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先生的一些寫法確實感性，例如他預期1997年7月1日 會有「百官悲送」的場面，事實上，到了主權移交當天，「百官」 是去了會展中心出席回歸儀式，沒有「悲送」。
「這本書的英譯本得以出版，我希望不是因為家父的社會地位使然，而是一位至今仍然筆耕不輟的作者，系統地探討香港問題，有自己的見解，對不對都完全呈現，沒有逃避，沒有隱瞞，這很難得。」
當年要是真的那樣立法，我們感到言論自由便很有問題，洩露國家機密的界說也觸目驚心，讓人不知所措，那是與媒體工作有切身關係的問題，所以林先生不止在文字上提出質疑，他和我還是唯一一次跑上街頭表態反對。
英國人決定撤走，我們唯有接受現實，希望延續近乎英治時期的行政制度和管治。
據我們多年的觀察，英國人的管治，特點就是他們有足以專制、專橫的條件一意孤行，斷然行其所是，但優秀的是，他們往往會在最後關頭順從民意民情，不走極端。
「《信報》開辦一年左右，那是最艱難的時期，籌備階段訂購的印刷機器運到港要付錢，香植球先生在大跌市中賣股票幫我們。」
他較筆者年長不太多，但其人生歷煉肯定把我比下來，尊稱他為「曹生」不是因為陌生，而是一份衷心敬意呢！
他較筆者年長不太多，但其人生歷煉肯定把我比下來，尊稱他為「曹生」不是因為陌生，而是一份衷心敬意呢！
曹Sir雖然走了，但他對事對人誠懇的態度卻常留心間。
他說沒有什麼嗜好，最大興趣是投資賺錢，不過他從不吝嗇計較，對我們都很慷慨。
曹先生決定停筆後，我和幾個同事商量過找誰頂替。我的意見是：要找一個人去頂是不可能的了。
人人慨嘆蝸居難求，曹仁超覺得最可悲的是，香港人最大的願望竟然是買樓收租，包括大學生。「即使好運或者憑父蔭，25歲前儲到首期，開始供款，供到45歲為止，到時都不用想創業了。所以我經常寄語年輕人，不要讓500尺綁住你的青春。」
從1990年加入傳媒至今，25年來我最關注的議題始終是高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