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五年前的情景，當感到今天所見，十分值得欣慰和珍惜。
林鄭月娥如最終成為特首之後，管治會十分困難，因為她背上中聯辦背後發功的原罪。
香港重新跌入樓價飇升的輪迴，則是香港人的大不幸。
隨著政治和社會環境的改變，政制發展必然朝向政治化和民主化。
觀乎是屆特首選舉，泛民選委應否提名及投票支持建制派候選人，觸發社會熱議。絕大多數泛民選委提名曾俊華及胡國興，一改民粹民主作風，亦代表着向自由民主踏出一大步。 因何這樣說呢？何謂自由民主？與民粹民主又有何分別？ 歐洲啟蒙時代提出政治上人人平等，奠定政治形態根基，自此之後，基於對自由的不同演繹，衍生出兩種南轅北轍的民主形式。 自由民主特質 自由民主的意義，在於為保障個人自由而作出的政治安排，它視政府獨攬強制大權，乃個人自由的頭號威脅。自由民主有意通過自由、開放、具競爭性的選舉以及獨立政黨，對政府權力加以制約；保障私有產權，被視為維護各種自由與限制政府權力的核心元素。 自由主義大師Isaiah Berlin稱之為「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一種免受限制的個人自由，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個人可任意自由選擇生活方式，亦即John Stuart Mill所謂的「無害原則」（no harm principle）。Adam Ferguson、John Locke、Adam Smith、Voltaire、James Madison均再進一步倡議此等政治觀，影響美國憲法。 自由民主派對獲選多數壓迫小眾尤為關注，希望藉憲法、新聞自由、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等安排制衡政府。 自由派亦期望小眾隨形勢變動可憑重組聯盟分化多數聯盟的權力，以維護個人自由。自由民主政治特色，正正在於透過競爭作出選擇；選舉的重要威力，繫於利用政治競爭制裁官員。在下屆選舉中將官員擯下台的威脅，是制約政府權力的最有效手段。 在自由民主政制下，政治只關乎衝突及化解之道，動力來自爭奪選票。選舉結果倒非關注焦點，選民既可能選出「劣吏」，亦有可能選不出「良吏」，選舉競爭旨在維護個人自由與多元社會的活力而已。 民粹民主特質 民粹民主的構思，則在於作出投「民」所好的政治安排。所謂「民」，是一個集體的概念，是指合眾之民（people incorporated）或主權體（sovereign body）。其基本概念源於18世紀法國哲學家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的著名主張，以「人民意志」（general will）為合眾之民的社會契約。有別於同時代的其他哲學家，盧梭深感文明進步與產權形成只會污染人心，破壞了人類當初在「高貴野人」（noble savage）時期的人人平等狀態。 盧梭於是尋求通過參與政治以重建社會，恢復人人平等。他認為政治參與旨在構建合乎道德的合眾體（即主權體）中的平等公民身份。盧梭可說是流傳至今的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始祖。 他構思的自由，並非個人自由，而在所有公民集體參與全民普選，表達的「人民意志」。Isaiah Berlin稱之為「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因旨在尋求實現共同目標。盧梭表示，自由等於眾人遵守共同制訂自我約束之法。 由此自然衍生一個關於小眾利益的問題：假使個人之「志」各自不同又如何？在盧梭的觀念中，若公民在投票時皆以共同利益而非個人利益或私利為念，則實際上「人民意志」已涵蓋所有利益，再無小眾利益可言。 在民粹民主政制下，原則上小眾不可能受到壓迫，皆因根本無小眾利益之實；但從受壓迫的小眾的角度而言，這無異於隱瞞真相，為壓迫之實自圓其說，打着「人民」之名侵犯個人自由，也就變得完全順理成章，因為順從「人民意志」乃公民義務，而守法也就等於行使自由。 另一個問題，則在如何得知「人民意志」？背後假設是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普選方式，通過自由公平的選舉加以表達，所選出的政府，既掌握「人民意志」，亦獲選民授以管治權。此管治權來自合眾之民的集體意願，自然難能可貴，必須落實，而公民必須遵行政府所訂律法。 如此一來，民粹民主政治實有可能演變成專政，憲法制約、新聞自由、三權分立的自由民主政治安排，有時足以對落實合眾之民的集體意願構成障礙。限制政府權力，亦會限制集體人民的自由。 至於政府的施政或組成方式，盧梭則隻字不提，僅提及應有全民普選。政府或政治領袖一經選出，即被視為肩負大眾意願及賦有崇高管治權，亦有假借「人民意志」之名，實行專政之虞。事實上，種種民粹民主政體往往以暴政及人為慘劇收場。 「阿羅定理」 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兼史丹福大學教授阿羅（Kenneth Arrow）以其在社會選擇論（social choice theory）的研究結果，對盧梭的「人民意志」理念作出有力否定，證明社會無論採取任何選舉規則，即使每個人的選擇都優先次序分明，整體社會的選擇也不可能得出一致的優先次序。 「阿羅定理」（Arrow’s Theorem）可簡單舉例說明：假設A、B、C三人各有X、Y、Z三項選擇，選擇的先後排序如下： A君：X > Y > Z B君：Y > Z > […]
林鄭月娥在fact check上受到幾次質疑，她認為是媒體要求過高，但其實她常以引用數字去說明理據，容易在fact check中出漏洞。
曾俊華罵港獨最狠，睚眥必報的激進派卻完全噤聲，而年輕人對他的支持度依然有增無減。
港大需要物色一位有學術地位、具領導風範、執行力強、親和力足、熱愛香港、認識中國、放眼國際，這樣的人選不論在海外或是本地能找得到嗎？我們拭目以待。
馬來西亞政府面臨到雙方有可能會斷交，卻對斷交的問題作出了諸多考慮。
假如我們現在要想自強不息，號稱向西方先進文化去學習，不知道我們要學西方哪一個國家，哪一種榜樣，才算是真正做到先進的「野人」呢？
胡耀邦長眠江西共青城已27個春秋了，如今，李昭也走了。
一直以來，香港的房地產對於市民而言發揮著兩大功能：居住功能與投資功能。相當多市民把這兩種功能合而為一，實行完美的結合。 香港政府構建的房地產制度與實行的房地產政策也是以此為出發點的：解決市民的居住需要與滿足市民的置業投資要求。香港的地產制度與政府的地產政策行之多年，中間雖有失誤跌宕的時候，但總體而言符合過去的那個時代的社會情況，稱之為有效不為過也。 今天隨著時代的發展，香港的環境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年來，香港樓價沖上半空，居高不下。社會因此噪動不已。經濟學者的實証研究顯示，不當的房地產制度與政策是社會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香港樓價之脫離經濟現實，脫離市民購買力將對香港社會產生越來越深刻的負面影響。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地產市場在供應明顯增加，息口向上這些以往對樓市屬明顯的負面因素環伺下，竟然熾熱如斯，樓價不斷向上攀升。這在香港樓市發展史上是罕見的現象，像徵香港的地產制度需要從根本上加以檢討。 香港地產制度前設條件的瓦解 香港以滿足市民居住與投資雙重需要為出發點的房地產制度，尤其是開放的私人住房市場有一個前設的假設，那就是這一市場的參與者表面是開放的，但實際上基本局限於香港市民，外來的參與者因所占比重小，難以影響樓價。這樣政府可以通過控制土地供應影響樓價，使之與香港經濟及市民購買力相適應。 如果把香港房地產市場尤其是私人住宅市場發展的起點設定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當年香港人口驟增，住宅市場開始蓬勃發展。那麼從當時算起半個世紀，樓市的前設條件基本成立。私人住宅市場購買者基本為香港市民。其他國家人氏離岸持有香港住宅尤其是中小型住宅者數量極有限。 一直到十年前，中國經濟發展有成，房地產市場風起雲湧逐步成型，即形成與國家發展重點及社會資源集中程度相對應的大中小城市為不同等級的階梯式樓市。當內地樓價攀升至與香港同一數量級的時候。因為香港與內地的密切連系，內地居民因為不同的目的，或作為資產配置的一個選擇；或作身份象徵；或為港樓升值潛力吸引等等，把眼光投向香港任宅市場。這樣香港地產制度的前設條件不再成立。香港政府不再有能力通過供應影響樓價。這就是我所說的七百萬人變十四億人市場的問題了。 內地階梯式樓市結構反映國情不易改變 內地以京滬廣深為頂層，拾級向中小城市而趨下的階梯式樓市結構，因內地國情使然。那就是政府通過行政權力把全國的發展重點及社會資源集中到不同等級的城市。比如說北京有最好的學校與醫療設施及完善的公共服務等。人們自然湧向這些大城市。大城市的樓價無可避免因需求殷切而不斷上升。在本輪樓市狂潮中，上海樓市的總市值據說達到40萬億人民幣這樣令人咋舌的水平。日本當年的狂潮可能也不過如此，甚或膛乎其後。 很明顯，內地樓市結構是中國政經結構的反映。只要現行政經結構不變，這種階梯式樓市結構自然也不會改變。這種結構對中國來說並不會帶來大的負面影響。如果有人嫌北上廣深樓價高，置業不易，他們盡可以選擇中小城市置業同樣解決居住與投資的問題。尤其是現在內地交通便利有所謂一小時生活圈。在這一生活圈內總可以找到合適的居住與投資的所在。因此大陸政府沒有誘因改變中國樓市的階梯式結構使大城市樓價趨向中小城市。 香港的問題 因為內地樓價與香港進入同一數量級水平，北上廣深甚至與香港不相上下。以上海40萬億元人民幣的市場總值過香港多矣。這樣有能力在香港置業者大有人矣，香港從而成為中國樓市的一個部分，頂層的那部分是無法改變的趨勢。 內地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廣深的樓價受上面所提的結構性因素影響，將長期相對全國其他地方有巨大溢價。全國人民的居住地及持有的樓宇自動作貧富分層的篩選，而富中國特色。這對內地看不出有什麼問題，對香港卻無疑是巨大的挑戰。因為成為中國樓市一部分，香港政府將不再有能力主導香港樓市，因為香港政府原來的撤手鐧土地供應不可能再影響樓價。這樣香港樓價長期企在脫離香港經濟與市民購買力的水平是不難推測的。與內地有樓價低廉的中小城市可作選擇不同，香港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面積大大不及內地一線城市，可作建房之用者更瞠乎其後。這樣香港市民不可能像內地有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很明顯動輒五六百萬的蝸居，相對於一萬六千元的月入中位數，有多少人能夠負擔呢？香港政府不再有能力滿足香港市民尤其是中產階級作為滿足居住與投資雙重需要的置業需求。香港政府在這一關乎市民福祉極為重要領域能力的缺失，將為香港社會帶來嚴重的問題。因而香港地產制度應該因應變局作出改變，不應耽於以往思維，等待鴻鵠之至。改變的方向應該是使香港重新掌控樓市的主導權，使香港政府重新獲得滿足市民尤其是中產階級實現置業之夢，解決居住與投資的雙重需要。這一問題不解決香港永無寧日，將付出無法承擔的代價。
北韓傾全國之力，背城一戰發展核武和導彈，是該政權求生的唯一方法。
鄧小平鼓吹的全民經商，真正是打開閘門，公開合法，解放生產力。
當不同機構進行類似的民調，除非調查問題的字眼是存在很大差別，否則結論應該頗接近。
今年2月，在我手機收到的資訊，大部份都是關於「特首選情」的。到茶樓坐坐，鄰座的人也在談選特首；回到家裏，往新聞台看看，每天也是特首選舉的報導，觸目所及的、耳邊響起的、鑽進腦袋的，都是選特首的事，救命呀！我要靜一靜，我要抖一抖，最好的地方是哪裡？家裏不安全，茶樓太多人，對，學校是最寧靜的地方，學校是不談政治的，小學生是不懂政治的⋯⋯誰料往禮堂上的壁報瞄一瞄，要命的！標題竟然是「齊來選特首」，但仔細想想，對！五年前學校也舉辦過特首選舉，那是一件挺有趣的事呢！ 五年前，是梁振英、唐英年和何俊仁競選的那一屆，我校也來湊湊熱鬧，舉行特首選舉，如何選？說來是頗認真的。 登記做選民 我們是採取一人一票制的，無論你是六年級的大姐姐、大哥哥，還是一年級的小弟弟、小妹妹，都可參與選舉，但最重要的，是要登記成為選民。登記選民的程序不算複雜，同學們只要在指定的一個星期，在小息時到禮堂向負責登記的糾察填交自己的姓名、班別和學號，便可參與投票。那時登記成為選民的同學多不多？差不多全部同學都登記了，可見大家都熱心參與這次選舉。 聽政綱 到投票前的幾天，老師不停在早會上提醒同學要留意新聞，要了解各參選者的政綱和過往工作，要做一個負責任的選民，還未止如此，負責的老師更選了三位六年級的同學，要他們在投票前的一天，帶上紙製的面具，在早會上向同學拉票。扮演的同學挺認真，演說也頗精彩，但台下的老師和同學，看見他們戴上面具，老成持重地侃侃而談，大家都合不攏嘴。第二天早會，同學們分別投票，人們都說學校是社會的縮影，但我們比現實走得更遠，我們是一人一票的。最後，司儀請校長來個總結，我欣賞地說：「很高興同學們在這段時間的熱情參與，我不知大家選了誰，但我個人估計，今屆當選特首的應該是唐英年先生，幾天後，看看我們同學選出來的結果，與現實的是不是相同？」 結果公佈 到特首選舉後的第二天，老師在早會上宣佈結果：「同學們，大家都知道梁振英先生當選了本屆特首，那麼我們的同學選中誰人呢？同學們都夠眼光，原來在九百多位同學中，有66％的同學投票給梁振英先生，證明大家的意願與選舉委員會差不多！」 為甚麼我至今仍記得這件事，因為那次我估錯了！雖然同學們的選票不是68.9％，但已是十分準確。 去年的政改未能通過，我們今屆特首選舉仍未能一人一票，但只要我們從小教導學生成為一個有責任的選民，留意參選者的政綱，思考心目中的領袖，有朝一日，當大家都熟識選舉，關心政治，愛護國家和香港時，必能選出一位萬眾歸心的特首。 誰說學校不談政治？
任何一個領導人或領導層的歷史遺產，就是他們所塑造的制度。沒有制度建設，就沒有持久的遺產。
我提出的，在831框架之外，重啟政改。就是為了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創造一個理想公平的社會環境。
三位候選人都說教育重要，但如何有效投資教育，而教育政策怎樣配合，這在三人的政綱裏，都難窺究竟。
以下並非TSA試題，不須操練，沒有標準答案，適合小三學生或具同等智力人士解答。
那麼近期的「屬意」言論，為何令香港人異常反感？
為學生、老師、家長、校長創造一個穩定關懷、具啟發性、富滿足感的教與學環境
常言政治一天也嫌長。特首提名結束後，在北京兩會期間中央官員的公開發言，與之前在香港盛傳林鄭月娥是中央唯一支持的候選人，以及曾俊華有可能不獲中央委任（假如他當選）等報道並不相稱，例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以「都是謠言」回應有關中聯辦為林鄭月娥拉票的傳聞。 早前南下深圳接見建制派代表的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國務委員兼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副組長楊潔篪、中聯辦主任王光亞，除了重複中央對行政長官的4項標準（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及港人擁護）外，完全不回應中央是否支持或可能不委任哪位候選人的提問。王光亞並補充說，中央希望行政長官選舉依法、依規、順利進行，選出符合中央要求的行政長官。 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在解釋港區人大代表必須聲明擁護國家憲法及香港《基本港》時，表示人大代表不會因為在行政長官選舉中，不支持某位（中央屬意的）候選人而被取消資格。 有建制人士認為，上述言論不代表中央改變支持林鄭月娥成為下屆特首的立場，而只是想避免予港人中央已「欽點」她的印象。不過，對港人而言，中央官員的公開表態，比之前的「謠言」來得真實。而對建制選委而言，這些有紀錄的說話、起碼令他們於深思熟慮後，可以安心地改變提名時的決定，例如投曾俊華或胡國興一張暗票。 更重要的訊息是，沒有一位中央官員公開明言或暗示中央有可能不委任在選舉中勝出的候選人；同期間，根正苗紅的愛國人士、林鄭月娥競選辦資深顧問鄭耀棠聲稱，他看不到在今屆3位候選人當中，任何一位當選，中央會不任命。 當然，即使3位候選人都符合中央對特首的4項標準，這不等於他們在中央心中的份量相同。王光亞稱，中央關注香港特首選舉是情理中事，無可厚非；同理，中央內部討論過哪位候選人最適合當下屆特首，也是正常不過的事。假如討論的結果是林鄭月娥排名第一，這亦不會令人感到意外。 至於中聯辦曾否替林鄭月娥拉票或爭取提名，既然張曉明稱這是謠言，我認為與其爭拗舊事，不如展望未來選情。 我會根據中央對特首的4項標準，逐項分析3位候選人的優次，讓港人，特別是有資格投票的選委參考，期望後者最終作出符合自己良心及大多數港人意願的決定。 一、愛國愛港 籠統而言，這是項百分之九十九的港人都符合資格的標準；而回歸前後，在香港政府工作多年的3位候選人尤其如是。不過，既然「一國」可以分成「兩制」，愛國與愛港兩者的表現也可能有點不同。例如，去年中國與香港爭取世界盃入圍賽的足球賽事之前，傳媒乘機大做文章，追問政府高官支持哪支球隊。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認真回應，表示支持港隊打一場精采的比賽，並相信中港兩隊都會全力而赴；時任財政司司長的曾俊華則輕鬆講句：「香港人梗係撐港隊。」 在這件小事上，中央會認為林鄭月娥愛國愛港無分彼此值得嘉許，還是曾俊華率性撐港隊更能體現在「一國兩制」下愛國愛港的真精神嗎？ 再談大事。在為《基本法》23條立法事上，林鄭月娥與曾俊華在各自政綱中表達的立場非常不同，林鄭月娥表明須審慎行事，會嘗試創造有利的社會環境，但沒有提出時間表；曾俊華卻比林鄭月娥進取得多，他表示會草擬「白紙草案」進行公眾諮詢，採取「先易後難」的原則分階段立法，並以2020年完成整件事為目標。在港人普遍憂慮23條立法的情況下，曾俊華建議包含的愛國成分看來比林鄭月娥的多些。 雖然胡國興也建議為23條立法，但他提到的條件包括同時為22條立法，藉此防止中央部門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此舉被基本法委員會內地委員饒戈平質疑為僭越中央權力，但從另一個角度看，胡國興好像愛港多過愛國！ 總結一句，假如林鄭月娥和曾俊華在愛國愛港上被中央評為不相伯仲，胡國興恐怕要排後了。 二、中央信任 在3位候選人中，從來沒有與中央有公事來往的退休法官胡國興不可能是中央最信任的人。在林鄭月娥與曾俊華之間，建制派內有個說法，中央對司長的要求與對特首的不同。換句話說，中央可以放心讓某人做司長，但中央可能並不完全信任他做特首，或者認為有人的信任度或國家安全指數比他高。曾獲張德江接見的一名反佔中健將便撰文警告，假如獲得反對派支持的曾俊華勝出，他難以得到中央信任。 雖然非權威人士的說話可以不理，但在政制及佔中事上站穩國家立場、寸步不讓的林鄭月娥，在中央心中的信任程度比曾俊華高，是無庸置疑的事實。關鍵是，曾俊華拿到較低的信任分，是否足以影響中央的最後決定而已。 其他兩項我認為是較實在的標準，下文續談。 特首選舉（七）
粵港澳大灣區會否為香港帶來另一次繁榮期？
韓國憲法法院以8票贊成，0票反對，通過總統彈劾案，朴槿惠即時下台。
擔任財政司司長九年以來，所有教育局提出可以執行的措施，我全部有足夠撥款落實。
處此亂局，不但被改造的中東回教國陷入不能自救，連西方社會也告四面楚歌。
中國三十多年來，在鄧小平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路線導引下，銳意發展經濟，憑藉全球化東風的推力把被毛澤東搞得民不聊生，一窮二白的中國迅速發展為一個蒸蒸日上，日益強盛的國家。 中國在這樣背景下的發展成就盡管令人羨艷，但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尤其是到了今天，中國進入一個關鏈的發展節點。內地傳媒用不無盛世危言意味的三個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塔西佗陷阱來警示國人，前途多艱，務須加倍努力，庶幾事底於成。 三大陷阱是中國今天面對的挑戰，中國能不能越過陷阱，本文將從特別的視角進行觀察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原因 中等收入陷阱，本來不是一個非常嚴謹的概念。在香港經歷經濟起飛階段，鮮有人提及與使用。只是大約十年前中國經濟進入最高速發展的時刻，被經濟學者連同諸如劉易斯拐點一類專業術語引入，用於探究中國的經濟前途與發展路徑。從此成為內地傳媒歷久不衰的常用辭。 傳媒在使用這個術語時有諸般不同的演繹。有人把某個人均GDP比如說15000美元作為陷阱的邊界，就是說超過這一界線就算上了岸，否則就是在陷阱中爭紮。這種說法對於解釋一些資源大國，在資源牛市中暴富，旋而再跌陷阱似有些勉強。更多的作者以進入公認的富國集團比如經含組織作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這可能是比較合理的衡量方法。 不管怎樣說，公認越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富國基本都是歐美國家，這也順理成章。畢竟現代社會始於西方。除去歐美之外，現代潮流席捲世界一百多年後（中國與日本這樣的重要國家受現代潮流沖激也就百多年而己），全球只有不過十來個國家包括亞洲的日韓臻於此一行列。我們細檢這些跨越陷阱進入富國行列的國家，可以帶來很大啟示：這些國家其實非常齊一，全部是自由平等，實行民主政制與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無一例外。西班牙與葡萄牙是西歐最後兩個向這種制度轉型的國家，遲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因為佛朗哥將軍去世和發生推翻獨裁政權的政變，這兩個國家改行他們西方鄰國的制度，結果由西方最落伍的國家迅速發展，跨越陷阱，西班牙成為當年第八大工業國；葡萄牙由獨裁政權時期的人均GDP750美元的落後國家迅速發展成富裕國家。 實行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的制度為什麼能成為富國呢？這就是本欄一再指出的，它符合現代社會的腦力特點。一方面它有利開發社會的腦力資源，使所有聰明頭腦被發掘與最大限度地發揮功能；與此相聯系是另一方面，國家精英實行角色轉變，由搜刮的統治者轉變為高效的創新者與經營者。這樣國家就有高效率的經濟，從而有能力跨越陷阱。此二端在相當程度上是互為因果關係的。 那麼中國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如果中國只是一個人口規模較為普通的大國，比如說與美國相去不遠（你可以理解為如果美國有十億上下的人口），以中國今天實行的制度，也就是精英繼續擔當搜刮的統治者角色，我會作出否定的回答。中國精英應該感謝以人倫為核心的傳統文化，使炎黃衍繁了世界最多的人口。在全球化下，中國精英充當一種管工角色，在傳統帝制外加列寧主義的增益下，把十多億臣民管得服服貼貼：沒有工會，沒有有組織的罷工，自然有能力控制工薪使之極具竟爭力，中國精英的這些能力使世界很多的經濟活動尤其是製造業的經濟活動轉移到了中國。這樣下去最終將使富國變窮。中國可能就是這樣實現跨越陷阱的。這種消長趨勢是否繼續下去值得注意。 中國不可能步入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是古希臘歷史學家。根據伯羅奔尼撤戰爭雅典與斯巴達爭戰的經驗，認為新晉強權會挑戰原有強權而發生戰爭。認定新強權對舊強權的挑戰是無法避免，是謂之曰修昔底德陷阱。 那些戰略家們所說的中國面對著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隨著中國的崛起成為強權，勢必挑戰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與世界格局。這樣中美終有一戰。 本欄曾經討論過美國國家人格，認為這種國家人格的國際維度是國內維度的延伸。美國己經轉換了角色的精英放棄了通過壟斷國家權力，使用國家暴力搶奪兼併他國。在中國非常弱勢的時候，美國尚且沒有動強食之念。反而一力支持中國發展。今天中國作為世界生產基地，在相當程度上符合美國精英的利益。看不到美國有侵略中國與中國一戰的誘因。中國的緊張更多的是，美國一些對中國執政黨奉行的那套意識形態的不認同。 在現代確實有國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當年的德國就是意圖挑戰英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與格局；後來蘇聯在冷戰中與美國的對抗都有這種況味。但不是處於第二都必然意圖挑戰老大。美日之居第一第二四十有餘年，日本甘做小弟弟而相安無事。 德國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於當年的德國精英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和民族優越感。務必帶領日爾曼民族統治世界；蘇聯精英則是要以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代替美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總之是理想沖昏了頭腦。 今天的中國精英只關心一件事：永續保有他們的權力。這是和中國歷朝歷代所共有的特性。中國政權提倡民族主義是與當年德國人的民族主義截然不同的。中國精英不會像德國精英般冒著失去政權的危險帶領國人對外擴張。相反中國精英提倡的民族主義只是為了奪權與固權，從抗戰到今天都是這樣。至於蘇聯式的英特納雄奈尓，時至於今說說而己也不過是一種增加合法性的意思罷了。 因此中國幾乎肯定會規避這一陷阱的了。看看特朗普來勢洶洶馬上陪笑臉就可以推斷此言不差的了。 中國其實己墜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是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陷阱指的是一個組織包括政府當其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說假話，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都會被公眾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 中國從鴉片戰爭開始的現代轉型因為傳統的包袱太過沉重，國人嗜痂有癖，精英又不願效法西方日本同儕實行角色轉變。因此現代轉型走了大彎路，付出巨大代價。尤其是四分之一世紀的毛氏窳政，在鬥爭專政這些赤裸裸血斑斑的暴力包括語言暴力，制度暴力和真的動刀槍的暴力之下，釋放了所有人性惡。中國社會在相當程度上不再存在誠信，不再存在道德。有的只是強權，有的只是鎮壓即古人所說的以力服人者。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中國的組織哪些有公信力？啇業組織造假牟利不惜坑害消費者。食物領域的國產奶粉，地溝油。而蘇丹紅，孔雀石綠之類即便一般國家大學化學系學生也未必十分在行的化學名辭居然登堂入室，成為大眾傳媒的常用辭。政府機關或與公權力相聯系的諸如紅十字會以及國立文教衛生機構，無不以權謀利者。大家知道所有這些組織都是由沒有轉變角色的精英掌握與控制的。所以說中國精英是搜刮的統治者。 中國今天根本深深陷進塔西佗陷阱之中，其所以沒有被淹沒，中國精英其實應該感謝西方精英。他們送來技術，送來資金，送來市場，總之送來陷阱的方舟才使中國精英不致被淹沒。 結論：中國精英必須轉變角色 中國今天面對的三大陷阱歸根結柢，都是中國現代轉型未進入最關鍵的層面：精英繼續擔當搜刮的統治者角色，而沒有成為高效的創新者與經營者。這樣中國沒有最強大的創新能力與高效率的經濟體系，因為最聰明的頭腦不在這兩個領域而被吸引去了治人的官場。因此中等收入陷阱能否越過頔有疑問。即使因為人多而得到規模與聚合效應的好處，也如本文分析可能在富國因工序轉移到中國而變窮下才實現跨越，這對於人類而言並非好事。至於修昔底德陷阱，如果中國精英實現如西方精英般的角色轉變，則中國的國家人格將與西方契合，修昔底德陷阱自然消於無形。即便今天已深陷其中的塔西佗陷阱，中國精英如果放棄搜刮專政的統治者角色，轉變為高效的創新者與經營者角色，將惠澤所有社會成員：中國的、外國的。這樣社會將變得和穆。塔西佗陷阱將自動升上地面而不再存在。 實際上，不止三大陷阱，中國這個歷史攸久人口眾多的古國在現代遇到的很多問題，都會隨精英的角色轉變而得到化解。中國的前途乃至人類的前途在於精英角色的轉變！中國的精英們應該開始逐步轉變的了。
中國這65年來，脫貧世界之冠，壽命長了，薪金增了，海外遊客亦成為世界之最。
南韓的出路或許是擺脫美日，與中國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