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林鄭仍要堅持其「港人首置上車盤」計劃，筆者只能祝她好運了！
對於政府而言，有關建議可優化財政策劃和管理程序，而不致改變深層預算框架
我們通常說的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實際上在2007年就開始了，當時稱為「次貸危機」。其背景在於，美國金融機構之前給無償還能力的家庭發放太多不負責任的住房按揭貸款，他們當時的心態就如這些年許多中國機構和個人一樣，賭的是：只要由槓桿推動的房地產泡沫不破、房價不跌，那些貸款就不會有問題！可是2007年房產價格開始逆轉，首先觸發的是次級貸款無法償還即次貸危機，後來償還危機逐漸演變並在金融體系內擴散，到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產時就變成了全規模的金融危機，恐慌遍及全球金融市場，成為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的最大規模金融危機。從次貸危機的開始到今年，己經10周年了。加上之前跟我們更貼近的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到今年也正好是20周年，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上，我們有必要再對金融危機的起因及應對措施進行一些思考和總結，尤其是在中國經濟進入新的轉折時期、人們對中國金融體系的健康狀況高度關注之時，總結過去金融危機的經歷和教訓，其必要性顯而易見。 當然，2007-2008年金融危機的後續影響還沒結束，還在發酵中，所以，我們也有必要將這次金融危機跟1929年的那次金融危機進行對比，以幫助我們判斷這次危機跟那次危機的異同，以及本次危機帶來的後續結果會如何繼續演變，在政策上需要做哪些預防。 比如，2016年是國際社會充滿「出乎預料」政治事件的一年，先是英國脫歐出乎預料，美國特朗普勝選總統出乎預料，意大利的公投結果也出乎預料，到目前人們在急等法國民粹主義候選人到底會以多少勝出。驅動發達國家相繼「出乎預料」的共同因素是貿易保護主義、反全球化民粹主義的興起，而這種社會潮流只是2007-2008年金融危機後果的延續表現，是大危機帶來的一連串反應的一個環節，就如1929-1933年金融危機引發類似的貿易保護主義、導致各國關起大門的經歷一樣。 現在發生的這次金融危機雖然跟1929-1933年的金融危機相比，其衝擊的程度和範圍都要小很多，但危機影響的全過程還沒結束，目前我們還在第二階段——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盛行階段。也可能只有通過這種對比，才能讓我們更全面理解避免金融大危機尤其是根除導致大危機的根源的意義，而且讓我們看到正在發生的「出乎預料」現像其實並不出乎預料，因為這些都是人類社會消化大危機的具體方式之一。除非導致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的那些結構性扭曲能夠提前避免，否則一旦發生危機並衝擊社會中的多數群體，那麼，消化後果的方式可能只有革命和變革兩種選擇，而我們到目前為止所看到的英國脫歐、美國選特朗普做總統等屬於相對溫和的「變革」。 2007-2008年與1929-1933年：兩次金融危機的對比 這次金融危機之所以沒有1929年的那一次那麼嚴重，原因之一是1930年代和之後對金融產品的結構設計和美國金融體系都做了大量改革，規避了1929年之前的許多結構性問題。但是，那些改革也帶來了許多新的隱患，尤其是道德風險問題，變相鼓勵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去過度冒險。 首先，經濟大蕭條之前美國採用的是單一銀行制，也就是不允許銀行有多家分行或其他分支機構，到1929年時，只有2%的銀行在全國有網點，3.6%的銀行在單個州內開分支網點，剩下的銀行都只有一個網點；而即使是有分支網點的銀行中，平均每家的網點數也不到4.4個。這跟當時的加拿大形成極大的反差，因為加拿大只有18家銀行，但有4676家分支銀行，而全美國的3萬多家銀行中，在總行之外的網點數才1281個。之所以當時的美國銀行結構如此，是因為擔心銀行過大，怕它們太大之後會控制太多經濟資源。 經濟大蕭條期間，一系列銀行立法對之前的結構性問題做了糾正。一是推出聯邦存款保險制度，給全國各銀行的存款提供保險，減少恐慌和擠兌壓力；二是建立分業經營體系，把商業銀行跟投資銀行、保險等隔離開來，降低金融機構的冒險空間；三是允許甚至鼓勵銀行往網點化發展，但對各銀行的物理網點範圍進行管制、分區發牌照。這些措施對於穩定銀行體系起了積極作用。 其二，住房貸款的支付結構存在嚴重缺陷，而且貸款期限不超過5年。大蕭條之前，住房貸款到期之前每年只需要支付利息，到期時一次性支付本金。比如，張三借100萬美元買房，期限5年、年息5%，那麼頭4年11個月裡每年只支付5萬利息，等到5年到期時還本100萬美元。這種支付結構非常不利於放貸方提前發現借款方的支付能力，因為前面4年11個月的支付壓力很小，即使借貸方最後無能力還本，也無法提前知道，把風險都堆積在最後的時間點，而且即使借貸方有能力償還，但要一次拿出100萬美元還是需要借方有足夠好的財務紀律。尤其是在金融危機造成眾多企業倒閉、許多人同時失業的情況下，許多人同時面對一次性還本的大額支付壓力，逼迫他們同時個人破產、債務違約，這無疑加劇了金融危機的程度，造成更多銀行倒閉。大蕭條期間1934年的立法改變這一結構性問題，不僅使貸款期限延長到30年，而且把還本的壓力分攤到貸款期限內的各年各月上，避免了「一次性還本壓死人」的局面。 這次金融危機期間不同國家的表現 2007年次貸危機、特別是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帶來全方位金融危機後，除了美國政府大力進行干預救市之外，中國、西歐等多國政府都大舉救市。由於各國救市的方式和程度範圍存在明顯的差別，使得各國走出金融危機的速度大為不同，後患程度也全然各異。 西歐和美國的救市措施基本相似：保「大而不能倒」金融機構以穩住市場信心，降息並推出一波波量化寬鬆，同時推出財政刺激。但是，在效果上存在差距，主要是因為勞工法和政府福利在歐美之間千差萬別，以至於美國在經濟和就業上早就復蘇，而西歐國家還在高失業狀態裡不能自拔。 在美國，絕大多數州裡勞工法是完全自由的，一般員工都是「隨意雇傭」關係，雇主只要覺得一些員工是多餘的，可以「隨意」裁員，不需要經歷漫長的行政或法律程序。所以，2008年9月開始到2009年中期，許多美國公司不需要等待，而是立即大量裁員，以至於從2009年中期以後美國就業總人數每個月都在上升。自由的勞工法使美國公司很快瘦身，把勞動力負擔減到最輕，再加上美國公司的稅負也最輕，這些制度因素使美國企業不需要在危機期間負重太多，它們自己有最大的能力站起來。由於美國企業的復蘇能力強，美國失業率在2009年中達到10%之後，就一直在下降，到最近數月己經降到健康的5%以下。 相比之下，西歐的復蘇經歷就沒有那麼好。雖然他們的舉措跟美國大致相同，但他們的勞工法極其不自由。以法國為例，其《勞工法》有3200頁之長，而且各節措辭含糊，給被解雇的員工眾多空間和機會去起訴雇主，而一般的法國法官在看到雇主盈利的情況下都偏向於判雇主敗訴。就這樣，在法國，一般公司要走過兩年以上的程序才能解雇員工。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的情況非常類似。結果，西歐公司在金融危機發生後經歷了漫長的裁員過程，其失業率從2009年的10%持續上升到2013年的12.5%，然後才慢慢地下降，到今天還維持在11%左右的水平，而不是像美國的失業率那樣從2009年中期後一直快速下降。此外，由於西歐的政府福利遠高於美國，使歐盟國家的財政狀況不如美國，企業的稅負負擔也高於美國。這兩項因素使得西歐經濟和社會受危機的拖累很久，以至於到今天這些國家還沒有完全恢復到金融危機之前的狀態。制度差別造就了不同的復蘇軌跡。 雖然美國等政府的救市讓這次金融危機沒有像1929-1933年那樣傷及社會，但這些史無前例的救市措施也帶來了後續隱患。「大而不能倒」邏輯下的救市行為和救市預期帶來了太多的道德風險，激勵更多金融機構去冒險，為未來的金融危機埋下種子，同時也為更加嚴格的監管提供了理由。就像前面說到的一樣，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大舉營救「大而不能倒」銀行和其他它金融財團之後，不僅沒有使這些金融集團變得更小，反而使它們變得更加「大而不能倒」，使各金融行業都往少數幾家「大家」集中，這就迫使政府更要對它們進行監管。而強化監管的結果，必然是金融行業往更少的幾家集中，進入「大而不能倒→需要強化監管→更加大而不能倒→更需要強化監管」的惡性循環。 這次救市方式的另一種更大後患是，由於美聯儲通過降息到零和量化寬鬆把金融資產的價格抬高，以制造財富效應並以此帶動消費需求，同時財政部則集中精力營救那些金融公司和銀行，這兩類救市措施都讓那些持有金融資產、持有股票的群體受益。但是，已經有錢的人才能持有股票和其他金融資產，沒有財富的老百姓就無法從中直接受益。也就是說，美國政府、西歐政府的救市措施從本質上造成了財富差距、收入差距在金融危機期間的進一步惡化，而不是相反。比如，在美國，從2007年到2010年的3年金融危機衝擊的高峰期，收入最高的十分之一美國家庭財富平均升值5%，最富的1%家庭財富升值更多，而同期間中等收入家庭的財富累積縮水39%。 因政府救市措施而進一步惡化的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不僅引發了後來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也為2016年的英國脫歐、美國選舉特朗普進入白宮，為反全球化和民粹主義的盛行奠定了基礎。這也是為什麼前面說到最近這些「出乎預料」事件是金融危機後果的繼續。 對中國的啟示 2008年金融危機進入高潮之時，中國政府的4萬億投資額等一系列救市措施當然比美國、西歐政府的更猛，這體現了中國制度的特點。通過強化基礎設施投資、強化國企投資，中國的舉措使那場危機反而成為新一輪經濟增長「大躍進」。結果，不僅中國經濟從危機衝擊裡第一個快速走了出來，大刀闊斧地增長,而且也給東南亞等國家的經濟帶來新一輪繁榮。 但是，這些強措施也帶來了比美國和西歐更加嚴重的後患，因為那些刺激措施造成了中國債務水平的大幅上升，產能過剩等結構性問題更加嚴重，房地產泡沫、基礎設施泡沫等也都更加突出。從我們回顧的美國1929-1933年和2007-2008年兩次大危機的前期情況看，中國房地產、負債水平和經濟狀況似乎越來越像之前美國所經歷的情況了。美國的經歷和教訓應該讓我們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決定的改革措施必須執行、做到，因為只有改革才能糾正那些結構性失衡問題，才能避免經濟危機的發生。 原刊於博鰲亞洲論壇官方雜誌《博鰲觀察》2017年年會特刊，本社獲授權發表。
內地城市與港澳全面合作並不容易，優缺點都是一國兩制。
競委會終於出手了。成立年多以來，競委會一直揚言會打老虎、捉圍標貓，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首次被競委會正式起訴的竟然是「IT狗」。 據報道，在這單競委會首次入稟展開法律程序的案件中，5間資訊科技公司涉嫌於競投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應用Nutanix科技伺服器系統時圍標。 競委會主席胡紅玉女士表示：「競委會今天首次在審裁處展開法律程序，是本港執行競爭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是次展開法律程序，帶出了一個強烈的訊息：各行各業的市場參與者都應避免操縱投標。」 阻嚇作用存疑 打圍標「IT狗」這個訊息是否真的很有（阻嚇）作用，是未知之數。根據報道中提及的案情，今次競委會能成功捉到「出貓」 ，並不是由於競委會的調查部門有神一般的調查能力，反而是牽頭圍標的公司有幾個豬一般的隊友：根據報道，涉案公司的幾份標書有不少相同錯誤，例如串錯字，或同樣地遺漏未有提供的關鍵資料。 醫生教落，預防勝於治療。政府現正就《建築物管理條例》提出新修訂建議，希望加強監管大型樓宇維修工程，以杜絕圍標。 新建議包括，通過決議的業主人數由10%，增至20%，最少要有10%業主親身出席，並加強監管業主授權書操作，每名代表不能代表多於5%的業主。 這新建議也許有用。不過，現在大家提防圍標的意識比10年前已提高不少，不少業主在屋苑大維修時都會親身出席並參與表決。我沒有數據，不敢妄下定論，但似乎近年不少屋苑維修決議中出席的業主人數都超過新建議所定的下限。 烏托邦是不存在 一個沒有罪案的烏托邦是不存在的，因為要把罪案率降至零的成本太大。同樣道理，要完全杜絕圍標的成本亦不少，因為當中的利益太大。 研究發現，市場需求彈性愈低，圍標的利益及誘因愈大。一個影響大維修的需求彈性的因素是政府推行的強制驗樓，另一個因素可能是屋苑在大維修前對聘請顧問公司的程序的相關監管。據報道，有工程承建商圍標前會「聯絡」好顧問公司，確保只有友好承建商入標，嚴控業主們的選擇。 要真正解決圍標問題，可以從增加市場透明度（如公開大維修資料庫）和提升大維修的需求彈性（如調整強制驗樓政策）入手。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B型企業（B Corps）是一種介乎社企與主流企業之間的新型態企業，也是近年一個環球抗衡「賺到盡」的社會運動。
B型企業（B Corps）是一種介乎社企與主流企業之間的新型態企業，也是近年一個環球抗衡「賺到盡」的社會運動。
「一帶一路」戰略已經成為推動全球化的「新主角」。
數十年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一方面是靠中國的人力資源，包括企業家，勞工和知識份子等。另一方面是靠中國政府的領導。像一帶一路那樣重大的計劃必需由政府領導。但是計劃的成功與否還是要靠中國的人力資源。 自從習近平主席當中國領導以後，第一件重要的工作是施行反腐敗政策。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組織鞏固以後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業是把中國的經濟與政治力量向外發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階段，先從引進外資促進本國經濟的進步。等到國內經濟進步以後便能把國內的資源輸出國外，幫助其它國家的經濟發展。 今天中國經濟發展已達到相當程度，具有經濟與政治能力投資國外。從習近平主席領導的觀點，他的反腐政策成功和政治能力鞏固後才能領導像一帶一路這樣大的計劃。現在正是習近平主席倡議這政策的時機來利用他的權力作一件偉大的事。 一帶一路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十分適當的計劃。在經濟發展的初期，中國引進外資。經濟發展以後中國有足夠的資源供給其它一些發展中國家應用。一帶一路選擇的地區是適當的。中國的西部不發達。要發展中國西部應當從亞洲西南部出發。 一帶一路的成功是必然的 一帶一路也是世界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的環節。世界的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國的資源流到其他國家被使用。資源包括物資，金融，人才和技術。現在中國已具有的這些資源需要尋找出路，可以用來幫助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 今天中國和美國是領導世界的兩個強國。美國的經濟勢力主要的是影響歐洲。中國可以把亞洲的西部，中東，歐洲的南部和非洲視為它的勢力範圍。用一帶一路的計劃幫助在這些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展進。 具體的計劃是由習近平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別提出的經濟合作概念，由國務院李克強總理在亞洲和歐洲訪問時推廣。計劃內容寫入總理政府工作報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的主要經濟戰略。目前已有60國家和國際組織響應一帶一路。這些國家的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占全世界的63%和29%。 根據中國政府官方公布的概念，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實體和機制，而是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是依靠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有關國家和地區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合作伙伴關係，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一帶一路經過的地區包括亞太地區及歐洲，而中間經過的中亞地區有豐富的資源，像上海合作組織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和烏茲別克斯坦都在絲綢之路上，其他5個觀察員國及3個對話夥伴也在絲綢之路沿線，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域包括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肅、陝西、寧夏，西南的重慶、四川、廣西、雲南以及內蒙古。 結論：一帶一路計劃的概念是合理的。中國政府施行這個計劃的時機是適當的。中國有充分的人力，財力和政府領導的能力來推選這個計劃。經過地區的政府與民眾都願意和中國合作來完成這個雙贏的計劃。我們可以預祝它的成功。只是成功的程度和速度難以推測而已。施行計劃現已開始。世界各國的領導和人民正在注意觀看，他們不會失望。因為中國有適當的領導和人力資源來促進這個計劃，受益的國家和人民為了照顧他們自己的利益也在努力協作。一帶一路計劃的成功是必然的。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將會因此大量地提高。
2015與2016年間本地樓價下跌約4% ，卻隨即在2016年底出乎意料地重拾升勢，發展商迅即抬高售價，推出大批預售新盤（俗稱「樓花」）應市；政府亦迅速增加懲罰性印花稅稅率，以防炒賣熱潮再起。 此舉顯然錯判形勢，其實市場上已再無投機者或短中期投資者，只剩下真正用家與資金充裕的長線投資者。今時今日，買家所關心的是能否負擔樓價，而非短中期內的升值潛力。 近期樓價回升，受兩個因素影響，其一為市民大眾對日後經濟的看法及對應否置業的影響。第二個因素，亦是令地產商急於把住宅單位以高價發售的原因：大量政府規限使樓花市場消失。 經濟前景考量 整體而言，2016年內充斥加息之說，市場上普遍預計，自2003年以來的樓價升勢應告一段落，逐步向下調整；美國聯儲局亦已先後四次預期加息，只因環球經濟依然疲弱，並未有付諸實行。 近10年來，本港樓市屢呈跌勢假象，期間每因歐羅危機、新興市場表現不穩、油價暴跌，以及憂慮中國經濟崩潰，對經濟復蘇的樂觀預期一掃而空。另一邊廂，美國經濟縱然持續增長，總不免受到逆風阻滯；及至2016年底，在美國經濟增長的同時，世界各地恢復增長的勢頭，則漸見有跡可尋。 對中國生產力過剩及人民幣貶值的顧慮，亦逐漸減退。從日本至歐洲，南韓以至巴西、俄羅斯，環球經濟陸續再現生機，足以證明Carmen Reinhart 與 Kenneth Rogoff所言非虛，兩位教授曾就百多次銀行危機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往往須經八年時間，方可回復至危機以前的收入水平。 聚焦香港，社會大眾亦能覺察到即使經濟學者亦持審慎態度、諱莫如深。近期美國宣佈加息，更印證過去八年來各國資產負債表已經整頓，貨幣政策保持寬鬆，加上適當地推行財政刺激方案，全球經濟正穩步回升。復蘇步伐也許不一，但回復增長之勢則殆無疑問。 本地有意置業者，可資參考的宏觀經濟指標有幾方面：失業情況、中國經濟表現、未來利率走勢。 失業情況足以影響個人按揭貸款的償還能力。近八年來，在人口急劇老化，勞動力日減的形勢下，勞工市場異常緊絀，失業率偏低，鮮見人浮於事的現象。 內地的經濟表現直接影響香港，眾所周知，其增長穩定性對本地、鄰近地區以至全球同樣有利；經常往返內地的港人，都會看見內地發展，對此更是心中有數。縱然意見各有不同，至少有部份人會認為整體經濟正在好轉，因而在香港樓市投資，隨着內地個人、機構的投資日增，港人更無須憂慮樓市的發展。 投資者其實並不擔心經濟增長前會加息。美國持續八年實行量化寬鬆措施，並未造成通貨膨脹，他們所接收的信息始終如一：利率只會隨預期通脹與蓬勃經濟變動，在經濟復蘇之前不會有所變動。我認為如此看法可算明智，相信輕微加息亦足以預防通脹，而不致威脅或拖累經濟復蘇。 正如上文所述，時至今日，市場上只剩下真正用家與資金豐厚的長線投資者；買家只關心能否負擔樓價，而非樓價短中期的升值潛力。失業情況、中國經濟表現、未來利率走勢三大因素，足令本地有意置業者有信心在2016年底入市。 事實上只要有能力負擔樓價，香港有意置業的家庭甚多。1986至2015年，香港累計婚姻達1,744,737宗，其中704,890宗（比率達40.4%）為跨境婚姻；在香港註册的再婚則有301,850宗（比率達17.3%）。在香港註册的再婚之中，又有140,797宗（比率達50.3%）為跨境婚姻。2015年，全港共計56,937宗婚姻之中，有24,255宗為跨境婚姻，17,546宗為在香港註冊的再婚。 1986至2015年的30年間，新落成住宅單位合共1,571,659個（未扣除已被拆卸的單位數字）；2015一年內建成單位則達22,753個。房屋供不應求的程度實在令人咋舌，正是樓價與租金同時飆升的部份原因，亦引致劏房大行其道，估計目前私人市場上有20多萬個單位。 規管樓市效應 樓價因供不應求而高踞不下，市民自然深感不滿，怪責政府；回顧歷史，各地政府面對有關情況，例必將樓價暴升歸咎於炒賣者，為求壓抑樓價，透過加稅懲罰交易，雖令樓宇買賣活動減慢，有助阻延升勢於一時，但供不應求的情況依然存在，樓價上揚只是遲早的事。 已故發展商霍英東先生於數十年前開創預售樓花，旨在分散風險和提供資金周轉。樓花可以買賣，早期免繳印花稅，交投更見活躍。由於樓花市場難以識別炒賣者與用家，所有交投往往一律被視作炒賣活動。 不過，發展商可利用樓花炒賣活動中的價格資訊，為隨後分批推出的新盤釐定售價。對於須短期內於單一地點售出大量單位的發展商，可藉樓花市場的炒賣活動分散風險。 為壓抑炒賣活動，印花稅適用範圍延伸至樓花市場。懲罰性印花稅（包括額外印花稅與雙倍印花稅）令炒家對樓花市場卻步。此外，政府又要求發展商以抽簽形式，將預售單位分配給買家，是以不易將樓花售給已知炒家。 取締樓花市場，亦會削弱價格發現（price discovery）過程。單位定價之後，實際價格經買賣過程中浮現。目前發展商雖仍可預售新盤，但樓花市場現已消失。炒賣活動遭禁絕，市場交投轉趨淡靜，發展商用以準確定價的參考數據亦隨之減少。 現時發展商一見買家反應踴躍，就會即時抬價，將大批單位推出市面。在競爭激烈的壓力下，發展商無法將樓花售給炒家暫時持有，唯有急於將新盤售給用家。市場規管過度，導致價格波動，定價失誤也就在所難免。 大型發展商可於一手市場，為資金不足的買家提供折扣優惠和融資安排，結果令售出單位的名義價格再漲；相比之下，二手市場的賣家難以匹敵，二手市場交投因而大減（圖）。在懲罰性印花稅與高首期的雙重效應下，提升一手市場單位的名義價格之餘，亦同時令二手市場的交易宗數減少。二手樓市於2011至2016年的每年交易由73,582宗下降至37,908宗，同期一手樓市交易則由10,880宗增加至16,793宗。 圖 樓市一手市場與二手市場物業交易宗數 影響所及，買家唯有將目標從二手市場轉向一手市場，形成二手市場的單位總供應量出現人為減少現象。懲罰性印花稅令買家的選擇減少。 規管物業交易縱然有助短期內減慢樓價增長，為政客臉上貼金，但既然供不應求才是樓市瘋狂發展之源，短暫壓抑樓價根本無濟於事。猶記得2012年末至2013年初，實施懲罰性印花稅之際，不少論者曾聲稱此舉可為炒賣現象降溫，有助防止樓市硬著陸。 四年半下來，雖然炒賣活動已告根絕，但樓價升勢未減，也難望大跌。環球經濟正逐漸復蘇，雖然是否能夠真正回覆蓬勃仍屬未知之素，但我深知，買家的選擇已隨二手市場萎縮而減少。樓花市場這個源於霍老的偉大發明，時至今日已遭扼殺，竟然有人認為此乃藉得慶幸的成功政策，實在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香港公司如欲在伊朗境內尋找生產機會，以便向區域市場出售產品，應先考慮該國的投資環境，包括各自由貿易工業區及經濟特區提供的優惠及有關物流安排，才決定是否把生產活動分散至伊朗。
實事求是造就中國崛起為何同樣的轉型我國取得這樣的成績，而蘇聯、東歐卻遭遇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
香港是區內首屈一指的國際融資平台，尤其在項目融資和銀行貸款方面具領導地位。
不要仰望太平山，重新回到獅子山下。
香港重新跌入樓價飇升的輪迴，則是香港人的大不幸。
觀乎是屆特首選舉，泛民選委應否提名及投票支持建制派候選人，觸發社會熱議。絕大多數泛民選委提名曾俊華及胡國興，一改民粹民主作風，亦代表着向自由民主踏出一大步。 因何這樣說呢？何謂自由民主？與民粹民主又有何分別？ 歐洲啟蒙時代提出政治上人人平等，奠定政治形態根基，自此之後，基於對自由的不同演繹，衍生出兩種南轅北轍的民主形式。 自由民主特質 自由民主的意義，在於為保障個人自由而作出的政治安排，它視政府獨攬強制大權，乃個人自由的頭號威脅。自由民主有意通過自由、開放、具競爭性的選舉以及獨立政黨，對政府權力加以制約；保障私有產權，被視為維護各種自由與限制政府權力的核心元素。 自由主義大師Isaiah Berlin稱之為「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一種免受限制的個人自由，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個人可任意自由選擇生活方式，亦即John Stuart Mill所謂的「無害原則」（no harm principle）。Adam Ferguson、John Locke、Adam Smith、Voltaire、James Madison均再進一步倡議此等政治觀，影響美國憲法。 自由民主派對獲選多數壓迫小眾尤為關注，希望藉憲法、新聞自由、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等安排制衡政府。 自由派亦期望小眾隨形勢變動可憑重組聯盟分化多數聯盟的權力，以維護個人自由。自由民主政治特色，正正在於透過競爭作出選擇；選舉的重要威力，繫於利用政治競爭制裁官員。在下屆選舉中將官員擯下台的威脅，是制約政府權力的最有效手段。 在自由民主政制下，政治只關乎衝突及化解之道，動力來自爭奪選票。選舉結果倒非關注焦點，選民既可能選出「劣吏」，亦有可能選不出「良吏」，選舉競爭旨在維護個人自由與多元社會的活力而已。 民粹民主特質 民粹民主的構思，則在於作出投「民」所好的政治安排。所謂「民」，是一個集體的概念，是指合眾之民（people incorporated）或主權體（sovereign body）。其基本概念源於18世紀法國哲學家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的著名主張，以「人民意志」（general will）為合眾之民的社會契約。有別於同時代的其他哲學家，盧梭深感文明進步與產權形成只會污染人心，破壞了人類當初在「高貴野人」（noble savage）時期的人人平等狀態。 盧梭於是尋求通過參與政治以重建社會，恢復人人平等。他認為政治參與旨在構建合乎道德的合眾體（即主權體）中的平等公民身份。盧梭可說是流傳至今的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始祖。 他構思的自由，並非個人自由，而在所有公民集體參與全民普選，表達的「人民意志」。Isaiah Berlin稱之為「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因旨在尋求實現共同目標。盧梭表示，自由等於眾人遵守共同制訂自我約束之法。 由此自然衍生一個關於小眾利益的問題：假使個人之「志」各自不同又如何？在盧梭的觀念中，若公民在投票時皆以共同利益而非個人利益或私利為念，則實際上「人民意志」已涵蓋所有利益，再無小眾利益可言。 在民粹民主政制下，原則上小眾不可能受到壓迫，皆因根本無小眾利益之實；但從受壓迫的小眾的角度而言，這無異於隱瞞真相，為壓迫之實自圓其說，打着「人民」之名侵犯個人自由，也就變得完全順理成章，因為順從「人民意志」乃公民義務，而守法也就等於行使自由。 另一個問題，則在如何得知「人民意志」？背後假設是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普選方式，通過自由公平的選舉加以表達，所選出的政府，既掌握「人民意志」，亦獲選民授以管治權。此管治權來自合眾之民的集體意願，自然難能可貴，必須落實，而公民必須遵行政府所訂律法。 如此一來，民粹民主政治實有可能演變成專政，憲法制約、新聞自由、三權分立的自由民主政治安排，有時足以對落實合眾之民的集體意願構成障礙。限制政府權力，亦會限制集體人民的自由。 至於政府的施政或組成方式，盧梭則隻字不提，僅提及應有全民普選。政府或政治領袖一經選出，即被視為肩負大眾意願及賦有崇高管治權，亦有假借「人民意志」之名，實行專政之虞。事實上，種種民粹民主政體往往以暴政及人為慘劇收場。 「阿羅定理」 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兼史丹福大學教授阿羅（Kenneth Arrow）以其在社會選擇論（social choice theory）的研究結果，對盧梭的「人民意志」理念作出有力否定，證明社會無論採取任何選舉規則，即使每個人的選擇都優先次序分明，整體社會的選擇也不可能得出一致的優先次序。 「阿羅定理」（Arrow’s Theorem）可簡單舉例說明：假設A、B、C三人各有X、Y、Z三項選擇，選擇的先後排序如下： A君：X > Y > Z B君：Y > Z > […]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此種做法其實不利業內人士的競爭，對消費者不利，是一種保護主義。
建議政府與其動郊野公園的腦筋，不如當機立斷，限制無香港身份證人士購買住宅
一直以來，香港的房地產對於市民而言發揮著兩大功能：居住功能與投資功能。相當多市民把這兩種功能合而為一，實行完美的結合。 香港政府構建的房地產制度與實行的房地產政策也是以此為出發點的：解決市民的居住需要與滿足市民的置業投資要求。香港的地產制度與政府的地產政策行之多年，中間雖有失誤跌宕的時候，但總體而言符合過去的那個時代的社會情況，稱之為有效不為過也。 今天隨著時代的發展，香港的環境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年來，香港樓價沖上半空，居高不下。社會因此噪動不已。經濟學者的實証研究顯示，不當的房地產制度與政策是社會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香港樓價之脫離經濟現實，脫離市民購買力將對香港社會產生越來越深刻的負面影響。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地產市場在供應明顯增加，息口向上這些以往對樓市屬明顯的負面因素環伺下，竟然熾熱如斯，樓價不斷向上攀升。這在香港樓市發展史上是罕見的現象，像徵香港的地產制度需要從根本上加以檢討。 香港地產制度前設條件的瓦解 香港以滿足市民居住與投資雙重需要為出發點的房地產制度，尤其是開放的私人住房市場有一個前設的假設，那就是這一市場的參與者表面是開放的，但實際上基本局限於香港市民，外來的參與者因所占比重小，難以影響樓價。這樣政府可以通過控制土地供應影響樓價，使之與香港經濟及市民購買力相適應。 如果把香港房地產市場尤其是私人住宅市場發展的起點設定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當年香港人口驟增，住宅市場開始蓬勃發展。那麼從當時算起半個世紀，樓市的前設條件基本成立。私人住宅市場購買者基本為香港市民。其他國家人氏離岸持有香港住宅尤其是中小型住宅者數量極有限。 一直到十年前，中國經濟發展有成，房地產市場風起雲湧逐步成型，即形成與國家發展重點及社會資源集中程度相對應的大中小城市為不同等級的階梯式樓市。當內地樓價攀升至與香港同一數量級的時候。因為香港與內地的密切連系，內地居民因為不同的目的，或作為資產配置的一個選擇；或作身份象徵；或為港樓升值潛力吸引等等，把眼光投向香港任宅市場。這樣香港地產制度的前設條件不再成立。香港政府不再有能力通過供應影響樓價。這就是我所說的七百萬人變十四億人市場的問題了。 內地階梯式樓市結構反映國情不易改變 內地以京滬廣深為頂層，拾級向中小城市而趨下的階梯式樓市結構，因內地國情使然。那就是政府通過行政權力把全國的發展重點及社會資源集中到不同等級的城市。比如說北京有最好的學校與醫療設施及完善的公共服務等。人們自然湧向這些大城市。大城市的樓價無可避免因需求殷切而不斷上升。在本輪樓市狂潮中，上海樓市的總市值據說達到40萬億人民幣這樣令人咋舌的水平。日本當年的狂潮可能也不過如此，甚或膛乎其後。 很明顯，內地樓市結構是中國政經結構的反映。只要現行政經結構不變，這種階梯式樓市結構自然也不會改變。這種結構對中國來說並不會帶來大的負面影響。如果有人嫌北上廣深樓價高，置業不易，他們盡可以選擇中小城市置業同樣解決居住與投資的問題。尤其是現在內地交通便利有所謂一小時生活圈。在這一生活圈內總可以找到合適的居住與投資的所在。因此大陸政府沒有誘因改變中國樓市的階梯式結構使大城市樓價趨向中小城市。 香港的問題 因為內地樓價與香港進入同一數量級水平，北上廣深甚至與香港不相上下。以上海40萬億元人民幣的市場總值過香港多矣。這樣有能力在香港置業者大有人矣，香港從而成為中國樓市的一個部分，頂層的那部分是無法改變的趨勢。 內地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廣深的樓價受上面所提的結構性因素影響，將長期相對全國其他地方有巨大溢價。全國人民的居住地及持有的樓宇自動作貧富分層的篩選，而富中國特色。這對內地看不出有什麼問題，對香港卻無疑是巨大的挑戰。因為成為中國樓市一部分，香港政府將不再有能力主導香港樓市，因為香港政府原來的撤手鐧土地供應不可能再影響樓價。這樣香港樓價長期企在脫離香港經濟與市民購買力的水平是不難推測的。與內地有樓價低廉的中小城市可作選擇不同，香港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面積大大不及內地一線城市，可作建房之用者更瞠乎其後。這樣香港市民不可能像內地有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很明顯動輒五六百萬的蝸居，相對於一萬六千元的月入中位數，有多少人能夠負擔呢？香港政府不再有能力滿足香港市民尤其是中產階級作為滿足居住與投資雙重需要的置業需求。香港政府在這一關乎市民福祉極為重要領域能力的缺失，將為香港社會帶來嚴重的問題。因而香港地產制度應該因應變局作出改變，不應耽於以往思維，等待鴻鵠之至。改變的方向應該是使香港重新掌控樓市的主導權，使香港政府重新獲得滿足市民尤其是中產階級實現置業之夢，解決居住與投資的雙重需要。這一問題不解決香港永無寧日，將付出無法承擔的代價。
3月1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並通過《民法總則》。根據計劃，民法典編纂分兩步走，總則編先出，各分編繼之，爭取2020年形成統一民法典。這一目標倘能如期達到，民法典有望鞏固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法治化成果，助推中國經濟在法治化軌道前行。 市場經濟實質是法治經濟。民法直接關乎市場規則、財產保障、糾紛解決，民法典則是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和公民私權利的宣言書。在此意義上，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史，就是一部民法演進史。從1986年《民法通則》初步確立民事法律體系，再到1999年的《合同法》、2007年的《物權法》，各細分領域逐步推進，建立起較為完整的民事權利保障體系，民法典出台的條件也日臻成熟。 就世界範圍言之，民法典將更加清晰地釐清權力與市場、政府與社會、公權力與私權利的關系，重塑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國民法典編纂絕不是簡單的條文彙編，而須總結和歸納30多年來民事領域的法治建設經驗，確認改革成果，更要為今後的經濟社會發展探明方 向、架橋鋪路。 「拱頂石」垂範久遠 中國經濟已轉入中高速增長階段，此前借經濟高速發展得以掩蓋的矛盾漸次顯現。全面深化改革大幕雖已開啟，推進難度卻劇增，亟待找到破除利益壁壘的突破口，這對立法提出極高要求，民法典編纂便是其中一環。廣而言之，民法典體現的平等、自願、公平、誠實信用等基本原則，對規範經濟秩序、建設誠信社會、保護契約自由具有重大意義，正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之急需。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行至如今已經有25年。目前，這一體制的基本框架已經成型，不同所有制主體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也已迭經宣告。然而，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這一精神卻遠未得到切實執行。就私權利主體而言，由於經濟發育階段所限、司法改革滯後、國民意識淡薄等復雜原因，誠信建設也亟待加強。契約的締結、執行及違約後的懲處，仍然相當困難。這一切，極易造成交易成本高昂，價格信號扭曲，個別領域市場秩序混亂，嚴重影響資源有效配置。 此次編纂民法典，可謂任務艱巨，尤其是充分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在經濟生活中，侵犯個體和企業利益的行為依然廣泛存在，有的還極為惡劣。以產權保護為例，產權保護觀念淡薄是多年頑疾，侵犯產權的案件屢見不鮮。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十八屆四中全會進一步強調，必須以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有效監管為基本導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專門發布文件，對保護產權做出具體部署。不難看出，這些導向與民法典精神高度契合。《民法總則》進一步明確：民事主體合法的人身、財產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犯。這一規定必須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 編纂民法典，應當成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強大推動力。為此，應該切實統一思想，以科學、理性、開放、包容的精神，全力制定一部體例科學、結構嚴謹、規範合理、具有中國特色、體現時代精神的民法典。 首先，民法典須強調私法自治，高揚契約自由精神，與此相關的一整套觀念和規則是市場經濟的根基，不可動搖。突出社會公平正義與保障私權利不可偏廢，然而，沒有自治理念和契約精神作支撐，權力之手就極易恣意妄為。「法不禁止即自由」這一民法靈魂應當在民法典中得到明確體現。 其次，對於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變化、新風險，民法典應及時作出回應和引導；對於一些關乎公眾重大權益的事項，民法典應勇於且善於給出明確答案。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到期後如何續期的法律問題便是一例。《物權法》出台之時，出於各種考慮，相關表述略顯模糊，以致近年來引發公眾憂慮。舉一反三，全社會對公民財產長久受保護的良好和穩定預期，有賴法律盡快解決。 擁有一部內容協調一致、結構嚴謹科學的民法典，並不能自動構建起穩定的民事法律秩序。民法典編纂也依然會面臨一系列老問題，比如，民法典在制定過程中會不會被部門利益侵蝕，如何避免它淪為一部「管制法」而非權利保障書，在民法典之後制定的各種司法解釋會不會架空原則性較強的民法典本身。由過往路徑可知，未來民法典分編的編纂必然會迎來一場場硬仗，須憑借決策層、立法者和法學專家的決心、意志和智慧才能砥礪而行。 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以其歷史價值和立法精神彪炳史冊。中國民法典編纂者們也自會有堅定的歷史擔當，登高望遠，多為後人清障，少為後人添亂。倘如此，中國民法典就有望成為市場經濟體 制得以完善的「拱頂石」，從而垂範久遠。 原文刊於《財新周刊》第11期社評，本社獲作者授權發表。
按這個數字去推論，香港人所需的土地，一百個香港這樣大的面積也供應不了。
我們可以把互聯網看成為是老百姓化的、平民化的變革。
中國控制人口的政策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什麼影響呢？在1980年代中國貧窮而人口眾多。有人認為如果讓人口繼續增加，貧窮的問題便不能解決。這個想法是不對的。當一個國家GDP的增長率高時，控制人口的增長率對人均GDP 的增長率不會有多大的影響。因為人均GDP 的增長率是GDP 的增長率減去人口的增長率。當GDP的增長率高時，人口的增長率一定比它小很多。減少人口增長率對人均GDP 的增長率並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控制人口不會換來GDP增長 在1980，1985，1990，1995，2000 和2004年中國人口每1000人的生育數目分別是 18.21， 21.04， 21.06， 17.12， 14.03 與12.29 。每1000人口的死亡率大致不變，在上列的年份內人口死亡率分別是6.34，6.78， 6.67， 6.57，6.45與6.42。所以在這些年份中國人口的年增率（等於生育率減去死亡率）分別是每1000人口的11.87， 14.26，14.39， 10.55， 7.58 與5.87。這些人口的年增率比中國實質GDP的年增率小很多。從1978年到2012年中國的實質GDP每年的增長率是9.4% 左右。在1980年中國GDP的增長率是7.38%。所以當年人均GDP的增長率等於7.38%- 1.187 % = 6.193%。如果我們把人口的增長率從1.187% 減到0.787%。雖然減去0.4%那麼多，人均GDP 的增長只會從6.193% 增加到6.593%。這個例子說明了降低中國人口增加的速度不會把中國的人均GDP增加很多。因此控制人口對人均GDP的增長率並沒有多大的影響。 控制人口政策在中國實施後，中國的社會受到很多不良的影響。第一，因為中國社會重男輕女，有些家庭，發生了拋殺女嬰的殘忍行為。第二，引致今天年輕婦女的不足。很多男人找不到結婚的對像。第三，獨生子在成長時，家庭生活不正常，沒有兄弟姐妹陪同游戲和互相學習。第四，因為過去生育率低，現今中國能工作的青年人數不足，或說是人口老化。以致全國生育率降低。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中國的生育率是1.18%，是全世界最低的，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這些結果是在1980年代推行控制生育時沒曾想到的。世界有史以來中國是唯一的國家，政府控制人民家庭生育的行為。有些國家的政府希望本國人口增長率減低便會給與人民節育的知識，但是沒有施行禁止人民生育的政策。 家庭利益受損 勞動力有所下降 討論人口政策對人均GDP的增長還有一點請讀者注意的是人口政策只會影響希望多生兒女的家庭。人均GDP是用表達全國人民的福利。控制生育率只會影響有能力從事生育的家庭。在1980年施行控制生育的政策不能影響16歲以下和45歲以上的中國民眾。人口政策對他們沒有影響。從中國整個國家的立場看，人口政策令民眾不滿之處，只會影響這些有能力生育的家庭。我們討論人均GDP的增長率時，是考慮全國GDP 與全國人口來計算人均GDP。但是控制生育只會影響有能力和願意生育的家庭的利益。 一個國家的人口眾多，有以下的好處。第一，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能有較多機會在各領域選擇最能幹的領導者，每個國家是靠這些領導者來領導本國在不同領域的發展。第二，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有一個廣大的市場讓各種新的發明和新的技術有較多發展的機會。第三，大的市場能吸引多量外資流入，幫助國家的經濟發展。因為投資者的產品能在廣大的市場銷售。第四，人口眾多，增加中國在全球的地位。如果沒有眾多的人口，中國不能成為一個大國。 今天中國的經濟已相當的發展。根據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公布，以購買力計算中國的GDP在2015年已經和美國相等。中國人口眾多，人口總數等於13.8 億，美國的人口等於3。19億。中國人口等於美國的4.326倍。算來中國的人均GDP還不到美國的4分之1。但是人均GDP是用來衡量國家居民的生活水平。而一個國家的經濟力量是根據它的總GDP 而不是人均GDP。因有這樣大的GDP中國現在才有能力幫助其它國家的經濟發展。在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下中國正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物資與人力方面投資來促進它們的經濟發展。如果中國的人口沒有現在的眾多。向外投資的政策不會像今天的成功。
有關中國超級富豪肖建華在香港失蹤的新聞，在本地及國際社會均有廣泛報導。 有未經證實的報導指稱這位人稱「千億莊家」的金融鉅子，懷疑因在內地涉及與權貴生意往來，成為反貪腐行動的打擊對象，從香港被挾持返回內地。 這宗失蹤事件再度惹人疑慮，認為北京政府罔顧香港自治權和司法獨立的情況日趨嚴重。反對派某立法會議員慨嘆面對北京政府專斷獨行，特區政府軟弱無力。 然而，對內地或香港的富豪而言，這並非關注重點。所謂「挾持」回內地之舉，關鍵信息在於：各地富商若與內地掌權者有生意上不規範的合作，均存有危險性。 在人類歷史不同時期，或世界各地各種文化中，富商巨賈無不忌憚當政者，在業務上每多步步為營，其中包括下列三大顧慮。 規管苛稅重擔 商界首項顧慮：諸多規管和被徵重稅，大大削弱營商的靈活性；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報放寬規管和減稅，股市隨即應聲上揚。 一般而言，規管會增加固定成本，對小企業造成較沉重負擔，加稅則對大商家影響較大，商界自然傾向支持對規管營商知所節制的有限度政府。 事實上，對這類措施的顧慮屬較為現代的觀念，在世界各地相繼確立官僚制度，實施規管與徵稅後才出現；工業化年代以前的農業經濟時期，執行國家政令須靠其他機制。在歐洲封建時代，尚未建立官僚制度，農產品徵稅須靠地方貴族，是以雖受國君統治，地方貴族仍相當獨立自主。 中國擁有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官僚制度，但由於以農立國，稅收不足以支付官吏俸祿，貪污成風，無法改變，一旦朝政敗壞，綱紀廢弛，貪贜枉法的歪風便會大盛。 至於伊斯蘭國家，管治缺乏官僚制度，往往以征伐和充公民產方式作為國庫收入來源；國家統治者蘇丹（sultan），則靠分配從征伐中所掠得的財物，以維繫屬下部落歸順之心。 沒收財產威脅 商界第二項顧慮：政府在決策上肆意妄為。各地歷代富商大賈，莫不擔心被君主、蘇丹或皇帝任意充公財產，甚至慘遭羅織罪名；所以他們都會儘量把財富隱藏，但若財富以土地產業為主，則難以掩藏。 伊斯蘭國家的富商例必將其名下不動產交由伊斯蘭信託基金管理，稱為「瓦合甫」（waqf）或「奉獻基金」，指定專供某方面慈善用途的捐獻，例如清真寺、校舍、燈塔、孤兒院、居住社區的供水設施等等，而受惠者不一定是伊斯蘭信徒，可見這類信託基金頗為共融。 伊斯蘭信託基金旗下資產，成為富人後代的永久收入來源，免於被徵稅或充公。基金用作慈善用途，被視為神聖，統治者為免負上瀆神之名，亦甘願尊重有關財產的私有權，予以保障。 伊斯蘭信託基金有為國履行社會服務之實，如此安排更可視為統治者與富人之間的不明文契約。透過基金履行善舉，富人可為後代保存部份私有財產，不過社會資源卻未能物盡其用，少不免削弱經濟增長。 工業化時代以前，不論在中國、印度或歐洲各地社會，富有人家均採取類似方式，務求財產不被國家染指。 公私合營隱患 商界第三項顧慮：成為統治者的生意夥伴。與國家合作營商無疑是雙刃劍格局，一方面可迅速得到壟斷特權、謀取厚利，但同時受制於統治者；更堪虞者在於引起貪污，為謀特權而鼓吹尋租，令商家淪為政治說客或政客附庸。 歷史上最初的優惠安排，通常是帝王賦予寵愛商家的專營權。1670年，魯珀特王子（Prince Rupert）及其兩名法國商業夥伴獲英皇頒授專營權，開辦後來名為哈德遜灣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的業務，獨享加拿大北部地區的商貿權益，經營範圍相等於六個法國之大。 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所處年代，正值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大盛，商貿活動旨在富國，商家就是與國家分享利益的代理人，商務一概以國家頒授的專營權形式進行。在其名著《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中，阿當史密斯抨擊壟斷作為營商之道，主張以競爭取而代之。 時至今日，一般經濟學課程都會講授競爭有助促進創新、提升生產力、善用資源，從而惠及消費者等道理；史密斯革命性的主張，在於指出國富繫於消費者的富足，而非統治者之富貴。 要實行這位經濟巨匠的市場競爭之道，起碼要法治完善，具備有助公平競爭的環境，統治者又樂於在一視同仁、尊重他人私有產權的大前提下，約束對追求自我膨脹的一己衝動。這些制度安排可為史密斯倡議的經濟制度提供所須條件，卻仍未足以在道德層面確立有關主張的認受性。 人類歷史發展至今，不同社會都把追逐財利的行徑視為市儈，甚或大加撻伐。商家在人類社會中一向地位低下，重商主義所以獲接納，只因高舉惠國旗號以拓展商務。要推廣阿當史密斯的市場競爭觀念，必須視商貿尋求自身利益之舉為惠及大眾的可敬功業，而非為害社會的可鄙行為。 不予唾棄，反而推崇布爾喬亞（Bourgeois）的觀念，在人類文明史上實屬創舉。1517至1789年超過兩個半世紀期間，歷經意想不到的宗教改革和法國大革命之後，歐洲西北部孕育出一股嶄新的自由風氣，更由此捲起商貿熱潮。重商觀念促使全球人口從日用開支平均只得三美元的艱難歲月，邁進今日普遍活得豐盛而有尊嚴的盛世， Deidre McCloskey教授列舉布爾喬亞的七大優點如下： 「精打細算」：低價買入，高價賣出；交易而非侵佔；三思而後行；追求卓越，手法幹練。 「氣度沉穩」：善於積聚；營商處世，著重自學；以客為專；堅拒欺詐；處處反躬自省，尋求互讓之道。 「剛正不阿」：堅從正道求取私有財產；論功行賞；表揚勞動；打破特權；用人唯才而非唯親；不妒忌別人成就；將創意付諸實行。 「奮勇無懼」：開創新業務；敢於轉變；不畏破產收場；接受新意念；新一天，新開始，樂於接受新挑戰；拒與宣稱資本主義已死的悲觀派同一見識。 「愛己及人」：關顧至親，同樣關顧員工、夥伴、同事、顧客，以至廣大市民，並以全人類福祉為念。 「信念堅定」：敬重商界同業；標誌輝煌往績；承傳經商、學習、宗教各種傳統；回溯過去，確立身份； 「滿懷希望」：構思更佳任務；賦予日常工作使命感；視辛勞工作為神聖任務。」 布爾喬亞價值 布爾喬亞價值遍地開花，同時為改善物質及精神世界帶來新機遇。現今世代的經濟大事並非經濟大衰退，而是中國、印度開始接納阿當史密斯的經濟觀和香港經驗，並且對久被否定的布爾喬亞重新賦予尊嚴和自由，從而大大激發經濟增長。 毋庸置疑，如此翻天覆地的經濟轉型總會荊棘滿途，對早於二千多年前就已設立官僚制度的古國而言尤甚；縱然人人寄予厚望，中國重建國家與市場關係的前路，難免曲折漫長。 假使香港的布爾喬亞價值得到認同，商人受到尊重，未來發展將維持繁榮；若仍繼續享有一貫自由，香港人亦不必懼於肖建華失蹤事件，畢竟其發跡主要乃是國家與內地市場關係持續轉型的副產品。 政府若繼續保持規管寬鬆、稅率偏低，則商家應無懼於上文所述的首項顧慮；若政府不會任意充公商家財富，則第二項顧慮自然消失於無形；不過第三項依然存在，也就是阿當史密斯在其身處時代所擔憂的商業活動，亦即商人與國家合作營商，而卻不獲以法治為據，相信這亦是發生市民失蹤事件的原因。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從經濟學的理論看來，補貼價格並非一定是好事。
美國聯邦儲備局將於3月14-15日舉行貨幣政策會議。市場普遍預期聯儲局會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Fed funds target）由目前的0.50–0.75%調高25點子至0.75–1.00%。由於香港採用聯繫匯率制度，美國利率上升令市場關注香港的銀行會否跟隨美國聯儲局加息而調高香港的最優惠利率（prime rate）。 市場對港美息差敏感度下降 香港自1983年起實施聯繫匯率制度。金融管理局的資料顯示，這是一種貨幣發行局制度（currency board system），規定港元貨幣基礎（monetary base）的變動必須與美元外匯儲備的變動一致，即港元的發行背後需具備相應的美元作十足支持。換言之，聯繫匯率主要規範港元與美元之間的匯率關係，按目前的制度運作而論，每美元兌港元的匯率固定於強方及弱方兌換保證之間，即每美元兌7.75–7.85港元，而當中聯繫匯率制度本身與利率並無直接的關係。 理論上，美國利率上升，美國與香港的息差會促使投資者套利（arbitrage），於市場拋售港元、買入美元，港元供應增加意味港元匯價轉弱，當港元匯價觸及7.85的弱方兌換保證時，金管局會向銀行買入港元，銀行體系總結餘（aggregate balance）隨之下跌會推動港元利率上升，繼而吸引資金回流香港，以維持港元匯率穩定。相反，美國利率下降，投資者套利會導致港元匯價轉強，當港元匯價觸及7.75的強方兌換保證時，金管局會向銀行拋售港元，總結餘隨之增加會推動港元利率下跌，繼而遏止資金流入。 不過，從近年市場的發展可見投資者對港美兩地息差的敏感度比以前有所下降，即使聯儲局由2015年12月至今已累計加息兩次，但息差套利的機制並未能顯著推動港元匯價轉弱及港元利率上升。目前，港元匯價於7.7670水平附近徘徊，較接近7.75的強方兌換保證，一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Hibor）約為0.45%，低於一個月美元銀行同業拆息（Libor）0.85%約40點子，而港元利率特別是較短期的銀行同業拆息則備受龐大的總結餘所影響（表1及2）。 總結餘規模龐大抑制利率升幅 以往，銀行體系總結餘一直處於較低水平。金管局的資料顯示在1997-98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雖然香港銀行日常處理的金融交易金額龐大，但由於香港具有即時結算的銀行同業支付系統，亦沒有法定儲備規定，香港的銀行並無需要於貨幣發行局制度的結算戶口保持大量結餘，亦因為當時總結餘只有數十億港元，港元拆息較易受到資金進出的影響。在1997年10月23日，投機者意圖衝擊香港聯繫匯率，於市場大舉拋售港元，港元隔夜拆息曾因而急升至接近300%。 為免聯繫匯率再受衝擊，金管局其後連番改進貨幣發行局制度的運作。在2005年5月18日，金管局將7.80的弱方兌換保證移至7.85，並把之前單邊的弱方兌換保證操作改為7.75–7.85雙邊的強方及弱方兌換保證操作。這意味金管局的弱方兌換保證操作會導致總結餘下降及港元利率上升。相反，強方兌換保證操作則會導致總結餘上升及港元利率下降。 自2007-08年環球金融風暴以後，美國聯儲局以至其他環球主要央行相繼推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資金大舉流入香港，港元匯價轉強促使金管局入市進行強方兌換保證操作。數據顯示自2008年起，金管局多次於港元匯價轉強至7.75時於市場拋售港元，每次金額數以十億甚至百億港元計，若以港元貨幣基礎及香港銀行體系淨外幣資產的變動作為量度資金流入的指標，資金流入的累計金額高逾17,000億港元（表3及4）。 近年金管局連番操作後，總結餘持續上升，於2015年11月曾升至逾4,200億港元，現時則約為2,600億港元（表5）。總結餘自高位回落，主要因為金管局向銀行增加發行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Exchange Fund bills & notes），從中吸納港元資金。考慮到未償還的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總額由2008年初至今累積增加逾8,200億港元至現時的9,640億港元，而銀行一般視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為管理資金的工具並可按此向金管局借取港元隔夜資金，總結餘的潛在數額比2,600億港元的實際數字為高（表6）。 撇除銀行體系總結餘規模的影響，市場環境的轉變也是套利機制未能顯著推動港元匯價轉弱及港元利率上升的另一原因。自2007-08年環球金融風暴以後，金融市場監管要求提高。相比以前，自營交易（proprietary trading）減少，套利活動的資本成本有所增加。這解釋了為何市場普遍相信港美兩地息差需要進一步擴闊，才會吸引投資者套利。 預期今年最優惠利率不變 現時總結餘約為2,600億港元，顯示銀行體系資金充裕。根據以往的市場規律，總結餘一般高於數十億港元，港元隔夜拆息便會趨向零。 至於去年底前港元拆息顯著上升，主要因為年結在即。港元隔夜及一個月拆息分別曾升至0.66%及0.75%的高位。不過，年結過後，兩者已分別回落至現時約0.1%及0.45%的水平（表7）。 港元拆息回落，正反映總結餘數額龐大的影響。即使現時市場普遍預期聯儲局於3月加息，美元拆息近日開始略為上升，但港元拆息仍然較數星期之前的水平為低。 當然，總體來說，現時港元拆息相比聯儲局於2015年12月步入加息周期之前為高，例如一個月港元拆息由2015年11月底美國加息周期開始前的0.19%上升26點子至現時的0.45%，但值得注意的是期間港元隔夜拆息因為總結餘龐大仍維持於約0.1%，而較遠期的一年期港元拆息上升幅度則為64點子，大於短期的一個月港元拆息26點子的升幅（表8）。 遠期的港元拆息升幅大於短期的港元拆息升幅，顯示: （一）短期港元拆息備受隔夜拆息接近零及總結餘龐大的影響; （二）相對而言，遠期港元拆息則較受美元拆息及聯儲局加息因素影響; （三）近年港元拆息曲線變得陡峭、向上傾斜（steepening）。 上文提到近年投資者對港美兩地息差的敏感度比以前有所下降，儘管聯儲局由2015年12月至今已累計加息兩次，但港元匯價仍處於7.7670的偏強水平，而去年初環球金融市場波動，當時港元匯價仍只是一度轉弱至約7.83。考慮到港元匯價轉弱至7.85觸發金管局弱方兌換保證操作方導致總結餘下降，即使聯儲局一如預期今年加息三次，港元匯價觸及7.85的機會依然甚微，換言之，我們相信今年底前總結餘數額會維持偏高，港元隔夜拆息或繼續處於接近零，而由於遠期港元拆息較受美元拆息及聯儲局加息因素影響，港元拆息曲線或會繼續向上傾斜。 總結餘龐大及港元隔夜拆息接近零會抑制短期港元拆息的升幅。從2015年底至今，聯儲局累計加息兩次共50點子，但一個月港元拆息僅升26點子至現時的0.45%。按此推斷，即使今年聯儲局加息三次，一個月港元拆息升幅仍然有限，我們估計今年底前拆息仍處於0.85%以下。 未來港元拆息的變化會否足以推動香港的銀行調整最優惠利率?從按揭業務的角度看，假若一個月港元拆息不長期高於0.85%，銀行調整最優惠利率的誘因不高。 現時以港元拆息計劃敍造按揭，按揭利率一般為一個月港元拆息加1.3%（Hibor+1.3%），以拆息0.45%計算，實際按揭利率為1.75%。 至於港元拆息計劃的按揭利率上限一般為最優惠利率減2.85%（P-2.85%），以最優惠利率5%計算，實際按揭利率上限為2.15%。 假若銀行提高最優惠利率，實際按揭利率上限上升會削弱銀行承造按揭業務的競爭力。基於以上方程式，銀行調整最優惠利率，首先需要出現以下情況: （一）一個月港元拆息持續高於0.85%; （二）實際按揭利率當中的1.3%維持不變。 假設實際按揭利率當中的1.3%維持不變，一個月港元拆息持續高於0.85%將促使銀行調整最優惠利率以提高實際按揭利率的上限。不過，如上文所言，我們預期今年底前一個月港元拆息仍處於0.85%以下。 另一方面，近年銀行體系資金充裕，實際按揭利率當中的1.3%已遠低於約一年前的1.7%（約一年前按揭利率一般為一個月港元拆息加1.7%）。考慮到今年底前資金充裕情況持續（總結餘龐大）及一個月港元拆息升幅不會持續高於0.85%，我們預期今年底前香港的銀行不會調高最優惠利率。 潛在風險 當然，市場充滿變數，倘若資金流出香港的速度加快或規模增加，例如一個月港美息差擴闊至2%以上觸發較多資金流走，導致港元匯價加快轉弱至7.85的弱方兌換保證，總結餘數額或於短時間內由現時的2,600億港元大幅回落至數百億港元。屆時港元拆息或以近乎一步到位的方式，而非循序漸進的步伐，急升至美元拆息水平。不過，環顧聯儲局自2015年底以來累計加息兩次，港元匯價仍然靠近強方兌換保證及總結餘維持於高水平，我們認為今年聯儲局加息三次對港元利率的整體影響有限。
提振實體經濟成為今年「兩會」之強音。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七次提及實體經濟。此舉實屬罕見，釋放的信號十分強烈，表達了中央提振實體經濟的決心。 近年來，中國實體經濟遭遇重重困難，面臨創新能力不足、投資回報率低迷、綜合成本持續上升以及部分金融資本空轉等挑戰。前不久，圍繞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關系，數位知名企業家曾發生爭論。其實，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是對立、統一的關系。虛擬經濟產生於實體經濟，必須植根並服務於實體經濟，不然，只能是曇花一現、滋生泡沫。全球金融危機殷鑒不遠，教訓深刻。 自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提實體經濟以來，對其重視程度逐年遞增。正如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所言，「實體經濟從來都是我國發展的根基。」此番政府工作報告主要從金融支持和實體經濟自身創新轉型兩大方面著墨，可謂對症下藥，亟待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認真落實。 當前，金融「脫實向虛」問題備受關注。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綜合運用貨幣政策工具，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合理引導市場利率水平，疏通傳導機制，促進金融資源更多流向實體經濟，特別是支持『三農』和小微企業」。對此，央行負責人也有詳盡表述，相信未來實體經濟會得到更大的金融支持。政府工作報告還要求，「促進金融機構突出主業、下沉重心，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防止脫實向虛。」把脈可謂精准。 「脫實向虛」並不是個新問題，只是近年來愈演愈烈。天量資金流向股市、債市、期貨等金融市場，通過短期炒作獲取暴利或進入「影子銀行」，流入實體經濟的資金大為減少。2012年以來，監管部門放松了對保險資管、券商資管、基金及其子公司專戶的監管，一大後果是，以險資為代表的金融資本頻頻「舉牌」，成為實體企業「門口的野蠻人」。此類「資本運作」引發企業管理者和投資者的恐慌，非但沒有支持企業發展，反而動搖了企業的穩定經營。近來，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掌門人紛紛強硬表態，稱部分險資為「土豪」「妖精」「害人精」，「絕不能把保險辦成富豪俱樂部，更不容許保險被金融大鱷所借道和藏身」，並相應采取了一些監管措施。我們深盼這種政策導向能上升為制度化安排。 當然，「打鐵還須自身硬」，如果實體經濟羸弱不堪，卻硬性要求金融系統去支持，只會產生更多不良資產。只有提高實體經濟的效率和競爭力，使資金自然流入實體經濟，才是對「脫實向虛」現像釜底抽薪之策。 實體經濟正面臨盈利能力減弱、投資急劇下降、人才流失嚴重的問題。2016年中國企業500強中，制造業企業有261家，但淨利潤只占17.1%，而33家大型金融機構淨利潤就占56.8%；2016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7.9%，而工業投資增幅只有3.6%。更令人不安的是，2016年民間投資增幅急速下滑，從2015年的兩位數，下降到只有3.2%。鑒於民間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六成以上，而在制造業投資中，約九成是民間投資，倘若民間資本沒有意願和能力投資，提振實體經濟就只能是一句空話。因此，穩定民間投資的信心尤為重要。 必須下好「改革棋」 提振實體經濟，必須下好「改革棋」。政府轉型至關重要，要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著力推進簡政放權，防止過度和不正當干預市場，著力改善營商環境。當前，應格外重視為企業減負，積極減稅降費，並有效降低融資、非稅負擔等綜合成本。此外，要盡快落實去年公布的《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依法保護產權，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為民營企業家形成穩定預期，增強其投資信心。與此相關聯，要以時不我待的精神，啟動新一輪國企改革，擴大壟斷行業開放，拓展民間投資空間；盡快修訂公司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保險法等法律法規，完善公司法人治理，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改革金融監管體制，消除監管「真空」。簡言之，提振實體經濟是政策課題，更是體制改革課題。課題不新，卻始終繞不開。 就實體經濟自身而言，當務之急是加快轉型升級。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以創新引領實體經濟轉型升級」，這就需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優化實體經濟結構，不斷提高質量、效益和競爭力。企業要主動轉型，以多種方式實施技術改造，積極擁抱數字經濟、「互聯網+」；更要發揮企業家精神，以創新創業精神走出困境。 目前，中國經濟有所企穩，但制造業投資回暖跡像尚不明顯。實體經濟面臨的問題是長期形成的，解決起來也非一朝一夕可成。「兩會」傳遞出早春的訊息，給人遐想與希望。同所有改革發展任務一樣，在令人鼓舞的政策宣示後， 振興實體經濟終究離不開一個「實」 字。 原刊於2017年3月13日出版的《財新周刊》第10期社評，本社獲授權發表。
中國三十多年來，在鄧小平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路線導引下，銳意發展經濟，憑藉全球化東風的推力把被毛澤東搞得民不聊生，一窮二白的中國迅速發展為一個蒸蒸日上，日益強盛的國家。 中國在這樣背景下的發展成就盡管令人羨艷，但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尤其是到了今天，中國進入一個關鏈的發展節點。內地傳媒用不無盛世危言意味的三個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塔西佗陷阱來警示國人，前途多艱，務須加倍努力，庶幾事底於成。 三大陷阱是中國今天面對的挑戰，中國能不能越過陷阱，本文將從特別的視角進行觀察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原因 中等收入陷阱，本來不是一個非常嚴謹的概念。在香港經歷經濟起飛階段，鮮有人提及與使用。只是大約十年前中國經濟進入最高速發展的時刻，被經濟學者連同諸如劉易斯拐點一類專業術語引入，用於探究中國的經濟前途與發展路徑。從此成為內地傳媒歷久不衰的常用辭。 傳媒在使用這個術語時有諸般不同的演繹。有人把某個人均GDP比如說15000美元作為陷阱的邊界，就是說超過這一界線就算上了岸，否則就是在陷阱中爭紮。這種說法對於解釋一些資源大國，在資源牛市中暴富，旋而再跌陷阱似有些勉強。更多的作者以進入公認的富國集團比如經含組織作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這可能是比較合理的衡量方法。 不管怎樣說，公認越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富國基本都是歐美國家，這也順理成章。畢竟現代社會始於西方。除去歐美之外，現代潮流席捲世界一百多年後（中國與日本這樣的重要國家受現代潮流沖激也就百多年而己），全球只有不過十來個國家包括亞洲的日韓臻於此一行列。我們細檢這些跨越陷阱進入富國行列的國家，可以帶來很大啟示：這些國家其實非常齊一，全部是自由平等，實行民主政制與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無一例外。西班牙與葡萄牙是西歐最後兩個向這種制度轉型的國家，遲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因為佛朗哥將軍去世和發生推翻獨裁政權的政變，這兩個國家改行他們西方鄰國的制度，結果由西方最落伍的國家迅速發展，跨越陷阱，西班牙成為當年第八大工業國；葡萄牙由獨裁政權時期的人均GDP750美元的落後國家迅速發展成富裕國家。 實行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的制度為什麼能成為富國呢？這就是本欄一再指出的，它符合現代社會的腦力特點。一方面它有利開發社會的腦力資源，使所有聰明頭腦被發掘與最大限度地發揮功能；與此相聯系是另一方面，國家精英實行角色轉變，由搜刮的統治者轉變為高效的創新者與經營者。這樣國家就有高效率的經濟，從而有能力跨越陷阱。此二端在相當程度上是互為因果關係的。 那麼中國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如果中國只是一個人口規模較為普通的大國，比如說與美國相去不遠（你可以理解為如果美國有十億上下的人口），以中國今天實行的制度，也就是精英繼續擔當搜刮的統治者角色，我會作出否定的回答。中國精英應該感謝以人倫為核心的傳統文化，使炎黃衍繁了世界最多的人口。在全球化下，中國精英充當一種管工角色，在傳統帝制外加列寧主義的增益下，把十多億臣民管得服服貼貼：沒有工會，沒有有組織的罷工，自然有能力控制工薪使之極具竟爭力，中國精英的這些能力使世界很多的經濟活動尤其是製造業的經濟活動轉移到了中國。這樣下去最終將使富國變窮。中國可能就是這樣實現跨越陷阱的。這種消長趨勢是否繼續下去值得注意。 中國不可能步入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是古希臘歷史學家。根據伯羅奔尼撤戰爭雅典與斯巴達爭戰的經驗，認為新晉強權會挑戰原有強權而發生戰爭。認定新強權對舊強權的挑戰是無法避免，是謂之曰修昔底德陷阱。 那些戰略家們所說的中國面對著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隨著中國的崛起成為強權，勢必挑戰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與世界格局。這樣中美終有一戰。 本欄曾經討論過美國國家人格，認為這種國家人格的國際維度是國內維度的延伸。美國己經轉換了角色的精英放棄了通過壟斷國家權力，使用國家暴力搶奪兼併他國。在中國非常弱勢的時候，美國尚且沒有動強食之念。反而一力支持中國發展。今天中國作為世界生產基地，在相當程度上符合美國精英的利益。看不到美國有侵略中國與中國一戰的誘因。中國的緊張更多的是，美國一些對中國執政黨奉行的那套意識形態的不認同。 在現代確實有國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當年的德國就是意圖挑戰英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與格局；後來蘇聯在冷戰中與美國的對抗都有這種況味。但不是處於第二都必然意圖挑戰老大。美日之居第一第二四十有餘年，日本甘做小弟弟而相安無事。 德國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於當年的德國精英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和民族優越感。務必帶領日爾曼民族統治世界；蘇聯精英則是要以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代替美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總之是理想沖昏了頭腦。 今天的中國精英只關心一件事：永續保有他們的權力。這是和中國歷朝歷代所共有的特性。中國政權提倡民族主義是與當年德國人的民族主義截然不同的。中國精英不會像德國精英般冒著失去政權的危險帶領國人對外擴張。相反中國精英提倡的民族主義只是為了奪權與固權，從抗戰到今天都是這樣。至於蘇聯式的英特納雄奈尓，時至於今說說而己也不過是一種增加合法性的意思罷了。 因此中國幾乎肯定會規避這一陷阱的了。看看特朗普來勢洶洶馬上陪笑臉就可以推斷此言不差的了。 中國其實己墜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是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陷阱指的是一個組織包括政府當其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說假話，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都會被公眾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 中國從鴉片戰爭開始的現代轉型因為傳統的包袱太過沉重，國人嗜痂有癖，精英又不願效法西方日本同儕實行角色轉變。因此現代轉型走了大彎路，付出巨大代價。尤其是四分之一世紀的毛氏窳政，在鬥爭專政這些赤裸裸血斑斑的暴力包括語言暴力，制度暴力和真的動刀槍的暴力之下，釋放了所有人性惡。中國社會在相當程度上不再存在誠信，不再存在道德。有的只是強權，有的只是鎮壓即古人所說的以力服人者。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中國的組織哪些有公信力？啇業組織造假牟利不惜坑害消費者。食物領域的國產奶粉，地溝油。而蘇丹紅，孔雀石綠之類即便一般國家大學化學系學生也未必十分在行的化學名辭居然登堂入室，成為大眾傳媒的常用辭。政府機關或與公權力相聯系的諸如紅十字會以及國立文教衛生機構，無不以權謀利者。大家知道所有這些組織都是由沒有轉變角色的精英掌握與控制的。所以說中國精英是搜刮的統治者。 中國今天根本深深陷進塔西佗陷阱之中，其所以沒有被淹沒，中國精英其實應該感謝西方精英。他們送來技術，送來資金，送來市場，總之送來陷阱的方舟才使中國精英不致被淹沒。 結論：中國精英必須轉變角色 中國今天面對的三大陷阱歸根結柢，都是中國現代轉型未進入最關鍵的層面：精英繼續擔當搜刮的統治者角色，而沒有成為高效的創新者與經營者。這樣中國沒有最強大的創新能力與高效率的經濟體系，因為最聰明的頭腦不在這兩個領域而被吸引去了治人的官場。因此中等收入陷阱能否越過頔有疑問。即使因為人多而得到規模與聚合效應的好處，也如本文分析可能在富國因工序轉移到中國而變窮下才實現跨越，這對於人類而言並非好事。至於修昔底德陷阱，如果中國精英實現如西方精英般的角色轉變，則中國的國家人格將與西方契合，修昔底德陷阱自然消於無形。即便今天已深陷其中的塔西佗陷阱，中國精英如果放棄搜刮專政的統治者角色，轉變為高效的創新者與經營者角色，將惠澤所有社會成員：中國的、外國的。這樣社會將變得和穆。塔西佗陷阱將自動升上地面而不再存在。 實際上，不止三大陷阱，中國這個歷史攸久人口眾多的古國在現代遇到的很多問題，都會隨精英的角色轉變而得到化解。中國的前途乃至人類的前途在於精英角色的轉變！中國的精英們應該開始逐步轉變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