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歷史最悠久的老大帝國，是現代社會的後來者。中國傳統意識入國人之心，可謂根深柢固。中國文化，由這種文化衍生的政治制度，提倡精英應該是治人的統治者。
香港的執政者、從政者、社會精英和主流媒體似乎都頭腦混亂、行動失措和失序
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北京把提名與選委的功能也混淆了，企圖速戰速決
田北俊、石永泰、鄭基恩三位以自身經驗分享領袖所需條件。
在強勢扶持下，林鄭可望順利上馬，超越梁的689，可能的結果是過七、望八，甚至超八。
從1990年代尾期直至2016年，中共對台工作系統意外地成了允許台灣借用「中華民國」大禮服的中流砥柱。
即使稅率低，但市民要承擔高昂生活成本，香港的真正稅率其實是頗高的。
中國在全球事務上正處於領導地位，為全球管治提供中國式思考，甚至具體的中國式方案。
小國需要朋友，不能再變小；大國需要敵人，才能變更大。
世界對中國的關注源於對中國的過去、現狀和未來的分析與認知。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今天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
2030年距今不過13年時間，下任行政長官如能連任做足10年，2030年的香港將深受其施政影響。
學校與家庭教育的有機結合，三歲定了林鄭的六十。
陳：這麼說來，林鄭這些年在政府裡，可真委屈：上欠賢君，下缺能臣；英明神武，獨我一人！
花費公帑，理應為其分配和運用負責；但這不是表示隨時歡迎對院校自治權的侵犯和介入。
曾俊華參選其中一樣為人詬病的事，是他在任財政司長期間被指「年年計錯數」，大幅低估財政盈餘。
陳茂波指本年度財政預算案重心為增加社福開支及強化科創投資。
我們更應該從兩宗案件中暴露的管治問題汲取教訓，以及思考如何更好地鞏固案件彰顯的香港核心價值。
對一個在教育政策上沒有特別要求的政府來說，吳克儉局長也許會問：「我到底做錯咗啲乜？」
近年官方編撰的中共黨史著作不再提高、饒二人企圖「篡黨奪權」，也不再說二人結為「反黨聯盟」，但仍維持其犯有「分裂黨」的錯誤這一結論。這種變與不變透露出對高、饒一案的處理至今仍有棘手之處。
林鄭的教育政綱裏有一項是增加50億開支。對社會來說，這是一項好事，但對政府的預算，卻仍是一種壓力。
如果我們不在2020年之前做好，到2022年就差不多沒有機會以普選選到特首。
列根之後的白宮領導人，也早從他們的先輩領略到，為了統一中國，北京會絕對以武力奉陪到底，而且是有能力和美國軍事周旋到底的。
金正恩成為金正日接班人之後，早有報道說他兩度派人暗殺移居海外的金正男，不過都不成功。有輿論認為，金正恩始終擔心靠反對派以金正男當盾牌發動軍事政變。
中美關係既重要又捉摸不定或者更率直無忌地說是又脆弱。這是由於這種關係的基礎所決定的。
香港一隅之地，若果沒有「人和」，任憑我們有「天時」、「地利」，亦難以政通。
無論是政改或23條立法，香港參政者只看表面的政治爭執，也主要是與中央政府攻防，沒有香港在中國之內發展的主張與規劃！
1947年英國房委會的一份文件指出：「新加坡有一個世界上最糟糕的貧民窟，是文明社會的恥辱。」
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
權力理應附帶責任，泛民在選委會內的影響力增加了，問責的壓力也更大 。
林鄭連粉嶺高爾夫球場都不敢掂，看來她只是口講關心社會，心繫支持她的選委吧！
