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國之道：節用裕民，兼足天下

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

荀子富國的另一個重要概念是「足」，和「養」、「別」兩個概念互相呼應：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

——〈富國篇〉頁177

荀子的富國之道，強調「足」而不強調「富」，因為強調後者，會使人的欲望不斷擴大，但社會和自然的資源是有限的。在荀子心目中，君主用度有所節制，可令人民有適當的「足」（——有節制的滿足，按禮義「別」之，使各得其「養」）；善藏餘裕，國乃可「富」。故「節用」與「裕民」，是兩項最重要的富國政策。

所謂「裕民」，就是今日說的「藏富於民」。何以要裕民？荀子說：「彼裕民，故多餘。」藏富於民，則國有餘裕。故荀子強調必須「裕民以政」，要有政策措施：

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

——〈富國篇〉頁179

這些裕民之政和他制天用物的思想是互相呼應的：即合理地利用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來發展經濟。農業稅要輕，關稅要低；從商人口要少，徵用民力不多，別剝奪農民耕作的天時；扶助生產，鼓勵貿易，使民得利，增加國家的財富。這是開源政策。

但節流也是裕民政策重要的部份：

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按：「窌」同「窖」）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

——〈富國篇〉頁194-195

國家的累積為了用度開銷，民間的累積為了生產發展。國家累積來自民間的繳納，民間的累積來自生產與貿易。在經濟的長河上，民庫是源，國庫是流，有一種互動的關係。源枯則流竭，源活則流長；要上下俱富，須節其流以開其源。這是何等視野高遠的政治經濟學！

我們再來看荀子的另一富國政策——節用。荀子主張節流以裕民，卻並不贊成縱民之欲。他的「節用」政策是上下一致的，但節用的方式卻有所不同，要以禮「分」。更重要的是：荀子的節用，並不以「禁欲」為目的。他的節用是為了「養欲」，使欲望能得到持續性的滿足。如此「兼足天下」，則國可致富。故而他對墨子禁欲式的節用是反對的：

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麤（按：同「粗」）食惡……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態，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按：「敖」同「熬」）然，若燒若焦……既以伐其本，竭其源，而焦天下矣。

——〈富國篇〉頁185-186

荀子認為這種但求節流，不求開源，上下齊一，禁欲為尚的節用政策，只能導致天下皆貧的局面。荀子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來批評墨子的節用論。從政治上考慮，這種禁欲式的節用政策，連人民的基本欲望都無法滿足，更不用說得到物質上的鼓勵；如此一來，無論賢者或不肖者，能者或不能者，都沒有貢獻自己力量的動機，因為這種「均窮」是不公平的。不公平便會引起紛亂，失去「人和」。從經濟上說，失去了人和，便會失去「天時」和「地利」，即同時浪費了社會和自然所提供的資源，社會生產者少，消耗者多，國家便陷於枯竭、蕭條的狀態。這其實也是現當代蘇聯式「平均主義」政策的錯失。

（封面圖片：Pixabay／CC0）

古兆申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文學碩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講師。早年活躍於香港文壇，以古蒼梧等筆名，在中、港、台三地報刊雜誌發表創作及文藝評論；與友人創辦《盤古》、《文學與美術》、《文美月刊》及《八方文藝叢刊》等刊物；曾任香港《大公報‧中華文化周刊》主編、台北《漢聲雜誌》主編、香港《明報月刊》總編輯，並著有眾多詩集、文集、文學評論集及電影論文集。近年熱心於崑曲推廣及研究，並習曲唱、曲笛，曾向多位曲家、表演藝術家和笛師請教。2002至2004年與同事余丹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開展明清崑曲演唱理論文獻整理、注釋、語譯及英語譯注的研究計劃，研究成果在2006年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中英對照的《崑曲演唱理論叢書》。最近，則極關切氣候變暖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的關係，因而留心相關的歷史和現實，嘗試在這方面發表所思所感。2022年1月11日去世，終年7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