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

中國這65年來，脫貧世界之冠，壽命長了，薪金增了，海外遊客亦成為世界之最。

香港若要捕捉和發展絲路機遇，重視俄語和阿拉伯語的人才是急切和必需工作。

這些人以編採自主為由，抗拒收購者貫徹他們的理念，兩者經常發生矛盾。

有人說，2016年是全球化倒退的一年。若以行車比喻，全球化這輛列車高速前進數十年，近年漸漸慢了下來，甚或停止不前，更有開倒車的趨勢。

世界首富蓋茨近日的言論亦帶點保護主義的色彩。蓋茨近年扶貧不遺餘力，有世界首富出錢出力實為窮人之福。

本地樓價遠遠超越一般市民的負擔能力已是公認的事實，但從最近兩星期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創新高來看，香港樓價在短期內仍會挑戰更高水平。然而，綜觀本地樓宇潛在供應量持續增加和美國進入加息周期，本地樓價究竟能升得幾多？大家根本難以給予答案，尤其是樓市已進入極度非理性亢奮期，正所謂人心難測，只要置業者相信仍有其他人在更高位接貨，這股「樓瘋」是會揮之不去的。 最近特首梁振英在一個論壇指出，自上年11月初推出新辣招後，絕大部份涉及買賣住宅交易均是香港永久居民，反映新辣招成功壓下投資意欲。究竟這結果是否辣招趕走投資者？答案當然不是，因為當政府改變遊戲規則時，市場參與者也會因應環境的變化而作出相應行動，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總而言之，隨之而來便是市場行為被扭曲了。 在新辣招推出後，不少城中富豪忽然變身「首置客」入市買豪宅，從而避開加辣（15%住宅印花稅），另外，有投資者也利用家庭成員入市買樓以不用支付額外稅項，更甚者是以首置身份，在一個交易中買入多個單位。根據報章報道，以上幾類置業者的數量佔成交總數相信不是一個低比重，究竟新辣招的真正威力如何？大家心知肚明。 幾輪的樓市辣招和金融管理局不斷收緊按揭成數已令樓市需求嚴重扭曲，雖然私人住宅的潛在供應量已由梁振英在2012年7月上任特首一職時的約60,000個單位上升至現時的94,000個單位，但在內地買家入市和內地地產發展商以超高價投地的影響下，所謂正在增加的潛在供應也難以發揮作用，特別是鴨脷洲地王的誕生，市場預期在「麵粉貴」的情況下，樓價根本難以下跌，從來置業者情緒主導樓市的短期走勢，一旦市場情緒變得更樂觀，樓價仍會繼續攀升。 金融管理局的按揭措施令置業者更加關心私人樓宇的整體售價（lumpsum），地產發展商為了迎合這種市場心態也將部份私人住宅單位的面積劏細，最終形成不少劏房樓（或稱為超級迷你盤）供應市場，而這些細面積樓宇的呎價動輒超過20,000元，究竟這些面積小呎價勁貴的超級迷你盤是幫助上車一族，還是殺雞取卵？大家不妨細心思考。 筆者在2012年10月加入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從沒有想過香港樓市會惡化到這樣恐怖，中資買地已差不多廢了政府增加土地來壓低樓價的方法，即使地產發展商繼續劏細單位面積賣樓，但呎價也只會繼續上升，最終結果是令大部份市民反感，並形成難以拆解的計時炸彈。 無論誰當選下屆特首也沒有可能解決現時樓市的死局，但歸根究柢仍是現屆政府未能搶得更多土地作為發展居住之用。梁振英認為他已為樓市做了很多，但多並不代表是足夠，以現時樓市狀況來看，真是神仙難救了。 原刊於《蘋果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從2010年至2015年底，由於貿易壁壘措施，二十國集團損失了8,000億美元的總貿易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30多年的時間裏，城市化率從改革開放初期的38%達到現在的56%左右。如果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城市化的70%水平來計算，中國離高度城市化水平也只有14個百分點了。 也就是說，中國用了30年左右的時間，走完了西方100多年的歷程。但是，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城市化既強勁又脆弱，城市擴張很快，但質量低下，不僅過程充滿了風險，城市現狀也充滿着巨大的不確定性。 也正因為這樣，這些年來，愈來愈多人對國家的城市化現狀產生了諸多憂慮和焦慮。中共十八大前後，城市化曾經被界定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其中一大來源，有關部門曾就城市化提出了諸多政策建議。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人們對城市化本身和城市化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抱有巨大的期望。不過，城市化已經逐漸在政府的議程中消失了，城市化的動力似乎已經不再。為什麼？ 中國城市化的動力為何不再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看看原來城市化的思路和城市化方式產生了什麼樣的結果，簡單地說，今天的政策調整是對原來政策的一種反應。如果原來的政策不能為繼了，那麼就要進行政策調整。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檢驗原來的城市化所產生的問題。 第一、主導原來城市化的主要是GDP主義，即單純的經濟增長。投資、貿易和消費長期以來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城市化不僅創造了巨大的投資空間，而且也帶動了其他消費和貿易兩個領域。在GDP主義的指導下，在各級官員那裏，城市化就變成了簡單的蓋房子和造城市。城市化的動力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有關，因為房地產是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來源。因此，各級官員大力推動城市化，很快導致了產能過剩，甚至在不少地方出現了「鬼城」現象。房地產領域的產能過剩到今天為止仍然是最嚴重的。 第二、城市化過程中的安全等因素經常被忽視，導致城市愈做愈大，也愈來愈不安全，不斷暴露出城市的無比脆弱性來，包括天津的大爆炸、深圳的山體滑坡、雨季洪水泛濫、危樓等等，更不用說是導致民怨沸騰的霧霾現象了。 第三、戶口制度改革沒有跟上，造成了城市的鄉村化。在今天的56%的城市人口中，持有城市戶口的人口只有40%左右，表明還有10多個百分點的城市人口是農民工或者農民。盡管他們長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其二代也已經成長起來，但他們還沒有被整合進城市。幾乎在所有的大城市中都存在着「城中村」和城市農民的現象。 所謂的「城中村」就是城市在快速過度擴張過程中，把原來的農村「包圍」在城市之中了，而之後又沒有解決所產生的現象。盡管經過多年的努力，「城中村」的狀況有所改善，但本質上「城中村」還是保留着農村生活方式，在就業、生活、安全等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隱患。 第四、城市規劃往往變成市長規劃。一般來說，中國的城市都有城市規劃。但現實中，中國的城市是最缺少城市規劃的，或者城市化根本很難根據城市規劃來進行，往往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城市的官僚性質，城市規劃演變成市長規劃。「一個市長、一個規劃」的情況到處存在，並且上下任市長之間沒有任何連續性，往往是下一個市長要不修正上一個市長的規劃，或者完全擱置而重來。更為嚴重的是，每一任市長的首要考量往往是GDP增長，而非城市規劃意義上的城市化。 所以，城市的一些基礎設施建了拆，拆了建，結果所謂的GDP上去了，城市搞得愈來愈糟糕。更為嚴重的是，在一些城市，拆和建的過程中包含了巨大的工程腐敗，因為很多市長必須通過搞市政工程才能找到腐敗的機會。 第五，城市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導致專業人才的缺失。在世界範圍內，只有中國的城市是有行政級別的，中國有首都、直轄市、省級（會）城市、半省級城市、地區級城市、縣級城市、鄉鎮等等。而且，在一個城市內部又分成多級政府行政級別，基本上都是三級政府、四級管理。 新加坡500多萬人口，但只有一級政府，即使算上市鎮理事會，充其量一級半政府；但人口不到200萬甚至更少的中國城市則是三級政府、四級管理。而且，城市內部幾乎大部分組織包括學校、醫院、國有企業等都有行政級別。這種高度官僚化的城市制度，導致城市專業主義的低度化，因為專業主義和官僚主義經常處於直接的對立狀態。 一個城市的文明有待於專業主義的充分發揮，但中國的專業主義（例如城市規劃）必須屈服於官僚主義（市長規劃）。中國的城市即使硬件建設不錯了，但軟件（城市管理）遠遠跟不上，最主要原因就是專業主義沒有多少生存空間。 除這些問題之外，還有幾個重要的現象或者不言自明的政策議程一直不僅被忽視，仍在流行，主導着今天中國的城市化。這些現象不僅在阻礙城市化向深度發展，而且甚至在促成城市化走上錯誤的方向。 還沒有停止的大城市化現象 在種種現象中，最主要的就是大城市化。大城市化又包括兩種趨向，一是單個城市的趨大化，二是大城市群的建設。城市趨大化已經造成了中國的超大城市，即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人口已經超過了2000萬，並且還沒有停止的跡像，仍在繼續增大。如果不做城市體制改革，這些超大城市還會繼續增大，直至最後大危機的爆發。 如果超大城市是失去控制能力造成的，那麼特大城市群建設則是有關部門主動規劃的，已經規劃包括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十大城市群，並把十大城市群視為是中國城市化的主體形態。我們把這兩方面合稱為「大城市化」。 大城市化帶來怎樣的結果呢？首先要考量的是其所能帶來的正面積極的結果，因為這是城市化規劃部門的理性之所在。這裏最主要的是大城市化所能帶來的經濟發展和GDP增長。從經濟學意義上，城市化可以帶來GDP和經濟效益，這很容易理解。GDP就是經濟活動交易，交易愈多，GDP就愈高。因此，城市的GDP必然遠遠高於農村，因為農村家庭基本上是一個自足的單元，但城市居民必須通過經濟交易才能進行正常生活。 城市愈大，交易量就愈多，GDP就愈高。同時，無論是單個城市還是城市群的建設，從工程學意義上來說，也變得可以。無論是城市內部的交通還是城市之間的互聯互通（城市群）技術上不難解決。這一過程也創造經濟活動。 問題在於，這種城市化考量僅僅只是經濟學和工程學的考量，而較少甚至完全忽視了社會、政治和環保等方面的考量。在缺少對社會、政治和環保等因素的考量下進行的大城市化，最終必然會導致巨大的災難。這種災難性現在沒有人可以計算出來，也沒有人可以預測，但最終還是會出現。 第一，優質資源高度集中在大城市，拖累了國家區域經濟的均衡和可持續發展。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前，優質資源也是集中在這些大城市的。多年來，人們希望通過擴大內需來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但在優質資源集中在幾個大城市的情況下，內需社會很難再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來。如同社會群體，中國的城市也呈現出強者愈強、富者愈富、弱者愈弱、窮者愈窮的局面。這個局面不改變，國家的發展必然是畸形的。 第二，如果城市結構因素不變，其他方面的社會變革和改革會變得很困難，甚至不可能。今天，中國在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改革都遇到了瓶頸，因為改革都過於側重這些領域的微觀面，而忽視了城市結構問題。例如，如果只有北京擁有中國最好的醫院和學校（從幼兒園到大學），全國各地的人群還是會蜂擁而至，不管怎麼樣的政策都難於阻擋人群流入北京，也難以把已經進入城市的人口驅離。只有把優質資源分散化之後，這種情況才能得到徹底的改變。 第三，大城市化產生巨大的負面社會政治效應。一些大城市愈來愈富裕，而愈來愈多的城市則出現貧窮化的趨勢。在很大程度上說，現在已經儼然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小城鎮包圍大城市」之勢。如果中小城市繼續被忽視，那麼它們必然成為中國民粹主義的基地。西方現在所盛行的民粹主義並非來自大城市，而是來自中小城市，尤其是城鎮，因為中小城市和城鎮一直被忽視。 再者，城市愈大，執政黨、政府和社會、人民的不信任感就愈深層。社會對政府的信任來自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務。提供公共服務需要城市規模，城市過小，公共服務就很難提供。但是如果城市過大，政府更難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這些年來，中國很多城市出現反PX和建立垃圾處理工廠的社會運動。實際上，中國大多城市被垃圾所包圍，並且已經到了很危險的程度，建設垃圾處理工廠是當務之急。但因為社會不信任政府，政府很難作為。這樣下去，城市肯定會發生生態危機的。 第四，更為嚴峻的是，就國際政治來說，城市過大往往對國家造成不安全。對國際環境的變化，人們必須具有現實主義的思考。盡管今天和平是大趨勢，但很難排除戰爭的可能性。現代戰爭對城市的摧毀能力愈來愈強。毛澤東時代搞「三線計劃」就是為了戰備。當時政府把工業能力分散到地方，尤其是內地。毛澤東想把中國的各個地方建設成能夠「自給自足」的單元，以防戰爭的爆發。現在的形勢不同了，但並不是說城市化不需要考慮戰爭狀態了。 很簡單，美國如果華盛頓特區、紐約和洛杉磯等城市被轟炸掉，美國的整個體系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但如果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這些一線城市被炸掉，那麼整個國家就要完蛋。同樣，日本的東京一完蛋，整個國家就完蛋；韓國的首爾一完蛋，整個國家就完蛋。這是資源高度集中的劣勢與缺陷。在變幻莫測的國際環境中，中國的城市化必須考慮到國家安全問題，否則就會鑄成大錯。

1997年，董建華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以令全港七成市民擁有自置物業為政策目標之一，其後雖然遭亞洲金融風暴衝擊而令計劃受阻，但亦開始興建並於2002年落成300,000個公營房屋單位（出租及自置），創下記錄，並提供25萬個（後改為183,700個）租者置其屋計劃（租置計劃）的出售單位。 次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在樓市風雨飄搖之際接任，政策焦點不在建屋拓地，卻著力改善居住環境、不求過量增加供應，至其任期即將屆滿，自知錯判形勢，卻在市場全面復甦，樓價持續飆升之際，重推居者有其屋計劃，並推出另一資助中等入息的家庭自置居所計劃。 至於第三位行政長官梁振英，上任後一直集中解決房屋問題，在重重障礙下，致力提升土地供應，增建出租公屋及居屋，以應收入不高家庭日形殷切的房屋需求，並以懲罰性印花稅遏止炒樓熱潮。 近30年來，民意調查一直顯示，房屋是最受社會關注的政策議題，但始終未能解決。我認為皆因當局單以房屋問題視之，而未曉這其實也是社會經濟不均問題。   房屋問題遠因近由 若把房屋一環純粹視作房屋問題，著眼點自然只限於樓宇單位短缺方面，於是眼看樓價及租金升勢不斷，只會覺得房屋供不應求，以為解決方案繫於增加房屋單位供應，然而增建單位需時（大概三年，要是土地供應不足，所需年期更可能長達十至二十年）。 與此同時，樓價持續飆升，樓市炒風熾熱，樓價超乎普羅大眾負擔能力，民怨日深，政府不惜推出急就章措施，以懲罰性印花稅暫時遏止樓價升勢，可惜這僅能壓抑炒風於一時，卻無助化解供不應求的核心問題。在仍未能解決房屋供應短缺問題之際，需求卻意外地急跌；在樓價急挫形勢下，業主蒙受巨大損失，忿忿不平，房屋政策又立即大開倒車。 房屋政策極難勘定，因其中影響需求與供應之因素並非同步消長，致使錯誤政策頻生，這些因素包括：一、長遠房屋需求；二、短期房屋需求；三、長遠房屋供應；四、短期房屋供應。 長遠因素影響來得較緩慢，亦較易於預期，需透過長遠可持續經濟政策應對，而非短期考慮；短期因素由於較難預計，又或驟然出現，往往被外來因素觸發，而非決策者所能控制；如亞洲金融風暴或美國量化寬鬆措施皆屬此例。 不幸地房屋政策往往受短期政治考慮左右，而罔顧長遠社經考慮；無法持續的房屋政策根本不會成功。房屋政策要能持續，必須始終如一，符合相關經濟、社會、政治目標。   經濟不均與房策 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40年期間，房屋問題關鍵在於1945至1951年，大批新移民湧至，本地人口由60萬急升至230萬，家庭數目大增，住屋供不應求，當時急務在於從速增建住屋單位，但求價格廉宜，並不講究質量。 此一任務由政府部門負責，自然有其客觀因素，房屋委員會及相關公營房屋團體亦不負所托，1971至1991年間，本地家庭住戶與永久性房屋單位的比率（亦即「同屋共住戶數比率」）由1.27降至0.92。 即使房屋供求狀況後來經過多番變遷，這比率仍一直維持在0.89 至 0.93之間；但與此同時，樓價飆升導致民怨日深，房屋短缺情況日趨嚴重，可見「同屋共住戶數比率」已不足以反映房屋短缺的程度，原因有二。 首先，家庭概念逐漸轉變。跨境婚姻數目上升（近30年來佔婚姻總數四成左右），離婚率更急劇上升，而由於以低收入家庭佔大多數，亦變相大大增加了低收入家庭對公屋及私樓單位的需求。 在私人出租樓宇的市場，「劏房」需求趨升，可說是市場上廉租房屋需求日增的副產品，雖然有關樓市的消息，每多著眼於海外投資者在香港入市意欲漸強，但忽視本地低收入家庭住屋需求增加更為殷切。 其次，收入不均與財富不均日趨嚴峻，原因固然不一而足，影響所及，房屋政策日形政治化，各界對有何適當對策眾說紛紜；有關應否遏止樓價升勢，社會上正反意見各佔一半。今時今日，房屋政策完全受制於零和政治，一日未能化解經濟不均，遑論有效處理房屋問題。 在科技發展和全球化經濟融合的潮流下，世界各地高技術與非技術在職者工資差距日益擴大，收入不均的現象亦日趨嚴重；中產階級漸向下沉，變為低收入階層，是各地政治分歧的關鍵因素。 美國政府的對策是一直以低息按揭貸款和零首期鼓勵國民置業，但樓市過度熾熱，加上對按揭證券化監管不善，終在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慘淡收場。 至於香港，金融當局為避免樓市過於波動及其可能對銀行業構成系統風險，故在按揭成數上嚴加限制。按揭首期高達四成，中產階層除非父母擁有物業，甚或父母物業資產豐厚，否則亦與低收入階層同一命運，陷入置業無望困境；這無疑也是加速中產階層沒落的又一因素。 奇怪的是，對於低與中等收入階層的房屋需求日增，決策者卻始終缺乏理解，仍視增建出租公屋單位為唯一解決方案。   從房屋問題入手解決經濟不均 眼前的挑戰，已非僅僅關乎房屋供應量未能滿足住戶需要，而是在於兩方面：一、中產階層日漸淪為低收入階層，置業意願亦漸成空想；二、低收入家庭在房屋市場上比重日增，政府面臨不勝負荷的公屋單位需求。 解決房屋問題，必須直接解決因樓市升勢不止而引起的經濟不均惡果；單靠增加房屋供應，只會令經濟不均更加嚴重，並對政府財政以至長遠經濟發展造成不良影響。 公營房屋單位在房屋市場上供應比例已由五成增至六成，如此公營房屋政策無疑受民粹政客歡迎，但鄰近出租公屋會有損物業價值，各區業主對在本區興建公屋自然抗拒，樓價如此偏高，更是此等業主的重要資產，有此私心並無抵觸法律，亦屬無可厚非。 若論發展新界土地，往往涉及徵收農地，及原居民及發展商所擁有的私人土地。若將土地撥作興建公屋，可獲政府賠償的吸引力遠較其他用途為低，與上述各區居民一樣，他們固不願將手上的大部份土地權益以低廉價錢售與政府興建公屋。 土地另一項棘手問題，是政府的徙置賠償方案只照顧鄉郊寮屋居民的住宿需要，而忽略其生計問題。況且當前鄉郊寮屋居民權益的代言人聲勢浩大，更與環境及保育問題關注團體結成政治聯盟。 另一方面，發展租住公屋單位的成本已大幅上漲。以往發展和銷售一個居屋單位的回報，足以支付兩個出租公屋單位的發展和修葺成本，但如今已不再足夠。 出租公屋發展成本大增，但居屋單位售價卻不可相應調高，因住戶收入並未有大幅增加。如今發展和銷售一個居屋單位的回報，只夠支付一個出租公屋單位的成本，以致政府難以提高出價收購農地，以期長遠增建出租公屋單位。 假使未能進一步開源（例如加稅），相信政府難以長遠資助發展在房屋供應中比重日增的公屋單位。 此外，公屋申請規例容許離婚後再婚者再次申請公屋單位，難免成為變相鼓勵公屋居民離婚，租住公屋計劃無形中為願意離婚的低收入住戶提供可觀補貼。這邊廂增建多些公屋單位，那邊廂促使低收入住戶對公屋的需求增加。 增加興建出租公屋單位實非善法，原因有三。第一，政府財政難以持續負擔：政府更難有能力以高價收地，及徙置鄉郊寮屋居民以縮減延誤時間。 第二，變相助長低收入家庭離婚意欲，增加對出租公屋的需求。破碎家庭增多，家庭收入不均更形惡化，整體社會經濟不均亦隨而惡化。 第三，租住公屋的家庭增多，樓價高踞不下，按揭首期高昂，房屋階梯因而打破，市民置業夢想隨之幻滅，減輕經濟不均現象的希望也就更趨渺茫。   釋放公營房屋價值 與其只知將公地用作興建租住公屋、租置計劃及居屋單位，不如設法釋放公地的潛在價值，締造多方共贏的方案。此舉涉及三方面的政策措施。 第一，將新落成的公屋單位作為自置物業出售給合資格家庭（可先租後買，售價維持不變）。所有租住公屋及居屋單位申請者均符合資格，換言之，月入低於50,500元的家庭也可申請。為合資格家庭提供的單位，可算是為處於房屋階梯中底層者而設的「上車」樓盤。 重新活化房屋階梯的關鍵，在於方便易於融資，而非提供價格折扣。將此等單位以發展成本價格發售，買家繳付半成至一成首期後，向銀行申請按揭貸款，由政府擔保（一如現時購買居屋安排）。 至於購買單位時的待補地價，則由政府提供免息（或低息）貸款，並無任何附帶到期及償債條件。此等單位經償清政府貸款後，可在市場上公開售賣。有別於居屋單位，即使地價有所升降，此等單位的待償貸款額將維持不變。 購買單位後，從有關地價所得的累計資本增益，即歸業主所有。在單位售出或已經悉數償還貸款後，政府可獲業主補償地價。在如此新安排下，政府只充當貸款人的角色，實際效果是矯正資本市場不完善之處，化解政府透過貸款成數規定避免銀行蒙受系統風險的限制。 第二，所有現時出租公屋單位，可根據同樣融資安排，售給現行公屋租戶。暫時無意購買所住單位的租戶，日後亦可以同樣條件購買。 第三，所有現有未補地價的租置計劃及居屋單位，可透過同樣融資安排補地價。 土地價值於是得以釋出，單位業主（兼買家）與政府（兼賣家）也就雙方共贏；業主可得具升值潛力的資產，在房屋階梯上升，亦可進一步改善生活。 政府身為興建公屋土地的業主，可向單位業主（債務人）收取還款，再用以發展公屋單位，從此再不用因發展公屋而背負沉重財務重擔。 發展商及投資者則有更大客路。政府由是有能力以較高價格在新界徵地，鄉郊地主自然願意將土地售與政府。 政府再不用等候經年才能回本。事實上公屋單位業主的待還貸款已成為政府資產，可通過長債方式放售，從而獲取即時收益。若以30年為期限，此等長債更有助發展流動性充裕的債券市場，其中長期利率則可作為長期借貸業務基準。 從潛藏於現有公屋單位中釋放的土地價值，現時估值約達三萬八千九百億元，幾近本地生產總值的兩倍。即使只動用其中一小部份，亦足可支付教育、醫療、社會福利，以及各類基建及項目投資所須經費的預期增長，而毋須另闢財源。 上述安排亦可大幅減輕香港的經濟不均現象，既可維護香港固有的靈活自由市場、有限度政府，以及低稅私人企業經濟制度，亦足以補貼日益增加的各類社會開支。這充份展現透過土地融資以維持公平社會與經濟繁榮的優勢，事實上全賴在普通法制度下，資本主義經濟中，土地得以成為極有價值的資源。 我竭誠希望本屆特首選舉委員會的委員能以此作為參考。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都對今年的經濟和金融工作做出哪些部署？相較於此前都有哪些新的變化？

我覺得上海和北京都在愈來愈大，中國應當發展新的城市。

即使政府不斷推出新辣招，亦無法阻止資金千方百計流入房地產市場。

貨不對辦或偷呃拐騙時有發生。

月入七百元 農民增收難 北京國務院統計局的年度（2016）統計公報，於3月1日在黨媒《人民日報》刊出。公報透露，第一產業（農業）增加值6.3萬億元人民幣，增長率3.3%，遠低於第二產業（工業和建築）、第三產業（服務業）；農村居民人均年收入8400多元，月入約700元，生活仍不富裕。 農民增加收入的動力甚弱，官方擬推行農業供給側改革。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剛下達一號文件，題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 10多年的一號文件，都是關於三農（農民、農業、農村）政策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走向。今年的一號文件，分為6項（類）33條，俗稱「一號33條」（或「三農33條」）；其關鍵詞，本欄歸納為：供求關係，環境污染，供給側改革，三提高，三增，香港平台。 文件顯現農業供給側改革的香港平台。它提及的建設現代農業產業園（第7條）、擴大優化農產品出口和加大海外推介力度、加強農業對外合作、推動農業走出去（第8條），關乎港商增強中介角色或參股發展的商機。 撞到天花板  發一號文件 與以往一號文件不同的，今年的「一號33條」專門闡述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政策與宏觀部署，國務院農業部於2月7日公布「實施意見」（俗稱「農業部36條」）。 「一號33條」如能「落地」，而不在「天」（目標、理想和「偉大口號」）與「地」（地方落實）之間空轉，各地官方能面對三農危機、切實推行改革，農業將有「量增」向「質升」的轉變。 產業與市場的關係，有產品供應一方與消費需求一方，即供給側與需求側。 產品供應不足，不能滿足消費的需求，會出現「短缺現象」；在「一黨領導」體制下的社會，便衍生限量供應的票、券、證（如肉票、布票、火柴票、鹽票）。產品供過於求，則形成產能過剩，產品積壓於倉庫、資本周轉困難。 消費需求不足的原因，一是消費者壓縮需求，例如近年外國面對經濟下行，減少向中國大陸進口貨物；二是供給側提供的產品質量較差或不合格、不合市場需求。 北京官方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原是主攻國企黨企中的殭屍企業，緩解鋼鐵、煤、水泥等行業的產能過剩。但是，大型國企裁減員工，牽扯「工人當家作主」的政治命題，受到很大的阻力。李克強主導的國務院經改，只得於去年試行農業供給側改革。 經濟開放以來，GDP長期持續高增長，30多年的年平均增長率超過9%。農業生產亦著力於「量增」，在糧食自給之下，讓農村居民能「吃飽」。 在「量增」的背後，農產品的質量偏低、食品安全風險大。整體農業面對「兩板之困」：經營成本、出口價格已頂到天花板，缺國際競爭力，資源、環境承載力則觸及底線（地板）。 就供、求來說，農業的困境在於不少產品供過於求；有些產品（質量較高類）有中產戶和外國的市場需求，供給側卻供給不足。這是展開農業供給側改革的產業背景。 辦鄉村旅遊　尋港商合作 「一號33條」確定的農業供給側改革取向，本欄的解讀是：從主要依靠土地和水等資源的投入、濫施化肥和農藥，達致農產品（包括出口貨物）的「量增」，轉為「質升」即質量的提升，從低端生產鏈轉到中高檔生產鏈，以保障有效供應。 「一號33條」提到「農產品供求結構失衡、要素配置不合理、資源環境壓力大」；推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升供給質量，首先是三提高：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勞動生產率，達致三增：「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增綠。」 「一號33條」對改革和產業發展的部署，涉及調整糧食作物、經濟作物、飼料作物的結構，發展高效養殖業和特色產業（如茶葉、中藥材），扶持新產業（養生養老基地、鄉村旅遊），改善農產品國際貿易環境。其中，興辦鄉村旅遊、養生養老中心，諒將尋找港商合作。 年年發一號文件，對三農政策均有清晰陳述，提出的改革構想和產業部署，大都能面對農業的困境。但是，「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之一是「口號治國」，許多口號與現實脫節。 三農發展的最大障礙，是毛的政治「左毒」沉澱太多，「文革遺毒」深重。農村幹部素質仍普遍低下，瞎指揮、形式主義之風甚盛；不少欺壓農民的土霸，隨意攤派，大肆貪污和私分扶貧、補貼資金，農民的農耕自主權乃至人身自由受侵害。 科技投入少　社會無法治 發展的障礙，還在於農民的知識程度偏低，官方對科技和基礎設施的投入不足，使農業生產和經營多未擺脫「山寨模式」。 農業現代化的基礎，是知識化和社會法治。農村面對的大氣、水源、土壤污染日益嚴重，拐賣婦女兒童猖獗，劣假食品和農機侵害民眾，官吏以公權謀私利和貪污，都關乎社會未走向法治之道。 保障公民權益的法律條款，不應成為不兌現的「白條」。例如放任官方企業或奸詐私商拖欠農民工薪金，地方官吏持槍阻村民（如廣東陸豐烏坎村）提出刑事上訴，都是違反法律的行為，卻長期未能有效遏制，農民的合法權益缺乏司法保障。 推動農業現代化，既要有法治基礎，亦需有效、健全的誠信體系。環境的保護和化肥、農藥的「零增長」，食物毒流的遏制，要有整體社會的誠信體系支撐。 《論語．顏淵》引孔子言：「民無信不立」（民眾對官方無信心，政府便站立不起）；《貞觀政要．誠信》謂：「德禮誠信，國之大綱。」沒有誠信的社會，如何有「農業現代化」？ ．本文原題〈一號文件33條 香港中介平台〉，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如果香港政府沒有相應對策解決內地地產商的投地問題，香港經濟將會被瘋狂地價拖垮。

人類的智慧為萬物之靈，但自私的基因還是被訊息費用誤導了。

多年來，樂施會透過研究、倡議運動、公眾教育，以及資助本地組織的扶貧計劃，推動「親貧」（pro-poor）政策；從設立官方「貧窮線」、落實最低工資，以至建議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津），該會在香港的工作成績斐然。   該會無疑有些極具價值的服務，但其倡議運動、教育計劃所根據的政策研究卻是走錯方向，令人對它對政策與公眾教育的影響力引以為憂。   誠然樂施會確能理解貧窮實在牽涉各類問題，但它卻只提出隨意拼湊大雜燴式的建議，把與貧窮有關的各項因素轉化為政策目標，而因素背後的因果關係則輕輕帶過。   錯判形勢假設   舉例來說，該會成功倡議按家庭人數，以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為指標，制定官方「貧窮線」，貧窮線以下的收入水平界定為貧窮。但要界定貧窮，貧窮線是否理想辦法？統計貧窮線以下家庭百份比，又是否衡量人口中貧窮升降趨勢的理性指標？   樂施會亦提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建議，認為是項津貼將對按官方所訂貧窮線界定的貧窮家庭有所幫助。   該會認為個人工資低即等如貧窮，主張透過增加最低工資扶貧，然而領取最低工資者是否一定來自貧窮家庭？若非如此，則提高最低工資又如何有助減貧？   樂施會倡議的本地扶貧措施為數不少，上述三項措施既已實施，不妨在此評估其成效。   根據《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2011年第三季至2012年第二季（法定最低工資落實初期）的數據，領取最低工資在職者，有36.4% 來自入息高於中位數的住戶；有80.5% 來自入息在收入第20百份位數以上的住戶，換言之接近官方「貧窮線」所界定的貧窮家庭。由此可見，最低工資法只能隨機抽出貧窮家庭；更有甚者，領取最低工資者，有5.8% 來自入息超過收入80百份位數的住戶。   該會的錯誤分析實由於錯誤設定工資低者必然來自低收入家庭，這顯然不符香港的社會現況，世界各地進行相關實證研究的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等，情況亦同有此現象。   事實擺在眼前，為何樂施會未加檢視就貿貿然展開倡議運動？從政者為求獲選或連任而支持提高最低工資，可說是不難理解，但致力扶貧的樂施會，何以支持顯然難望奏效的政策措施？「後真」（post truth）一詞近日極為風靡，但若論追本溯源，其實是存在已久，且不乏擅此道者。   樂施會對推動政府採納貧窮線不遺餘力，但以入息中位數一半作為貧窮線指標，減貧無望，遑論滅貧，更與聯合國與世界銀行公佈，要減少全球每日收入低於1美元（後經修訂為1.9美元）的貧窮人口的千禧減貧目標相去甚遠。   撥亂反正指標   在1970年的高峰期，全球37億人口之中，有22億（60.1%）每日收入低於2美元；1981年，仍有44% 世界人口活在貧窮線（經修訂後每日收入為1.90美元）以下；及至2015年，是項數字則降至9.6%。此等數字的共通之處，在於均以經生活成本調整之絕對收入水平作為界定貧窮的指標，而非根據生產力日增而導致生活水平提升的相對水平。   以絕對收入水平為指標，肯定較基於相對收入水平合理，後者較適用於衡量不均現象，而非貧窮問題。香港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所定收入水平經固定生活成本調整，而非基於隨時變動的生活水平上升而不斷提高援助，簡而言之，其背後的貧窮概念，主要以絕對收入水平為依據。   要檢視相對收入水平如何不可靠，可從1985至2015年本地住戶及個人貧窮率加以分析。   《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出，自2009年至2015年，貧窮線以下的家庭由541000 增至570000，但同期此等家庭中的貧窮人口則由134.8萬減至134.5萬。這些數字並未把政府扶貧措施考慮在內。   可見在本地人口仍處於增長期間，處於官方界定貧窮綫以下住戶的人口一直維持穩定。期間家庭數目增幅較大，反映小型家庭持續增加，皆因子女成年後多不願與父母同住，而新婚或再婚也是家庭數目日增的因素。   利用上述數據，可將官方「貧窮線」推回至1985年。住戶貧窮率的計算可包括政府的恆常現金福利在內，而適齡工作住戶（20至64歲）、長者住戶（65歲以上），以及經濟上活躍和經濟上不活躍住戶的貧窮率，一一可作個別估算，所得結果頗為耐人尋味。   其中至為關鍵的重點在於：適齡工作住戶與長者住戶個別估算之下，住戶貧窮率表現一直極為穩定。【圖1】顯示，適齡工作住戶的貧窮率介乎8.5% 至 13.9%，長者住戶貧窮率則介乎29.3% 至 33.3%；貧窮線下適齡工作住戶人數由370,000 增至 790,000，長者住戶人數則由111,000 升至 394,000。同期整體住戶貧窮率上升，主要在於長者住戶所佔比例持續增加。     […]

去年我說兩年後深圳會超越香港，但今天看是已經超越了。再兩年會超越很多！

自己的存在或不存在皆無足輕重，為同胞們解釋一下經濟制度的運作是應該的。

如果特朗普單純把國內經濟下降歸罪於中國，不僅於事無補，還要承擔巨額的損失。這樣虧本的買賣特朗普怎麼會幹呢?

估錯數非波叔之罪，但多出來的盈餘怎樣使？

在經濟增長這個硬道理之下，消費主義的無限膨脹對自然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小國需要朋友，不能再變小；大國需要敵人，才能變更大。

世界對中國的關注源於對中國的過去、現狀和未來的分析與認知。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今天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

反全球化的趨勢也是近年才醞釀成形，對於亞洲的影響不會很大。

陳茂波指本年度財政預算案重心為增加社福開支及強化科創投資。

香港若如上述改革公共房屋政策，可惠及本地一半人口，不但不會有被推翻之虞，更可永久消除由經濟不均所造成的政治分化。

歷史反覆證明，重大的危機推動形成新的社會共識，好的社會共識是歷史進步的強大推動力量。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是十年「文革動亂」，那時中國經濟已經走到崩潰邊緣。如果沒有經歷文化革命的災難，沒有對「文化大革命」災難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國的經濟增長。

林鄭的教育政綱裏有一項是增加50億開支。對社會來說，這是一項好事，但對政府的預算，卻仍是一種壓力。

欲使中國經濟聚勢謀遠，須增強GDP增長目標的彈性，同時力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抓新放舊」才能提質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