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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品格的人，他們樂意奉獻，勇於服務他人，謙卑、不自私，有同理心，態度誠懇，是一位領袖的必備條件。

過去，香港較諸新加坡的優勢關鍵在於背靠祖國，但香港沒有善用，加上在疫情措施上處於中外夾縫中，令香港經濟停滯不前。時事評論員霍詠強認為，根本問題在於港府缺乏長遠規劃。

香港未來5至10年有什麼機遇與挑戰？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榮休教授雷鼎鳴認為，不可以單靠政府推動經濟，而政府遲遲未出手吸引人才，會造成什麼影響？一起聽聽他的分析。

大家不要以為數據分析只需要高端人才，事實上數據清理及標注的工作一般佔用了八成的工作量。情況就有點像酒樓大廚負責炒菜，但後勤的食物準備往往需要大量人手一樣。

政府別以為開了會、做了研究、發表了報告、推出了政策/措施，便可了事。更重要是持續跟進各項政策/措施的執行與實效，且作出適時的檢討及優化，才可切實解決香港人才荒的問題。

英國今天已是強弩之末，單靠它一國之力，難傷中國筋骨。不過，英國畢竟爛船也有三斤釘，還有一定能量。所以，研究英國不要只着重它今天的衰落，也要研究它當年為什麼可以成為「日不落國」。

行政長官李家超周四（9月8日）出席一個有關建設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高峰論壇時表示，特區政府正循四大方向致力推動這方面的工作。

面對人才流失之際，極須吸引人才之際，竟仍向外來人才有意留港、以香港為家的人才徵高額的買方印花稅。理據是什麼？額外印花稅造成供不應求，上車盤樓價暴升，政府不會考慮減辣，理據又是什麼？

估計中國人是不敢放大量資金在新加坡，就算香港人可以去新加坡工作，新加坡政府都是得物無所用，那些去了新加坡工作人很快就會被踢走，咁危險的事，唔會有太多香港人願意去新加坡工作。

中概股需從美國退市，不少中概股計劃由美國轉到香港上市，或把在港第二上市地位轉為雙重主要上市，北京禁不起失去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

科技是未來，不只是醫生和投行，香港的年輕人要覺醒！

如善用資源，從境外引進生源以解決學界困境絕對是可行的，並且令學生群體變得多樣化。

一試功成，狀元之後，考試指揮棒之下，究竟又在全面普及的香港教育體系內，創造了多少抬不起頭的「失敗者」，扭曲了多少中學，乃至小學的全人教育文化？

中美交惡之後，中國與新加坡的關係亦可能轉變。中國不得不防新加坡在今後會進一步跟從美國對付中國。而東盟正超越歐盟成中國最大貿易夥伴，東南亞對中國的重要性提高。在這個變局中，香港要與新加坡競爭了。

香港長久以來對於教育和文化藝術只花錢在活動，而不花錢在培養香港人，這正正是2019年動亂爆發的一個原因。大家不知道香港的文化價值，從而有很多怨氣累積。

需要注意的是，在制訂KPI時，當局必須具備靈活性，不宜太死板，切忌把個別KPI獨立處理，引致政務成效顧此失彼。

自去年下半年開始的入境限制，人才不易從外地調動補充，尚幸5月開始放寬外國人入境，希望可以稍為紓緩來港人才的需求。我們愈延遲對外開放，愈影響經濟復甦，也愈令人才流向其他疫後開放較快的地區。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的發展要放在國家整體策略格局來看：「大灣區是我們進入內地市場的切入點，而大灣區的中心點便是北部都會區。我們要善用走廊的優勢。」

STEM教育的重點是探索精神，探索是從不斷嘗試及失敗中汲取經驗；教育美麗之處在於能擁抱「嘗試」及「失敗」，期望我們的教育能與學生及家長攜手，共同探索未來，擁抱未知！

霍英東對南沙的設想最終成為了現實。他對南沙的看法，在經濟現代化和粵港澳一體化的進程中，具有重要的社會和經濟意義。

年輕人應該對「改變」感到高興，因為如果沒有改變，那些工作經驗豐富或居高位的人，將永遠都是贏家。

校企合作教育能提升大學畢業生的競爭力，解決本地人才短缺問題，並降低青年失業率，起着穩定社會及提高經濟生產力的效用，為大學生、僱主及社會創造三贏局面，是為本港長遠發展注入動力的良方妙策。

劉兆佳教授認為，縱觀海內外，每個政府都應該有自己的政策研究機構，來協助政府從宏觀、長遠的戰略角度來分析問題。尤其當今香港面對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國家發展態勢瞬息萬變，香港內部亦面臨許多挑戰。

香港機構在內地辦學，是香港教育問題的邊緣議題，在與內地關係問題中，也未必能夠排在較前位置。但這個目前尚算「超前」的做法，不但在培訓人才方面有所建樹，還可以為內地港人重新尋回「香港根」。

領導者須放手讓跟隨者去發揮，這樣年輕人才會有成功感。至於哪時需要強政勵治或無為而治，是因時制宜、因人而異的。

老實說，到新加坡打工的外籍人士好似遊牧民族，總有一日，新加坡政府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或者其他地方有更好的待遇，那些人便會離開，「全世界最受出國工作僱員喜歡的地方」的銜頭不攞也罷。

西方傳媒及政客一直都在千方百計謊言盡出的抹黑中國，但一位聰明絕頂的學霸、金牌得主、時尚寵兒，卻甘願回歸中國國籍，這與惡意抹黑中國的宣傳是如此相衝突，西方媒體能不手忙腳亂，苦思如何變陣嗎？

新冠疫情下，本港研發及生產的疫苗及其他抗疫產品，證明「香港製造」仍有實力及品牌價值。縱使本港在生物科技上有所優勢，但仍遇到不少障礙，首要解決人才短缺問題。

如果單靠成立委員會、喊口號和大量撥款，而未能以全面和科學化的政策研究作為制訂和執行的基礎，對香港經濟幫助是不大的。政府的投入，其長遠經濟效益可能是有疑問的。

筆者與多位卓越領導者的訪談中，發覺他們很着緊他們的歷史使命，清晰他們要建立什麼，不建立什麼，正所謂「有所為，有所不為」，在追求卓越途中，亦不會漠視下屬的需要及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