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宇平教授逝世的消息，為同事、朋友和學生帶來莫大的衝擊。由他們強烈的反應可知，鍾教授的做人處世、對學問和真理的追求、對社會和國家的貢獻，實在會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在70年代中期的一個教育研究中，筆者認識了鍾教授。其後和其他六個教育界朋友一起在《信報》寫「教育眼」專欄，以〈眼冷心熱〉」（阿濃於1981年5月19日在這個專欄的第一篇文章的題目）的態度評論香港的學校教育。
我們一起決定，信報每年春節給我們的稿費，作者只收取應收款項的四分之一，其餘的四分之三集合成為一個基金。基金的用途有四種：一、出版作者專集；二、資助小型教育研究；三、邀請對教育有見解的人士參與教育研討的聚會。（聚會有時在鍾教授或者余晃英兄的府上舉行，也有時在外邊飯店進行所需要的費用）；四、資助內地學者的出版。
鍾教授是這個組織的第一任主席。
這個專欄到21世紀初期結束，但這筆基金在扣除必要的支出後仍有少量餘款。
致力推動教育改革
80年代初期，筆者任教的中學工作環境不理想，鍾教授鼓勵我報讀教育碩士，甚至親身把報名表送到我家裏。
期間，他鼓勵我參加他的研究工作，整理香港數十年來教育研究的文獻。最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這個研究的結果，和鍾教授一起，我是四個作者之一。
其後鍾教授又鼓勵我報讀博士。我收到四間大學的入學通知，包括加利福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UCLA）、印第安納大學布盧明頓分校（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i System）。
我不知道如何取捨，剛巧那時鍾教授在美國讀碩士時的一位教授來香港，我便請教他。他認為假如我的專業是課程，UCLA是最佳選擇。（後來我知道，課程領域中的學術泰斗R. Tyler的學生那時在UCLA任教，我就修了他兩門課）。
我在洛杉磯沒有親戚朋友，幸好鍾教授安排一個朋友到機場來迎接我。當晚，我便住在他朋友的家裏。翌日，這位朋友親自開車送我到校園去。
完成博士課程之後，得到鍾教授的勸勉，筆者回到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工作，工作的性質是鍾教授有份設計的。當時，一向在小學工作的只是文憑教師，沒有學位。中大教育學院讓這些教師兼讀三年或四年的課程，便可以獲得教育學士學位。我是第一位任職這個課程的教師。
1993年，藉着鍾教授的關係，中大教育學院獲得世界銀行資助的一個項目，協助中國三個中等城市（洛陽、常州、沙市）教育的發展。我有機會協助鍾教授統籌整個計劃，安排這三個城市的教育工作者到美國、英國、香港學習；又安排多位學者專家到這三個城市開設各個專題和學科的講座。
也是藉着鍾教授的關係，中大教育學院成立了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以及推行優質教育改革計劃。於是，教育改革一個非常重要的層次──學校──成為改革的關鍵改進對象，這個改變是香港教育改革的一個里程碑。我在這個過程之中，也不斷努力嘗試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不是純粹在象牙塔內工作。
鍾教授雖然和我們暫別，但他對我們每個人乃至整個教育界別的發展有着重大的貢獻，讓他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