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茶道」，很多人會聯想到日本，日本之茶道，實源於唐代茶藝，傳至日本後，他們將日常生活的消閒活動提昇至精神意識層次，成為一種獨特的傳統禮儀。
究竟中國有沒有茶道呢？在2月28日於新亞中學舉行的「新亞書院文化講座」第二講，香港著名茶文化專家、樂茶軒創辦人葉榮枝先生，就以「中國有茶道嗎？」為題，分享其看法。
他先以兩幅照片，點出「日本茶會」和「中國茶館」之別。日本喫茶的敍會稱為「茶會」，在漂亮的茶室，穿上和服的女士，正在進行茶藝活動，她們正襟危坐、神情肅穆……而中國成都的茶館則大異其趣，大家圍坐一起，擺龍門陣，開心地喝茶、聊天、吃瓜子、看報紙，呈現出生活化的場景。
是否日本才有茶道，中國有沒有茶道呢？且聽葉師兄細細道來。
茶之起源
葉師兄從歷史溯源談起，他指出茶樹的發現，始於冰河時期遺留下來的物種。「現在的茶學專家，認為這種樹的品種，源於中國西南部雲貴高原附近，包括緬甸、印度、越南、老撾一帶。」
中國茶文化源遠流長，有5000年的歷史。相傳炎帝時，發明耕種的方法，故稱神農氏。傳說他著有《神農本草經》，曰：「神農嚐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這本書是魏晉時的偽書。時至今日，現代科技已證實，茶具有消毒解炎的作用，對人的健康，實在大有幫助。
傳說歸傳說，2004年，中國考古專家在浙江省餘饒的田螺山，河姆渡文化二期（距今5500至7000年）發現穀物和茶樹根……大約在6000年前，人類可能已懂得喝茶，不過，此說仍具爭議性。
最可靠的證據，是來自西漢景帝（前188-141年）陵墓中發現一堆茶葉，而且數量不少，當時經濟非常發達，距今已有2000多年。在2008年左右，這些茶葉經專家仔細地挑出來，原來是精選出來的，我們看到有一芽一葉、一牙兩葉、一牙三葉的茶葉，全是幼嫩的茶芽，可說是極為高級的。
在文獻方面，西漢王褒《僮約》：「烹荼盡具……武都買茶……」，文中的「烹荼」就是煮茶。這份合約寫得支離破碎，也有爭議性。不過，它讓我們知道，在漢朝喝茶的風氣已非常普遍，就算一份僱傭合約，也寫明僮僕要懂得煮茶。
談到唐以前的飲茶方法，葉師兄指「茶既可以用來煮茶粥；也可拿來做菜，作煮食之用，亦可作為一種飲品。」正如《廣雅》云：「荊巴間採葉作餅……欲煮茗飲先灸令赤色……以湯澆覆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可見飲茶具備解酒，令人精神百倍的功能。
唐宋盛況
及唐宋時期，茶之文化，盛極一時。
唐代陸羽（733-804年），於安史之亂時，他在湖洲附近，專心寫《茶經》，全書分三卷十節：「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飲、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圖」，此書從茶的起源到茶之器具，再到茶的製作，茶飲之事等，一一詳盡總結，是當時茶學知識的集大成之作。
《茶經》開宗明義就說：「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這一說法，被視為中國古代「茶德」說的濫觴，也是將飲茶這種日常生活內容提升到精神層面的一個標誌。
陸羽有茶聖之稱，《茶經》既影響中國人的飲茶習慣，推動中國茶文化的建立和發展，同時奠定了中國茶成為世界級飲品的基礎，也將茶道的規模或禮儀定出一個格局。
去年，在香港文物探知館舉行的《唐風萬里》展覽，曾展出唐三彩陸羽像及其他茶具文物。而陝西法門寺地宮出土，於唐懿宗咸通九年至十二年（868-871年）所製的茶具，以及琉璃、袐色瓷等茶器，均令人大開眼界。
唐閻立本《蕭翼賺蘭亭圖》，畫的是蕭翼向辯才索畫的寫照，旁有二僕在茶爐上備茶，反映了當時真實的生活面貌。
唐末政局大亂，至宋代，手工業發展興起，商業非常發達，飲茶風氣發展蓬勃。
宋徽宗趙佶（1082-1135年）是北宋末年的皇帝，也是知名的藝術家，其瘦金體書法風格獨特，頗負盛名。所著《大觀茶論》記載詳盡，寫出飲茶是上流社會的生活習慣，是一件很風雅的事，也顯示出一個人的氣質。
所謂宋人四雅事，就是插花、掛畫、喝茶、燒香。
「點茶、鬥茶、分茶」，是宋代文人熱衷的游藝活動，將茶藝發展至極致。
「點茶」是一種煮茶方式，人們先做個茶餅，飲茶時磨成茶粉，在茶盞中加入少量沸水，與茶粉調成膏狀 （乳狀），再注入適量沸水，再以「茶筅」擊拂成「白乳浮盞面，如疏星淡月」的沫餑，盡顯茶湯之美，陸游的詩句「晴窗細乳戲分茶」，指的就是將茶湯擊打出細密泡沫，並在泡沫上「戲」弄出各種圖案，如花鳥、詩句的雅事；而鬥茶則基於點茶法，以杯面的湯花、色澤和水痕出現的時間早晚，作為評判標準。
宋徽宗《文會圖》，描繪幾個人在泡茶，桌上放置茶盞……如實反映當時的生活。他甚至派出蔡襄往福建負責生產茶，宋審安老人《茶具圖賛》是著名的書法家，其《茶錄》一書，上篇論及茶之色、香、味……
徽宗還親自設計了一些做茶餅的模，於龍鳳團餅茶銙（茶餅）圖中可見，茶模各有不同。此外，宋審安老人《茶具圖賛》，展現了當時所用的的茶具。
宋《鬥茶圖》（佚名）、遼（北宋）河北宣化墓室壁畫，以及藏於日本京都大德寺的畫作，南宋周季常、林庭珪《五百羅漢圖》之《備茶圖》、《吃茶圖》，亦反映了宋代飲茶之風氣，極為流行。
宋之茶具極為考究，《茶錄》論茶盞，言「茶色白，宜黑盞。」如油滴斑、兔毫斑，堪稱極品。
明清風尚
明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下旨：「罷造龍團，惟采芽茶以進。」朱元璋廢除繁複的團茶和點茶，提倡簡便的沖泡法，開創了現代喝茶的主流方式。
明初的政治雖然混亂，但民間的經濟力量更可自由發展，經濟與文化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昌盛，富有的商人，對讀書人賞識有加，如王世貞（1526-1590年）文章有價，文徵明（1470-1559年）也可賣畫維生⋯⋯時人相聚，或聊天、或彈琴、或燒香，大都飲茶助興，茶進入生活之中，成為其中一個配角。明代書畫作品，如王問《煮茶圖》、文徵明《品茶圖》，均反映箇中實況。
徐渭（1521-1593年）《煎茶七類》，道出個人飲茶的七種心得，是一份研究茶文化和書法藝術的寶貴資料，內容分為人品、品泉、煎點、嘗茶、茶宜、茶侶、茶勳七則 ，他首重人品，指出「煎茶雖微清小雅，然要須其人與茶品相得」，強調茶品與人品相通的理念，最為難能可貴。
茶壺的出現，亦有詩為證，徐渭《某伯子惠虎丘茗謝之》曰：「虎丘春茗炒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箬舊封題穀雨，紫砂新罐買宜興。」
明萬曆年間，時大彬所製作的三足如意壺、大高執壺、紫砂胎刷紅山水人物執壺，都是名物。時大彬早期作品多模仿「供春」（註一），喜作大壼。自從他與文人陳繼儒等人交流品茶試茶後，了解到文人的喜好，逐他大膽地將大壼改為小壼，容量大概從1000縮減到400至500毫升左右，更符合了明代人泡茶所講究的「壼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耽擱」之原則。
眾所周知，袁枚乃清代詩人、散文家和美食家，亦懂得喝茶，他最初嫌武夷茶苦澀，《隨園食單》曰：「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濃苦如飲藥，然丙午秋，余遊武夷，到曼亭峯天游寺諸處，僧道爭以茶獻，杯小如胡桃，壺小如香櫞，每斟無一兩。上口恐遽咽，先嗅其香，再試其味，徐徐咀嚼而體貼。果然清芬撲鼻，舌有餘甘，一杯之後，再試一二杯，令人釋躁平矜，怡情悅性。」自此之後，他開始欣賞武夷茶的岩骨花香。
俞蛟《潮嘉風月記》專記潮州、嘉應二州青樓藝妓諸事，然書中亦論及工夫茶。「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為精緻，爐形如截筒，高約一尺二三寸，以細白泥為之。壺出宜興窯者最佳，圓體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許。杯盤則花瓷居多，內外寫山水人物極工致，類非近代物，然無款識，制自何年，不能考也。爐及壺盤各一。唯杯之數，則視客之多寡，杯小而盤如滿月。此外尚有瓦鐺、棕墊、紙扇、竹夾，制皆樸雅。壺盤與杯，舊而佳者，貴如拱璧。尋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將泉水貯鐺，用細炭煎至初沸，投閩茶於壺內，沖之。蓋定複遍澆其上，然後斟而細呷之。氣味芳烈，較嚼梅花更為清絕，非拇戰轟飲者得領其風味。」工夫茶源於閩南，已有千多年歷史，至清中葉已成為潮汕地區流行的茶藝技術。俞蛟於書中詳述其特色，對所用的茶具、泡茶的方式，以至品茶之道，均詳細介紹，甚具參考價值。
飲茶不僅是一種物質活動，更是一種精神享受，因而對器具的要求非常講究。陸羽茶經「四之器」，所說的茶器，並非狹義的飲茶器具，而是包括烹茶、品茶所需的所有工具，如風爐、筥、炭撾、火筴、瓢、竹筴、碗、都籃等二十四種工具。
「現代的工夫茶也有二、三十種工具，另有一套程式。」這個高峰傳到台灣，出現所謂「台灣茶席」，由於近代台灣受日本影響，於是將工夫茶逐步轉化為現代的茶席。
日本茶史
公元九世紀時，將中國茶傳入日本的，有遣唐使、遺唐僧，高野山空海（804年）、崇福寺永忠（805年）、比睿山最澄（806年），三位大師均為箇中表表者，當時部分的貴族視品茶為風尚。
至12世紀時，臨濟宗的開山祖師榮西（1141-1215年），是真正讓茶普及的僧人，他曾兩次入宋，對中國的事情了解頗深，回日本後，在鎌倉幕府（1185-1333年）的支持下興建壽福寺，又在京都創立建仁寺，並寫下《吃茶養生記》和《興禪護國論》二書。
據說榮西在肥前（長崎）栽種茶葉，並將茶葉獻給鎌倉幕府征夷大將軍源實朝，讓其病體得以痊癒，此後茶具醫學療效的說法不脛而走，上流階層的人遂愛上品茶，並視茶為仙藥。
「榮西禪師的誕辰是四月二十日，京都建仁寺每年在這一天，舉行『四頭茶會』（註二），以紀念榮西，我也曾參與過，大家有興趣，也可去見識見識……」葉師兄笑言。
宋代茶碗之中，「曜變天目」是福建建窯燒製的黑釉瓷器，以自然窯變形成的曜斑紋樣聞名，後傳入日本成為貴族珍藏，現存三件宋代完整瓷器均藏於日本，被視為國寶。
「油滴天目」也源自建窯，以漆黑釉面上密佈銀色或金色斑點、狀如油滴閃爍而聞名。在日本被視為「名物」，傳世品稀少，著名的有國寶級「酒井家世傳」油滴天目，藏於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頓了一頓，他接着說，「室町時期（1336-1573年），足利義滿（1358-1408年）建金閣寺；其孫足利義政（1436-1490年）退隱江湖之後，於1482年建造東山山莊，稱之為銀閣寺。在園中見見朋友、寫寫書法，讀書、喝茶……追求內心的寧靜與平和。」
談及日本茶道，創始人是村田珠光（1423-1502年），他是室町時期的茶道先驅，曾至一休宗純處參禪，參悟「佛法存於茶湯」之理，提出「茶禪一味」思想。一休將自己珍藏圓悟禪師的墨跡傳給珠光，作為參禪了悟的印可證書，這張圓悟克勤《印可狀》（註三），彌足珍貴，成為日本茶道界至高的寶物。
村田曾跟當時著名的茶人、藝術家能阿彌（1397-1471年）習茶，彼此關係深厚。能阿彌為足利義政的古物鑒定顧問，他推薦村田珠光擔任將軍的茶師，促成貴族書院茶與庶民茶風的融合，其制定的茶儀規範結合禪宗思想，被村田珠光發展為草庵茶。
村田珠光在品茶中融合了禪的精神，可說是「侘茶」（侘び茶）的創始者。他流傳下來的《心の文》（心之一紙），是寫給弟子古市澄胤的，他在信中道及：
一、對前輩要恭敬謙虛，對後輩要和氣提攜。
二、要徹底認識唐物，才可以明白和物之美。
三、遒勁枯高是至美的境界。
珠光將圓悟克勤墨蹟引入茶室，確立茶事活動的禪宗儀式化。人們在四帖半的茶室中，靜靜地喝茶，讓品茶走入了的參禪境界。而武野紹鷗（1502-1555年）是珠光的弟子，在茶道史上承前啟後，進一步以「閑寂、幽雅」簡樸之美為理念，確立了「茶禪一味」的「侘茶」。
及安土桃山時期（1573-1603年），處於戰國時代，得天下的織田信長（1534-1582年）、豐臣秀吉（1537-1598年）亦相當注重茶道，各「大名」（註四）更爭相延攬茶道師傅（茶頭）、收集高價茶具、闢建茶室。
茶聖千利休（1522-1592年），於18歲時拜武野紹鷗（1502-55）為師，他繼承珠光、紹鷗的衣缽，追求「本來無一物」的禪道境界，將「侘茶」的境界推向頂峰。現代人所習茶道相關的泡茶法、茶具、茶室、茶湯等，均依循當時利休所立下的典範。
千利休最初為織田信長的茶頭，信長死後，轉而侍奉豐臣秀吉。利休深受秀吉的寵愛，有天下第一茶匠之稱。據說利休所說的話具有絕對的權威，所以許多茶器的價格，都是藉由利休的鑑定而決定的。可是，秀吉所建黃金茶室的奢華，和利休所要的閑靜、幽雅，逐漸背道而馳，最後甚至演變成對立的局面。
1591年，利休在秀吉的強迫下自殺，但是利休的精神，被其弟子及其子孫代代相傳而得以延續。千利休的後人，各自建立茶室，分為「表千家」、「裏千家」、「武者小路千家」三流派，通稱為「三千家」。
京都妙喜庵內保存了千利休設計的「待庵」，是最小的茶室，被指定為國寶，可預訂並支付入場費參觀。茶室為懸山頂建築，搭配柿葺屋頂，大小為兩帖榻榻米，同時也設立了「躙口」，縮小客人進出用的門。茶室與另一建築相連的北側設有床之間，上面懸掛一幅字畫「妙喜」，掛畫之風，可追溯至《茶經》的「十之圖」。
日本茶道精神，主要體現於「和敬清寂」、「一期一會」、「主客一如」之中。
「和敬」指主客之間互相尊重謙敬以及人與茶室環境之間的和諧；「清」指身心的清潔無雜念；「寂」則是禪道的追求，指閒寂枯淡之意。「一期」為佛家語，指人的一生；「一會」則意味着僅有的一次相會，強調珍惜每一次茶會之獨一無二、無法重來的特性。「主客一如」意即主人和客人都是平等的，須互相尊敬。主人全心全意為客人準備茶會的每一個細節；客人則以感恩之心和合乎禮儀的舉止來回應 。
日本茶室浮世繪，描畫細緻，左前方的「露地」（即露天之地），是通往茶室的庭徑，行走在露地上，有助於滌除雜念，作好心靈準備，體現「清」的精神 。露地中設置的「蹲踞」，供客人洗手漱口，是重要的淨化儀式。右側是「躙口」，是茶室入口，通常設計得極為矮小（約二尺二寸高，二尺一寸寬）。客人必須彎腰屈膝才能進入，無論身份高低，須表現出謙卑的姿態，體現了「敬」的精神，並促進了茶室內的平等（即和）。
日本茶道，並非單純的飲茶行為，它是一種融合了美學、倫理與哲學的儀式化藝術形式，被視為一種「綜合文化」，涵蓋了建築、藝術鑑賞（如掛軸與插花）、料理（懷石料理），乃至行為舉止與禮儀規範 。
到江戶時代 （1603-1868年），喝茶文化漸趨普及，更將喝茶視為藝術，提昇至茶道的地位。在清初東南地區紛亂之際，臨濟宗高僧隱元（1592-1673年），於1654年應請東渡，至日本九州傳法，後來在江戶幕府的支持下，在宇治建立黃檗山萬福寺作為傳法中心。隱元好茶，他帶了個人的珍藏──時大彬所做的兩個茶壺到日本，如今就收藏在萬福寺中。
其後的賣茶翁（1675-1763年），是一傳奇人物，也是煎茶道的始祖。他本名柴山元昭，11歲出家，在佐賀的黃檗宗龍津寺習禪，法名月海。57歲時，其師父圓寂，本是承缽人的他，將住持之職責讓給法弟，離開了禪寺，改姓高名遊外，以賣茶為生計，因而有賣茶翁之外號。他擔着自己的茶擔、茶器、茶具，堅持過着清苦的生活，四處遊走，在京都東山一帶風景優美的地方賣茶。遇到有人問茶價格的就說，百金不為多，無錢也不嫌。晚年住在岡崎，所藏的茶具全部投入火中焚燒，閉門謝客，獨自清修。他將禪意融入茶藝，逐漸形成日本煎茶道的雛型，並促成煎茶的流行。
《賣茶翁茶器圖》（1823年），乃木村孔陽氏模寫賣茶翁之茶具，共33件，刻來甚為精細。例如「爐龕」乃放置爐子的小閣子；「都籃」則是飲茶完畢，用作收貯所有茶具之用；「銅爐」用作生火煮茶，以鍛鐵鑄之，或燒製泥爐代用；「急燒」又稱急須，煮茶、暖酒器名；「茶罐」即存放茶葉的罐子，以錫製成；「吹管」是起爐火時用的吹火管子，為街邊賣茶必要茶道具；「檐子」類似扁擔，乃挑貨擔子；「錢筒」則為存放錢幣的竹筒。
「從圖中看到的茶具，可遠窺唐宋古器形制之大略，跟我們的功夫茶之茶具亦類似，因為煎茶是在黃檗宗所傳的茶道演變而來的。」葉師兄詳加解說。
至於「三千家」，在江戶時代，繼續以茶道正宗的身份世代相傳，直到今天，仍是日本茶道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三大流派。
什麼是道？
談及何謂道？葉師兄先引述老子之言，《道德經》開篇即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明確指出道是不可說的，道若可以言說，就不是永恆常在之道，可以命名的事物名稱，也非永恆不變的。
第42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說明道是獨一無二的，道本身包含陰陽二氣，可以衍生萬物。在第25章言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出人取法地，地取法天，天取法道，而道則純任自然。
《莊子‧內篇‧齊物論》：「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意思是天地與我共存，而萬物與我合為一體，人與天地的隔閡是取消了，人是天地的一個元素。
《論語‧述而篇》：「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孔子以道為志向，以德為根據，以仁為憑藉，優游自在地學習，掌握並精通六藝或各項技能，強調以遊戲、審美的從容心態對待藝術，而非僅為功利。
《韓非子》：「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則指出道是所有萬物的起源和依據。
至宋代，程頤：「性即理也」認為人性即是理。而明王陽明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說，旨在喚醒人的主體意識，着重強調個體本身的價值和自我人性的修養。
明代思想家王泰州（名艮，號心齋）繼承王陽明思想，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滿街都是聖人」、「聖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之說，主張聖人之道存在於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儒家道德原則須通過日常行為實踐，認為人性本善，人本有聖賢之心，體現了明中期儒學的平等觀。
有關「道」的闡述，葉師兄以《周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作結。
這段話意指一陰一陽的相反相生，運轉不息，為宇宙萬事萬物盛衰存亡的根本，這就是道。繼續陰陽之道而產生宇宙萬事萬物的就是善，成就萬事萬物的是天命之性，亦即道德之義。有仁德的人見此性此道，即認為是仁，聰明的人體察此性此道，就認為是智。百姓日常受用而不知曉，所以對於君子之道，知之者卻甚少。
引申此說，人皆喝茶，也可喝出自家的道理。
茶中有道？
在中國，最早提出「茶道」者，是與陸羽同時代的封演，他在《封氏聞見記》中說：「楚人陸鴻漸為茶論，說茶之功效並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於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封演知陸羽著《茶經》，創立了茶的道理、道法和道具，因受其影響，不少人也置備了茶具。特別是常伯熊其人，學習陸羽《茶經》後在技法上亦多有增潤發揮，令當時「茶道」廣為流傳，士族名人無人不飲。
皎然是唐代著名詩人、茶僧，其《飲茶歌》亦提及「茶道」，「越人遺我剡溪茗，採得金牙费金鼎。素瓷雪色縹沫香，何似諸仙瓊蕊漿。一飲滌昏寐，情來朗爽满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飲酒多自欺。愁看畢卓甕間夜，笑向陶潛籬下時。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驚人耳。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皎然認為飲茶不僅能滌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門徑，三飲便可得道全真，末二句更清楚點明「誰能知飲茶可得道，得到道的全而真？只有傳說中的仙人丹丘子了解。」把飲茶活動視作修行悟道的捷徑，藉以達到仙人般的精神境界。
唐末劉貞亮提出「茶有十德」：「以茶散鬱氣；以茶驅睡氣；以茶養生氣；以茶除病氣；以茶嘗滋味；以茶養身體；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闡述茶的十種益處功效，「以茶可行道」，亦點明飲茶可以作為一個修行的方法。
此後在中國，已甚少有人提及「茶道」二字。
日本茶道
在日本，最早提及「道」的，是室町時期的村田珠光，他在給弟子古市播磨（名澄胤）的書信《心の文》中寫道：「此道第一悪事ハ心ノ我慢我情也。巧者ヲハソネミ、初心者ヲハ見下ス事アリテハナラヌ。巧者二ハ自ラ寄リ添ヒ、一言ナリトモ深き言葉ヌモラヒ、初心者ニハ心配りテ育テ行クベシ。此道和漢ノ境ヲ取り払フ事肝要也。」村田認為「此道最忌自高自大、固執己見。嫉妒能手，蔑視新手，最最違道。須請教於上者，提攜於下者。此道一大要事為融合和漢之體，至為重要。」指出學習茶道最忌傲慢和固執，強調和漢思想境界的融合。
桃山時期的千利休也沒說過「茶道」，而點茶待客的活動，則稱之為「茶の湯」或「數寄道」。他曾定下「利休七則」：
茶は服のよきように点て，
表は海の沸くように置き，
花は野にあるように，
夏は涼しく冬は暖かに，
刻限は早めに，
らずとも雨の用意，
相客に心せよ。
所謂「七則」，其實是一些很簡單的原則，不是須遵守的紀律，而是提示人們在品茶過程中，要認真和用心──「點茶要恰到好處；炭的溫度剛好可以沸水；插花要能如同在原野綻放；茶席要能冬暖夏涼；赴約要提早；就算不下雨也要備好雨傘；對同席的客人要將心比心。」
及江戶時期（1603-1868年），小堀遠州（即小堀政一，1579-1647）乃遠州流祖，開始用「茶の道」； 江戶時代後期，茶道一詞開始確立，見《茶話指月集》、《茶道四祖伝書》等書。
日本茶道的發展，始於開山祖村田珠光，至江戶，「茶の道」一詞開始流行，其後發展為茶道。當時幕府開始衰落，茶師需要自行謀生，教育平民百姓，須提高茶的精神層次，才提出茶道之說。
中日差異
至講座尾聲，葉師兄總結中日茶文化之別。
中國是茶樹的原產地，而日本、英國、歐洲也是從外地輸入的；茶在中國是農業副產品，至為普通，而在日本，特別是早期，茶是昂貴的舶來品；故此它是由下而上的文化流向，普及各社會階層，較為生活化；而日本由上而下的文化流向，流行於皇室、貴族、僧侶、權力階層，較為宗教化。中國有比較流動的社會結構，士農工商，各行各業並存，講求文人雅趣，內蘊自由包容的精神，追尋內在的心性；而日本社會階級比較牢固，推崇村田珠光的美學精神，追求禪家侘寂的思想，重視禮儀傳承，緊守外在的規則。
以佛家語而言，中國是「頓」學，於一瞬直觀本心，尋求自我的提升，所謂「茶房酒肆，盡是道場，運水搬柴，無非佛性也。」正如六祖惠能所言「生活即修行，修行即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可修行悟道。而日本是「漸」學，強調漸修而至，茶道精神，主要體現於「和敬清寂」和「一期一會」之中。
「和、敬、清、寂」是日本茶道四諦，強調通過嚴格的、不可逾越的程序，達到道的生命鵠的，是自我的精神追求，也就是說──「茶是一種修行」。
而中國茶道則強調「道法自然」，有「淡、雅、和、真」四個特點，沒有固定的外在形式，通過內在道的理解，指導生活的情趣和生命的價值，換句話說──「茶是一種生活」！
中國有茶道嗎？「不是有沒有的問題，而是對『茶』的不同理解，對『道』的不同的理解。」葉師兄如是說。
註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