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的解放軍在大陸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國民政府迅速崩潰，只好敗走台灣。當解放軍南下到廣東的時候，英國政府已有心理預期，解放軍會順手把香港一併解放的。據說，當年在港的左派組織，曾一度想籌備搞迎接解放軍進港的慶祝活動。誰知毛澤東在最後一刻，把揮軍進駐香港的行動煞停。
以當年英國駐港的兵力，根本沒有條件對抗解放軍南下。所以中共如有意解放香港的話，英國是很可能會拱手相讓的。然而，實際上以民族主義掛帥的中共，卻沒有選擇順道收回香港，反而由它繼續做英國殖民地。
中共中央的決策過程向來透明度不高。不解放香港的決定，究竟由誰提出，如何通過，坊間只有猜想，沒有人看過真正的檔案紀錄。左派陣營曾流傳這樣的說法──當年的周恩來意識到，中共執政後必會受到西方陣營抵制，很有可能會在經濟上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如果讓香港留在英國人手裏，可能有機會為中國在西方的封鎖線中打開一個窗口，讓中國可以得到欠缺的物資與外匯。還可以從這裏走出去，了解封鎖線外的實際情況。所以周總理提議毛澤東暫時不要收回香港，並得到毛的認同。
以周恩來一向的謹慎，我認為他不敢有這種提議，因為共產黨人一向講原則，把帝國主義從中國趕出去是革命的既定目標。這種違背初衷的舉措政治不正確，隨時會惹罪上身，前程盡毀。所以黨內除了毛澤東可以有這種任性外，周恩來應該不會主動提出。即使最後是由周恩來提出，也是他領悟了毛的意向後，代毛向其他人示意的。
至於毛澤東為何當時忽然關注起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我認為實屬歷史的偶然，完全是一種異數。因為之後的歷史發展，在在顯示毛澤東只曉得政治掛帥，完全不理會他的政治圖謀會對中國經濟帶來多麼深重的破壞。例如他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可有考慮會對經濟造成什麼影響嗎？開國功臣，曾為毛澤東橫刀立馬的彭德懷，因提出了一點異議，就被鬥到至死沒法翻身。再看十年文革，毛澤東只抓革命，不促生產，誰想把工作側重一點在生產上，就批別人在搞修正主義，是想密謀復辟。
此之所以，我認為周恩來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提議把主權與治權都暫時留給英國人。毛澤東平時根本不重視經濟發展，又說帝國主義只是紙老虎，誰敢預言中國在解放後，改行了生產關係更先進，生產力更強的社會主義，而竟然會物資短缺，科技落後，非透過香港這南風窗作外求不可。毛澤東經常說，中國人民要有志氣，要勇於與帝國主義展開鬥爭。為何新中國剛成立，就顯得這麼沒有志氣。我不相信其他國家的開國元勳會在有能力收回殖民地的情況下，作出這樣的選擇。因為，作出這樣選擇的人，很有機會被視作民族罪人。
只有在中國，毛澤東才可以憑着他的絕對權威與肆意的任性，強行要一個民族，為了長遠的經濟利益，放棄眼前民族大義。毛澤東以後的中國領袖，似乎大部分都不敢這樣做。可見，香港能留到97年才回歸實屬異數。
毛澤東後中共對香港態度轉變
在毛澤東未過身之前，中共對香港根本不存在一定要在97年新界租約到期時一併收回的說法。中共對港共的指示是要為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作長期打算，不要幻想很快就可以出來掌權。當時還流傳一種說法，就是到97年中國亦不一定會收回香港。有人甚至認為，只要英國不提香港主權問題，北京可以假裝沒有事一樣，讓97年平白度過。
只是英國人做事必須有合約理據，如不與中國簽署新協議，97後英國就會失去合法管治界限街以北的法律依據，為此，戴卓爾夫人必須直接飛去北京與中國領導人商討香港在97後的前途問題，才會出現想以主權換治權的傳說。
不過，82年戴卓爾夫人去北京的時候，毛澤東已過身，掌權的已是鄧小平。他雖然在黨內極具威信，但地位與毛澤東仍有距離。所以他沒有條件任性，不敢置民族大義於不顧。他不能只收回新界，繼續任由香港島與九龍半島淪為英國殖民地，於是他推出一國兩制的構思，希望香港再納入一國之後，繼續可以透過利用兩制，為中國大陸提供經濟上的貢獻。
一國兩制是一種全新的嘗試，鄧小平也沒有百分百把握，西方一定肯配合，以讓香港可以像英殖年代那樣發揮它的功能，補中國式社會主義的不足。然而，鄧小平仍然選擇去冒這個風險，可見他視民族大義高於經濟需要。
鄧小平作這個判斷時具體是怎樣想的，我不知道；但普通人可能會這樣想，既然可以任由外國人在自己國土上殖民，那何須急於去解放台灣？台灣起碼是華人自己管治自己的地方。至於捍衛釣魚島的主權，就更顯得沒有逼切性。鄧小平可能就是擔心一般人會有這樣的想法，所以非要香港先回歸中國不可。
現時，內地人普遍視香港所發生的是一場顏色革命，西方正企圖透過自己的代理人，奪取香港的治權。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央政府有壓力要在這事情上採取較強硬的態度，以免引起內地群眾不滿，繼而令習的政敵有機可乘。
中央政府現時的處境十分尷尬；若是採取較為強硬的手法去止暴制亂，擔心會招來西方的制裁，導致香港以後沒法發揮中國所需要的經濟功能；但若是不出動較強硬的手段去制約反建制派，他們一定會得寸進尺，把香港引向與中國分離的道路，以後想中港融合一定更加困難。且看習近平會怎樣作取捨。
於中國而言，香港的作用從來都不算主導性
由於毛澤東的專橫與任性，才沒有在1949年解放軍南下至深圳時，順道解放香港。如果不是他「一錘定音」，當時無論在黨內或在民間，主流意見都贊成把英帝國在中國領土上的殖民政府連根拔起。
至於香港後來對中國經濟發展所起的補不足作用，大部分是中共文人為了在毛澤東臉上貼金而作出來的。如果不是毛澤東在內地推行閉關鎖國的政策，中國可以直接與外國交往，何需香港這扇南方窗？
現實是靠香港走私偷運，只能拿來為處於崩潰邊緣的中國經濟吊命，並沒有令中國經濟真正發展起來。一個國家為什麼不設法搞好自己的國際關係，直接與外國進行貿易，而要靠提供殖民地給外國然後走水貨，這豈不是捨正道而弗由？
相反，如果沒有香港為內地提供外匯，以及少量的戰略物資，毛澤東的倒行逆施（如人民公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應會更快無以為繼，非及早進行改革開放不可。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對中國所起的作用是負面的，它為毛澤東的胡作妄為提供了條件。
中國解放後最初的30年，經濟發展緩慢，人民的生活每況愈下，這段時間裏香港一直存在，它能起什麼影響中國的關鍵作用嗎？可謂基本上沒有！影響中國發展的是北京的建國策略，而非香港的外匯與水貨。至於由香港同胞寄往內地親人的生活物資，只能惠及全國人民的一個極小的部分。中國人民的生活是改革開放後，才真正出現長足改善。
無疑，中國的改革開放能進行得這麼順利，離不開香港的積極配合。沒有香港的企業家，在資金、技術、管理，以至在企業精神上的投入，中國的經濟改革沒有條件起步得這麼快。珠三角地區在初段發展得比全國都要好，香港功不可沒。
然而，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經濟能以這麼高的速度發展，動力並非全靠香港的企業家們的扶持，更重要的是鄧小平容許少數人先富起來，以及讓民企有生存的空間。這樣，市場機制才能發揮作用，以補國營經濟的不足。沒有中國的內因，香港的外因是起不了作用的。
現時香港仍做得比中國好的地方，主要是香港的法治環境與專業操守。此外，香港社會的開放度與自由度，亦令香港既宜居又宜商，可以匯聚大量資金與人才。令香港有條件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彌補中國在體制上的不足。
長遠而言，中國需要的是進一步深化自己的體制改革，以提升中國社會的宜居與宜商的能力，而不是容忍自己的體制永遠沒法具備某些先進社會的優勝條件，弄到要長期依賴一個由殖民地政府留下來的香港特區。
我擔心，隨着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西方不一定會容忍中國可以像以前那樣，隨意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去補中國模式的不是。他們一定會逼中國模式見真章。以前英殖年代香港可做到的事情，到香港成為中國的特區後，西方不可能態度如一。中國宜早作好香港沒法發揮固有功能的準備。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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