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巧的是平壤在美軍兵臨城下的時刻，展開了其史上最大的閱兵。
春末夏初，日暖花繁，還常有種種憧憬踏夢而來。4月，香港新熱是大灣區，從北京國務院總理的出言點撥，到香港特首的率隊考察，再到香港市場一度熱炒「灣區概念」，如何認識這個大灣區，成了香港人的新課題。 所謂大灣區，全名是「粵港澳大灣區」，在廣東那邊也叫做「九加二」，即由廣東的廣州、佛山、肇慶、深圳、東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門的珠三角九市，加上香港、澳門兩個特區，要建造成全球一流的灣區和世界級一流城市群。 從地面上來看這「九加二」，只可視之為早前「大珠江三角洲」、「泛珠江三角洲」的濃縮版，既然珠三角概念的推展經歷了十多年風風兩雨還未收割，這以大為冠的灣區不過是珠三角概念的富裕城市版罷了，有何特別之處？ 實際上要看明白廣東建言的大灣區，既不可低估，也不能盲目高看。既然之前廣東有人曾放言大灣區獲中央同意後，下一步中國是「北有雄安，南有大灣」，那不妨先看看同在4月熱起的雄安新區，可能更清楚廣東的心思、更明白中央的意圖。 三層意思 來看看雄安。自4月1日以中央名義推出「雄安新區」以來，一時大熱，各種各樣的解讀多了。在宣布雄安新區時，官方開首有這麼特別的一段，說建新區是「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這段話有三層意思，一是這新區是中共中央定的，不像其他新區只由國務院批准；二是這新區地區等同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是全國的不是河北的；三是這新區乃國家大事、千年大計。 中國經濟特區有五個，即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五個經濟特區之中，深圳是首個同時也是唯一成功的一個。 中國國家級新區有18個，第一個是1992年成立的上海浦東新區，兩年後批准了天津濱海新區。其後多年未動，要到2010年有了重慶兩江新區後，開始一個接一個出現，直到最新的吉林長春新區、江西贛江新區。 新設雄安新區最特別之處，在於將其與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並列。而大家都知道，深圳特區於珠江三角洲乃至整個中國開放的帶動，以及浦東新區對上海乃至整個長江三角洲的影響。而深圳和浦東，都是鄧小平當年「劃的圈」，其後跨過25年，到現在的雄安新區，是習近平「劃的圈」。 然而雄安新區的特別之處，還不在於其等同深圳、浦東，也不只因其功能定的是承載北京首都功能疏解而有北京副中心地位，還在那「千年大計、國家大事」八個字。 更進一步看，習近平為雄安新區定位五區，即「綠色生態宜居新城區、創新驅動發展引領區、協調發展示範區、開放發展先行區」，加上一個「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示範區」。 回看大灣區，那是廣東省提出來，在3月總理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中終於得以確認，但李克強已證實，中央政府還沒有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是以大灣區與雄安新區在政治地位上不能匹敵，還要接受雄安的示範。 更深入地看，北京領導層正在思索新的國家治理之道，還要將之演化為中國發展的新空間布局。這一布局一體兩面，一面是以「一帶一路」願景，來建立全方位、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新格局；一面則是國內的區域空間重組，以地區一體化的重組、新的城市群建設，來培育新的增長極、創造出發展的新動能。這一思路，將改變原有的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的老格局。 如果說雄安是都市圈的重組，則大灣區是城市群的重建。大灣區城市群將與目前中國內地規劃的十多個城市群截然不同，因其不僅有三個中國經濟特區，還有香港和澳門兩大特別行政區。是以這一城市群擔負著更多層次的任務，不僅其開放度將一枝獨秀，還深蘊著香港回歸20年後的「二次回歸」任務。 原刊於零傳媒獨家微訊平台，本社獲授權發表。
從政府的角度看，香港的矛盾可以是意識形態的，亦可以是社會經濟的。
陳美齡說：「反正我是白紙一張，無所謂。」
選舉中看到的風景和從白宮看到的風景是不同的，沒有哪位總統在當選後能百分百踐行選舉時的諾言。
關乎「一黨領導」體制極度集權的全權主義，是為十九大熱身。
互聯網或許使得他們陷入「黑暗」，而對普通人來說，互聯網則有可能通向「光明」。
「飛馬」「克服」了一條「小龍」，按中國「拆字」神算，勒龐命裏注定被馬克龍克掉。
這大可以作為我們對粵港澳大灣區這個宏偉計劃的基建方面的貢獻。
中國和美國最終能成為朋友嗎？文章縱觀特朗普及習近平的從政之路，剖析中美兩國在貿易政策上的攻防戰。
低估離婚與再婚引發之需求增長 離婚與再婚急劇增加，成為香港房屋需求增長的主因，實屬始料不及；大批有意置業或計劃組織家庭的青年人無力購置居所，愈來愈心灰意冷。香港離婚率現已高踞全球第五位，自從中國內地對外開放，兩地居民交往日趨頻繁，跨境婚姻急劇增加，香港的離婚與再婚數字大幅飆升，。只要看看離婚與再婚趨升的統計數字（圖1），便能理解對房屋供應造成的重大壓力。 1976至1995年期間，香港累計婚姻（包括初婚及再婚）總計為803072宗、離婚總數為84788宗、再婚總數為65794宗；隨後自1996至2015年的20年內，累計婚姻為數878552宗、離婚高達323298宗、再婚則增至256066宗。離婚與再婚數字飆升現象既未能預見，更遑論準確預測。這從房屋統計資料可見。 1976至1995年期間，累計新落成住宅樓宇單位總數達1267335個；隨後自1996至2015年的20年內，累計新單位僅得857378個。兩段時期比較，建屋數量減少三份之一，至於單位數目與住戶數目的比例，1976年為0.91，1986年為0.98，1996年為1.08，2006年為1.11；2016年則為1.08，這一比例在1976至2001年期間逐步改善，但期後卻漸走下坡。 離婚與再婚對公營房屋政策影響極大，皆因這些家庭多集中於收入組別中的下半層。換言之，不但「有產階級」的房屋需求有所增加，缺乏經濟條件的「無產一族」也不例外；離婚與再婚數字上升，且其中多為未能負擔不斷漲價的私人樓宇的家庭輪候公屋時間頓然大大延長。 時下不少年輕人不願與父母同住，或有意自組家庭，卻苦於缺乏經濟條件，無法沾手私樓市場。 戶主的婚姻狀況無論屬初婚或再婚，在現行公屋分配政策下並無區別；公屋租戶離婚或再婚，均可重新申請公屋單位，因而暗藏鼓勵缺乏經濟條件租戶離婚及再婚的誘因。除非當局免除此一誘因，否則增建公屋只會助長補貼離婚及再婚，進一步增加對公屋的需求。要真正滿足缺乏經濟條件者與日俱增的房屋需求，必須先行檢討公營房屋政策。 曾蔭權當政時期，為優先照顧貧窮長者，已令公屋輪候時間增長。2011年，本地65歲以上住戶已有近半數正租住公屋；現時在公屋編配方面，長者大致上可算獲得充份照顧，最感不滿的實為年青一眾。 話雖如此，若以增建租住公屋解決房屋短缺問題，則是大錯特錯的政策，決不應令公屋政策變成助長以離婚、再婚方式耗費公帑，房屋政策應以協助住戶置業為主要（縱非唯一）目標，而合資格申請公屋者應只可一生享有一次福利，令已享福利者在家庭破碎前三思而行。 資助自置居所的房屋政策有利於穩定家庭關係、培育子女、促進工作意欲、增強社會凝聚力，並可縮窄不同階層因物業財富差距而產生的政經鴻溝。 政府房屋政策不應只著眼於增建單位，以解決住屋短缺，而必須正視房屋需求日增的一大根源：離婚與再婚。要解決房屋短缺，又避免同時令問題惡化，必需為市民大眾提供自置居所的機會，而非僅僅提供租住單位。 要減少由離婚與再婚帶動的房屋需求，需將現有出租公屋，特別是1997年後建成，與及租者置其屋（租置）計劃內仍未售出的單位，出售給現有租戶，將單位私有化，此舉除可大大消減公屋住戶的離婚意欲，同時亦於減輕經濟分化問題上跨進一大步。 財政預算與社經發展 香港人口正急促老化，一日未能大事改革入境政策，則只能繼續依賴未有增長的勞動人口，去負擔未來數十年不斷增加的長者人口。醫療、社會福利的公共開支，佔本地GDP比例亦只會持續向上。 特區政府近10年來財政盈餘豐厚，但要應付公共開支日增，必須重新檢視現有收入基礎。財政盈餘如此可觀，全賴土地和物業價值大升，對資本收益與經常性收入均大有裨益。然而樓價升勢還能維持多久？即使仍能維持穩定，來自土地與物業的收入漲幅亦有盡時。 另一方面，來自個人薪俸及中小企業的稅收，在整體稅收中的比例不但難望提高，更有收縮之虞。工資增幅有限，相關稅收又怎會大幅增多？從圖2顯示的兩種現象可見一班：一）實質工資增長放緩；二）工資分佈下層的增長率較頂部緩慢。 1976至1996年的20年內，男性實質工資增幅每年平均為4.5至5.5%，而1996至2016年間，增幅則只有1至2%，銳減原因固然與亞洲金融風暴有關，另一要素乃由於在全球邁向知識型經濟的過程中，工作人口中人力資本增長下滑。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工資增幅與工資水平息息相關，假以時日，形成工資分佈集中於底端的現象，亦即工資低於平均水平者佔較高比例。此一趨勢若在現行稅制下持續（可能性甚高），則本地稅基只會更形狹窄。 投資教育顯然有助於未來持續增長，不過須待一二十年，才能取得實效。政府總開支佔GDP比例勢將有增無已，然而薪俸稅和利得稅收入卻難望增加。要平衡政府財政預算，今後長時期內只會日益依靠土地與物業相關收益。 未來的社經發展有很大程度仍仗賴土地與物業收益，屬合情合理，在普通法制度與亞洲經濟高增長的大好形勢雙重保障下，本港土地的確具相當高的價值。 觀乎近20年來的特區政府開支模式（圖3），社會福利增長速度一直為各類開支之冠，醫療開支亦見增加，但增幅尚算溫和；隨着學齡階段人口減少，教育開支近年略為下降；公共房屋開支則顯著減少，皆因曾蔭權任內政府縮減投放在公屋的資源。值得關注的重點，是整體公共開支佔GDP比重維持穩定，主要因為房屋開支減少。 不過，今後數十年間，這種模式會急劇轉變。醫療開支在人口老化帶動下，將會急促上升，預計至2041年，佔GDP之百份比將倍增，屆時社會福利開支亦將如是。進入學齡階段的人口提升，教育開支亦隨之增加；為提高生產力以促進經濟增長，所作投資亦會增加。未來數十年整體開支的增長規模非同小可，若非一如既往，有雄厚的土地與物業價值作為後盾，財政司司長要平衡財政預算談何容易。 要是欠缺物業價值升幅支持，則財政收益（包括資本收益與經常性收入）佔GDP百份比難望有如過去30年般維持向上。事實上，由於近廿多年來政府均未能妥善改革公共開支的融資安排，公共開支的負擔必會劇增。 預計短期之內，社會福利、教育、醫療融資方式不會轉變成為以用者自負方式承擔部份開支增長，故大部份增幅仍將靠公帑負擔。現行以居者有其屋（居屋）計劃資助出租公屋的融資模式，日後再難發揮作用，因出租公屋建築成本增加，而居屋則礙於工資升勢緩慢、購買力弱，售價難以提升。 是以唯有落實改革公共房屋的融資方式，日後才有望平衡財政預算，提供適度的教育、醫療、社會福利投資，以期帶來更美好的社經發展。過去多年來財政盈餘豐厚，無非是拜物業市道異常暢旺所賜，實不能寄望永遠如是！ 政府一向提供土地，興建租住公屋，租金之低甚至不足以支付每年維修費用。公屋的建造成本以至地價，全由市民大眾資助，住戶縱然得享單位價值，但事實上住戶與政府均未能從地價得益。土地既不能作其他用途，土地價值也就永久流失。有關單位不得在市場放租或轉讓，反觀新加坡的組屋（當地公屋）住戶，則可自由將單位租售。 經過近30年的全球經濟融合與跨境婚姻趨勢，香港無產一族的住屋需求亦劇增，近年房屋佔公共開支比重下調的現象勢將逆轉。樓價高昂，即使中產階級亦難以負擔，無形中被迫成為公帑負擔的一部份。現時申請購買居屋的住戶入息上限為每月50500元，據政府統計資料顯示，全港處於此入息水平以下的合資格申請居屋住戶，比例竟然高達八成。 若能改革現行公營房屋政策，為無產一族提供可以負擔的置業計劃，則無論公屋住戶抑或政府，均能盡享有關土地的價值，而毋須注入額外資源，亦足以平衡未來財政預算，更是為無產一族提供置業機會的唯一可行方案，有關土地價值自然失而復得。 此舉涉及的資源確實非同小可。於2016年第三季度，公屋租住單位（不包括租置計劃）總值高達29500億元，其中以土地價值為主；經過近期樓價升勢，是項總值當更水漲船高。 下星期我將探討如何透過改革公營房屋政策，重新凝聚社會，重拾對本港財政基石的信念，並期以修補政治分歧，免令香港經濟發展停滯不前。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曾俊華現象的本質是大多數港人厭倦撕裂，祈求和解。
在選民眼中，融合的弊病似比好處要多。
結果是愚民政策製造出愚民政治、無厘頭式的政治民粹主義。
王朝最終會火山爆發，王冠落地。
中央如不大力主導，香港就必然會被既得利益主導，無可避免。
從政治層面看，林鄭月娥需要盡早撕去被污名「低民望」的標籤
一般市民對政府或官員的言行不會盡信，甚至有懷疑或批判，是正常不過的事
行政長官無疑要對「一國屋簷」盡責，也要對港人負維持兩制邊界之責。
聰明的人聰明的做法則是利用自己高瞻遠矚的優勢去決定處事的通盤計劃，運籌帷幄地將權力下放
我們其實應該從珍惜和保護水資源的宏觀角度去考慮東江水供港問題
毫不誇張地說，今天的世界處於一個｢不確定性｣（或者通俗地說是｢亂世｣）狀態。地緣政治面臨急劇的變動。英國脫歐、南中國海、朝鮮半島、中東和敘利亞、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國與美國、美國與俄羅斯、中國與俄羅斯等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在發生變化。所有的變化是地緣政治變化的產物，也反過來重塑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世界經濟也是如此。 西方引導的全球化開始出現逆轉，儘管這並不在任何意義上意味着全球化的終結，但也表明西方和美國在領導全球化方面，已顯得力不從心，世界經濟的發展需要新的領頭羊。對崛起中的中國來說，所有這些變化應當被視為正面和積極；如果中國能夠抓住機遇，便是崛起的好機會，在｢不確定性｣中崛起，重塑區域甚至是國際秩序。 意大利古典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在論述政治人物的政治作為時，專門討論了｢運氣｣或｢命運｣的作用。其實，在國際舞臺上，一個國家的作為也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確定性｣可以解讀為中國崛起的｢運氣｣或｢命運｣。因此，人們首先不應當悲觀地把｢不確定性｣視為負面。 所謂的｢不確定性｣只是一個客觀的局面，是時勢變化所致。任何國家都要根據時勢的變化，來調整自己的國際角色。不管怎麼說，中國崛起也是當今世界｢不確定性｣的一個重要根源。 中國是否可以抓住自己崛起的｢運氣｣和｢命運｣呢？這些年來，中國的確在努力這樣做。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因為涉及中國所明確規定的｢核心利益｣問題，中國冒了很大的風險，有所進步。今天南中國海局勢基本穩定，而且中國掌握了主動權。在國際經濟上，中國也在努力繼續推動自由貿易，通過｢一帶一路｣等方式方法扮演世界經濟發展的領頭羊角色。 但是，人們不難觀察到，中國也在竭盡全力、非常算計和理性地｢規避｣風險。然而，規避短期風險反而招致長期的更大風險。這尤其表現在處理朝鮮半島問題上。中國努力不少，但直到今天，韓朝沒有一方會考慮中國的利益，各自完全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做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事情。 儘管外界認為中國對朝鮮半島有影響力，但實際上沒有一個受中國影響；不僅如此，中國反而變成了韓朝的｢人質｣。面對這些較小國家，中國除了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式的抗議，似乎什麼辦法也沒有。對朝鮮半島缺少影響，並不是說中國缺少能力，而是中國選擇不去使用可以產生影響的能力。 在國際經濟方面也有類似的情形。中國一方面加入國際經濟秩序，也有能力去引導國際經濟發展，但同時對現存國際經濟體制（明確地說是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體系）抱着深刻的懷疑態度，總覺得這個體系是一個｢陰謀｣或｢陷阱｣。很多人因此認為，中國在國際體系裏面是個｢半心半意｣的角色。 中國在放棄促成崛起的機會 中國的作為和俄羅斯的作為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前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一蹶不振，直到總統普京執政之後，俄羅斯才穩定了政局。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俄羅斯都已失去往日的輝煌。儘管俄羅斯到今天為止仍是軍事強國，但主要還是前蘇聯的功勞。經濟力量遠不如以前，經濟結構單一，看不到明確的前途。政治上主要是圍繞着普京一人的政治，儘管目前強勢，但未來仍然很不確定。 不過，俄羅斯不愧為一個戰鬥的民族，明明沒有能力做大國了，但不僅在苦苦支撐着其所認為的大國地位，而且時刻尋找機會復興俄羅斯的輝煌。如果得到機會，俄羅斯一個也不會放棄。在這一點上，俄羅斯人還是很驕傲的，認為當今世上能夠和美國爭取平等地位的仍然只有俄羅斯。中國則不一樣，明明出現了很多能夠促成其崛起的機會，但在一個接一個地放棄機會，不管是故意的還是無意的。 這個現象使得人們擔心，今天中國的崛起是否會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沒有真正崛起之前開始衰落。這裏指的是明朝失去了中國成為海洋國家的機遇。明朝是世界海洋時代的開始，當時，中國政府和民間海洋力量皆為世界第一。如果鄭和｢下西洋｣代表政府力量，東南沿海一帶｢猖獗｣的｢倭寇｣海洋活動，則反映了民間力量。 不過，正如人們日後所看到的，僅僅因為朝廷的意識形態和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礙，中國在此後數百年時間裏把自己｢封鎖｣起來，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陸地國家，最終成為西方海洋國家的｢階下囚｣。 今天的中國會否再次像明朝那樣，主動放棄真正崛起的機遇呢？提出這個問題是有意義的，因為中國面臨着諸多促成自己放棄機遇的因素。至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討論。 第一，中國已經沒有大國的記憶。中國從秦朝統一國家，到漢唐不僅在地域上大擴張，而且建立起當時最強大的政治體制，所建立的國家制度被西方稱為｢開放的帝國｣。之後的王朝（主要是蒙古人和滿族人所建立的王朝）儘管在疆域方面有擴張，但在制度建設方面沒有什麼創新。 明清之後，中國王朝變得愈來愈封閉，最終被近代西方所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主權國家打敗。近代以來，中國人受苦受難，到今天為止，中國人有太多的弱國記憶、苦難記憶和受害者記憶。從這個角度來看，不難理解今天的中國人祈禱國際和平與國際公正。不過，一些人（尤其是精英階層）的｢受害者｣心態過於強烈，缺少自信，不僅認識不到機遇，有了機遇也抓不住。沒有人會懷疑中國人對和平與正義的訴求，但國際和平與國際正義等諸多價值絕對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而是要鬥爭出來的。 第二，今天的中國有太多的意識形態束縛。對敘利亞、朝鮮、美國、俄國等的看法都深受意識形態影響。｢意識形態化｣表明人們已經不能實事求是地去看一個問題或事物，而只能從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角度去看它們，結果看到的不是事實的真相，而只是基於｢偏見｣之上的幻影。 這裏僅以美國為例。在很多中國人的眼中，美國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即｢敵人｣。很多人不滿於美國把中國視為｢敵人｣，但忘記了自己也把美國視為｢敵人｣。一旦把美國視為｢敵人｣，自然就不能對美國作科學理性的分析。 結果，美國做什麼，中國就要反對什麼；美國不做什麼，中國就要做什麼。這使得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失去太多的東西，包括道德。一些事情，美國從道義出發，佔據了道德制高點，結果中國反對，自然得不到很多國家的支持。實際上，作為大國，美國和中國擁有很多一樣或類似的道德價值觀和國際責任。 兩國國家利益不同，分歧不可避免，但這些分歧不能簡單地用意識形態來看待。對美國的態度，中國本該支持的就支持，該反對的就反對，但因為美國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結果既看不到一個真實的美國，也看不到自己在處理和美國關係中的真實利益，處處陷於被動。 中國領導人應有實事求是精神 第三，錯誤理解毛澤東。毛澤東時代中國是弱國，針對美國和西方列強的圍堵和遏止，中國發展出強大的民族主義。（實際上，這種民族主義至少自孫中山先生開始就已經在塑造）。不過，毛澤東更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毛澤東發展出｢三個世界｣理論，為很多國家所接受。這主要是因為｢三個世界｣的理論不是建立在意識形態上，而是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原則上。例如毛澤東把美國和蘇聯這兩個擁有對立意識形態的國家列為｢第一世界｣，而把很多西方國家列為｢第二世界｣。 這種實事求是的分類，使得毛澤東正確和精確地看到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從而為中國外交找到巨大的空間。在和美國打交道上，毛澤東的現實主義表現得更是充分。在意識形態上，毛澤東痛恨｢右派｣，但在和美國打交道時，他明確表示喜歡美國的｢右派｣，因為｢右派｣比較接近實際，講利益。 他不喜歡和美國｢左派｣打交道，因為｢左派｣講意識形態，講價值觀。在代表美國的｢右派｣（即共和黨）總統尼遜執政期間，中國和美國順利恢復邦交，這和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精神分不開。客觀上說，毛澤東是有意識形態的，但這種意識形態並沒有妨礙他的實事求是精神。 第四，錯誤理解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也是現實主義者。在外交上，他提倡｢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人們只關切｢韜光養晦｣，忘記了｢有所作為｣。正是｢有所作為｣，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抓住了所有機遇，既避免國家危機，也實現高速發展。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1990年代初的｢南巡｣和後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背後都是鄧小平實事求是的精神。 在對美國的態度上，鄧小平永遠旗幟鮮明，尤其表現在其對美國在中國內部事務的干預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憤怒；另一方面，鄧小平也把美國看成中國學習的對象。在內部發展上，他更是把人們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市場經濟｣，視為一種發展的工具，一種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可以使用的工具。沒有鄧小平的實事求是精神，很難想像中國能在1970年代後期走出文革困境、在1980年代末走出內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政治困境，以及1990年代的與世界接軌。 ｢韜光養晦｣和｢永不稱霸｣應當是永恆的原則，但這並不是說中國不要作為，不要鬥爭，更不是用各種方式來論證變相的｢不作為｣。現在有一些人把｢韜光養晦｣解讀成｢不用作為｣，這是完全的錯誤，這僅僅是對自己不作為的低劣辯護。 在國際關係上，經驗告訴人們，如果一個國家抗拒自己的｢命運｣，最終會受到｢命運｣的懲罰。正如內部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一樣，外部崛起也要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才會把自己從眼前的利益格局中解放出來，才會在更高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利益。 大國的｢命運｣在招呼中國，但如果繼續受制於意識形態、受制於眼前的局部利益，將很難看到已經降臨的｢命運｣，也很難實現真正的崛起。
很多港人不禁要問：我們的幸福去了哪裏？
林鄭月娥由選舉開始至當選以來都反覆強調要「注入新風」，「將引入管治新風格、政府新角色和理財新哲學」，並提出三者各自包含的幾項元素。
唯有中國和美日關係穩定，以及和一帶一路沿途66國的關係平順，和平發展合作是主調，才是世界之福。
特首和他的治港班子，一共只有不到30人，是完全沒有實權的空心老倌。政策的成敗，端賴掌握人權和財權的政務官員系統是否合作，而對於政策的成敗，政務官員毋須負責，問責的是無權無勇的特首和他那一小撮政治任命官員。他們的主要作用，是制訂政策，然後對外被問責，當靶子。 不單如此，自回歸過渡開始，香港政府便不斷把它的一些功能分出去，成立由政府資助的專責獨立組織，主動分權。 以香港機場管理局為例，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全資擁有的法定機構，以商業方式獨立營運，並不隸屬民航處。你大概也猜得到，這些獨立王國，幾乎清一色是由前官員管理。特區政府被削出去的權力，同樣操在政務官員手中，他們之上通常有來自各界的管理委員會，但這些人都是聽政務官員的話，走程序的。 治港班子有責無權，政務官員有權無責，這政制設計完全是政務官員的天堂。有趣的是，這明顯荒謬絕倫的安排，卻像皇帝新衣那樣，政務官員能長期封住悠悠眾口，回歸二十年都沒有人指出，還讓大家覺得理所當然。 這樣的一個系統，因為缺乏中央領導，沒有方向感，各部門碎片化，按以往的慣性運作，因循保守。只要影響各部門的日常運作，官僚系統會自發的抗拒，抵消。特首和班子能做的，只是通過財政司司長，於預算中各部門支出增長作不同的微調，很難作任何大的政策改變。如西九故宮博物館類，「好打得」如林鄭，也要繞過這個系統才能成事。 特首左右做人難 香港的最基本問題，是各持份者都只盯住己一畝三分地，不顧大局；就算中央，對香港也只顧其整體短期經濟利益，不惜犧牲這隻生金蛋的鵝的健康，把產業抽空，同時讓利益集團壯大，自己不作為，並容許特區政府不作為，弄到它快要因長期營養不良和失醫病死了。 就算從「長遠打算，充分利用」出發，中央也要下大決心，帶領香港各界，把香港帶出困境。現在看來，中央決心已下，大灣區規劃是一盤大棋。 但是這盤大棋一旦成功起動，首先便一定會把香港目前的利益格局全面打破，會碰到重重障礙，而第一重，將會是政務官。可以想像，他們的共同口號將是維持政治中立，程序公義，保障本土利益，抗拒大陸化。 政務官不用跟你談政治（他們是「中立」的），根據往例，香港公帑不能在境外花，人家怎麼搞一回事，我要走程序，光是這兩條就能把香港自絕於大灣區之外。 到時候，陳方安生的幽靈又會重現：香港要做一個很有特色的國際都會，還是又一個中國城市？並簡單地把兩者對立起來。 不管誰當特首，在這環境中，都會左右做人難。所以最近才有像內地年青學者田飛龍倡議的，中央就根據《基本法》第48條，索性給特首下指令算了。 這是年少氣盛的書生之見，但中央如不大力主導，香港就必然會被既得利益主導，無可避免。 大灣區發展規劃只是一個頂層設計，魔鬼在執行的細節中。中央在香港的同盟軍在哪裡？民建聯嗎？工聯會嗎？它們都是既得利益的一部份。
劉炳章勸喻香港專業界人才不要妄自菲薄，絕對有走出香港，面向世界的能力。
這是考驗特朗普與美國政府的智慧和道德。但是箭在弦上，特朗普有退一步的空間嗎？
「所謂軟實力，就是一種相對於硬實力的概念。何謂硬實力？古時代，各勢力利益矛盾，又或理念不合，通常以武力解決問題，強者勝，弱者敗；現代社會不會老是打仗，改用經濟制裁。
靈魂在高處的人，不會有漫長而恆遠的孤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