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之時中美休戰90日，瑞士會談後，中美互減對方進口貨品關稅，美對華由145%降到30%，中對美大劈至10%。美國財長貝森特今次願意飛到瑞士跟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開會，很大機會是因為當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百日之際，其支持率僅得42%，如此冰冷的數據猶如對「美國優先」政策的諷刺。
相較於拜登任期初段的54%支持率，這12個百分點的差距不僅反映民意逆流，更暴露出以關稅為武器的貿易政策已引發國內外強烈反彈。然而弔詭的是，這套引發爭議的策略，在美國政治光譜中始終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邏輯。從1960年代肢解德國製造業霸權，到1980年代壓制日本半導體產業，直至今日對中國發動史無前例的貿易戰，華盛頓始終將關稅視為重劃全球經濟版圖的終極工具。
歷史的回響：德日經驗的當代啟示
翻開經濟史冊，美國對德日產業的系統性打壓、狙擊可算是經典案例，兩國都是當時叱吒風雲的國家，堪稱優才生。1964年德國固定投資佔GDP比重達31%的巔峰時刻，正是美國啟動關稅戰與產業規制雙重打擊的轉折點。當這項指標在20年間被壓縮至22%，曾經的「歐洲工廠」已淪為跨國資本的技術附庸。
《廣場協議》後，日本半導體的全球市佔率從1988年51%的巔峰暴跌至2019年10%的谷底；人均GDP由領先變成落後美國（1988年日本逾2.5萬美元vs.美國逾2.1萬美元；2023年日本約3.4萬美元vs.美國約8.3萬美元），迷失30年。這些數字背後，是美國運用貿易法第301條款、出口管制與匯率操控構成的複合武器庫，其核心邏輯從未改變，就是通過壓制競爭對手的產業升級能力，維持美元霸權的絕對優勢，是國際優才狙擊手。
特里芬難題：美元霸權的先天缺陷
當代關稅戰的本質，實為掩蓋美元體系的結構性矛盾。美國自1971年讓美元脫離金本位後，國際貿易轉向持續逆差，正是其金融霸權的必然產物，因美元要成為世界貨幣，就必須通過貿易逆差持續輸出。這種「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困境，在特朗普政府追求的經濟增長與貿易逆差的矛盾目標中徹底顯形。
關稅政策表面上試圖縮減逆差，實質是通過製造全球資本避險需求，驅動美元回流支撐美債市場。措施的代價是令美股波動、美股暴跌及債息飆升，直接令到壓低債息而吸引投資者以低息買債的套路失敗，也暴露出金融市場對關稅戰的深度焦慮。
加州的叛逆：地方政府的經濟理性
當白宮高舉關稅大棒時，太平洋沿岸的加州正上演着地方理性的覺醒。州長紐森對《日經亞洲》的直言，撕開了「美國共識」的面紗。「全球貿易不是零和博弈」的宣示，直指特朗普政策對加州旅遊業12%的年度衝擊與農產品出口23億美元的損失。
這種中央與地方的認知裂痕，恰似博弈論中的「囚徒困境」，即便合作能帶來更大整體利益，個體理性仍可能驅動毀滅性選擇。加州維持對華131項合作備忘錄的現實主義抉擇，正是對華盛頓單邊主義的沉默抗議。
巴菲特警鐘：資本市場用腳投票
股神巴菲特在波克夏股東會罕見地表態，為關稅戰的經濟成本提供了權威註解。當這位向來避談政治的投資大師直言「徵稅是巨大錯誤」、「是向全世界宣戰」時，其背後是美國企業界集體焦慮的冰山一角。
跨國公司報告顯示，關稅導致的供應鏈重組會吞噬企業的利潤。「資本罷工」現象在美債市場尤為顯著，外資持有美債比例近年有持續下降的趨勢，就連日本央行都在悄悄將美債持倉比例調降。當安全資產光環褪色，美元霸權的根基正在動搖。
三殺困局：自毀長城的代價
關稅戰最殘酷的諷刺，莫過於其先對美國經濟的反噬效應。今年4月美國的股匯債三殺場景，將這種自毀性展現得淋漓盡致。近期中美貿易關係緊張引發市場大幅波動，關稅問題成為主要的驅動因素，並導致前所未有的「三殺」現象，即股市、債市和美元匯率同步下跌，對美國經濟造成極大衝擊。
此次金融動盪的原因可歸納為四點。首先，關稅戰削弱全球貿易，降低美元的需求，並動搖其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令美元面臨貶值壓力。其次，市場對美國財政赤字的擔憂促使多國央行拋售美國國債，導致債券收益率上升。第三，關稅政策帶來巨大的經濟不確定性，加速供應鏈重組並推高企業成本，進一步打擊投資者信心與企業盈利，同時刺激通脹升溫。最後，關稅措施頻繁變動，妨礙企業資本投放，對經濟發展構成挑戰。
從均衡到共輸
哈佛大學的模擬研究顯示，在現行關稅水平下，全球供應鏈重組將導致數萬億美元的價值毀滅，遠超任何單邊收益。這種「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荒謬邏輯，正是零和思維在全球化時代的終極悖論。
在相互依存的地球村，沒有任何人能憑關稅高牆可獨善其身，亦妄想把中國人打回40至50十年前。筆者想起王菲〈如願〉的歌詞 :
你的手我蹣跚在牽，請帶我去明天……
山河無恙，煙火尋常，可是你如願的眺望。
孩子們啊，安睡夢鄉，像你深愛的那樣；
而我將夢你所夢的團圓，願你所願的永遠，
走你所走的長路，這樣的愛你啊 !
中國人一直走過不平坦的路，我們的下一代由他們自己作主，有權追求他們的夢想，而不是被他人控制。當加州農場主人與矽谷工程師共同站上反關稅戰前線時，或許正是重建全球經濟理性的契機，畢竟，人類從歷史學到的最大教訓，就是永遠學不會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