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

戊子運有幾個特點，第一個是世界相對和平，不會出現大型的戰爭。所以，即使近年中國周邊鬧得比較兇，我仍不認為會出現大型軍事衝突。

本地的政治難關，顯然繫於問責制，此結不解，自會影響其餘兩方面。

為什麼美國人的壽命會減短？第一及第二號殺手仍是心血管病及癌，但迪頓與蓋斯卻再另有發現︰「絕望症」在美國正大幅上升！

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室內溜冰、滑雪市場，據產業報告顯示，中國滑雪人口現今估計過千萬，多數屬初體驗者，處在低消費階段，而他們佔市場75%。他們基數大，因此發展潛力驚人。

政府有意願搞好科研產業，但科技一日千里，施政只邁出小小腳印，資源撥款少得可憐，推動力度不足

面對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思潮下的種種「築牆」行為，中國最好的應對之策便是全面深化改革，讓國門更加開放。

若我們就每個區都積極思考，開創新局，香港的發展機會無限。

我們負擔不起的是地價。只要土地供應增加，地價一定會回落。

封面圖片：中國GDP增速持續放緩。（亞新社）   中國2016年GDP增速為6.7%，是自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連續6年下滑。背後原因是什麼？   林毅夫認為，要從全球變革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經濟的此輪下行，國際環境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問題不可忽視。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內部動力主要在擴大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經濟藍皮書指出，在外需增速大幅下降的同時，國內投資、消費增長又遇到嚴重困難，使中國經濟面臨空前的下行壓力。由於國內外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中國經濟增速持續回落，預計2017年全年GDP增長率為6.5%。   以下為林毅夫演講節錄：   老師們、朋友們，大家上午好。非常高興能夠作為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一員，參加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辦的首屆國家發展論壇，那這次論壇的主題是全球變革時代下的中國。作為經濟學家，我想跟各位談的是全球變革時代下的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經濟能否下滑至6.5以下   談中國經濟發展，那不管是在國內還是海外，大家最關心的一個題目是我們能不能實現「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在2016年到2020年間，每年平均增長6.5%以上。   6.5%以上的增長對中國來講非常重要，這是關系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時候，我們國內生產總值能不能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我們的城鄉居民收入到2020年的時候能不能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   這對世界來講也非常重要，因為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以後，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30%。現在全球經濟還沒有完全復蘇，中國是不是還可以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這也是為什麼大家對6.5%這個指標非常關心的原因。   從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長6.5%，跟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從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長9.7%來比，已經向下調整了30%。那照理說這個調整的幅度也不小，應該余地還是比較大，實現起來照理說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可是大家為什麼心裏還沒底。   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經濟從2010年以後，每年逐年下滑。大家知道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6.9%，這是從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而且這也是從改革開放以後第一次連續6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過去講平均每年9.7%的增長，當然每年之間都有波動，但是一般說經濟下滑兩年，最多三年，經濟增長就會回升。   但是從2010年到2015年已經連續下滑了六年，大家知道今年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長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個百分點。2016年現在看來增長的速度也就是在6.7%，還是繼續下滑。   這種狀況下，就像在今天的介紹片裏面所講的，中國經濟下滑的底部在哪裏，會不會突破「十三五」規劃所講的6.5%？   為什麼2010年以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逐年下滑？   要回答這個問題，當然首先要了解為什麼從2010年以後，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是逐年下滑的，它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當然大家談得非常多，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國家，一個發展中國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內部的問題，這些內部的問題包括我們的經濟體制，比如說國有企業所佔的比重還相當高，國有企業一般表現還欠佳，有不少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們是一個轉型中國家，市場機制還沒有完全到位，固然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還沒有完全落實。既然市場沒有完全發揮作用，資源配置就會有問題，因此有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最近談的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這也是切實存在的問題，解決問題就要付出代價。有人也認為這是我們連續第七年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我個人認為這些問題都實實在在存在，也影響到我們的經濟績效，但是要看中國經濟就必須像今天論壇的主題，全球變革下來看中國經濟。   中國現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匯率計算。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來計算，今天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同時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影響世界，但同樣也更重要的世界經濟發展的狀況也會深深影響中國。   那麼在分析中國經濟從2010年以後逐年下滑的時候，我們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國家經濟表現怎麼樣。比如說在世界上跟我們同等發達國家的金磚國家，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6.9%，但是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2015年增長速度是-3.8%，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深。俄羅斯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4.5%，2015年增長速度-3.7%，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   另外一個金磚國家印度，印度2010年的時候10.3%，跟我們的10.6%在同一個水平，2015年的時候他的增長速度7.6%，比我們的6.9%好像高一點，但是他同樣是從10.3%降到7.6%，態勢跟我們完全一樣。   而且看印度2015年的7.6%的增長的時候我們還要考慮兩點因素，第一點就是他在2012年的時候經濟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我們2012年的時候是從2010年的10.6%降到7.7%，印度則是從10.3%降到5.1%，這有所謂觸底反彈的因素存在。第二個是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時候調整了國民統計的方法，這個調整讓印度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提高一個百分點。如果把這兩個因素考慮進去的話，那麼印度在2015年的增長速度也是在7%以下，跟我們完全一樣。   那麼這些金磚國家他不存在我們所謂國有企業比重太高的問題，他們有的本來就是市場經濟，像印度、巴西，有的是在九十年代的時候已經進行了徹底的市場經濟，它也不存在我們國內的這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但是他的經濟表現跟我們完全一樣，甚至比我們還糟。   那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的問題，共同的周期性的問題。要證明我的觀點最好的是看東亞這些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比如說新加坡，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5.2%，2015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2%。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深。   我們的台灣，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長速度只有0.7%，跟內地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同樣比內地深。再看鄰國韓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6.5%，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2.6%，同樣下滑，下滑幅度比我們還深。   這些是所謂高收入表現經濟體，我們一般講的內部存在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他們都沒有，但表現完全一樣，並且比我們還糟。分析下來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

英鎊跌勢未完，因為英國仍未開始與歐盟展開談判，一切是未知之數

從任何角度看，儲備定義不應包括公營機構及法定基金等存款。

由亞洲角度看，因應中國今年的經濟成長、政策和改革前景，美國將有三個政策面向（在特朗普政府下）：對中國的經濟封鎖、保護主義、孤立主義

普通老百姓在大變革，要有自己的一些辦法。既有對抗、對衝的辦法，也有一些生存的技巧。

故宮博物院肯長期借出一批又一批稀世珍寶來港展覽，反對者也不大敢說這些文物不好，阻撓的藉口惟有說整件事缺乏諮詢，不符程序公義云云。這倒是莫須有的罪名。

所有政治體制改革均須確保公權力在法治軌道上運行，監察體制改革也應該始終以此為指針。

中央政府送給香港兩份大禮：故宮文化博物館和河套的港深創新科技園，都是推動香港今後發展的轉型更新。

人民幣的跌勢尚未完全扭轉，而內地一線城市都有霧霾問題，有經濟能力的人都想遷往一些更適宜居住的地方。

想推翻「北京有故宮冇文物」之說，易；但要我相信當年因無法開箱於是運往台北的文物都是隨機抽樣，難矣。

如香港不盡快採取補救措施，處理貨櫃的總量持續下滑，船公司一旦認為不符效益而取消往來香港的國際航線，香港便失去航運樞紐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當代論者認為這與美國下調古巴食糖的進口配額，令古巴出口食糖市場日益縮窄有莫大關連。

因為現在美國和歐洲都在迅速的變革，我們在反向行走。他們在重建一個強的，一個好的貨幣，而我們在掏空一個貨幣。再過四、五年之後，那個局面會非常恐怖的。

香港的高校近二十多年發展迅速，實驗室已孕育出不少有潛質可產業化的成果，可惜香港高新科技的產業鏈十分薄弱，無法把新的科研成果轉為產業化。

中國的槓桿率到底有多高？中國央行及多家國內外研究機構都有測算，共同結論是中國總體槓桿率在全球處於中等水平，但2009年以來迅猛提高，非金融企業部門的絕對水平已居全球前列。

香港的貨櫃碼頭，其吞吐量一度是全球第一。自從中國有能力大量興建自己的貨櫃碼頭後，香港的地位已落在上海、新加坡、深圳及寧波之後。保護主義抬頭後，即使排名不變，但實際的生產量一定下跌。香港碼頭工人之前爭取到的待遇，很有可能再也保不住了。

抵抗歧視，未必要靠政府立法，重要的是由輿論做起，尤其是利用名人的影響力，改變一些因偏見而起的負面形象。

人行某程度上說明一個訊息，你貶幾多，我貶幾多，技術上其實已向老外們承諾不打貶值戰。

封面圖片：美國富商特朗普成功當選總統，使得整個建制驚訝不已（亞新社）   2016年西方政治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極右化。英國舉行脫歐公投，儘管兩大政黨（保守黨和工黨）的精英都希望英國留在歐盟，但老百姓投了反對票。美國富商特朗普成功當選總統，使得整個建制驚訝不已。意大利憲政改革公投失敗，大大鞏固了右派「五星黨」的力量，即使「五星黨」不能贏得全國選舉，也具有了足夠的力量來制約左派勢力。   極右化的趨勢在2017年會變得更加明顯。首先是法國的選舉。無論是內部因素諸如經濟不振、恐怖主義、社會分化，還是外部因素，法國極右派國民陣線力量繼續壯大。政治左派已經出局，即使中間派也不得不向右派靠攏。德國今天被視為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最堅強堡壘了，但總理默克爾也在積極調整其政治路線，為了保持政治優勢不得不向右派妥協，例如大幅度調整早先堅持的難民政策。   如果法國國民陣線贏得勝利，就很可能步英國後塵，舉行脫歐公投。歐盟承受得了英國的離去，但絕對承受不了法國或者意大利的離去。一旦法國離去，歐盟便會解體。歐盟是二戰以後歐洲進步左派的最大的政治項目；歐盟一旦解體，必將造成歐洲和世界的大變局。   極右化意味着什麽？今天西方政治向右轉有其歷史和現實的根源。西方左派一直代表進步力量和變革力量，而右派則被視為是保守力量的主體。一戰、二戰可以說是進步力量打敗了右派力量。二戰以來，左右派政治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左派的變化非常顯著，其立場幾乎和右派沒有什麽大的區別了。例如英國的工黨，在很長時間裏走「第三條道路」。   同時，很多右派政黨也往中間靠，能夠容納勞工階層的利益。左右派在政治意識形態和實際政策上的趨同現象，主要是因為二戰之後西方中產階層的龐大。無論哪一個政黨執政，都要照顧其利益。在中產階層龐大的情況下，左右政黨不至於走向極端。   但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狀態下，無論是左右派政黨，都成為了「資本黨」，都屈從資本的利益，結果經濟發展了，但政黨嚴重脫離了社會現實。全球化帶來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財富，但也導致了前所未有的收入差異和社會的高度分化。左右派政黨也都變成了既得利益，忙於分享全球化所帶來的財富，而遺忘了社會底層、小城鎮和農村。不僅社會底層尤其是少數族群的利益被忽視，西方社會主體的白人的利益也被忽視。這便是今天右派民粹主義崛起的社會根源。   極右派政治在歐洲歷史上多次出現過，最典型的便是德國納粹主義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美國在冷戰期間也有麥卡錫主義。所有極右政治有一個重要的特徵，那就是對內控制反對力量和批評者，對外侵略、貿易保護主義，甚至帝國主義。二戰期間亞洲的日本也有同樣的歷史。   儘管時代變化了，但人們沒有任何理由忽視今天的極右政治所能帶來的衝擊。從特朗普開始競選美國總統，到現在所釋放出來的信息看，方方面面都具有深刻的不確定性。美國人指責中國等國家的政治缺少確定性，而把美國政治視為是確定性和穩定的典範。今天的美國人對特朗普感到恐懼，一種從來沒有過的不確定感。   對美國和世界的災難   就內部來說，或許人們並不否認特朗普要復興美國的良好願望，但沒有多少人相信他能夠做得到。西方和美國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是技術結構變化和全球化結合的產物。技術進步所產生的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減少着就業；全球化又促動着資本和技術超越主權國家，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特朗普的右派政治如何改變這種技術結構呢？又如何控制資本而逆轉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呢？更令人擔憂的是，特朗普所「說」的則是違背美國人一直所持有的價值觀，例如保護少數族群、社會底層的權利，自由貿易等等。   特朗普的內閣是由億萬富翁、將軍和激進政客所組成。如果特朗普所言都是兒戲，不會成為現實，情況還不至於那麽糟糕；但如果不是，並且其有能力把其所言轉變成為現實，那不僅對美國來說是災難，因為它會破壞甚至摧毀美國的諸多核心利益，對世界來說也會是災難，因為它會導致地緣政治秩序的大變動。   特朗普的做法，無論是內部發展還是外交，都會對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比如說，如果特朗普推動貿易保護主義，或者對中國產品徵收高關稅，或者通過稅收或貨幣政策的調整來吸引資本回流美國，必將對中國經濟產生前所未有的衝擊。又比如說，如果特朗普要改變美國政府已經恪守了數十年的「一個中國」政策，或者在南中國海方面再製造新的事端，中國的國際環境就會變得更加嚴峻。   中國會如何應對呢？鄧小平生前應對國際風雲變化的話在今天仍然適用，即「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着應對、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在內部，理想地說，中國要既不能左、也不能右，繼續沿着中共十八大以來所確定的改革路線往前走；在外部，中國既不要恐懼於特朗普的各種「勒索」或者「恐嚇」，更不要錯失因為特朗普犯「顛覆性錯誤」而為中國所提供的機會。   對中國領導層來說，內部建設仍然是重中之重。美國和西方出現了極右政治，是因為社會出現了嚴重問題和危機。德國的希特拉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是通過民主方法產生的，因為社會面臨巨大的危機，人民感到無望了，希望出現一位「救星」。現在西方美國的情況也差不多。   中國的民粹主義力量實際上也不小，它們通過各種方式不斷表達出來，例如「仇官仇富」的心態、對外的極端民族主義、各種極端思潮的湧現、網絡事件頻發等等。一些地方的黨政官員也開始樂意訴諸於民粹主義，用意識形態治國和管理社會。不過，中國的領導層也意識到，各種形式的民粹主義的實際效用是非常有限的。中國的問題仍然必須通過發展得到解決。只要在發展，所有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發展一停頓，問題便會永恆化。今天中國的經濟仍在下行，一旦爆發經濟危機，其他方面的危機也會爆發出來，或者經濟危機會演變成其他方面的危機。   因此，今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可能是一個契機，把黨的工作重點從「救黨」轉向「救經濟」。反腐敗仍然會推進下去，但需要從運動式轉向法制和法治式，並且更需要糾正一些地方在反腐敗過程中的不當擴大化現象。一些地方，幹部之間發生文革式的互相揭發。一些地方幹部在反腐敗過程中，公報私仇，牽連一批企業家，並以超越法律的方式對待企業家。這對地方經濟發展產生了極其負面的影響。   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已經往制度化反腐和治黨這個方向走了實質性的一步。監察委員會的成立，更可以整合原先過於分散的反腐敗機構而發揮更有效的作用。   發展需要適當分權   發展需要適當的分權。十八大之後的集權非常必要，因為頂層設計、反腐敗、克服既得利益等都需要權力。鑒於今天世界範圍內所出現的領袖危機，中國再次確立了「核心」概念，是一個強有力的領導集體所需，是體制有效運作所需，也是政治責任制所需。沒有政治責任制，任何體制的運作都會出現大問題。現在核心已經確立，就可以理性地去處理核心和黨內民主、核心和黨內集體領導之間的關係。沒有人會否認，從毛澤東到今天，執政黨的事業是一代代領導層集體努力的結果。   政策落實需要動員地方政府、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這四種主要經濟力量，它們是改革開放以來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力，今天仍然如此。沒有它們的積極性，經濟很難得以好轉。盡管一些幹部、企業家也犯過錯誤，但應當創造制度和法律條件容許他們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再為國家的進步做出貢獻。   在這方面，各級領導尤其要保持清醒的頭腦。現在，反建制的民粹主義泛濫，無論媒體或各社會群體都有強烈的印象，即黨政官員沒有一個是清廉的，企業家沒有一個是不腐敗的。政府的政策也往往被民粹主義所綁架、所引導。一些人的確很腐敗，但很多腐敗現象都是歷史過程中制度不健全的產物。所需要建設的是制度，而非簡單地懲罰腐敗者。如果制度繼續不健全，腐敗仍然會前赴後繼。數千年的歷史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在外交政策上，中國會不惜一切維護核心利益，尤其是主權利益，包括台灣、南中國海、東海等。台灣尤其重要，因為這表明中國仍然處於分裂狀態。因此，一旦台灣當局誤判形勢，犯「顛覆性錯誤」，例如搞「台獨」，中國也不會放棄追求國家統一的機會。很多年裏，「一個中國」是最低限度的共識，一旦台灣當局放棄了這個「共識」，兩岸現狀就很難維持。   不管是台灣當局還是美國，一旦打破兩岸現狀，中國就有可能出台新的台灣政策，加大「胡蘿蔔」和「大棒」兩個方面的力度。對國家的統一，人們愈來愈不抱幻想了。在南中國海方面，中國已經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可以牽制美國，消耗美國力量。中國沒有任何計劃把美國驅離亞洲，而只是要求美國在亞洲扮演積極角色，而非麻煩製造者。   在國際舞台上，中國會繼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積極推進新一波全球化。美國、歐盟、日本等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並不具有實質性意義。中國不會低估自身市場的力量，因為話語權往往來自市場實力。西方話語佔據主導地位，是因為西方市場的力量。中國本身會繼續通過有效使用市場的力量來塑造話語權。而且，西方的保護主義壓力也並非全是負面的。   2008年以來，中國努力拓展內需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市場，這兩方面都取得了實質性的進步。面臨西方貿易保護主義，中國有能力推動新一波的全球化和自由貿易。這符合中國本身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經濟的利益。   因此，換一個角度來看，西方政治極右化對中國來說是否是新的機遇期呢？如果理性克服和取代了恐懼、焦慮和自大等情緒，便是機會；但如果是後者克服和取代了前者，便是危機。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Gordon《美國經濟增長的漲落潮》一書足以警醒世人，美國經濟經歷過長期放緩及重大政治後果，頹勢實由科技發展停滯所致。

走不出一條新路，香港房屋土地問題仍會是下屆政府的計時炸彈。中國大陸常說「治國必先治水」。在香港特區，則是「治港必先治樓」。

往後，類似於英國和日本這樣的國家，會順水推舟，順勢而為，在美元轉強的過程中，他們不會去並行或者爭鋒，或他們還會蹲下來，等風暴過去後完成結構調整，然後再站起來開始競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