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體現在人體內即成人力資本，可提升個人生產力；如在實物中即成為實體資本，可提高生產力。但現今無形資本已逐漸成為最具價值的資本形式，並非體現於個人、機器或建築結構中，亦即並無載體。當前成功的經濟體和企業，即具日益雄厚的無形資本。
無形資本的經濟挑戰
無形資本雄厚的經濟體，往往由理念驅動。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aul Romer，以理念為其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元素；其論點在於理念屬非競爭性商品，理念雖已為人所用，其用途對他人而言亦絲毫無損，理念可一用再用，對促進生產力的功效不會因使用而消耗。
理念屬非競爭性商品，能產生「溢出效應」；企業可將之加以適當改動，用以生產其他產品；基於可供一再取用、用之不竭的特質，其規模效應極高，用途不受地域與人口規限，而且兼具「協同效應」，可以結合其他商品理念，從而產生新商品和新構思。
善於創造新理念、改良舊思維的經濟體和企業，就能不斷推出新產品，持續興旺。企業在理念一環作出投資，推陳出新，取得成功。理念實為無形資本背後支柱，觀乎近30年來的往績，頂尖企業無不在可擴充無形資本方面作出大量投資。
全球化趨勢有助於無形資產密集型企業迅速擴充，全球供應鏈則便於企業把製造工序外判至低成本兼有利營商環境。與環球供應鏈接軌，善用新理念和舊思維，企業得到可觀增長。全球化以及無形資本，成為先進企業的成功之道。
雖然在新理念和無形資本上投資好處甚多，卻不無風險，畢竟新理念並非全屬佳作或定必可行，對構思者而言，好理念未必可行，也未必帶來利潤。理念若行不通，投資便會泡湯，皆因無形資本有別於人力資本或實物資本，難以重新調配或在二級市場轉售，因而頓成「旁置」成本。換言之，此種投資自然較難融資。
「溢出效應」再加上「旁置」成本，令社會在無形資本方面投資不足。有證據顯示，無形資本密集型行業往往由少數龍頭企業主宰，此等企業多善於擴充本身各類投資，享用規模效應，並從其他企業收集溢出效應。
龍頭企業的盈利和生產力都遙遙領先，滯後者往往不願投資於無形資產，因其中溢出效應所產生的利益最終又會被龍頭企業所佔。龍頭企業雖持續在無形資產上作出投資，但程度未能彌補滯後者不願投資心態造成的疏缺，結果社會整體在這方面的投資不足，高回報只由少數龍頭企業壟斷。因此政府與私營界別應要適當合作，克服無形資本投資誘因不足（尤其中小型企業）。在公共政策而言，最關鍵的措施大概在於制訂標準、促進金融創新，並降低進場門檻，而非直接撥款投資，共同投資則屬例外。
在無形資本密集型經濟中，透過制度安排，促進基礎建設的各種創新措施無疑至關重要。
無形經濟中的基建
基建投資不足窒礙經濟增長，是決策者和經濟學者關注的共同議題，通常聚焦於如道路、機場等實物基建，從而促進有形資本密集行業。
基建對無形資本經濟同樣重要，因為無形經濟有賴某些無形基建，例如特定「規則、規範、流程」，對無形資本的獨特性質加以確認：溢出效應、規模效應、協同效應、沉降投資。
透過提供創造溢出效應和協同效應的理想環境，無形基礎設施可為無形資本雄厚經濟帶來效益，例如美國矽谷，就是吸引人才集結和薈萃的創新「結聚」（cluster）環境。有礙人才流動的障礙務須減少，各地不少政府都支持發展此等結聚模式，以色列矽溪即屬一例。
「結聚」成功與否，取決於另外兩種基礎設施：一種是吸引和凝聚創業家、高技術人才所需的可負擔房屋和工作場所；另一種是縱橫交錯的公共空間、藝術及文化場地、交通樞紐，以及有助城市生活和思想交流的日常聚會場所。
Jane Jacobs倡議城市活化，早已提出此種環境給城市帶來活力。政府近期就東大嶼山興建人工島，並透過公私營協作模式，展開土地共享的各項計劃建議，相信可創造良機，不單建設可負擔房屋和工作場所，更為可供無形資本密集發展的都市環境注入動力。
無形資本密集經濟必須提供合適「制度基建」，其中包括適當校準的知識產權、暢通無阻的互聯網連接服務等標準，以及風險創投基金實務等規範。
至於最無形的基建形式，大概是企業與個人之間的「互信」，由此促進協同效應元素的互動，並鞏固無形投資所繫的規則。Samuel Bowles在其2016年出版Moral Economy一書中，就提出良好誘因不足以完全取代良好公民的論點。
無形資產與中產自危
無形資產盛行，或為社會不均日趨嚴重的因素之一。資本漸由無形理念、構思組成，而不包括人力或實物資本，各種形勢隨之產生變化。成功企業規模之大遠超從前，成功行業則更為集中。理想職位的待遇雖遠較以往為佳，但數量卻減少，而且多來自無形資本密集型企業。
中產階層的經濟條件每況愈下，收入分布則日趨兩極化，中間闊大的現象已不如從前明顯。入息中位數停滯不前，增長緩慢。在收入分布中坐困最低五分四之列者脫困心切，由此產生的上進需求，對學習及考試壓力大增。今時今日一紙文憑只能保證就業，而非向上流動至收入分布頂層五分之一。
無形資本密集型龍頭企業與其他公司之間，無論收益或效益都出現差距，導致僱員薪酬不均。管理無形資本講求特定技能和知識，求才若渴的相關企業，自然不惜以共享公司利潤挽留人才。
無形資產在兩方面拉闊財富差距。第一，由於城市為無形資產企業提供適當合作環境，市區樓宇價值隨之上升。有錢人每多坐擁物業，形成富者愈富；第二，無形資產地域流動性高，較易選擇遷往提供最優惠稅務的地方，政府對加以徵稅不無顧慮。
1990年以前，在全球發達經濟體中，中產階層佔人口中最大比重。中產強勢逆轉，社會上最大人口組別漸失「尊嚴」和「社會身份」，造成顛沛動盪的政經局面；昔日四海一家的雅量、同心同德的精神，正不斷受蠶食。
教育程度高、具備知識技能，足以在無形經濟中大展拳腳者，相對於在社經轉變中自覺遭受「遺棄」、對社會精英與都會價值觀多所猜忌者，彼此之間鴻溝更逐步拉闊。如此心態已在全球各地釀成各種民粹運動（在港有「本土主義」），而仇外式反外來移民運動顯然日趨盛行。
公共政策層面效應
各地政府一直未有及時回應無形資產崛興趨勢，現應關注範疇有下列5個：
一、爭議性：各地政府可通過加強專利和版權法規，應對無形資產相關擁有權和溢出效應議題，但如此對策或會抑制無形資產之間發揮協同效應的機會，以致產生窒礙生產力的副作用。較佳辦法或在於推動「較清晰」的知識產權法，並阻止含糊或無度的索償。
二、協同效應：決策者須為意見交流和協作創造條件，有效措施包括都市規劃和土地用途政策。監管機構不應對興建房屋或工作場所處處設限。都市政策應有助於提升城市多元面貌和適居程度。各地政策亦可逐步投資網上協作和「遙距工作工具」所需基建，從而促進無形合作方式，大灣區項目可以作為一個起點。
三、融資安排：目前的融資安排對無形資本密集型企業並不完備。政府可推出新式融資安排稅務寬減措施，促使更易藉知識產權取得融資。香港雖為國際金融中心，但在創意融資方面步伐稍遜，趕快設立與時並進的融資基建，實為當務之急。
四、投資低迷：在無形資產方面，雖然善於從溢出效應中獲益的大企業投資不菲，卻難望藉此彌補其他公司的差額。政府或須施以援手，投資基礎研究，通過採購計劃支持新興行業，以及資助教育和培訓計劃。
五、中產自危：對各地政府來說，中產階層下沉，情緒不安，是尤其嚴峻的挑戰，目前仍未有善法解決。各種有利無形經濟增長的政策，都有可能同時令中產問題惡化，擴大不安情緒。收入和財富不均差距擴大，以及尊嚴和社會身份消弭，均引發中產階層情緒不安。
無形資產與工人工資之間的另一種關係，在於各種特定工作技能與無形資產之間的互惠性，當與無形資產的可擴充特質產生互動，會透過巨星效應令工資分布扭曲。
無形資產與管理實務之間的互動，亦關乎企業、行業、經濟體之間的生產力差異。管理層應對企業中的無形資產的擴張和深化趨勢作出何種回應？互惠性勢將成為核心：在無形資產掛帥的企業世界，優良管理更具價值。
企業的首選組織架構，視乎企業本身屬無形資產的製造者抑或使用者，從平鋪架構中得益的製造者，授予中層管理人員高度自主權，只就短期績效表現加以監察，用意在於從企業內部營造人際和構思自由交流的環境。另一方面，企業如屬無形資本的高用量使用者，組織架構則宜層級分明，管理自上而下，皆因企業要務在於致力調配無形資產，用以爭取當前最大回報。
至於生產力和管理方面，其中一大課題在於：究竟業績關鍵純粹繫於管理實務，抑或同時關乎管理人員？若就無形資產而論，後者自然遠比前者重要；管理層德行操守及管理文化對企業成功至關重要。
常有論者提出：在無形資產至為重要的服務型經濟中（與製造型經濟剛好相反），對深諳企業文化而兼備德行操守的管理人員，必須進一步賦予實權。當今之世，技術性技能已非唯一成功要訣，德行操守反更重要，Facebook和Uber在這方面均上了慘痛一課。在無形經濟中，教育和家庭的作用想必大得不成比例。
昔日積極不干預政策作為政策指引，旨在引導政府任由自由開放市場解決經濟問題，只在市場失效、迫不得已之際，方才插手干預；與此同時，亦指引政府採取一切有助市場發揮應有效能的措施。無形經濟正是一例：一旦市場出現溢出效應、協同效應、資本市場不完善性，政府應採取適當支援行動。
就無形資本密集型經濟而言，日後面臨的最大挑戰，大概不在於如何促進經濟增長，而在於如何使之兼容並蓄。承襲自上世紀的種種社會和福利政策工具，也許已不再切合所需。
假使上述種種社經效應無誤，則政府以至全港市民都務須再三反思。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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