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

我認為，美國只會利用香港一時的動亂去換取美國的最佳利益，美國是不想香港長期亂下去的。因為，香港是國際金融系統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來自金融方面的利益，是美國的最大利益來源。

在燃燒彈下的《施政報告》，房屋問題應該排在第二位，第一位當然是政府如何止暴制亂，究竟政府應該怎樣做，我相信特區官員已經有一套一般人不明白的方案，而我又不是那方面的專家，倒不如講番房屋問題。

陳德霖憶述過去十年金管局總裁生涯。他認為，人不要想太多別人的想法，要將所有精力做好手頭上的工作。如果人在維持戰戰兢兢的心情，警覺性就不會降低。反之，以躊躇滿志的心情做事，容易出事。

是次修例風波反映了一個長期被忽略了的事實。那就是香港欠缺了凝聚力，欠缺了足以凝聚人心的文化內涵。修例風波之所以爆發，完全是文化災難：社區內長期存在互不信任、甚至互相敵視的情形。

一次或兩次的強硬手段平亂不成，正常思維的政府應想到再加大鎮壓力度的邊際效益不會高，但民意的反彈卻使平亂的邊際成本再創新高。

劉鶴表示，中美磋商中就共同關心的經貿問題進行了坦誠、高效、建設性的討論，在農業、智慧財產權保護、匯率、金融服務、擴大貿易合作、技術轉讓、爭端解決等領域取得實質性進展，討論了後續磋商安排。

如果香港不能保持其獨特性，便只會變為一個典型內地城市，對投資者和國際企業來說，香港已失去其珍貴的價值了。

任職交諮會期間，曾遇過一次主席更替，委員會的組成亦經過多次變換，故得以結識眾多良朋好友。

我們愛香港這個家，即使政府是一文不值，盲撐或盲目唱淡，也都應該設法避免。

《收回土地條例》只是政府處理好所有問題與爭議後的最終法定程序，並非用作解決爭議的靈丹妙藥。要真正解決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必須多管齊下、多方參與，不能單靠一招半式，亦不應只由政府一手包辦。

很多人問我：「外資會被嚇跑嗎？」我的「外資」定義是包括所有不是香港的資金，所以也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

既然看不清危機，投資者就要做君子，就是不立危牆之下，簡單來說，現在買樓如立危牆之下。

政府要強行收地不容易，要地產商接納收地的賠償條件亦比以前困難。早期，政府收地的對象是原居民；於原居民而言，與其讓土地荒廢，不如賣給政府。但地產商持有土地的目的志在發展，他們的要求會很不一樣。

從教科書宏觀經濟角度看，衝突的影響是消費下跌（其中包括對遊客的出口），再加上不確定性拖累投資，根據所謂的「乘數效應」，香港似乎難逃「自製」出一場經濟衰退的命運？

關稅是一把「雙刃劍」，沒有任何經濟效益，更沒有贏家。中國在貿易戰爆發前已深明貿易戰只有輸家的道理，所以已多番表明中國「不願打，不怕打，必要時不得不打」。

基於全球，特別是西方投資界相當重視企業可持續發展，不少基金大戶在選購上市股票、公司債券方面，都會一併視乎企業本身的ESG成分或表現，作為投資與否的決定因素之一。

按傳統智慧，每當大陸受美國封殺，香港的窗口位置就會乘勢而上，發揮補充和替代作用。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首日履新。他對出任新職位感到榮幸，但同時感到肩上責任加重，因為不論外圍或本地環境有很多變動。未來幾年他會同團隊保持專業精神，繼續維持香港金融穩定。

必須認識的是，虛擬銀行並非金融革命，彼所能者，實體銀行也能；反之，實體銀行能者，虛擬銀行卻未必能。

陳德霖將卸任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臨別在即，與傳媒會面。他對第一次退休充滿好奇，充滿期盼。他期望目前的社會不穩的情況可以盡快平息，並重申法治是金融中心的根基。

我的「港人家庭基本居屋」，不論出租和出售的，都要求申請人自用。出售和出租的，都要實而不華，和提供只屬最起碼的生活空間。

這代表那些支援計劃其實是變相支持示威活動，與政府的要求相反，或者政府今次是好心做壞事，不過我始終認為政府官員不明白，只有經濟轉壞才可以解决今次危機。

退一萬步假如「地產霸權」是年輕人不滿的其中一個因素，我要問的是多年來助長了「地產霸權」的責任又是誰應該來負呢？鬥地主又是否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良方？

近幾年在歐美各國浮現的反移民潮，並未讓跨國移民與移工流動的趨勢大浪消褪，他們已成為文化、技術、資金等全球融合的重要力量。

完善規劃布局，配合國際級基建配套及最重要的環保綠化空間，是現代建築必須賦予的布局。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認為，香港今天遇到問題不是房屋問題，而是貧富懸殊的問題；這不是供應問題，而是購買資金不足的問題。

團結香港基金今天發布最新房屋政策建議，提出「港人組屋」計劃，提出建公屋可租可買、租金津貼、鎖定補價、首次置業免息貸款等十項政策措施，實踐全民安居願景。

純粹估計，內地資金財團獨資，或合資形式奪得機會最大，一方面要予人市場運作如常，更重要在於，這幅地或是標誌本港樓市影響力的交棒轉移。

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認為，香港人有責任建立認識現實的文化，西方給予的獨立關稅區地位不是免費午餐，愛國必須是建設一國兩制的前提。

環顧全球各地，貧富懸殊惡化不是香港獨有，樓價高昂亦是不少大城市的寫照，我們卻不見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社會有如此嚴重的撕裂。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貧富懸殊和樓價高昂理應是香港政府自身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