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60多年來一直是美方輸出軟實力的重要抓手，於本月1號正式結束獨立運作──未有重估細節披露。而就在不久前，中國倡議的國際調解院 （IOMed） 在香港高調亮相。
外交部長王毅出席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式，並在致辭中強調「積極探索中國特色熱點問題解決之道，為各國化解矛盾分歧提供中國智慧」，這與白宮聲明中所說的「美國對外援助行業不符合本國利益」形成了鮮明對照，也再次確認了中方將填補美國留下的全球公共產品缺口。
當北京更加積極推動國際發展，伴隨着「全球南方」的期待，香港作為中國最國際化的大都市應打造成為公共產品樞紐，這是一條新的成功之道。
美國信念體系受衝擊 發展界逐漸解體
過去半年，美國發展界逐漸解體：核心機構被摧毀，專業人士被解僱。最重要的是，其賴以生存的信念體系受到三重謬論衝擊。
第一，「美國優先」無視軟實力塑造，並將國內外投資對立。對於特朗普，外援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聯邦財赤，推進無用的議程。比起塑造長期有利的戰略環境，他更希望從開發中國家榨取利益。由此，美國的這些影響力工具，即便不是注定消亡，也將變得目光愈來愈短視、路子愈走愈窄。
第二，DOGE等對發展機構的改革缺乏必要審慎，其重建又被過時觀念主導。這突顯美國援助體系近年來相對其競爭者的更新停滯。國務卿魯比奧一方面大談特談（過時的）所謂美國援助的「外交屬性」（diplomatic utility），另一方面又提出要「授人以漁」（一種中方長期秉承並要求「受援方優先」的理念）。當「實效」 （efficiency） 產業已成為當今發展社群的更高追求，如此的脫離現實，結果並不令人意外──援助將重回大國競爭的權力賽場。
第三，對「全球南方」發展趨勢的誤讀將是致命的。特朗普接待烏克蘭、南非等國領導人時的無禮，不過是第一任期中把非洲和中美洲國家稱作「糞坑」的延續。
儘管「全球南方」正群體性崛起為多極世界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其經濟貢獻率接近八成，但它卻很脆弱：《柳葉刀》最新報告顯示，USAID關閉將導致中低收入國家超過1400萬的額外死亡，其中有400萬是五歲及以下兒童。
正如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在香港大學「富麗敦論壇」 （Fullerton Forum）上所言，距離永續發展目標（SDGs）實現只剩下不到五年，「所有關鍵利益方戮力同心，緊急加速推進將至關重要」。然而，傲慢正在威脅發展中世界、美國利益和全球穩定。
多年來，觀察家們看到西方的發展援助「做了如此多的壞事，如此少的好事」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引發把非洲、中美洲、東南亞「輸給」中國的擔憂。如此，面對特朗普2.0的認知斷裂，一個更棘手的問題浮現：美國是否正將全球影響力「輸給」中國？也許，只有循序漸進、穩紮穩打才能贏得這場比賽。
國際發展合作重心東移 香港宜善用人才優勢
提供更多國際公共產品是鞏固全球治理的有效途徑。習主席在4月訪問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時強調了這一點；5月，王毅外長在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式上的致辭中，引用了「六尺巷」的典故，象徵着在一個日益衝突的世界裏找到合作空間和利益交匯點。
同時，中國所引領的一些區域組織正在擴容，包括上合組織、金磚國家、RCEP等。相反的是傳統援助方正在砍預算，聯合國、世貿組織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必要改革依然困難重重。
國際發展合作的重心正在東移，香港又一次站在了歷史的潮頭。這條路的核心是推動人才（talent）、技能（technique）和包容度 （tolerance）協同進步。香港應順應地緣和學術趨勢，吸引西方相關領域外流的專業人士。同時，應劃撥專款，培養一批更開放、更包容的交流活動、跨文化計劃和本地機構。
此外，香港也應支持本地人才「走出去」進入多邊組織工作，將國際組織「引進」開設新的辦事處。從舉辦包括同樂運動會（GGHK2023） 在內的國際盛事，到促進衝突解決與SDGs，將有力提升國際觀感。
未來幾年，香港可以透過參與投資一個更整合、更有效率的國際發展與合作體系，來彌合東西方、南北方之間的分歧。一些「低垂的果實」包括：發揮高等教育、公共政策特長，與歐盟、英國、日本和國際組織等探索三方合作；聚焦共享成長、公共衛生和科技創新，培訓ASEAN青年人才；發揮大灣區聯通性，建立跨境資料庫，提升計劃評估能力。逐漸地，這將有益於形成一個立足香港、服務全球的發展知識網絡和國關研究社群。
香港本身就是一件傑出的全球公共產品，得益於制度優勢、歷史文化積累、法治傳統和人力資源而持續興旺。善用其特殊性和多樣性，這座城市將更能做到「立己達人」。
原刊於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微信平台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