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信息通信技術（ICT）革命的爆發，成為中國超全球化發展的關鍵節點。 之前由1978年開始積極改革開放，努力改善投資環境，香港在這過程發揮了重要的經驗傳遞作用。
內地新移民對本地經濟的貢獻，可由其參與勞動市場窺見，其他相關考慮因素包括活躍參與經濟活動所佔比例、教育程度，以及年齡等。
租置計劃在1982至1994年落成的99個公共屋邨其中39個推行至今已20年，且看看其對家庭穩定性之實質影響。
假使租置計劃在所有220個公共屋邨全面推行，相信男性和女性就業人口或會分別增至6300人和10400人（增幅分別達1.0 % 和 1.8 %），有望大大減輕本地勞工短缺問題。
教養子女是費盡心力的重任，即使家境和生活環境欠佳，亦能藉親子教養彌補。
德國學者Daniel Koss指出，共產黨所以能在地方層面建工牢固國家權力，正因為絕大部分黨員並非在政府官僚體系當中，而在政府架構以外行事。
香港發展面對的真正挑戰，並非長者或兒童的相對貧窮，而是青年瀕窮，皆因在職年輕人缺乏足夠積蓄及時置業，從而分享社會經濟繁榮帶來的裨益。
就無形資本密集型經濟而言，日後面臨的最大挑戰，大概不在於如何促進經濟增長，而在於如何使之兼容並蓄。承襲自上世紀的種種社會和福利政策工具，也許已不再切合所需。
無形資產足以令龍頭企業和滯後者之間生產力差距日益擴闊，究竟是何緣故？
要在短期內紓解房屋短缺，香港只須撤除現有規管關卡之一，就是為公營房屋開放出租市場，可立即大為紓解供應短缺的困局，而此舉並不妨礙覓地建屋，但若不從速進行，房屋短缺問題勢將愈趨惡化，難望好轉。
要是有一天香港政府終於改革公營房屋出售計劃，我倡議應以新加坡模式為藍本，再加以優化。與其採用分租形式，不如推行工資等值或租賃安排，有關改革其實比想像中容易。
覓地發展對香港長遠經濟發展，以至未來繁榮究竟只能夠惠及社會少數抑或造福全民，同樣至關重要。
社會住屋若由單位不得流通的公營房屋所主導，成為壓倒性的房屋體制，對經濟繁榮、社會凝聚力、政治包容性都會造成損害。
資助出售公營房屋單位的計劃，可為低收入與中等收入階層重燃希望。計劃關鍵不在派錢，而在精打細算，重新調配。
鑑於填海與改變土地用途困難重重，在增加房屋供應上屬中、長期策略；若要立竿見影，必須在公營房屋界釋放市場威力，以解決老大難的房屋問題。
如能審慎行事，還富於民，將不會對全民就業而勞工短缺的經濟增添壓力。在經濟上既是師出有名，亦不用太花氣力，開支的一分一毫得以撥給最應受惠的市民，而不會讓中介者從中漁利。
香港居住單位面積小，由於公營房屋項目基本上根據早年徙置區所訂的面積基準，循規發展，無法突破規限。
新一年已至，政府是時候重新思考，如何解決房屋供應問題，展望特區公營房屋政策的承擔，在租與置之間尋求善策了。
私人住宅租賃市場相對較少，卻反而要容納全港住戶增幅中的大多數，市場上湧現「劏房」單位，也就不足為奇；結果導致租金與樓價同時飆升，房屋需求有增無減，私人發展商則轉而興建更細小單位。
香港身處世界經濟增長最迅速的地域之中，但勞工短缺問題嚴重並不斷惡化，將導致香港在今後10年間，成為全球率先以女性主導工作人口的城市。
假使發達國家中、下階層收入增長並未有停滯不前，則將此莫須有罪名加諸全球化身上，實在毫無道理可言。
香港面對的連串社經困擾乃是「超全球化」的產物，必須重新加以認識，並推行嶄新施政策略。
無論從經濟或政治角度看，出租公屋單位數目節節上升，佔住宅數目的大多數，對招徠外來技術和人才絕非好事。
香港並非單單面對人口老化問題，更飽受因年輕人口持續減少，勞動力供應短缺的問題困擾。
當局過往為求覓地和資助建屋，曾經構思出接近市場的制度，足見其膽色與心思兼備，定能別出機杼，另闢蹊徑。
大灣區發展規劃更將帶動有關城市，成為國家「一帶一路」基建投資外展戰略的先鋒。
新經濟中的工人必需通曉科學與技術方面的基本原理，以利終身學習。
六七暴動之後，政府在政策上作出不少重大改變。
各國在處理絕對貧窮問題方面，遠比處理相對貧窮問題有辦法。
為何在樓價高踞不下之際，投資者仍大舉追求高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