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迎接中國的兩個100年（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204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年），國家應該展開了不少偉大的計劃；而用了約20年實施的課程改革成效如何，實在值得我們關注。這些評價的結論，是未來更多計劃的基礎；否則，縱然教育改革計劃推行了，但是成效究竟是怎樣，實在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教育發展是國家其他所有發展的基礎，假如我們不能夠肯定課程改革的成效，又怎能對其他的發展有信心呢？
筆者據公開數據來源，查找有關新課程改革成效的文獻，結果多是個人評論的文章，下面這一份〈教師對新課改的評價〉是為數不多的調查數據分析。筆者在下文對這幾份文獻作出極為簡單的介紹，然後對怎樣處理課程實施成效提出一些個人的意見。
〈教師對新課改的評價〉調查報告
2011年10月中旬，多家報刊和網站報道，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新教育研究院、北京市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聯合舉辦的「新課堂、新教育」高峰論壇在京舉行，會上發布了論壇主辦方與中國教育網合作開展關於〈教師對新課改的評價〉的網絡調查報告。近4000名中小學教師接受了抽樣問卷調查。受訪教師覆蓋了全國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城鄉各級教師。
這個調查的總樣本只有不足4000名教師，卻涵蓋了29個省級單位，每個省級單位平均只有130份左右，大約相當於1所比較普通的初級中學的教師總人數。就算簡單分為「城市」和「農村」這樣兩個層次，這個省也就只有60名教師「代表」城市教師，60名教師「代表」農村教師，這個數目大約相當於1所比較大的普通高中的語文組的規模。這樣的「抽樣」如何能夠進行？又如何可能具有科學性？就筆者已有的抽樣知識，實在感覺難以確保。在調查進行期間，中國大陸地區義務教育階段的中小學教師大約有1000萬人，這個樣本佔整體比例不足萬分之四！且不說其問卷的設計，單單從調查對象的這些特徵來看，筆者已經對調查結果的可信度深表懷疑。
2011年10月20日《中國青年報》記者李新玲以〈十年課改說成敗〉為題對上述調查作出了下列報道：僅四分之一教師對新課改成效滿意。課堂教學方式的變革是新課程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對「新課程改革後，您覺得您的課堂教學方式是否發生了變化」的提問，回答「改變很大」的佔9.8%，「有較大改變」的佔22.5%……「沒有多少改變」的佔17%。在主要教學方式的採用上，以啟發式教學為主的為52%，以小組討論為主的為26%，以講授式為主的僅為22%，這些資料顯示了教師能夠積極採用新的教學方式改變課堂，啟發式教學的比例明顯提升。（筆者按：「請留意，這只是教師從自己的角度去作出的判斷。」）
據這份調查的結果顯示，教師們普遍對新課改理念與開展狀態表達了很高的認同，但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教師們對新課改的實際成效評價偏低。
新課改後教學難度加大 學生課業負擔加重
新課程改革綱要明確提出要改變課程內容「繁、難、偏、舊」的現狀，減輕學生負擔，推行素質教育，這也是社會公眾對新課改所寄予的期望。那麼，10年來這個目標實現得如何？
在對「繁、難、偏、舊」的課程內容的改變上，21.7%的教師認為「有改變」……有25%的教師認為「比過去更難」了……
在減輕學生負擔，促進素質教育的目標上，有47%的教師認為新課改之後學生的課業負擔反而加重了。對於不同學段，教師們認為小學的新課改開展最好，其次是初中，高中的成效較差。關於「新課改實施中主要問題」的回答，認為「評價和考試沒有變」居第一位、「教育資源不足」居第二位、「師資培訓跟不上」居第三……
一些學者的意見：2021年1月5日《中國教師報》對劉堅（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教育創新研究院院長、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原領導班子成員，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重要的參與者和推動者）進行獨家專訪，題目是〈歷盡艱難，20年新課程改革到底帶來了什麼？〉
北師大學者劉堅的看法
本文從「課程設計」、「課程決策」和「課程實施」三個角度來說明劉堅對新課改的看法。
從「課程設計」的角度，劉堅認為：「義務教育階段，發現和保護每一名兒童與生俱來的好奇心與求知欲是第一要務。」「從某種意義上講，怎麼教比教什麼更重要，怎麼學比學什麼更重要。」「新一輪課程變革，把課程發展的重心指向教學方式的變革、學習方式的變革、評價方式的改革、管理方式的變革，這些方面的追求是新課程的應有之義。」（筆者按：「暗示現行的課程改革還沒有朝這方向作出處理。」）
從「課程決策」的角度，他指出：「新一輪課程改革在組織課程標準研製工作方面，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一，組建課程標準研製專家的方式發生重大變化；其二，形成了課程標準開發的『中國範式』；其三，課程標準的諮詢決策程序更加開放；其四，課程標準研製組的組織文化有了歷史性轉變。」
「我們是否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程序，使得關係青少年健康成長的課程方案和課程標準無論是研製還是實施，不再由少數人說了算；同時確保國家每5-10年就要對課程及實施狀況進行一次全面的調研和評估，建立起課程可持續發展的機制；我們的政府、學術界、媒體如何共建平等溝通、協商對話的學術文化？」（筆者按：「明確表示目前的不足。」）
從「課程實施」的角度，他強調：「更為有效的教師發展模式，是把新課程的實施過程看成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契機和主要平台，我們不僅要使『培訓』成為教師的福利，更要使實踐新課程的過程成為教師成長的『搖籃』……在『以校為本』理念下形成的、全民自覺學習並實踐新課程的文化環境，激發着教師不斷追尋心中的教育理想，『自下而上』的反作用力使新課程在一些地區生根開花、不可逆轉。」
2013年，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王策三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應該盡力盡責總結經驗教訓〉指出，調查方的專家竟然給出這樣一個令人費解和困惑的說法：「超越成敗與否的簡單評價」。他認為：「教育改革是不能輕言失敗的。眾所周知，國際上關於教育實驗研究有一條倫理原則，就是如果有後果風險的話，『研究者具有向受試者保證沒有不良後果的特殊責任』。」
他更建議：「改革……必須非常謹慎；必須先期進行小規模的、試驗性、研究性的活動；必建立在成功的教育實驗基礎上，在有相當把握的情況下進行；必須在推進過程中時刻監測，隨時調整，化解風險，避免不良後果。」（筆者按：「這是王策三對新課改提出少數具正面積極意義的建議。」）
從課程評價的角度看國內的處理[1]
要評價一套課程改革的方案，我們一定要了解這套課程由最初設計的理念，到最後對學生學習產生的影響。要處理便要分為下列幾個階段：從「理想課程」、「文件課程」、「感知課程」、「教導課程」到「經驗課程」，其間的關係和變化究竟是怎樣。
「理想課程」是指學者、研究人員、教育界或社會各界人士對課程的意見或建議；「文件課程」是指由教育當局制訂的課程綱要、指引或教科書；「感知課程」是指教育界、家長或有關人士對課程的了解和看法；「教導課程」是指在學校或課室中實施的課程；「經驗課程」是學生實際體驗的課程和學習結果；某個課程層次（例如「理想課程」）的影響力是以它對其他層次，特別是對其下的課程層次（例如「文件課程」）的實現程度而定。
所以，僅從片面去了解「教師對新課改的評價」，便會陷入瞎子摸象的限制，沒辦法了解各個階段的課程狀況。2011年，新課程改革已經進行了10年，對於那些在2001年之前入職的教師來說，他們有經驗可以比較「改革前」與「改革後」的狀態，從而確切地回答問卷中的這個問題──新課程改革後，您覺得您的課堂教學方式是否發生了變化？而對於那些2001年以後入職的教師來說，或許他們在這個問卷調查進行時已經有10年的教齡，可以算是「骨幹教師」了，但是由於他們根本就沒有「改革前」的經歷，所以，這個問題對於他們完全是個無效的、有誤導的、缺乏現實基礎。這份調查在進行數據分析時，顯然並沒有把那些「有經驗基礎回答這個問題」的教師單獨選擇出來，這就使得這個數據從根本上就失去了科學性。
熟悉國內中小學教師的專家指出，「改革後教師」也就是在2001年以後入職的教師，他們現在已經步入不惑之年，已經普遍地成為教師隊伍中的中堅力量了，他們對於「新課程改革」幾乎沒有什麼敏感度，原因很簡單：他們就是在改革中「成為」教師的，他們會「理所當然」地把「改革」的要求當成是「當然要求」、當成是「常規要求」，對他們來說，根本就無「新」可言，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比較的經驗。
課程改革的目的在於改善學生學習，「學習方式的改變」也是2001年大陸這次新課程改革聲稱的核心追求，但在改革施行20年之後，如果學生的學習方式和品質並沒有改變，甚至於反比改革以前更為逼塞、沉重和痛苦，那麼，無論在別的方面（諸如決策機制、教師觀念或所謂「中國範式」的探索）取得了什麼成就，那都不能不承認這是這次中國教育改革最大的失誤。而在改革進行的20年之間，沒有直接去了解學生因為這次課程改革而改變的學習狀況，並以之為改革反思、調適和完善的基本依據，也是這次中國教育改革在改革策略上的重大失誤，足堪未來的教育改革引以為警示。
筆者分析劉堅從「課程設計」、「課程決策」和「課程實施」三個角度來說明他對新課改的看法，可以看到他沒有從「課程評價」這角度去看課程改革。他是這次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重要的參與者和推動者，甚至連他這個重要人物也忽略了這方面，可以看到這次教育改革不足之處。
〈教師對新課改的評價〉報告書提到：「安徽一位英語教師提出自己的具體意見：『要減輕學生負擔，我認為應該刪減課本內容，如英語課本後面的生詞量太多，我們農村學生接受不了，從而影響到他們的學習興趣，如果每冊書刪掉1-2個單元，學生負擔就輕了。』」
報告書這一段內容顯示了國內評價課程的兩個問題：第一，只從「內容」去判斷「課程」；第二，英語課程的設計着眼於「課本後面的生詞量的多少」，缺乏有效學習英語的方法。
小結
在人口眾多、地域廣闊的中國進行課程改革是一個複雜的工程，要對這個工程進行評價實在是一個更複雜的工作。嘗試通過一篇短文去完成這任務實在是自討苦吃，只望能拋磚引玉，吸引多一些人朝這個方向努力吧。[2]
注釋：
- 筆者對課程評價的工作包括：香港9年免費強迫教育研究、中學實施中國語文科「試行課程：共同發展學習材料」計劃（2001至2002學年）校內改變研究、中學中國語文科新課程實施情況（2002至2004學年）評估研究等。
- 由於筆者對國內教育情況所知有限，所以本系列三篇文章的草稿都先送給華東師範大學王建軍教授過目。王教授用了不少時間提供了很多寶貴的修訂意見。筆者在此向王建軍教授致謝。
「新世紀素質教育的爭論對中國教育改革方向的影響」系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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