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貨物貿易國、第二大經濟體及最大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及廣大發展中國家均有密切聯繫，這無疑有利於中國在 G20框架下充分發揮作用。

高峰負荷定價，指的是收費隨使用量而改變，非繁忙時間有「特價」優惠，繁忙時間有「加價」措施，在時間上達到分流的效果。

編按：本文為吳教授於2004年11月《商務周刊》的文章，10多年後的今天重溫，仍具相當意義。   文：吳敬璉（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我們這一代經濟學人有一大半的時間都是在各種政治運動中被批來鬥去，或者充當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能夠趕上改革的偉大時代，得以學習現代經濟學這一人類文明的成果，並運用它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建設服務，是我的幸運。    革命精神實現目標   1954年剛參加工作不久，趕上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接着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在歡欣鼓舞之餘，回過頭來觀察中國經濟的實際，當時有許多困惑。例如，按照教科書的說法，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條件下，由於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作用，國民經濟必然會無危機地高速度發展。但在實際生活中，我們的生產卻是一時多了，一時少了，經常出現巨大的波動。    從1955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在保持蘇聯式的計劃經濟的基本框架或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對這種體制作些改善。一個是擴大地方政府和生產單位的自主權，加強物質刺激和對價值規律的自覺運用，以便為命令經濟注入某些活力；另一個是不斷進行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批判資產階級」，以便動員群眾的革命精神去實現國家的目標。   這期間在幹校「牛棚」中，我遇到了顧準，在他的幫助下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認真的反思，對行政社會主義的社會實質和政治經濟後果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沿着這條路子​​走下去，勢必走到封建社會主義、東方專制主義之類的邪路上去。帶着這些思考，我開始尋求進一步改革我國經濟體制和富國強民的道路。    解決實際的問題   上世紀80年代，我們這一批經濟研究者大量接觸了東歐改革經濟學的新鮮思想。他們不約而同地強調指出，任何一種經濟體制都是由一系列互相聯繫的經濟關係組成的整體，每種體制都有自己邏輯一貫的運行規則；經濟體制改革既然是由一種經濟系統到另一種經濟系統的躍遷，零敲碎打的改革不但不利於實現這種變革，還會引起經濟運行的混亂。這給中國改革者以很大的啟示。    而且，改革會受到某些有權力背景的既得利益者的阻礙，有時還會受到不明真相或另有他圖的人們的反對，決不是能夠輕易實現的。    近年來，改革過程中的不公正現象和腐敗行為愈演愈烈。大約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我們一批參與改革的經濟學家就愈來愈認識到這種危險。 80年代中期，主要是「官倒」們的商品尋租的問題，1992－1994年是信貸和土地尋租問題突出了。我們當初設想，通過有規則的市場的建立，就可逐步得到解決。例如，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商品市場放開了，商品尋租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決。但是由於行政壟斷權力遲遲不肯從市場退出，土地、信貸等要素尋租的問題實際上到現在也沒有解決。    大政府主義和中央集權   不少人以為搞市場經濟了就可以獅子大開口，名正言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這些人是新時代的於連。於連們，為反對舊統治的壓制要起來反抗，但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不擇手段。這些人是大變革時代的產物。    中國的改革不但要回答「要不要市場經濟」的問題，還要回答「要什麼樣的市場經濟」的問題。現代市場經濟不只應該有一個完整的市場體系，商品和服務市場、勞動力市場、經理市場、土地和自然資源市場、資本市場等都應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而且這些市場的遊戲規則應當清晰透明，政府的行為和私人行為同樣應受到法律的約束，或者說應該實行法治的市場經濟。    事情很清楚，中國當前出現的種種腐敗行徑，主要並不是從市場化中產生的，而是來自部分官員濫用不受約束的權力。出路在於堅定不移地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而不是回到命令經濟。所以，我不能同意郎咸平教授所說的大政府主義和中央集權。    看問題要實事求是   馬克思早就說過，利益會把仇神召到戰場上來。至於知識分子，對現實持批判態度，本來就應當是這樣的。但經濟學家要堅守獨立客觀的立場，那種要求經濟學家「站隊」的「文革」式做法實在要不得，決不能再用了。    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認為最可貴的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經濟學家何止兩派，為什麼只能非此即彼、二者只居其一呢？經濟學家看問題，應當實事求是，認為對的就支持，認為不對的就反對。    例如，目前不少管理者收購（MBO）的做法就有很大的漏洞，應當採取措施，加以彌補。這一點，過去包括自己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都一再強烈呼籲過，現在郎咸平教授再次把它提出來，當然應該堅決支持。但郎咸平提出的「政府退出可以，但國企不能退出」並把一切問題歸之於新自由主義，主張用大政府主義去加以糾正，我是無法接受的。另一方面，說即便公共財產被貪官送給了私人老闆，也比放在政府手裏爛掉強，我也是一貫反對的。    經濟學家跟政治走   每個人都是利益集團的代表，但要看是什麼利益集團。經濟學家是為誰說話？我認為經濟學家主要看他的觀點，不是代表哪個利益集團講話，不是哪個利益集團的代言人。當經濟學家就要回到你的經濟學家的位置上來。    經濟學家可不可以有其他的身份呢？在我看來，經濟學家也是公民，當然也可以從事其他公民有權從事的所有經濟活動。問題是這兩重身份決不能混淆。如果在以經濟學家的身份發表意見的時候是根據生意上的利益說話，不是按照事物的本來面貌說話，就失去了基本的職業操守。    在這方面我們過去有很多教訓，經濟學家被要求跟着政治走。而經濟學首先是實證的科學。經濟學家首先要堅守的是實事求是地、按照事情本來的面貌說話。這個結論是我們經歷了40來年的曲折後得出的，也是像顧準這樣誠實的學者用生命為代價得來的。    一方面要從善如流，知錯即改；另一方面，當還沒有證明自己的認識是錯誤的時候，也不因「上」面講過或「書」上講過或者某種流行觀點的壓力而輕易改變。本着這種理念提出自己的主張。哪怕它不被認可和接受，也決不輕易放棄。    不論怎樣，當我們作為時代的幸運兒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時候，不應忘了還有許多平民群眾，他們甚至沒有得到應有的平等機會去謀求體面的生活。當看到一些生活無着的下崗職工拿着自己的微薄收入辛苦生活時，我們不覺得自己有責任為他們做些什麼嗎？   原刊於人文經濟學會平台，獲作者授權刊登。   （封面圖片：Pixabay）

一帶一路「願景」是正面的，期望構建新經濟和改善民生，受惠的是沿線各國人民以及他們的下一代。

深圳河以北的珠三角正努力不懈地趕上。開始時廣州、深圳及東莞等遠落後於香港，發展的過程犯了不少錯誤，但至少它們願意改正，願意不停重新發展。

美國要發揮發鈔紅利的功能，一定要靠美元外流，而不是回流。美國人要用美元去購買其他地方的商品與服務，才能真正獲得發鈔的紅利。

日本則沒有德國人的幸運，亞洲沒有建制意義上的經濟一體化與統一貨幣，同時緊鄰中國這個生產工序的虹吸中心，全球化沒有對沖損失的緩沖，比如英美創新成效。

宏觀調控政策只能收短期之效，中長期增長須靠結構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本是常識。

中國的競爭不是跟美國這樣的先進國家競爭，而是跟越南競爭，不要認為有華為成功的例子就以為中國到達了先進高科技。

一方面我們都相信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一方面不同人的偏好要比較並不容易。

可以說，香港和新加坡在經濟上最大的分別，就在於勞動人口和非勞動人口的比例。

總之，產能過剩產生的原因非常複雜，是個綜合性很強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通過研究，希望每過一個階段，我們都能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少犯重複性錯誤，特別是減少價、稅扭曲，使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搞得更好。

總之，產能過剩產生的原因非常複雜，是個綜合性很強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通過研究，希望每過一個階段，我們都能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少犯重複性錯誤，特別是減少價、稅扭曲，使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搞得更好。

以現時美國經濟增長有極大機會減弱的影響下，美國政府債務繼續上升，最後只會出現財政墮崖，筆者也不敢想像環球經濟轉壞的狀況了！

回歸19年，香港因背靠內地大市場，並得到中央因香港的強項而推出相應的優惠政策，讓香港享有前所未有的機遇。當下，周邊地區的競爭愈來愈激烈，雖面對不少困難，但香港仍然處處機會。

中國需要學習的不是美國版的「政治上正確」，而是新加坡版的「實事求是」。

施行適當的反腐政策將會使私營企業少受干預和得到更多的自由來推進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改善中國的經濟結構。

現在是一個短期的經濟過渡，我們確實處於一個衰退期。我們需要承認這是一種經濟衰退，有了這個意識才不會長期悲觀，新周期總會到來。

老子的核心思想，不但在個人｢修身｣要｢儉約收斂，返璞歸真｣，治國之道也都建立在不要濫用資源。在老子思想看來，今天西方想盡辦法開發資源，過分消耗資源的治國之道，正好是違反天道。

其一，長久以來香港是外商進入內地市場的踏腳石，發揮為內地企業引進資金、技術和人才的作用，未來同樣可以成為內地企業到一帶一路國家發展的跳板，提供金融、管理等專業服務。其二，香港本地企業亦可利用一帶一路的機遇走出去，在相關國家設廠、投資、培訓人才及管理基礎建設。

30年以來日本經濟走過的道路，中國需要汲取的教訓很多。中國經濟不要追着日本走，不要重複日本走過的路。「日本的一個教訓就是，對不良債權絕不能假裝處理好了。在沒有真正解決不良債權之前，經濟是不可能真正好轉的。」

30年以來日本經濟走過的道路，中國需要汲取的教訓很多。中國經濟不要追着日本走，不要重複日本走過的路。「日本的一個教訓就是，對不良債權絕不能假裝處理好了。在沒有真正解決不良債權之前，經濟是不可能真正好轉的。」

滴滴出行收購優步中國是否需要反壟斷申報、是否可能涉嫌壟斷，有待政府審查結論，更重要的是各方遵守法治經濟的基本原則，監管者切實擔起責任，敢於迎難而上，而當事企業切實在法律框架內行事。

「中國經濟正處於新舊動能接續轉換、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我們將堅持發展第一要務，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

共享經濟會否在所有行業都變得合法？除了楊局長的取態之外，這要視乎各界的反對力量吧。

讓市場的競爭保護着勞工，讓農民的收入上升保護着工業的工資，是用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經濟學，不需要真的學過。如果用最低工資保護勞工，市場的競爭就再不保護了。這也是不需要學過的正確無誤的經濟學。

就在深港通宣布前一天，8月15日人民日報罕見評論股市。需要注意，在2015年股市暴跌之後，政策層對於媒體評論股市明顯收緊，人民日報評論股市更是極為罕見。這可能意味着，政策層對於股市暴跌的擔憂下降。

新華集團的成功是典型的香港精神，蔡冠深總結了幾個關鍵元素，第一是要艱苦奮鬥，香港有不少同樣的故事；第二是香港人擅於與時俱進，適應能力強，能時刻注意到香港、中國以至世界的變化，融入世界大潮；第三是創意創新能力很強，「這些就是香港的獅子山精神！」

2016年才過去7個月，年初害怕的「搗蛋鬼」已紛紛出來，目不暇給。

資本主義所維護的自由本質上只是是「資本家的自由」，它的核心價值與我們香港人所珍視的價值每每背道而騁。不錯，很多香港人思想上未能協調「反共」與「反資」必須並立的道理而感到困惑，但作為精英的你們，必須盡快超越這種狹隘的「非此則彼」並看清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