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市民習慣叫外賣,外賣平台乘時而起,生意大旺,財源滾滾。有外賣平台派送外賣的服務員(下稱外賣員)不滿公司多次下調最低服務費,發動罷工。勞資雙方經過多輪談判,終於達成共識,外賣平台承諾平日增設繁忙時段獎金。若實際送餐距離與公司計算距離相差超過一公里,每單將補發5元補貼,事件很快便平息了。
疫情下外賣旺場 外賣員供過於求?
據悉,外賣員主要分電單車、私家車、單車(自行車)和「步兵」4種,目前全為自僱者。去年初電單車手每張單可獲至少60元,「步兵」可獲至少45元,今年初已減至分別為50及30元,最近再跌至38及22元。罷工外賣員爭取包括訂單費重回2020年末水平、更透明的服務費架構,以及容許外賣員拒絕假單等。
不過,有飲食及酒店業工會幹事指出,疫情嚴重時大量人手投身外賣員行列,造成人手過剩,導致外賣平台不斷減薪,以全職計,有人收入減少了三成。
教育大學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教授周五在《明報》撰文,稱本以為外賣員罷工事件會「發人深省」,喚醒市民對零工經濟( gig economy )底下勞工權益的關注,但現實卻是整件事「快來快去」,在不到一個星期時間內,公眾的關注很快就冷淡下來了。
呂大樂認為,外賣員的狀况,很可能就是未來更多青年要面對的勞動市場處境,「談什麼生涯規劃、人生價值,很難抽離於現實中的就業結構、僱傭關係等不同方面的變化」。何況,近年這些變化都有新的資訊科技包裝,表面上好像是先進科技帶來的新秩序,於是很多人會覺得此乃「大勢所趨」,難以逆轉。
鼓勵年輕人創業 沒提醒承擔後果
他指出,零工經濟正在快速擴散,愈來愈多青年將身陷其中,不過大家卻好像不大在意,就算有討論,很多都傾向於把焦點放在高技術、知識型、創意的工作之上,視它們為跨領域、彈性、面向未來的就業方式。
「斜槓」(slash)可以是高薪、高技術、甚有創造性的工作,而且往往因為是跨界別、跨行業,「發展空間巨大,前途無可限量」。但是,嚴格來說,零工跟「斜槓」並非完全是同一回事,儘管背後都有一種對僱傭關係的新態度。無論如何,新名詞的出現,總令人產生錯覺,以為這是未來新世紀人才必備的多元技能。
呂大樂又認為,零工跟「斜槓」搞得含糊,背後的大環境是在過去30、40年裏,大家傾向於接受一種突顯「創業性」的自我(entrepreneurial self),「美其名是多種選擇、身兼多職、跨越領域、多元才能、不受束縛、高度自主、不受支配,實際上是舊有的保障早已一去不返」。
青年學生人人受到鼓勵要有企業精神、創業精神,最好是尚未畢業已開展了自己的事業。將來或者當老闆,「自僱的可能多過伙計」,這對企業的運作是好是壞,日後自有分曉。
這樣,傳統「從低做起」的想法變得保守,而「循序漸進」就會被視為缺乏勇氣與膽量。很明顯,這種「創業性」的自我不能避免地會對現存文化、價值帶來衝擊,問題是社會怎樣回應。
突顯「創業性」的自我,自然的要培養青年人的冒險精神。他們要敢於創新,勇於突破現有的框框。但很多鼓勵冒險、創新的論述中,卻沒有提醒青年人要承擔後果。換句話說,「食得鹹魚抵得渴」不是講得太多,而是講得太少了。沒有充分準備面對挫敗的青年,會如何闖出一番事業?只能拭目以待了。
呂大樂指出,現實中,零工經濟保持着資本主義的二元格局,即處於高位的有更多選擇,他們身兼多職、跨越領域、多元才能、不受束縛、高度自主、不受支配,但處於低位的卻是完全另一回事。然而在數量上處於低位的一定較高位的多得多。
所以,當零工經濟在擴散的時候,要關心憂慮的,並不是上層的那批「斜槓」,而是下層的「炒散」。對很多人來說,外賣員的遭遇,肯定沒多久之後亦會發生在很多打工仔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