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日子，媒體應該包容更多不同聲音，在不同平台互相切磋，能有這樣的局面已經非常難得，由一人獨領風騷的年代，也許很難再現。
每次寫完文章後，交稿都一定是傳真至林行止家中的傳真機，林是第一個讀文章的人。編輯及校對是蕭芳芳丈夫張正甫的姊姊，中文非常好的張姑娘。記憶中，《信報》極少改動文章。
《信報》的公信力，應該與林行止多年在〈政經短評〉所作的「逆耳之言」有莫大的關係。
歷史的巨輪不會因為林行止而有所轉變，但歷史畢竟是被人寫成的。在這一點上，我認為香港的歷史會因為林行止的書而被修改。
憑一枝健筆走天涯，以事論事，獨沽一味筆耕的林氏，甚有大俠風骨，他當然有政治取向，但筆者未聞他有高姿態積極參與政治。
對於新聞工作者，再好的政策，也沒有「毋庸置疑」這回事。
筆者在《信報》工作的五年，是從事新聞工作生涯最難忘的歲月。
據傳媒報道，撰寫政經評論著稱、外號「香港第一健筆」的《信報》創辦人林行止，日前離世，終年86歲。
我繼續和候選人一起開街站、做家訪。遇到惡言相向或者冷嘲熱諷，我裝着聽不見，盡力保持冷靜，給對方遞上傳單，一邊說：「請投民建聯候選人一票！」
修讀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預科那三年，我的興趣主要在中文及中史，先後申請兩間大學的中文系，由於港大有神交及心儀已久的陳耀南教授，成為我的首選。
尊重自己的專業，服務別人的責任。我敬愛的文灼非，憑着傳媒的良心，站在這個山崖。Salute！
中國語言文字的文化多元，應該也可以成為一種難得的資產。香港處在中西文化交匯之點，中英語言的並用，又是粵語與普通話的交叉點，非常寶貴。
朱師傅是世外高人，難得有緣成為他的忘年交。當年我每周都約他在九龍灣德福商場的仿膳飯莊吃午飯，親自拿他的手稿，每次見面都相談甚歡。
經過兩年多疫情的洗禮，中大校園再次煥發姿彩，祝願母校一甲子校慶再攀高峰。
翔鐘身為老總，與香港名人時有接觸，和曹仁超兄一樣，觀察很貼地氣，也不是人人有此體驗。如今二兄俱往矣，能不惘然。
邱先生循循善誘，是位敦厚長者，喜歡跟同事聊天、打成一片，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邱總很關心後輩。
6月21日午夜收到邱翔鐘夫人電郵，驚悉在倫敦的邱翔鐘先生逝世，邱先生與我相知相交37年，悲慟萬分，徹夜無眠。來世上一回，億萬人之間，與這樣一個難忘的師友同行了半生，地久天長之間，如此短暫，真是捨不得。
江迅1994年移居香港，加入《亞洲週刊》擔任資深特派員，以他在內地文化及新聞界的深厚資歷，很快就嶄露頭角，闖出名堂，很多獨家報道挖出鮮為人知的內幕消息。
美籍印度裔的資深傳媒人褚簡寧（Michael Chugani）辭任無線電視明珠台的時事節目「清心直說」（Straight Talk）主持，並停寫《南華早報》、《信報》專欄。
七十年代香港出現了至少兩位「姣婆」作家，「她們」每天在報章寫中區白領麗人如何「姣屍炖篤」、如何煙視媚行，寫得出神入化，吸引無數狂蜂浪蝶，成為報壇佳話。筆者有緣認識這兩位「中區白領靚女」。
幾經斟酌研究，我們把公司願景定為：建立一個優質媒體平台，在大中華地區發揮影響力；使命有三：一、為讀者搜羅優秀作家；二、為優秀作家提供理想寫作平台；三、為社會長遠發展貢獻真知灼見。
這位George，是我心中獨一無二的George。故人逝，自是悲傷，但他留給我充滿正能量，想着也會微笑的美好回憶，相聚的愉悅多於永別的哀傷。
《信報》的樂評，其實是沈鑒治的「今生」，至於前世，則原來早在五十年代已經開始，絕對是香港音樂評論的先驅。
在《信報》共事時，因為各有各忙，接觸雖不算多，卻從無疏離隔膜的感覺。退休後，彼此時有相約外遊，談新說舊，分享同行樂趣；今讀沈兄自傳，箇中人事，並不陌生，除了興味盎然，更能喚起前人詩作的情致。
陳明銶教授去世後我負責約稿及編輯紀念他的追思錄，知道更多關於他過去的事情，他對每一位學生與朋友都真誠付出，來者不拒，盡心盡力，燃燒了自己，照亮了許許多多的後輩，我受益極多，感恩不盡！
本社作者、國際時事評論家、作家、翻譯家關愚謙教授因病於當地時間2018年11月22日在柏林離世，享年87歲。本社刊登張建雄先生懷念關教授文章。
林先生的一些寫法確實感性，例如他預期1997年7月1日 會有「百官悲送」的場面，事實上，到了主權移交當天，「百官」 是去了會展中心出席回歸儀式，沒有「悲送」。
「這本書的英譯本得以出版，我希望不是因為家父的社會地位使然，而是一位至今仍然筆耕不輟的作者，系統地探討香港問題，有自己的見解，對不對都完全呈現，沒有逃避，沒有隱瞞，這很難得。」
當年要是真的那樣立法，我們感到言論自由便很有問題，洩露國家機密的界說也觸目驚心，讓人不知所措，那是與媒體工作有切身關係的問題，所以林先生不止在文字上提出質疑，他和我還是唯一一次跑上街頭表態反對。
英國人決定撤走，我們唯有接受現實，希望延續近乎英治時期的行政制度和管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