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銀行香港分行高級經濟策略師梁志麟認為，北韓不會輕易放棄發展核武，過往亦曾出現取態反覆的情況，投資者要有心理準備此情況一旦出現，市場可能出現短期波動，必須密切關注事態，謹慎應對。
社會高齡化、人口減少、供養比率上升，是否必定要大量輸入人口？日本用的是另一種辦法。
平心而論，香港樓價狂升有很多內外因素，不能只靠政府某些行政或稅務措施便可以完全遏止。
權力再分配並不是在黨代會上完成的，而是在此前已經通過各種各樣的幕後行為完成了。
在國內，特朗普民意支持在上升，而且軍工綜合體和金融界兩大利益集團，也很給力，此外則是四面楚歌。
創新的最大敵人是權威主義、文化哲學意識形態和官僚體制。認真倒逼中國自主創新，可能（像中世紀文藝復興）倒逼單元文化生命及其專制權威體制，撼動中國調整／改造／放棄「集個體主義」。
悼念，是不會直接帶來民主的。但悼念，是人類對大是大非的事情嚴肅而深切的提點和反省，也是防止邪惡的抬頭。
香港的政黨由於沒有機會執政，所以他們最優以為之的，就是去發掘公營機構的錯失，然後發動群眾向政府問責。
特朗普不敢對北韓作出反制舉措，也不敢取消美朝峰會，實際上已跌入北韓設下的外交陷阱，進退維谷。
朝鮮的社會主義有「四大核心」，除了「主體思想」外，還包括「先軍政治」、「仁德政治」和「領袖至上」等方面。
先問大家兩個無厘頭的問題，皆因我在網上和報章頻頻見到以下句子：「高球場佔地170公頃，面積相當於整個荃灣。」
在網上的留言，有人以「愛國」和「政治回歸」之名，把方言強扯到「港獨」，揚言不可說廣府話是母語。這是紅衛兵式的恫嚇。
筆者一向支持長者就業，原因是在缺乏良好的退休金制度下，加上香港人的預期壽命是全球最長的，部分仍有工作能力的長者選擇繼續留在勞動市場工作，絕對不是壞事。
現時科威特的國有企業主宰着國家經濟命脈，不少官員擔心，如果在經濟特區重複國家主導的舊路，很難有突破。
在政治領域，90年代的「小真相」改革意義並不亞於「宏大真理」，構成了鄧小平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央政府官員的特點，是官僚的思維，凡經中央制定的政策，就必須具有權威，即不容隨意提出修改意見，但大灣區牽涉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國際聲譽，實在不容有失。
由於兩地體制不同，司法制度更有明顯差異，港人到內地或內地人到香港法院旁聽，很自然都會特別留意當地法庭的清規戒律，入境問禁，不會隨便「亂說亂動」。
移除大樹後可清楚看到，樹幹中間已變成空心，可見樹木辦及地政總署的判斷並非錯誤。
是次事件影響多達8,700萬個「臉書」用戶，教主的道歉可能導致公司幾百億美元的賠償，與他股價的收穫相比，可能得不償失。朱克伯格是位精明的企業家，難道他不知道這風險嗎？
組成香港法治的核心元素，例如司法獨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奉行普通法、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等，都在《基本法》內列明。因此，推廣《基本法》當然有必要。
2018年的俄羅斯經濟，已經淪落到三流國家的行列。普京將來的命運也不會太好，俄羅斯人民未必會接受今天這樣的局面。那麼，普京到底做錯了什麼呢？
無論從空間到時間到人民，南北韓分裂了將近70年的時間，兩個國家所走過的路，有很大差異。到底朝鮮半島的前世，如何影響南北韓的今生，且聽徐玉蘭教授娓娓道來。
法庭與學術界一樣，都是講證據的地方，指控一代人貪圖逸樂，總也要拿出證據吧？想不到隨口噏當秘笈的風氣，也會蔓延到法庭中。
我們相信制度，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這樣做，我們大不了只能維持一個最低的行為準則，而事實上，這往往只能防君子，防不了真想作惡的小人。
特朗普在給金正恩的「取消會面書」裏說，金如果改變對會面的想法，可隨時打電話給他。倘若真的通電話，兩人會說些什麼呢？
世界貿易可能從此由自由選擇變成互相威逼。處於上風的一方就威逼處於弱勢的一方接受很多不平等條件。強者就會愈強，弱者就永遠受欺負，難有翻身機會。
或許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正全力製造新一輪的國際金融危機。
我這些年在教學、寫作以至公共實踐上所作的努力，也許作用十分微薄，卻很少氣餒，因為我一開始便清楚，前面的路還很長，而且極為艱險。我只不過是做一點點鋪路除草的工作，讓後來者不要走得太吃力。
在北京的高速公路上，處處可見「初心」這兩個字的看板，我問為什麼，接機的老師說，這是十九大留下來的標語，習近平打貪，提醒共產黨黨員莫忘革命時的初心。
政府的投資有帶頭作用，起碼可以展示堅決發展創新科技的決心；然而企業不動起來，政府的科研投資只會停留在實驗室或大學的學術研究，未必可以落地成為經濟發展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