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一國兩制

100歲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訪華，得到以習近平主席為首的極高規格接待。緣何如此？公民科師生若就此互動探討，能獲取的公民知識，將是異常豐富，滿有收穫。

作者希望香港各界更加關心關愛青少年成長，讓青年深入認識國家和世界，亦期望青年能把握好國家機遇，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更大的空間發揮所長。

到了今天，時代不同了，很多東西都變了，但有些感覺沒有變──民意和新聞界仍是無關痛癢的風，可以視而不見，甚至沒有存在的感覺。

我們更加希望，香港能夠包容更多不同聲音，讓更多人放心說真話、放心批評、願意說出他們到底需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唯有如此，香港才有機會再展活力、再現生機。

習近平五部重要圖書繁體版在香港書展首日書期首次發行，對於香港及澳門市民具有重要意義，有助系統性了解一國兩制的在地發展，並加深理解中國之治。

2023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及「南金融，北創科」政策綱領，但在創科發展上卻被人詬病欠缺焦點。本社為此專訪香港理工大學工程學院院長文効忠教授，今日率先刊登他對香港創科發展的機遇及挑戰的看法。

中美交惡的時候，香港是磨心和犧牲者；現在中美關係回穩，它依然是犧牲者，並且每况愈下，這明顯是治港「方程式」出了問題。如果無法扭轉這情况，大家都清楚香港是看不到未來的。

新設立的中央港澳辦最重要的政治意義，在於它是一個制定和落實中共對港澳一國兩制政策的高層機構。改變了此前國務院港澳辦與港澳兩個中聯辦關係錯綜複雜的混亂局面。

「蘭桂坊之父」盛智文博士在港大發表演講。他表示，傳授學生重要的知識、提供合適的教育固然重要。但我作為一個商人，我可以確切的告訴你們，不用擔心政治，只需擔心如何盈利就好。」

香港風雲再起，或許再次印證了那個有名的「門窗理論」：當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同時也會為你打開一扇窗。香港的失去，焉知不會在另一方面有所得呢？

回歸下半場，香港的路不容易走，但我們優勢仍在，毋須過分悲觀。

卸任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職務的譚惠珠表示，新一屆基本法委員會人才濟濟，包括了人大、政協、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成員、亦有資深大律師等，肯定不只6位人士替大家看着《基本法》。

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正在明顯形成，最重要的相似之處是利用基礎設施項目和建設作為更緊密的經濟和社會文化融合的先導，隨後可能就「統一」進行另一階段的政治對話。

內地對新聞自由、公共利益的探討和重視，應該令香港明白，我們現在不斷收緊言論自由空間、不斷設下紅線，是「反其道而行」！

國務院港澳辦黨組最近在《光明日報》發表的長文，從港澳角度總結一國兩制的實踐，是闡釋北京對港澳政策趨同的重要文章。

在中央抓緊落實全面管治權、「愛國者治港」的新階段，香港應該客觀地深入檢討和探索：如何有秩序地保留及重新發展上述特色和優點，從而保留國際城市地位，以及能夠實現中央所交付的建設「八大中心、兩大樞紐」任務。

截至今年3月，香港人民幣存款約有9500億元人民幣。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出席財新夏季峰會時表示，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有充分條件和能力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發揮所長。

香港人習慣說我們「香港有許多優勢，我們透過我們的優勢來幫助國家的發展」。這當然不是不對的，但這樣的思維方法並不一定能夠保證香港可以完全和有效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如果合作區是象徵結合了澳門和內地經濟和法律特點的新綜合體，那麼它很可能是內地另一個新的特別行政區，正如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所設想的那樣，會有更多華南港澳式經濟飛地。

筆者相信，以學習地點的環境氛圍和專題講座的內容，新入職老師對新時代中國特社會主義必定有所理解。以此，筆者對許夏主任的「好老師」的解讀是：老師須有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質素和民族共同體的意識。

筆者認為，23條立法的前瞻性核心是反制境內外敵對勢力以高科技手段在香港特區搞顏色革命的意圖。

區議會改革的建議，應該去詰問的，不是倒退與否的問題，而是要問為何要有新管治模式。

香港的國際性，不應只是內地富豪的海外財富管理中心，而是中國經貿外交的推動者、執行者，積極進取，突破國際的政治封鎖。

「毋懼挑戰，把握機遇」──李慧琼議員和李子建教授在「從『兩會』看國家發展」分享會中，以此番寄語作結，勉勵年輕人。

這次區議會改革用於完善地區治理方案，也反映出中央對治港的焦慮：北京知道只要有《港區國安法》在手，實現「由亂到治」根本不成問題；但如要體現「由治及興」，則必須切實地改善施政和管治。

「國風國韻飄香江」中央歌劇院中外經典歌劇選段音樂會首場演出5月6日晚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中聯辦主任鄭雁雄，賽馬會副主席李家祥先後致辭。

在撥亂反治今天的香港，討論政治問題，似乎吃力不討好。在撥亂反治的初期，事實上是反應熱烈，為甚麼其後市民對政治會變得冷淡？

只要一國兩制繼續實施，回鄉證具獨特功能而必須保留；雖然如此，也並非沒有進一步優化的空間。「三寶」畢竟也有麻煩，是否可以合併呢？

中央的方針其實就如同每天在跟香港做精神分析療法──找到病根，不等於就能改變病根，而且像這樣追溯，可能將所有問題都指向同一原因，正確但無用。

若以文明衝突論來審視今天全球陷入的劍拔弩張態勢，我們可否從中得到若干端倪，即今天對抗的主軸可歸因於海洋與陸權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