤中取得真正的教訓，旋而把並非元兇的期指市場也變相關門了。中國股市經此一役離自由市場反而更遠了。
在政府未找到有效的新藥方之前，我建議不妨把舊藥方反過來用，我估計效果會相當不錯。做法是從加辣變成逐步減辣。
編者按：2017年3月18-20日，主題為「中國與世界：經濟轉型和結構改革」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年會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在18日上午的環節中，清華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教授和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Tim Cook）上演一場重量級對話，這是兩人自2014年在清華經管學院對話後的第二次公開對話。以下為現場實錄。 錢穎一：十年前iPhone改變了世界，十年來你在蘋果學到了什麼？ 庫克：蘋果60%收入來自美國，現在蘋果更加全球化。 錢穎一：近期蘋果股價創新高，你表示過對蘋果未來充滿信心，你的信心來自哪？ 庫克：我們不是很關注股價。我們的信念是關注自己的核心任務，生產出全世界最好的產品來豐富人們的生活。蘋果成功的核心秘訣是人才和文化。蘋果的人才和文化一如既往充滿創新，所以我有信心。我們的服務業務增長很好。還有一些正在籌劃的業務，但現在不方便透露。 錢穎一：你曾經說過增強現實（AR）對於技術行業和蘋果是下一個技術，你能不能講一下如何看增強現實（AR）？ 庫克：AR不是割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是更好促進人們的聯繫，但需要傳感器、電池等技術的研發。遊戲的AR應用不是我理想的應用，而是還有更有價值的應用，比如教育等，這是蘋果追求的目標。但這需要現有技術有一個飛躍的發展。 AR不是一個產品，很多設備可以擁有AR的功能，是跨設備的技術，不僅限於遊戲，未來會充滿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錢穎一：什麼時候會有AR方面的突破？ 庫克：不太想透露，但這需要時間，來有一個跨越的發展。 錢穎一：你如何看待人工智能（AI）呢？ 庫克：與AR（增強現實）不同，AI已經廣泛應用到我們的生活。如果使用iPhone，鍵盤能自動預測你要輸入的詞，能預測你要聽哪首歌。 iPhone的電力管理系統能學習你的使用習慣，增強待機時間。有人會對AI有恐懼，代替工作崗位。但技術會顛覆，也會創造。 AI對人類來說是個福音。比如在醫療領域的應用，在汽車和火車等交通工具的安全性。技術的顛覆和創造需要來平衡。 錢穎一：聊聊在中國新建的兩個研發中心吧？ 庫克：中國的人才是中國的實力所在，希望有機會與中國人才有更好的合作，在中國的研發中心能更好的與中國人才合作。在當地建立研發中心，或者與清華大學這樣的機構合作，能更好的促進與中國的合作，以及促進中國的創業創新。 錢穎一：蘋果不僅是製造和設計企業，也是互聯網企業，中國政府出台了相關文件，促進和規範數字經濟的發展。蘋果怎麼看？ 庫克：比如蘋果支付讓支付更加便利，安全性也比較高，保護個人隱私。互聯網服務能夠帶來更大的社會效應。還有蘋果音樂，音樂是對人們的抑鬱情緒最好的療法。這些事蘋果一直在做的，讓人們的生活更還便利。 錢穎一：數字支付中國比美國都快，你怎麼看？ 庫克：在美國和歐洲，人們習慣了信用卡的使用，美國的商家也是不太願意採用移動支付。而中國有很多小企業很活躍，在中國接受新事物的積極性也更高。 錢穎一：我有次在清華校園，老太太賣西瓜都用移動支付呢！ 庫克：這是件好事，更加便捷和安全，這些小事件意義重大，我很讚賞中國在這方面很有遠見。 錢穎一：企業的社會責任方面，蘋果如何幫助中國實現更綠色的發展？ 庫克：我們有個重要理念，企業不僅是企業，也是人的聚集體，也有自己的價值觀，我們的價值觀是讓世界更加美好。我們可以協助中國，蘋果在中國保證100%清潔能源，也可以幫助合作夥伴更加綠色發展。比如蘋果產品的包裝，確保紙張來自可持續管理的森林。我們進行了大量的投資，在中國和美國買了大量的土地建立可持續管理的機制。 2020年會在中國建立越來越多清潔電力設施，河南、四川、內蒙古等等。我們的目標是在全世界實現100%可再生能源供電，現在已經達到96%。 錢穎一：還有其他方面的社會責任麼？ 庫克：我們堅持端到端的加密，注重教育，提升人們的生活。還在開展數字教育的項目，讓學校和教師能用到數字化設備。還注重人權的保護。隱私保護很重要，手機上更是。有很多個人信息，這是蘋果重要的責任。有責任提供安全的設備。手機上有你的金融財務信息，與合作夥伴的對話信息，我手機裡有很多個人健康的信息，瀏覽記錄，電子郵件等，所以我們要盡最大努力保護用戶安全。 錢穎一：我們聊聊全球化的話題，蘋果是美國也是全球化的公司。大部分iPhone在中國裝配。在全球化新時代蘋果在中國扮演什麼角色？ 庫克：世界對全球化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全球化讓數千萬人擺脫貧困。也有人覺得受到全球化的傷害，也有一些國家沒有很好解決全球化帶來的問題。我覺得不僅是政府，企業也應該關注這個問題，我們有共同的責任。總體來說，全球化增進了人們的福祉。當然全球化利益是不均衡的，但不能說有不均衡就說全球化是壞事，有些國家閉關鎖國，發展很緩慢。 錢穎一：全球化的蛋糕越做越大，但利益的分配不均衡，你怎麼看？ 庫克：教育可以提升人們的平等性，全世界要更加努力為弱勢群體提供更好的教育機會。政府稅收、社會項目等都能提供公平的機會。但我覺得教育最重要。 錢穎一：逆全球化也有很多討論，你是悲觀還是樂觀？ 庫克：全球化已經讓所以人過得更好，不能因噎廢食。 錢穎一：接下來幾天你要會見中國領導人，會提什麼建議呢？ 庫克：持續對外開放很重要，持續改革，吸引外資企業來中國投資。只有相互溝通和聯通才能釋放潛力，要堅持改革開放。 錢穎一：中國需要向矽谷學習哪些東西來創新？ 庫克：矽谷應該更多向中國學習。 錢穎一：舉個中國應該學習的例子。 庫克：矽谷的氛圍很輕鬆，對創造力很重要，繁文縟節越少，組織結構越好，更能激發創造力。 錢穎一：不用穿西服打領帶是吧？ 庫克：上午我剛剛系領帶都覺得手生；更加輕鬆這是矽谷的經驗。 錢穎一：蘋果新的大樓即將啟用，可以聊聊嗎？ 庫克：新大樓致力於促進員工的創意。設計理念是恢復加州的特點，接受大自然的滋養。我們在園區還開闢了果園，促進室內和室外人與自然的和諧。能促進員工的工作。以前這是一個混泥土的世界，現在讓它恢復大自然的面貌。 錢穎一：會在新園區發布新產品麼？ 庫克：園區的劇院以喬布斯命名是眾望所歸。他去世之前很關注這個園區的進展。 以下為提問環節： 經濟學人：科技企業的泡沫，估值過高。 庫克：沒有泡沫，跟99年不太一樣。一小部分企業估值過高，這是一直存在的，但從整體來看，沒有這個問題。技術在各行各業發揮著重要作用。我認為沒有泡沫，甚至連苗頭都沒有。 中國企業家論壇：怎麼看待中國對手華為和小米。蘋果拿了大部分利潤，是來自品牌創新還是壟斷，未來會發生什麼變化？ 庫克：蘋果在智能手機領域的份額不能用壟斷形容，不存在這養的情況，在中國和世界都不存在。競爭很激烈。我們關心的是作出更好的產品，不追逐作出最多數量的手機，沒有市場份額或者出貨量的目標。你提到的中國企業做得很不錯。中國的競爭更加激烈，這要歸功於中國本土企業的精神，致力於做出更好的產品。
如果林鄭仍要堅持其「港人首置上車盤」計劃，筆者只能祝她好運了！
對於政府而言，有關建議可優化財政策劃和管理程序，而不致改變深層預算框架
我們通常說的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實際上在2007年就開始了，當時稱為「次貸危機」。其背景在於，美國金融機構之前給無償還能力的家庭發放太多不負責任的住房按揭貸款，他們當時的心態就如這些年許多中國機構和個人一樣，賭的是：只要由槓桿推動的房地產泡沫不破、房價不跌，那些貸款就不會有問題！可是2007年房產價格開始逆轉，首先觸發的是次級貸款無法償還即次貸危機，後來償還危機逐漸演變並在金融體系內擴散，到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產時就變成了全規模的金融危機，恐慌遍及全球金融市場，成為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的最大規模金融危機。從次貸危機的開始到今年，己經10周年了。加上之前跟我們更貼近的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到今年也正好是20周年，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上，我們有必要再對金融危機的起因及應對措施進行一些思考和總結，尤其是在中國經濟進入新的轉折時期、人們對中國金融體系的健康狀況高度關注之時，總結過去金融危機的經歷和教訓，其必要性顯而易見。 當然，2007-2008年金融危機的後續影響還沒結束，還在發酵中，所以，我們也有必要將這次金融危機跟1929年的那次金融危機進行對比，以幫助我們判斷這次危機跟那次危機的異同，以及本次危機帶來的後續結果會如何繼續演變，在政策上需要做哪些預防。 比如，2016年是國際社會充滿「出乎預料」政治事件的一年，先是英國脫歐出乎預料，美國特朗普勝選總統出乎預料，意大利的公投結果也出乎預料，到目前人們在急等法國民粹主義候選人到底會以多少勝出。驅動發達國家相繼「出乎預料」的共同因素是貿易保護主義、反全球化民粹主義的興起，而這種社會潮流只是2007-2008年金融危機後果的延續表現，是大危機帶來的一連串反應的一個環節，就如1929-1933年金融危機引發類似的貿易保護主義、導致各國關起大門的經歷一樣。 現在發生的這次金融危機雖然跟1929-1933年的金融危機相比，其衝擊的程度和範圍都要小很多，但危機影響的全過程還沒結束，目前我們還在第二階段——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盛行階段。也可能只有通過這種對比，才能讓我們更全面理解避免金融大危機尤其是根除導致大危機的根源的意義，而且讓我們看到正在發生的「出乎預料」現像其實並不出乎預料，因為這些都是人類社會消化大危機的具體方式之一。除非導致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的那些結構性扭曲能夠提前避免，否則一旦發生危機並衝擊社會中的多數群體，那麼，消化後果的方式可能只有革命和變革兩種選擇，而我們到目前為止所看到的英國脫歐、美國選特朗普做總統等屬於相對溫和的「變革」。 2007-2008年與1929-1933年：兩次金融危機的對比 這次金融危機之所以沒有1929年的那一次那麼嚴重，原因之一是1930年代和之後對金融產品的結構設計和美國金融體系都做了大量改革，規避了1929年之前的許多結構性問題。但是，那些改革也帶來了許多新的隱患，尤其是道德風險問題，變相鼓勵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去過度冒險。 首先，經濟大蕭條之前美國採用的是單一銀行制，也就是不允許銀行有多家分行或其他分支機構，到1929年時，只有2%的銀行在全國有網點，3.6%的銀行在單個州內開分支網點，剩下的銀行都只有一個網點；而即使是有分支網點的銀行中，平均每家的網點數也不到4.4個。這跟當時的加拿大形成極大的反差，因為加拿大只有18家銀行，但有4676家分支銀行，而全美國的3萬多家銀行中，在總行之外的網點數才1281個。之所以當時的美國銀行結構如此，是因為擔心銀行過大，怕它們太大之後會控制太多經濟資源。 經濟大蕭條期間，一系列銀行立法對之前的結構性問題做了糾正。一是推出聯邦存款保險制度，給全國各銀行的存款提供保險，減少恐慌和擠兌壓力；二是建立分業經營體系，把商業銀行跟投資銀行、保險等隔離開來，降低金融機構的冒險空間；三是允許甚至鼓勵銀行往網點化發展，但對各銀行的物理網點範圍進行管制、分區發牌照。這些措施對於穩定銀行體系起了積極作用。 其二，住房貸款的支付結構存在嚴重缺陷，而且貸款期限不超過5年。大蕭條之前，住房貸款到期之前每年只需要支付利息，到期時一次性支付本金。比如，張三借100萬美元買房，期限5年、年息5%，那麼頭4年11個月裡每年只支付5萬利息，等到5年到期時還本100萬美元。這種支付結構非常不利於放貸方提前發現借款方的支付能力，因為前面4年11個月的支付壓力很小，即使借貸方最後無能力還本，也無法提前知道，把風險都堆積在最後的時間點，而且即使借貸方有能力償還，但要一次拿出100萬美元還是需要借方有足夠好的財務紀律。尤其是在金融危機造成眾多企業倒閉、許多人同時失業的情況下，許多人同時面對一次性還本的大額支付壓力，逼迫他們同時個人破產、債務違約，這無疑加劇了金融危機的程度，造成更多銀行倒閉。大蕭條期間1934年的立法改變這一結構性問題，不僅使貸款期限延長到30年，而且把還本的壓力分攤到貸款期限內的各年各月上，避免了「一次性還本壓死人」的局面。 這次金融危機期間不同國家的表現 2007年次貸危機、特別是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帶來全方位金融危機後，除了美國政府大力進行干預救市之外，中國、西歐等多國政府都大舉救市。由於各國救市的方式和程度範圍存在明顯的差別，使得各國走出金融危機的速度大為不同，後患程度也全然各異。 西歐和美國的救市措施基本相似：保「大而不能倒」金融機構以穩住市場信心，降息並推出一波波量化寬鬆，同時推出財政刺激。但是，在效果上存在差距，主要是因為勞工法和政府福利在歐美之間千差萬別，以至於美國在經濟和就業上早就復蘇，而西歐國家還在高失業狀態裡不能自拔。 在美國，絕大多數州裡勞工法是完全自由的，一般員工都是「隨意雇傭」關係，雇主只要覺得一些員工是多餘的，可以「隨意」裁員，不需要經歷漫長的行政或法律程序。所以，2008年9月開始到2009年中期，許多美國公司不需要等待，而是立即大量裁員，以至於從2009年中期以後美國就業總人數每個月都在上升。自由的勞工法使美國公司很快瘦身，把勞動力負擔減到最輕，再加上美國公司的稅負也最輕，這些制度因素使美國企業不需要在危機期間負重太多，它們自己有最大的能力站起來。由於美國企業的復蘇能力強，美國失業率在2009年中達到10%之後，就一直在下降，到最近數月己經降到健康的5%以下。 相比之下，西歐的復蘇經歷就沒有那麼好。雖然他們的舉措跟美國大致相同，但他們的勞工法極其不自由。以法國為例，其《勞工法》有3200頁之長，而且各節措辭含糊，給被解雇的員工眾多空間和機會去起訴雇主，而一般的法國法官在看到雇主盈利的情況下都偏向於判雇主敗訴。就這樣，在法國，一般公司要走過兩年以上的程序才能解雇員工。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的情況非常類似。結果，西歐公司在金融危機發生後經歷了漫長的裁員過程，其失業率從2009年的10%持續上升到2013年的12.5%，然後才慢慢地下降，到今天還維持在11%左右的水平，而不是像美國的失業率那樣從2009年中期後一直快速下降。此外，由於西歐的政府福利遠高於美國，使歐盟國家的財政狀況不如美國，企業的稅負負擔也高於美國。這兩項因素使得西歐經濟和社會受危機的拖累很久，以至於到今天這些國家還沒有完全恢復到金融危機之前的狀態。制度差別造就了不同的復蘇軌跡。 雖然美國等政府的救市讓這次金融危機沒有像1929-1933年那樣傷及社會，但這些史無前例的救市措施也帶來了後續隱患。「大而不能倒」邏輯下的救市行為和救市預期帶來了太多的道德風險，激勵更多金融機構去冒險，為未來的金融危機埋下種子，同時也為更加嚴格的監管提供了理由。就像前面說到的一樣，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大舉營救「大而不能倒」銀行和其他它金融財團之後，不僅沒有使這些金融集團變得更小，反而使它們變得更加「大而不能倒」，使各金融行業都往少數幾家「大家」集中，這就迫使政府更要對它們進行監管。而強化監管的結果，必然是金融行業往更少的幾家集中，進入「大而不能倒→需要強化監管→更加大而不能倒→更需要強化監管」的惡性循環。 這次救市方式的另一種更大後患是，由於美聯儲通過降息到零和量化寬鬆把金融資產的價格抬高，以制造財富效應並以此帶動消費需求，同時財政部則集中精力營救那些金融公司和銀行，這兩類救市措施都讓那些持有金融資產、持有股票的群體受益。但是，已經有錢的人才能持有股票和其他金融資產，沒有財富的老百姓就無法從中直接受益。也就是說，美國政府、西歐政府的救市措施從本質上造成了財富差距、收入差距在金融危機期間的進一步惡化，而不是相反。比如，在美國，從2007年到2010年的3年金融危機衝擊的高峰期，收入最高的十分之一美國家庭財富平均升值5%，最富的1%家庭財富升值更多，而同期間中等收入家庭的財富累積縮水39%。 因政府救市措施而進一步惡化的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不僅引發了後來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也為2016年的英國脫歐、美國選舉特朗普進入白宮，為反全球化和民粹主義的盛行奠定了基礎。這也是為什麼前面說到最近這些「出乎預料」事件是金融危機後果的繼續。 對中國的啟示 2008年金融危機進入高潮之時，中國政府的4萬億投資額等一系列救市措施當然比美國、西歐政府的更猛，這體現了中國制度的特點。通過強化基礎設施投資、強化國企投資，中國的舉措使那場危機反而成為新一輪經濟增長「大躍進」。結果，不僅中國經濟從危機衝擊裡第一個快速走了出來，大刀闊斧地增長,而且也給東南亞等國家的經濟帶來新一輪繁榮。 但是，這些強措施也帶來了比美國和西歐更加嚴重的後患，因為那些刺激措施造成了中國債務水平的大幅上升，產能過剩等結構性問題更加嚴重，房地產泡沫、基礎設施泡沫等也都更加突出。從我們回顧的美國1929-1933年和2007-2008年兩次大危機的前期情況看，中國房地產、負債水平和經濟狀況似乎越來越像之前美國所經歷的情況了。美國的經歷和教訓應該讓我們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決定的改革措施必須執行、做到，因為只有改革才能糾正那些結構性失衡問題，才能避免經濟危機的發生。 原刊於博鰲亞洲論壇官方雜誌《博鰲觀察》2017年年會特刊，本社獲授權發表。
內地城市與港澳全面合作並不容易，優缺點都是一國兩制。
競委會終於出手了。成立年多以來，競委會一直揚言會打老虎、捉圍標貓，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首次被競委會正式起訴的竟然是「IT狗」。 據報道，在這單競委會首次入稟展開法律程序的案件中，5間資訊科技公司涉嫌於競投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應用Nutanix科技伺服器系統時圍標。 競委會主席胡紅玉女士表示：「競委會今天首次在審裁處展開法律程序，是本港執行競爭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是次展開法律程序，帶出了一個強烈的訊息：各行各業的市場參與者都應避免操縱投標。」 阻嚇作用存疑 打圍標「IT狗」這個訊息是否真的很有（阻嚇）作用，是未知之數。根據報道中提及的案情，今次競委會能成功捉到「出貓」 ，並不是由於競委會的調查部門有神一般的調查能力，反而是牽頭圍標的公司有幾個豬一般的隊友：根據報道，涉案公司的幾份標書有不少相同錯誤，例如串錯字，或同樣地遺漏未有提供的關鍵資料。 醫生教落，預防勝於治療。政府現正就《建築物管理條例》提出新修訂建議，希望加強監管大型樓宇維修工程，以杜絕圍標。 新建議包括，通過決議的業主人數由10%，增至20%，最少要有10%業主親身出席，並加強監管業主授權書操作，每名代表不能代表多於5%的業主。 這新建議也許有用。不過，現在大家提防圍標的意識比10年前已提高不少，不少業主在屋苑大維修時都會親身出席並參與表決。我沒有數據，不敢妄下定論，但似乎近年不少屋苑維修決議中出席的業主人數都超過新建議所定的下限。 烏托邦是不存在 一個沒有罪案的烏托邦是不存在的，因為要把罪案率降至零的成本太大。同樣道理，要完全杜絕圍標的成本亦不少，因為當中的利益太大。 研究發現，市場需求彈性愈低，圍標的利益及誘因愈大。一個影響大維修的需求彈性的因素是政府推行的強制驗樓，另一個因素可能是屋苑在大維修前對聘請顧問公司的程序的相關監管。據報道，有工程承建商圍標前會「聯絡」好顧問公司，確保只有友好承建商入標，嚴控業主們的選擇。 要真正解決圍標問題，可以從增加市場透明度（如公開大維修資料庫）和提升大維修的需求彈性（如調整強制驗樓政策）入手。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B型企業（B Corps）是一種介乎社企與主流企業之間的新型態企業，也是近年一個環球抗衡「賺到盡」的社會運動。
B型企業（B Corps）是一種介乎社企與主流企業之間的新型態企業，也是近年一個環球抗衡「賺到盡」的社會運動。
「一帶一路」戰略已經成為推動全球化的「新主角」。
數十年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一方面是靠中國的人力資源，包括企業家，勞工和知識份子等。另一方面是靠中國政府的領導。像一帶一路那樣重大的計劃必需由政府領導。但是計劃的成功與否還是要靠中國的人力資源。 自從習近平主席當中國領導以後，第一件重要的工作是施行反腐敗政策。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組織鞏固以後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業是把中國的經濟與政治力量向外發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階段，先從引進外資促進本國經濟的進步。等到國內經濟進步以後便能把國內的資源輸出國外，幫助其它國家的經濟發展。 今天中國經濟發展已達到相當程度，具有經濟與政治能力投資國外。從習近平主席領導的觀點，他的反腐政策成功和政治能力鞏固後才能領導像一帶一路這樣大的計劃。現在正是習近平主席倡議這政策的時機來利用他的權力作一件偉大的事。 一帶一路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十分適當的計劃。在經濟發展的初期，中國引進外資。經濟發展以後中國有足夠的資源供給其它一些發展中國家應用。一帶一路選擇的地區是適當的。中國的西部不發達。要發展中國西部應當從亞洲西南部出發。 一帶一路的成功是必然的 一帶一路也是世界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的環節。世界的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國的資源流到其他國家被使用。資源包括物資，金融，人才和技術。現在中國已具有的這些資源需要尋找出路，可以用來幫助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 今天中國和美國是領導世界的兩個強國。美國的經濟勢力主要的是影響歐洲。中國可以把亞洲的西部，中東，歐洲的南部和非洲視為它的勢力範圍。用一帶一路的計劃幫助在這些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展進。 具體的計劃是由習近平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別提出的經濟合作概念，由國務院李克強總理在亞洲和歐洲訪問時推廣。計劃內容寫入總理政府工作報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的主要經濟戰略。目前已有60國家和國際組織響應一帶一路。這些國家的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占全世界的63%和29%。 根據中國政府官方公布的概念，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實體和機制，而是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是依靠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有關國家和地區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合作伙伴關係，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一帶一路經過的地區包括亞太地區及歐洲，而中間經過的中亞地區有豐富的資源，像上海合作組織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和烏茲別克斯坦都在絲綢之路上，其他5個觀察員國及3個對話夥伴也在絲綢之路沿線，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域包括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肅、陝西、寧夏，西南的重慶、四川、廣西、雲南以及內蒙古。 結論：一帶一路計劃的概念是合理的。中國政府施行這個計劃的時機是適當的。中國有充分的人力，財力和政府領導的能力來推選這個計劃。經過地區的政府與民眾都願意和中國合作來完成這個雙贏的計劃。我們可以預祝它的成功。只是成功的程度和速度難以推測而已。施行計劃現已開始。世界各國的領導和人民正在注意觀看，他們不會失望。因為中國有適當的領導和人力資源來促進這個計劃，受益的國家和人民為了照顧他們自己的利益也在努力協作。一帶一路計劃的成功是必然的。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將會因此大量地提高。
2015與2016年間本地樓價下跌約4% ，卻隨即在2016年底出乎意料地重拾升勢，發展商迅即抬高售價，推出大批預售新盤（俗稱「樓花」）應市；政府亦迅速增加懲罰性印花稅稅率，以防炒賣熱潮再起。 此舉顯然錯判形勢，其實市場上已再無投機者或短中期投資者，只剩下真正用家與資金充裕的長線投資者。今時今日，買家所關心的是能否負擔樓價，而非短中期內的升值潛力。 近期樓價回升，受兩個因素影響，其一為市民大眾對日後經濟的看法及對應否置業的影響。第二個因素，亦是令地產商急於把住宅單位以高價發售的原因：大量政府規限使樓花市場消失。 經濟前景考量 整體而言，2016年內充斥加息之說，市場上普遍預計，自2003年以來的樓價升勢應告一段落，逐步向下調整；美國聯儲局亦已先後四次預期加息，只因環球經濟依然疲弱，並未有付諸實行。 近10年來，本港樓市屢呈跌勢假象，期間每因歐羅危機、新興市場表現不穩、油價暴跌，以及憂慮中國經濟崩潰，對經濟復蘇的樂觀預期一掃而空。另一邊廂，美國經濟縱然持續增長，總不免受到逆風阻滯；及至2016年底，在美國經濟增長的同時，世界各地恢復增長的勢頭，則漸見有跡可尋。 對中國生產力過剩及人民幣貶值的顧慮，亦逐漸減退。從日本至歐洲，南韓以至巴西、俄羅斯，環球經濟陸續再現生機，足以證明Carmen Reinhart 與 Kenneth Rogoff所言非虛，兩位教授曾就百多次銀行危機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往往須經八年時間，方可回復至危機以前的收入水平。 聚焦香港，社會大眾亦能覺察到即使經濟學者亦持審慎態度、諱莫如深。近期美國宣佈加息，更印證過去八年來各國資產負債表已經整頓，貨幣政策保持寬鬆，加上適當地推行財政刺激方案，全球經濟正穩步回升。復蘇步伐也許不一，但回復增長之勢則殆無疑問。 本地有意置業者，可資參考的宏觀經濟指標有幾方面：失業情況、中國經濟表現、未來利率走勢。 失業情況足以影響個人按揭貸款的償還能力。近八年來，在人口急劇老化，勞動力日減的形勢下，勞工市場異常緊絀，失業率偏低，鮮見人浮於事的現象。 內地的經濟表現直接影響香港，眾所周知，其增長穩定性對本地、鄰近地區以至全球同樣有利；經常往返內地的港人，都會看見內地發展，對此更是心中有數。縱然意見各有不同，至少有部份人會認為整體經濟正在好轉，因而在香港樓市投資，隨着內地個人、機構的投資日增，港人更無須憂慮樓市的發展。 投資者其實並不擔心經濟增長前會加息。美國持續八年實行量化寬鬆措施，並未造成通貨膨脹，他們所接收的信息始終如一：利率只會隨預期通脹與蓬勃經濟變動，在經濟復蘇之前不會有所變動。我認為如此看法可算明智，相信輕微加息亦足以預防通脹，而不致威脅或拖累經濟復蘇。 正如上文所述，時至今日，市場上只剩下真正用家與資金豐厚的長線投資者；買家只關心能否負擔樓價，而非樓價短中期的升值潛力。失業情況、中國經濟表現、未來利率走勢三大因素，足令本地有意置業者有信心在2016年底入市。 事實上只要有能力負擔樓價，香港有意置業的家庭甚多。1986至2015年，香港累計婚姻達1,744,737宗，其中704,890宗（比率達40.4%）為跨境婚姻；在香港註册的再婚則有301,850宗（比率達17.3%）。在香港註册的再婚之中，又有140,797宗（比率達50.3%）為跨境婚姻。2015年，全港共計56,937宗婚姻之中，有24,255宗為跨境婚姻，17,546宗為在香港註冊的再婚。 1986至2015年的30年間，新落成住宅單位合共1,571,659個（未扣除已被拆卸的單位數字）；2015一年內建成單位則達22,753個。房屋供不應求的程度實在令人咋舌，正是樓價與租金同時飆升的部份原因，亦引致劏房大行其道，估計目前私人市場上有20多萬個單位。 規管樓市效應 樓價因供不應求而高踞不下，市民自然深感不滿，怪責政府；回顧歷史，各地政府面對有關情況，例必將樓價暴升歸咎於炒賣者，為求壓抑樓價，透過加稅懲罰交易，雖令樓宇買賣活動減慢，有助阻延升勢於一時，但供不應求的情況依然存在，樓價上揚只是遲早的事。 已故發展商霍英東先生於數十年前開創預售樓花，旨在分散風險和提供資金周轉。樓花可以買賣，早期免繳印花稅，交投更見活躍。由於樓花市場難以識別炒賣者與用家，所有交投往往一律被視作炒賣活動。 不過，發展商可利用樓花炒賣活動中的價格資訊，為隨後分批推出的新盤釐定售價。對於須短期內於單一地點售出大量單位的發展商，可藉樓花市場的炒賣活動分散風險。 為壓抑炒賣活動，印花稅適用範圍延伸至樓花市場。懲罰性印花稅（包括額外印花稅與雙倍印花稅）令炒家對樓花市場卻步。此外，政府又要求發展商以抽簽形式，將預售單位分配給買家，是以不易將樓花售給已知炒家。 取締樓花市場，亦會削弱價格發現（price discovery）過程。單位定價之後，實際價格經買賣過程中浮現。目前發展商雖仍可預售新盤，但樓花市場現已消失。炒賣活動遭禁絕，市場交投轉趨淡靜，發展商用以準確定價的參考數據亦隨之減少。 現時發展商一見買家反應踴躍，就會即時抬價，將大批單位推出市面。在競爭激烈的壓力下，發展商無法將樓花售給炒家暫時持有，唯有急於將新盤售給用家。市場規管過度，導致價格波動，定價失誤也就在所難免。 大型發展商可於一手市場，為資金不足的買家提供折扣優惠和融資安排，結果令售出單位的名義價格再漲；相比之下，二手市場的賣家難以匹敵，二手市場交投因而大減（圖）。在懲罰性印花稅與高首期的雙重效應下，提升一手市場單位的名義價格之餘，亦同時令二手市場的交易宗數減少。二手樓市於2011至2016年的每年交易由73,582宗下降至37,908宗，同期一手樓市交易則由10,880宗增加至16,793宗。 圖 樓市一手市場與二手市場物業交易宗數 影響所及，買家唯有將目標從二手市場轉向一手市場，形成二手市場的單位總供應量出現人為減少現象。懲罰性印花稅令買家的選擇減少。 規管物業交易縱然有助短期內減慢樓價增長，為政客臉上貼金，但既然供不應求才是樓市瘋狂發展之源，短暫壓抑樓價根本無濟於事。猶記得2012年末至2013年初，實施懲罰性印花稅之際，不少論者曾聲稱此舉可為炒賣現象降溫，有助防止樓市硬著陸。 四年半下來，雖然炒賣活動已告根絕，但樓價升勢未減，也難望大跌。環球經濟正逐漸復蘇，雖然是否能夠真正回覆蓬勃仍屬未知之素，但我深知，買家的選擇已隨二手市場萎縮而減少。樓花市場這個源於霍老的偉大發明，時至今日已遭扼殺，竟然有人認為此乃藉得慶幸的成功政策，實在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香港公司如欲在伊朗境內尋找生產機會，以便向區域市場出售產品，應先考慮該國的投資環境，包括各自由貿易工業區及經濟特區提供的優惠及有關物流安排，才決定是否把生產活動分散至伊朗。
實事求是造就中國崛起為何同樣的轉型我國取得這樣的成績，而蘇聯、東歐卻遭遇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
香港是區內首屈一指的國際融資平台，尤其在項目融資和銀行貸款方面具領導地位。
不要仰望太平山，重新回到獅子山下。
香港重新跌入樓價飇升的輪迴，則是香港人的大不幸。
觀乎是屆特首選舉，泛民選委應否提名及投票支持建制派候選人，觸發社會熱議。絕大多數泛民選委提名曾俊華及胡國興，一改民粹民主作風，亦代表着向自由民主踏出一大步。 因何這樣說呢？何謂自由民主？與民粹民主又有何分別？ 歐洲啟蒙時代提出政治上人人平等，奠定政治形態根基，自此之後，基於對自由的不同演繹，衍生出兩種南轅北轍的民主形式。 自由民主特質 自由民主的意義，在於為保障個人自由而作出的政治安排，它視政府獨攬強制大權，乃個人自由的頭號威脅。自由民主有意通過自由、開放、具競爭性的選舉以及獨立政黨，對政府權力加以制約；保障私有產權，被視為維護各種自由與限制政府權力的核心元素。 自由主義大師Isaiah Berlin稱之為「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一種免受限制的個人自由，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個人可任意自由選擇生活方式，亦即John Stuart Mill所謂的「無害原則」（no harm principle）。Adam Ferguson、John Locke、Adam Smith、Voltaire、James Madison均再進一步倡議此等政治觀，影響美國憲法。 自由民主派對獲選多數壓迫小眾尤為關注，希望藉憲法、新聞自由、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等安排制衡政府。 自由派亦期望小眾隨形勢變動可憑重組聯盟分化多數聯盟的權力，以維護個人自由。自由民主政治特色，正正在於透過競爭作出選擇；選舉的重要威力，繫於利用政治競爭制裁官員。在下屆選舉中將官員擯下台的威脅，是制約政府權力的最有效手段。 在自由民主政制下，政治只關乎衝突及化解之道，動力來自爭奪選票。選舉結果倒非關注焦點，選民既可能選出「劣吏」，亦有可能選不出「良吏」，選舉競爭旨在維護個人自由與多元社會的活力而已。 民粹民主特質 民粹民主的構思，則在於作出投「民」所好的政治安排。所謂「民」，是一個集體的概念，是指合眾之民（people incorporated）或主權體（sovereign body）。其基本概念源於18世紀法國哲學家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的著名主張，以「人民意志」（general will）為合眾之民的社會契約。有別於同時代的其他哲學家，盧梭深感文明進步與產權形成只會污染人心，破壞了人類當初在「高貴野人」（noble savage）時期的人人平等狀態。 盧梭於是尋求通過參與政治以重建社會，恢復人人平等。他認為政治參與旨在構建合乎道德的合眾體（即主權體）中的平等公民身份。盧梭可說是流傳至今的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始祖。 他構思的自由，並非個人自由，而在所有公民集體參與全民普選，表達的「人民意志」。Isaiah Berlin稱之為「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因旨在尋求實現共同目標。盧梭表示，自由等於眾人遵守共同制訂自我約束之法。 由此自然衍生一個關於小眾利益的問題：假使個人之「志」各自不同又如何？在盧梭的觀念中，若公民在投票時皆以共同利益而非個人利益或私利為念，則實際上「人民意志」已涵蓋所有利益，再無小眾利益可言。 在民粹民主政制下，原則上小眾不可能受到壓迫，皆因根本無小眾利益之實；但從受壓迫的小眾的角度而言，這無異於隱瞞真相，為壓迫之實自圓其說，打着「人民」之名侵犯個人自由，也就變得完全順理成章，因為順從「人民意志」乃公民義務，而守法也就等於行使自由。 另一個問題，則在如何得知「人民意志」？背後假設是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普選方式，通過自由公平的選舉加以表達，所選出的政府，既掌握「人民意志」，亦獲選民授以管治權。此管治權來自合眾之民的集體意願，自然難能可貴，必須落實，而公民必須遵行政府所訂律法。 如此一來，民粹民主政治實有可能演變成專政，憲法制約、新聞自由、三權分立的自由民主政治安排，有時足以對落實合眾之民的集體意願構成障礙。限制政府權力，亦會限制集體人民的自由。 至於政府的施政或組成方式，盧梭則隻字不提，僅提及應有全民普選。政府或政治領袖一經選出，即被視為肩負大眾意願及賦有崇高管治權，亦有假借「人民意志」之名，實行專政之虞。事實上，種種民粹民主政體往往以暴政及人為慘劇收場。 「阿羅定理」 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兼史丹福大學教授阿羅（Kenneth Arrow）以其在社會選擇論（social choice theory）的研究結果，對盧梭的「人民意志」理念作出有力否定，證明社會無論採取任何選舉規則，即使每個人的選擇都優先次序分明，整體社會的選擇也不可能得出一致的優先次序。 「阿羅定理」（Arrow’s Theorem）可簡單舉例說明：假設A、B、C三人各有X、Y、Z三項選擇，選擇的先後排序如下： A君：X > Y > Z B君：Y > Z > […]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此種做法其實不利業內人士的競爭，對消費者不利，是一種保護主義。
建議政府與其動郊野公園的腦筋，不如當機立斷，限制無香港身份證人士購買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