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如欲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更重要作用，需要匯率形成機制透明可預期，且水平保持相對穩定。
要美國人肯認真檢討現時的選舉制度，可能要等美國的經濟陷入絕境才有機會。
與其討論「幾時加息」這類講到悶的話題，不如別開生面問：若果只看香港傳媒有關的報道，對兩國貨幣政策的了解會跟現實差幾遠？
面對可能的嚴重後果而展開出錯後無法修正的工程，是否對未來的香港人十分不道德？
任何一個在耶魯讀完四年大學的畢業生，如果他從耶魯畢業時，變成物理、電腦、化學或者是任何領域的專家，我們會覺得那是一種失敗。
一年賺3000元人民幣的生活距離我們太遙遠，遠到我們看不見。直到慘劇發生，這些本來無人聞問的人引起大家的關注，才讓人們發現社會兩級分化的嚴重。
Beijing seems to have taken the attainment of the SDR status as a sign that its role as a force to push structural reforms has been completed. So the collateral benefit of being a SDR currency to China’s reform process has greatly diminished.
香港這地方位處世界經濟增長動力最強的中國大陸的旁邊，若懂得利用，的確發展無限，想窮都難。
遼寧賄選案拉響了刺耳卻及時的警笛，對其嚴肅查處具有全局性意義。今明兩年，各級黨委和國家機關將陸續迎來換屆。遼寧的蓋子已經揭開，國人自然會猜測還有什麼地方的蓋子仍在捂着。只有堅決揭蓋子，才能構建「親」「清」的新型政商關係，企業家才有用武之地，經濟才能走出困局，走向創新轉型。
最近有一項實證研究，利用了美國 Uber 在四個大城市（芝加哥、洛杉磯、紐約和三藩市）於2015年的叫車數據，推算出美國乘客使用 Uber 得到的總消費者盈餘。
英國公投只是噩夢的開始，如 Donald Trump 的狂人代表共和黨出選美國總統，他永遠口出狂言，針對移民和看不起女性，但在此情況下，竟然仍有四成半美國市民支持他，這現象表示反建制派已形成相當大的力量，準備挑戰當權者和富貴一族。
如今中國高鐵項目走遍歐洲、亞洲、非洲及北美洲，當中包括匈牙利到塞爾維亞及馬來西亞首條高鐵等。
產權保護意義重大而挑戰常在，如何強調也不為過。
只要政府對2047年是否可以免補地價續租留下一定的不確定性，願意提前續約的人一定更多。
與其花資源研究和推行「綠置居」和「白居二」等損一類人而益另一類人的零碎政策，倒不如花更多人力物力揾地，令香港有穩定的土地和房屋供應吧。
的士服務業苦陷困境，皆因政府規管不得其法。面對近年乘客投訴急升、的士出租車次日減，加上「共乘」（ride sharing）車公司帶來競爭威脅，究竟有何對策？
對於｢伊斯蘭國｣成員來說，阿拉伯帝國的鼎盛時期是統治達400年之久的奧斯曼帝國。但是 ISIS 的戰鬥人員忽略的是，這段時期實際上是阿拉伯人被奧斯曼哈里發異族統治的時期。
當多數人缺少能力來看清問題；缺少執行力來解決問題；缺少競爭力能在世界舞台上揚眉吐氣，就會出現國力下降與國家尊嚴衰退。
在操作方面，策略性投票往往只會帶來混亂，不一定有成效。改變或引導選民的投票意向是高難度之事，有時會成功，有時會失敗。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貨物貿易國、第二大經濟體及最大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及廣大發展中國家均有密切聯繫，這無疑有利於中國在 G20框架下充分發揮作用。
高峰負荷定價，指的是收費隨使用量而改變，非繁忙時間有「特價」優惠，繁忙時間有「加價」措施，在時間上達到分流的效果。
編按：本文為吳教授於2004年11月《商務周刊》的文章，10多年後的今天重溫，仍具相當意義。 文：吳敬璉（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我們這一代經濟學人有一大半的時間都是在各種政治運動中被批來鬥去，或者充當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能夠趕上改革的偉大時代，得以學習現代經濟學這一人類文明的成果，並運用它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建設服務，是我的幸運。 革命精神實現目標 1954年剛參加工作不久，趕上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接着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在歡欣鼓舞之餘，回過頭來觀察中國經濟的實際，當時有許多困惑。例如，按照教科書的說法，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條件下，由於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作用，國民經濟必然會無危機地高速度發展。但在實際生活中，我們的生產卻是一時多了，一時少了，經常出現巨大的波動。 從1955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在保持蘇聯式的計劃經濟的基本框架或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對這種體制作些改善。一個是擴大地方政府和生產單位的自主權，加強物質刺激和對價值規律的自覺運用，以便為命令經濟注入某些活力；另一個是不斷進行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批判資產階級」，以便動員群眾的革命精神去實現國家的目標。 這期間在幹校「牛棚」中，我遇到了顧準，在他的幫助下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認真的反思，對行政社會主義的社會實質和政治經濟後果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沿着這條路子走下去，勢必走到封建社會主義、東方專制主義之類的邪路上去。帶着這些思考，我開始尋求進一步改革我國經濟體制和富國強民的道路。 解決實際的問題 上世紀80年代，我們這一批經濟研究者大量接觸了東歐改革經濟學的新鮮思想。他們不約而同地強調指出，任何一種經濟體制都是由一系列互相聯繫的經濟關係組成的整體，每種體制都有自己邏輯一貫的運行規則；經濟體制改革既然是由一種經濟系統到另一種經濟系統的躍遷，零敲碎打的改革不但不利於實現這種變革，還會引起經濟運行的混亂。這給中國改革者以很大的啟示。 而且，改革會受到某些有權力背景的既得利益者的阻礙，有時還會受到不明真相或另有他圖的人們的反對，決不是能夠輕易實現的。 近年來，改革過程中的不公正現象和腐敗行為愈演愈烈。大約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我們一批參與改革的經濟學家就愈來愈認識到這種危險。 80年代中期，主要是「官倒」們的商品尋租的問題，1992－1994年是信貸和土地尋租問題突出了。我們當初設想，通過有規則的市場的建立，就可逐步得到解決。例如，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商品市場放開了，商品尋租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決。但是由於行政壟斷權力遲遲不肯從市場退出，土地、信貸等要素尋租的問題實際上到現在也沒有解決。 大政府主義和中央集權 不少人以為搞市場經濟了就可以獅子大開口，名正言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這些人是新時代的於連。於連們，為反對舊統治的壓制要起來反抗，但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不擇手段。這些人是大變革時代的產物。 中國的改革不但要回答「要不要市場經濟」的問題，還要回答「要什麼樣的市場經濟」的問題。現代市場經濟不只應該有一個完整的市場體系，商品和服務市場、勞動力市場、經理市場、土地和自然資源市場、資本市場等都應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而且這些市場的遊戲規則應當清晰透明，政府的行為和私人行為同樣應受到法律的約束，或者說應該實行法治的市場經濟。 事情很清楚，中國當前出現的種種腐敗行徑，主要並不是從市場化中產生的，而是來自部分官員濫用不受約束的權力。出路在於堅定不移地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而不是回到命令經濟。所以，我不能同意郎咸平教授所說的大政府主義和中央集權。 看問題要實事求是 馬克思早就說過，利益會把仇神召到戰場上來。至於知識分子，對現實持批判態度，本來就應當是這樣的。但經濟學家要堅守獨立客觀的立場，那種要求經濟學家「站隊」的「文革」式做法實在要不得，決不能再用了。 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認為最可貴的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經濟學家何止兩派，為什麼只能非此即彼、二者只居其一呢？經濟學家看問題，應當實事求是，認為對的就支持，認為不對的就反對。 例如，目前不少管理者收購（MBO）的做法就有很大的漏洞，應當採取措施，加以彌補。這一點，過去包括自己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都一再強烈呼籲過，現在郎咸平教授再次把它提出來，當然應該堅決支持。但郎咸平提出的「政府退出可以，但國企不能退出」並把一切問題歸之於新自由主義，主張用大政府主義去加以糾正，我是無法接受的。另一方面，說即便公共財產被貪官送給了私人老闆，也比放在政府手裏爛掉強，我也是一貫反對的。 經濟學家跟政治走 每個人都是利益集團的代表，但要看是什麼利益集團。經濟學家是為誰說話？我認為經濟學家主要看他的觀點，不是代表哪個利益集團講話，不是哪個利益集團的代言人。當經濟學家就要回到你的經濟學家的位置上來。 經濟學家可不可以有其他的身份呢？在我看來，經濟學家也是公民，當然也可以從事其他公民有權從事的所有經濟活動。問題是這兩重身份決不能混淆。如果在以經濟學家的身份發表意見的時候是根據生意上的利益說話，不是按照事物的本來面貌說話，就失去了基本的職業操守。 在這方面我們過去有很多教訓，經濟學家被要求跟着政治走。而經濟學首先是實證的科學。經濟學家首先要堅守的是實事求是地、按照事情本來的面貌說話。這個結論是我們經歷了40來年的曲折後得出的，也是像顧準這樣誠實的學者用生命為代價得來的。 一方面要從善如流，知錯即改；另一方面，當還沒有證明自己的認識是錯誤的時候，也不因「上」面講過或「書」上講過或者某種流行觀點的壓力而輕易改變。本着這種理念提出自己的主張。哪怕它不被認可和接受，也決不輕易放棄。 不論怎樣，當我們作為時代的幸運兒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時候，不應忘了還有許多平民群眾，他們甚至沒有得到應有的平等機會去謀求體面的生活。當看到一些生活無着的下崗職工拿着自己的微薄收入辛苦生活時，我們不覺得自己有責任為他們做些什麼嗎？ 原刊於人文經濟學會平台，獲作者授權刊登。 （封面圖片：Pixabay）
一帶一路「願景」是正面的，期望構建新經濟和改善民生，受惠的是沿線各國人民以及他們的下一代。
深圳河以北的珠三角正努力不懈地趕上。開始時廣州、深圳及東莞等遠落後於香港，發展的過程犯了不少錯誤，但至少它們願意改正，願意不停重新發展。
美國要發揮發鈔紅利的功能，一定要靠美元外流，而不是回流。美國人要用美元去購買其他地方的商品與服務，才能真正獲得發鈔的紅利。
日本則沒有德國人的幸運，亞洲沒有建制意義上的經濟一體化與統一貨幣，同時緊鄰中國這個生產工序的虹吸中心，全球化沒有對沖損失的緩沖，比如英美創新成效。
宏觀調控政策只能收短期之效，中長期增長須靠結構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本是常識。
中國的競爭不是跟美國這樣的先進國家競爭，而是跟越南競爭，不要認為有華為成功的例子就以為中國到達了先進高科技。
一方面我們都相信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一方面不同人的偏好要比較並不容易。
可以說，香港和新加坡在經濟上最大的分別，就在於勞動人口和非勞動人口的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