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炳良：中國還需要一個例外的香港嗎？|編輯精選

去年10月乃香港前途重要轉捩點。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聲明，依《憲法》和《基本法》治好香港，並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之後國務院港澳辦及中聯辦加強代表中央對港監督，並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訂立《港區國安法》。

《國安法》實施後，渴求恢復秩序者喜迎「二次回歸」，亦有悲情者憂慮一國兩制終結。民情反應兩極，但反映同一現實，即自回歸以來實踐的一國兩制，已顯得疲累不堪。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一國兩制良好意願

回想1980年代中央領導人提出一國兩制，思維突破、不囿於教條，既安定民心，順利解決回歸問題，又可利用香港經濟優勢，配合內地改革開放，促進國家的現代化及走進世界。當時主調是「兩制」，香港得以很多「例外」，否則水清無魚。

英治時期，香港能創造經濟奇蹟，靠自由、法治和國際化三大支柱，此乃1980年代中英談判和後來《基本法》致力保留的原有制度特色，亦即全國政協前主席李瑞環所說老茶壺的茶漬。早年，時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主任（也是草委，後故）安子介便曾倡議「港法治港」。

北京本以為「接管」英殖的官商精英共治秩序，轉移效忠，便可長治久安。不料回歸後港人治港意識澎湃，民主的爭議主導一切，卻未有好好解決，並藉身分政治冒起而擴大發酵；但既得利益不思進取，且體制束縛，致多年來錯失改革機會。

舊思維應對不了新變局

回歸初期穩住社會的四大板塊——即政務官系統、工商專業精英、愛國左派及新興民主派，20年間經歷衝擊分化。到今天，政務官神話不再，建制陣營新舊競逐，深藍新愛國群體崛起，泛民主流派飽受自決抗爭派排擠。社會嚴重撕裂，從前的均衡和遊戲規則不再有效。

政府駕馭乏力，建制派穩定不了大局，傳統泛民迷失方向，精英焦躁，草根徬徨，年輕人反叛，香港不復營商樂土。一年動亂釋放出大小魔鬼，內外矛盾總爆發，黃藍互鬥，仇恨氾濫，極端民粹主義扭曲和腐蝕香港過去引以為傲的制度，舊茶漬逐漸被洗掉。去年6、7月起，自決派癱瘓社會，暴力衝擊立法會、警察總部和中聯辦等，挑戰國家主權，北京認定抗爭已經變質。

大亂下，北京以國家力量進場，突出「一國」，重整特區秩序，但「止暴制亂」仍治不了深層次管治矛盾。亂後求治，尤需社會和解革新；互不信任下，殘局延續，愈難收拾。北京不採主動，內耗不止，焦點最終還須返回「兩制」的未來。

昔日經濟強勢，今貶為國安短板

香港曾是經濟強人，其優勢如金融、貿易、航運、專業服務、總部經濟等，皆建基於與美歐緊密聯結及高度自由開放之城市，並背靠國家發展勢頭，長期得益於內地勞工土地及惠港政策，及其龐大供需網絡，由此鞏固國際樞紐地位。

內地經過40年改革開放、粗放發展、學習西方、融入世界後，經濟已晉級轉型，決意走大國道路，確立新時代秩序。植根本身政經特色的「中國方法」，在舉國體制（China Inc.）下，強調黨政合一及市場配合國家，結合國家資本、創新科技和集權規劃。

新秩序要求特區經濟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包括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政治上納入國家全面管治框架。這跟1990年代各自發展的「井水河水」論，大相逕庭。今天香港已不再是內地發展的典範，近年反處處表現為向中央討優惠、依賴內地因素，發展新產業但成效不彰，競爭力漸為區域其他城市趕過，精力日益為政治爭鬥所噬。

面對國家高度重視的能源、數據、科技等新經濟領域，香港可怎樣跟內地產生優勢互補的接合？充斥反中反內地意識的政治抗爭，更令內地官民反感：這還是「一國」嗎？對內治理未能發揮「港人治港」優勢，因循的政策思維對社會分配矛盾束手無策。所以根本問題是：今天香港憑什麼可例外下去？

全國曾經引以為傲的皇冠寶石，至今被貶為國安短板，這必然反映到北京對香港未來的構思。一國兩制下例外空間會否收窄，端視乎香港之異是否仍為國家發展所需所用、受國際重視。

美國遏中打港，削弱香港國際地位

自決抗爭派把前途押在美中全面決裂上，設想中國崩潰或受壓讓步。但實事求是看，終局多不會是美中全面決裂或其中一方崩潰。兩年前曾說西方押錯注於中國的《經濟學人》，最近便呼籲美國及其盟國放下幻想，說圍堵不會令中國屈服（註）。

中國龐大的經濟體系已跟世界多邊融合，而美國就算無法一國獨霸下去，仍具不可忽視的呼風喚雨實力，未來是「中國不倒、美國不敗」的膠着格局。從全球經濟發展及穩定言，美中兩國可說都大到不能倒。當前新冠疫情下，中國全年經濟仍見增長，但美國、歐洲、日本及英國均嚴重衰退。大疫過後全球經濟尋求復甦，離不開中國因素。

中國崛起，挑戰美國主宰全球政經秩序的霸權，西方以至一些亞洲國家歸邊美方。美國抵制，中國只好避險，調整國際策略，積極發展「內外雙循環」。美國遏中打港，以《港區國安法》為由，拉攏盟友乘勢制裁，削弱香港的金融、航運中心等地位，「去國際化」以挫其為中國增值之能量，香港已不能再像從前中美友好下盡得左右逢源之利。

面對美國卡壓，香港今後可如何自處、不為勢所孤立？全球極端民粹四起，麥卡錫式恐慌造成西方懼華反華，北京以國家安全作為對港政策主旋律，但慎防把香港驅向疑外怕外、草木皆兵的「國安城市」。故未來挑戰是：香港怎樣維持自由開放之國際都會？

經濟上求進，政治上休養生息也得求進

世代更替，時代已變，香港如此，內地如是。定調於1980年代現狀不變少變的一國兩制構思，顯然已與當今港情國情脫節。一國兩制仍是香港未來的唯一選項，但須重拾基礎，正視新環境和全球大局，不能一廂情願。

香港以其國際化而優於內地省市，現遭受美歐排擠，會否令北京失去予以例外的誘因？有說香港可積極參與國家內循環，但若處處躲在國家背後、全面「內」向化，等於自廢武功，香港不再「香港」。若發揮不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作用，敢為天下先，則中央幹啥保留香港特色？若香港無法進行制度改革修補撕裂，則難以凝聚力量、自信向前，故須取得中央信任。一環扣一環。

一國兩制關乎矛盾協調的實踐藝術，制度張力仍會持續，關鍵在於究竟是建設性還是破壞性的張力。政治和經濟雙重衰退下（新冠疫情更雪上加霜），令香港蒙受巨大創傷。港人須謀求自拔，不能再寄情於虛妄，墮入一個等待復等待的怪圈。經濟上要求進、政治上休養生息也得求進，不能迴避轉型之痛。各方持份者和年輕一代都要深思：香港前途依賴的條件何在？中國還需要一個例外的香港嗎？

註：The Economist （2020） “The Chinese Model”, 15 August, p. 9；同期：“Briefing: China’s hybrid economy”, pp. 15-18.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張炳良簡介

張炳良教授於2012年7月至2017年6月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並兼任香港房屋委員會主席、香港海運港口局主席、香港物流發展局主席、香港機場管理局董事、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董事及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董事。

1974年畢業於香港大學，主修社會學及經濟學。其後於英國阿斯頓大學取得公共管理學碩士學位，及於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取得政府研究哲學博士學位。他曾任香港教育學院（即今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及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專注研究管治、公共行政及公共政策，著作超過100篇學術期刊文章和書章，以及超過10本專書。他於2010年共同創辦亞洲公共行政學會，曾任會長。有關香港的中文論著包括：《變與不變：危機與轉型下的管治之道》（2001）；《公共管治策畧：特區八年政策得失》（2006）；《管治香港的難題：回歸10年反思》（2007）；《反思香港發展模式》（2009）;《不能迴避的現實──回顧任局長五年的房屋政策》（2018）；及《不能迴避的現實──回顧任局長五年的運輸政策》（2018）。長期活躍於社會及公共事務，曾擔任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及消費者委員會主席。1995－1997年為立法局議員及其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

離開局長崗位後，他現任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及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