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瑞典斯德哥爾摩發生一起震驚世界的銀行劫案。四名人質在被挾持六天後，竟對劫匪產生情感依附，甚至事後拒絕配合警方指證。這種受害者對加害者產生非理性依賴的現象，被心理學家命名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令人憂心的是，半個世紀後，這種心理扭曲正在當代國際政治舞台赤裸裸地上演。
歐洲自我矮化 淪為政治附庸
面對美國特朗普政府揮舞的關稅大棒，歐盟、日本等G7國家非但沒有展現團結抵抗的勇氣，反而爭先恐後地向華盛頓乞求豁免權。2025年6月，北約秘書長呂特在以色列與伊朗衝突的敏感時刻，竟公開稱呼特朗普為「爸爸」。這聲荒謬的稱謂，猶如一記響亮的耳光，赤裸裸揭露了歐洲領導人在美國強權面前的卑微姿態。
這種集體性屈服始於特朗普第一任期。當時他以退出北約為要脅，成功迫使歐洲國家將國防開支從佔GDP的2%急速飆升至5%。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當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悄然抽身時，歐洲各國非但沒有把握時機追求戰略自主，反而更加緊抱美國大腿。法國總統馬克龍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貿易談判中刻意強調所謂「中國威脅」，這種政治表態本質上如同人質主動向劫匪遞上贖金。
富豪減稅 平民買單
深入剖析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不難發現這實為一場精心設計的財富轉移遊戲。2017年通過的《減稅與就業》法案及最近的《大而美》法案讓美國頂層1%的富豪在未來十年內可節省數兆美元稅負。然而，由此造成的財政黑洞，最終卻透過關稅戰轉嫁給普羅消費者。當進口洗衣機、成衣及食品等商品因關稅導致價格上漲20%時，對華爾街精英而言不過是微不足道的數字波動，卻讓無數低收入家庭的生活雪上加霜。
在人工智能革命重塑全球就業市場的關鍵時刻，特朗普政府卻持續為科技巨頭及大商家提供各種稅收優惠。當特斯拉工廠的機械臂無情取代上萬名工人時，美國政府不只沒有建立有效的科技紅利分配機制，反而透過關稅戰讓普通勞動者為資本的貪婪買單。根據估算，僅特朗普家族企業每年就能從這些減稅政策中節省千萬美元支出。
中國保持戰略自主避免被擊破
在這場全球性的政治屈服浪潮中，中國的應對策略形成了鮮明對比。透過精準的反制措施，中國展現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戰略定力。稀土出口管制直指美國高科技產業的命脈，農產品關稅精準鎖定特朗普的政治票倉。憑藉40年改革開放積累的經濟體量，中國以戰國時期齊國對抗強秦的智慧，在保持戰略自主的同時避免被各個擊破。
當巴西總統盧拉高呼「我不要帝王」時，他道破了當代國際政治最殘酷的真相。美國透過美元霸權進行的全球財富掠奪，已經讓世界各國患上了集體性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無節制的量化寬鬆政策迫使各國為美國的通脹買單，軍事強權支撐的石油美元體系正在搖搖欲墜。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2000年前，縱橫家蘇秦警告六國割地求和終將亡國。今天，當各國以武器訂單乞求貿易寬恕時，他們正在重蹈戰國諸侯的覆轍。這種政治上的短視行為，終將付出慘痛代價。
各國應發起聯合訴訟
真正的出路在於國際社會的集體覺醒。各國應當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框架內發起聯合訴訟，建立協調一致的反制同盟，同時推動數字服務稅等創新機制。北約秘書長那聲「特朗普爸爸」的稱呼，終將成為全球化進程中的恥辱印記。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最可悲之處，在於人質最終會愛上劫匪。
世界正站在歷史十字路口。我們本應共同構建一個能夠讓科技紅利普惠全人類的國際新秩序。中國展現的G2策略或許是現實主義的過渡選擇，要拆解關稅武器的威脅，唯一的方法就是將所有子彈調轉槍口，對準那個舉槍的劫匪。這不只是經濟自衛，更是一場關乎尊嚴的文明抗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